这是一个惯于对老者远去的背影高呼一个时代终结的时代——罕见谁有信心，可以比前人做得更好。似乎谁也不曾想，去树立一个新的里程碑。若不是人越来越懂得敬畏与谦卑，便是人越来越无能了。
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西行已有一段日子。阅读《列维-斯特劳斯传》时，总是一次次联想起列维生前的唏嘘——早在上世纪80年代，他就认为，思想大师的时代已经结束。但列维本人，还是在同代人那里找到了自己的地位，这些人和他一起构建了今天生活的精神世界和制度世界。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关于人的科学蓬勃发展——暂停了世界范围内疆域上的争夺，各分支学科开始了划分势力范围的无趣游戏，并由此形成学科王国和壁垒。在斯特劳斯的观念里，先是生发了许多莫须有的学问分支，后诞生了一批不知其所是的学术词汇——“当代人所十分重视的左右两翼之分，不过是法国人发明的最后一个闹分裂的理由。”
人的命运，很大程度上是和什么样的信息相逢。从这一角度讲，生于当下世界，更为不易。“我们生活的社会日益庞大和复杂，把握那么多的变量，这是一个人连想都不敢想的。”列维-斯特劳斯认为人文科学不应四分五裂，并呼吁“整合”。传记中说，“问题在于研究什么，打算解决的问题又是什么。”中国的梁漱溟也曾言：“学问是解决问题的，真的学问解决自己的问题。”由此不难明白，那些为求证自己学问存在而展开的冲突和竞争，譬如信息爆炸时代批量生产的文字，是多么地没有意义。
斯特劳斯注意到，解剖学家、生理学家或分子生物学家，他们从来不为研究对象而争论不休。“如确有必要，某一类型的研究可以视为绝对优于其他类型的研究，这个事实可以最好地证明，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还远远够不上被称为‘科学’的资格——假定终有一天能够配得上的话。”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人类清楚望见的是，自然科学在真实地改变着人类生活的点滴，人文社科除了警惕“科学是把双刃剑”，让人叹服的建树屈指可数。
斯特劳斯改变了西方文明对其他文明的看法，但他从未声称要建立一个体系，自视为一个手艺匠，只试图解释所见所闻——他的工作动力是“尽力理解世界”。传记作者慨叹：“一个复杂的社会既然没有简单的答案，一个人能做的莫过于此。”
对日渐成为中国公众熟知名词的“公共知识分子”，斯特劳斯生前曾言，“一个知识分子不该参与过多公众事务，却应为政策的制定出谋划策。他应当发表意见，但不是对媒体，而是在专题委员会上。”这些在现实中不乏可操作性的斯特劳斯做派，与知识积累固然有关，但更多的在知识之外，是知识者的品性和勇气。
一部《列维-斯特劳斯传》，读后在我心里日渐纠结成一个“常识”——人，多么容易忽视才干和品性、勇气之间的联系有多紧密。
列维-斯特劳斯没有，所以，他成为了列维-斯特劳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