翩翩飞鸟，栖我庭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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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康定情歌》的采编者吴文季，为泉州惠安歌舞团国庆10周年汇演创作了一部舞剧《阿兰》，描写惠安女阿兰被逼嫁给了财主，不惜以死抗争的故事。乍一看，会以为是《白毛女》的缩微版。舞剧由23支乐曲组成，序歌是这样的：
大海终年滚波浪，
七只海鸥恋家乡。
徘徊悲鸣不忍去，
道是当年七女郎。
尾声是这样的：
东方红日放光彩，
七只海鸥飞起来。
海阔天高任飞舞，
千年万载不分开。
虽然掺入当年的流行词汇东方红日云云，但是它的形式却立即让人联想到诗经和汉乐府以来的比兴传统。如邶风《燕燕》《雄雉》吟唱的“燕燕于飞，下上其音。之子于归，远送于南”“雄雉于飞，泄泄其羽。我之怀矣，自诒伊阻。”或《孔雀东南飞》开篇之“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结尾之“中有双飞鸟，自名为鸳鸯”。至于人死之后，精魂不灭，化鸟来归，亦是久远的传说，蜀帝化作杜鹃，丁令威化鹤，如此种种。
当然，用以起兴的鸟儿改作了海鸥，这自然是惠安海边常见的景象，合乎诗经以眼前所见之物起兴的遗意。最值得注意的，是七只海鸥化为七女郎“千年万载不分开”的情节。中间几支曲子也在着力刻画阿兰和姊妹的情谊，不过仍很安全地掺入了当年流行语汇“你的痛苦就是千万妇女的痛苦，你的愤怒就是千万姐妹的愤怒”等等。然而，《阿兰》并非大春拯救了喜儿，也不是琼花领着姐妹们闹革命这样更合乎样板戏逻辑的结局，而是七女赴海同死阴郁的收梢。
《阿兰》的背后含着怎样的秘辛呢？清人张心泰《粤游小志》载：“广州女子多以结盟拜姊妹，名‘金兰会’。女出嫁后归宁恒不返夫家，至有未成夫妻礼，必俟同盟姊妹嫁毕，然后各返夫家。若促之过甚，则众姐妹相约自尽，此等弊习为他省所无……然此风起自顺德村落，后渐染至番禺、沙茭一带，效之则甚，即省会中亦不能免。又谓之‘拜相知’，凡妇女订交后，情好绸缪，逾于琴瑟，竟可终身不嫁，风气极坏矣。”《阿兰》提醒了我原来吾乡福建也有同样惨剧，并非张心泰断言的“此等弊习为他省所无”，只是我从不曾见过同时代文献记载。不过，惠安民风特异，女子承担了大部分种田打渔的苦作，订娃娃亲习俗风行，女子出嫁后不得离开娘家，只有屈指可数的节日可以前往婆家与丈夫相会，还要蔽面避人，直到生下孩子之后方得长住。在这样艰辛和压抑的生活里，发生类似的事件情理可想。
有机会面见词作者张玉春老先生时，我问他《阿兰》是否有现实原型。他告诉我，阿兰的故事是创作，但确实源自生活。惠安沿海少女少妇结伴跳海自杀的风气，自清代延续百余年，据他所知，直到1957年仍有发生。说到这里，老人的眼神闪出了一丝痛惜。他说，他的婶婶当年就是这样死去。我问当地人对这如何反应（我的脑中浮现的是张心泰恨恨的声音）。他有点困惑地看着我，说，家人自然是很苦的，不过她们的观念就是这样，既然是好姐妹，就要同生共死，那些惠安女集体赴海时，身上都用麻绳紧紧地互相捆住，落海后即使有人反悔也是逃不脱的。我被震撼了。这决然的反抗里包含着何等强烈的无路可走的痛苦绝望，也包含着令人心悸的愚昧和残忍。
再做了一番资料检索，一些零星记载更让我震惊。50年前，也就是《阿兰》产生的年代，在惠东小乍半岛，长住娘家的已婚妇女五百多人，自杀的竟达135人。在1989-1994年间，惠安女跳海的悲剧仍时有发生。如果有社会学和民俗学者对此作一番深入探究，不知道还有多少故事披露。
张玉春先生和吴文季先生久居乡土，熟知家乡女子的不幸命运，包含悲悯之情地创作了这部舞剧。穿越了50年的时光，《阿兰》也如同海鸥一样，翩然栖止在我的眼前，我忽然感到，诗人舒婷以《惠安女子》为题的名篇：
天生不爱倾诉苦难
并非苦难已经永远绝迹
当洞箫和琵琶在晚照中
唤醒普遍的忧伤
你把头巾一角轻轻咬在嘴里
那惠安女子的形象，太美，太轻灵。有一些苦难，还是必须倾诉，必须揭示和铭记。
《阿兰》虽然用了西洋舞剧的形式，无论从音乐或者演出形式，仍然是传统的，比如采用了民间戏曲的吹打曲牌，我虽然没有看过剧场版，却感到它当年的演出采用的应该是古典舞蹈的语言。我有一个想法，如果有人能将之改编为现代舞，也许对它蕴含的强烈信息，会是一种有力的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