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的有机整合是地球上人类幸福存在的根基。如今现代人类的科学(快速向大自然进军和索取)与商业霸权结盟已经摧残了生物多样性,最集中看到的是全球性的植物种群减少、重要作物和食品(如水果、蔬菜等)向有限的少数品种集中。例如,和世界上许多国家一样,中国也在走如同美国超级市场的垄断性的品种减少/集中的过程,生物-食品品种多样性的商业限制已经在中国的超级市场里呈现。
在人类受益又受害于化肥和农药的同时,人类工程大面积触动地球表面,例如水泥沟渠的普及摧毁了古老田埂栖息的无数动植物和昆虫,由此消失了人类自身生活陶冶的天然对象,以及同时消失了无数传说、崇拜(如水神崇拜)和诗歌;在农作品种减少和产量受益的同时,也无形中铲除了许多节气和民俗节日。但科学和人文、文化之需求实际上是难以互为替代的。所以今日中国民间信仰和神明“复兴”则是在提醒区域文化存在的文化整体性意义,因为现代物质社会的功利需求不是唯一的,而心理与精神需求将在急剧的社会变迁过程中经过整合而重新显现。
中国城市被动性搬迁和楼群人际的疏离感加剧动摇了家族伦理与道德传统,农村家族制度和村落之间的关系因所有制长期变动不已,以及市场经济快速冲击,而尚未找到良好的协调运作机制。
生态系统被外力打乱,本土文化退缩而人类学意义上的生态文化适应尚未呈现,中国城乡社会文化的整合的确任重而道远。
现在西化的物质、精神文化在中国的进程从二十世纪初的浮在表层,到今日西化经济、市场、城市诸系统普遍搬用至深层,从而引发的两种文化的激烈角力之时,尚未看到本国良好调动自身文化精粹的深思熟虑的设计与规划。这种文化中断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民众所栖息的传统更为严重的是,上述生态系统失调地区的问题还包括文化生存的问题,这是说,那些植被破坏、动物种群减少等情形,总是和那里人民的生计重组、心理病症,文化认同迷失,以及各种社会问题相伴随。所谓文化生存(Cultural Survival)是地球上一个族群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因其生计与文化前程受到损害,故必须想方设法保持其文化传统的权益。经常的情况是,一个文化在外部环境的干预下,人们起来维护自己的文化特征和文化认同,从而保持作为一个文化的自主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比“文化保护”(Cultural Preservation)更为积极,是一个文化挽回生计与社会颓势的自救行动,其本质就是文化的主体性的保持和发展。
因此,以人类学的观察,可以说,只有在原有的地方文化根基上的发展才是良性的、适应性的。显然,保护地方人民的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就是保护文化的主体性,就是保护中国丰富文化的主体性。
人类经验的前车之鉴是,文化替代和文化适应的前程并存,因此,那些冠以“发展”的举动将导致他文化的替代,抑或地方文化基础上的适应性发展,均取决于是否保持了文化的主体性,故须三思而后行。
学术的文化自主性由若干牵涉性因素,即全球化/美国化、科学主义、政治化和商业化、教育制度的后遗症与个人选择等构成。
中国理论专家Robert Young说:“让我们看看美国文化是否能像柏拉图那像经得住检验吧,四千年后自会见分晓。”表现了一种拭目以待的深刻的怀疑态度。
1,全球化/美国化。完全不用绕弯子,所谓今日世界的全球化基本上就是美国化的意思。这一强势中心以其杰出的科学(包括军事科学)、经济和文化成果前所未有地逸出和输出状态,深刻地影响了世界各地人民的生活。然而,越战和伊拉克现状都证明军事打击的有限性,因为它不能征服文化与族性(显然美国的人类学家也不会同意族群意志是可以压服的)。正因为如此,一个显赫的科学、经济与文化的国度,不一定能享有世界公认的文明地位。牛津大学后殖民历史学家柯文(Paul A. Cohen)早就批评这一点。
在这一背景下,来自世界强势中心美国的学术同样深入地影响了中国,其中携带着一个难以挥去的重要指标,即美国中心观,或美国中心取向,尽管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