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亲相隐，是中华法系法律文化传统孕育的一项特色法律制度。而所谓的亲亲相隐，也称为容隐制度，是指具有亲情关系的人之间，可以就对方实施的一定犯罪行为进行隐匿、拒绝作证、帮助逃跑等，而法律则对此类行为不予以处罚或者减轻处罚的制度。
关于亲亲相隐的思想，学界首推孔子。《论语·子路第十三》中记载了叶公和孔子一个对话，其大意是说:叶公对孔子说，我们中间如果有人这样行为，那就被认为是合乎正道的，即父亲偷人家羊的，而作为儿子去指证父亲。但是孔子说，我们所谓的合乎正道不同于你们，对于这件事，父子应该互相隐匿，而这才是我们所谓的正道之理。
而亲亲相隐成为法律制度始于汉朝。汉宣帝本始四年的诏书曰:“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患祸，犹蒙死而存之，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子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汉书·宣帝纪》)其大意是说:以后子女帮助父母、妻子帮助丈夫、孙子帮助祖父母掩盖犯罪事实的，一概不追究其刑事责任；父母帮助子女、丈夫帮助妻子、祖父母帮助孙子掩盖犯罪事实的，一般情况下可不负刑事责任，死刑案件则上请廷尉，由其决定是否追究首匿者罪责。而这也就是汉朝所谓的“亲亲得相首匿”。
至唐代，“亲亲相隐”形成一套全面、完备的规范体系。唐律《名例律》明确规定:“诸同居，若大功以上亲及外祖父母、外孙，若孙之妇，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为隐；部曲奴婢为主隐，皆勿论。即漏露其事及摘语消息，亦不坐。其小功以下相隐，减凡人三等。”其意思可以解释为:同居的家属，不同居的大功以上的亲属以及外祖父母、外孙，为孙之妻、丈夫的兄弟以及他们的妻子隐匿罪行的，以及奴仆为主人隐匿罪行的，一律不处罚；其他不同居的小功以下亲属，如果隐匿犯罪，则较之普通人犯罪降低三个等级对其进行减轻处罚。而唐朝的“隐”也不同于汉朝开始的“匿”，还包括泄露罪令消息、帮助逃跑、不得逼迫亲属作证以及在追捕法律适用方面给予特权等。
近代法制自《大清新刑律》到南京国民政府《中华民国刑法》及民刑诉讼法，均有一些规定(但革去了尊卑差别或不平等的重要规定)，主要体现为:在刑法上，对亲属实施藏匿人犯及湮灭证据、私放或便利脱逃、伪证及诬告、顶替自首或顶替受刑、赃物罪等情形时，则规定免除其刑或者减轻其刑；而在诉讼法上，规定了亲属拒绝作证权及不得令亲属作证，以及对尊亲属或配偶不得提起自诉。而我国台湾地区至今仍然保留此种规定。
总之，我国古代的容隐制度比较切合当时的乡土中国特点，也反映了中国社会浓厚的天人合一思想以及家国一体的观念。
但在我国现行的立法中，已将“亲亲相隐”全部否定。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规定，凡是知道案情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而凡是伪造证据、隐匿证据以及毁灭证据的，无论属于何方，必须受法律追究。尽管如此，“亲亲相隐”制度中所包含的法律与亲情的矛盾冲突并不因此而不再存在。事实上，这或许是我们人类社会将要面对的永恒主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