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年综述 |
1949-1959 壮丽的颂歌创作的嬗变 |
■ 徐庆全 |
开国大典
1949年7月2日，在毛泽东所希望的“我们应该拍掌欢迎”的“新中国航船”的桅杆露出东方地平线之际，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简称第一次
文代会）召开，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出席并讲话。此时，解放战争的炮声还在激烈震荡，即使北平周围的战事也还没有完全结束，距离开国大典还有三个月。
第一次文代会开得热烈、隆重，曾经长期被阻隔的国统区（国民党统治区）和解放区（中共领导下区域）的文学工作者“会师”，统一到了一个旗帜之下，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规定的中国文艺新方向，成为全国文艺工作的方向。
这次被誉为“当代文学的伟大开端”的大会后，从1949年至1959年十年间，文学创作延续了此前与政权紧密结合的范式，继续成为政权话语体系的“文学版”；而从另外一方面讲，“和平话语体系”毕竟与“战争话语体系”不同，因而延续中也发生了有迹可循的嬗变。
“颂歌”与战争题材的写作
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成为民族全体仰视的灯塔。在这种时代情绪影响下，作家这一独特的群体被深深感染。50年代初，前所未有的“颂歌”创作引领了文坛。
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将文学创作纳入革命话语体系下，“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成为延安作家们创作的规则。
“文艺为政治服务”，来源于“文艺从属于政治”；而“文艺从属于政治”的说法，是30年代从苏联介绍过来的理论。那时，与全国激烈的阶级形势相伴随，中共在文艺战线面临着激烈复杂的阶级斗争形势。“文艺从属于政治”这个口号，在抵制资产阶级文艺思潮、唤起民众投身民族解放洪流中，发挥了积极的影响。但在和平时期，这种提法常被狭隘地理解为文艺必须配合党的政治路线和政治运动，过分强调文艺的政治功利性质。
当时绝大多数作家对于继续强调文艺的政治功利发自内心地拥护。那时，建立政权初期的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所具有的向心力是空前的。土地改革和农村合作社唤起了亿万农民的热情，跟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十六国军队在朝鲜打得难解难分恢复了民族的自尊心……这一切，使得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政权成为民族全体仰视的灯塔。在这种时代情绪影响下，作家这一独特的群体被深深感染。
然而，共和国毕竟刚刚诞生，中国人民所期待的伟大时代、壮丽篇章的序幕刚拉开，作家为这个时代服务的作品创作必然滞后。在这样的气氛下，一些作家对新时代的讴歌，就以政治抒情诗的方式喷薄而发。在50年代初的文坛，前所未有的“颂歌”创作，引领了文坛。“颂歌”的主要内容，体现在对新政权及其领袖人物及新生的社会主义祖国的歌颂上。胡风的长诗《时间开始了》，郭沫若用古典词赋形式写出的《新华颂》等，都是采用宏大叙事的方式展现“时代的声音”，是这个时代的代表作，并构成了一个特定时代的诗歌特色。当然，并不是所有的颂歌都以“时代声音”为主题，都以宏大叙事的方式来展现。譬如，诗人臧克家在1949年底为纪念鲁迅所作的短诗《有的人》，诗中短句：“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不宏大，不华丽，但却成为流传至今的名句。
另外一些作家则把目光转向了中共领导下的革命斗争历史。歌颂革命战争，并通过描写战争来普及现代革命历史和中共党史，成为整个50年代作家文学创作中最富有生气的部分。刚刚结束不久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成了众多作家竞相反映的热门题材。袁静、孔厥的《新儿女英雄传》、孙犁的《风云初记》等一系列表现华北抗日根据地战斗生活的作品率先拉开了战争小说的序幕。此后，抗战中敌后斗争的传奇性故事受到广大作家的特别欢迎，知侠的《铁道游击队》、刘流的《烈火金刚》、冯志的《敌后武工队》、雪克的《战斗的青春》等在当时都风行一时。与抗日战争的游击题材相比，第三次国内战争题材的创作更为活跃。碧野的《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峻青的《黎明的河边》、肖平的《三月雪》、吴强的《红日》、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该书虽然是在1962年出书，但在50年代末已经在酝酿了）、曲波的《林海雪原》、玛拉沁夫的《茫茫的草原》等各种体裁的小说，都是当时引人注目的作品。
1951年朝鲜战争爆发以后，许多作家（包括来自国统区的作家）有的自愿要求去前线，有的被组织统一安排到前线体验生活。这些作家归来后，写出了一些作品。巴金写出了《生活在英雄们的中间》、《英雄的故事》、《会见彭司令员》等文章，其在60年代初发表的《团圆》改编成电影《英雄儿女》后，风靡一时；刘白羽两次赴朝，出版了通讯报告集《朝鲜在战火中前进》、《对和平宣誓》，短篇小说集《战斗的幸福》；路翎的短篇小说《洼地上的“战役”》、杨朔的《三千里江山》等关于朝鲜战场上的故事，也成为当年脍炙人口的作品。
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些曾经影响过几代人、被称之为“红色经典”的作品，因遵循“从属说”的创作准则，题材不免狭窄，创作手法单调，尤其英雄人物大多数是模式化、单一型的“高、大、全”，与严肃的创作范式相抵牾。但是，正如历史的走向充满着遗憾一样，历史走向下的文学作品也不能幸免。
讴歌农村社会主义运动
这场运动行进过程中，投身其间的作家们，当然不会有超越历史的清醒。作家们从感情上确认这是摆脱几千年来私有制度的伟大革命，不可能毫无讳饰地揭示出这场历史变动给农民带来的真实况景。
进入50年代中期后，已经走过五六年历史的共和国，虽然尚未结束百废待兴的局面，但是欣欣向荣的局面开始出现。一大批作家开始把目光转向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占全国人口80%的农村受到了作家们的关注。从50年代初期的农村合作化运动到1955年之后的农村社会主义运动，农村的变化成为震撼每个作家心灵的历史事件，作家创作的兴奋点也被充分调动起来。在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一批反映农村社会主义运动的作品横空出世。周立波的《山那边人家》、《山乡巨变》，柳青的《创业史》，赵树理的《三里湾》、《锻炼锻炼》等等，都具有研究那段历史的“文本价值”，也是印记在共和国同龄人以及四五十岁人心中挥不去的心结。
这里应当指出的是，从农村合作化运动到农村社会主义运动，党中央在指导思想上的左倾冒进，在1981年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已经进行了实事求是的评价。在这场运动行进过程中，投身其间的作家们，当然不会有超越历史的清醒。因此，在他们的作品中，所展现的主题都是拥护农村这场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作家们从感情上确认这是摆脱几千年来私有制度的伟大革命，不可能毫无讳饰地揭示出这场历史变动给农民带来的真实况景。尽管如此，这些作品至今依然有其价值。学者陈思和评论说：“这些作品虽然在创作背景上保持了强烈的时代共鸣，内容构思和人物塑造也都含有明显的政治宣传意图，但作家们凭着对农村生活的丰厚经验和美好感情，在文学创作的各个层面上或强或弱地体现出民间文化艺术的魅力，终于使作品保持了动人的创作情感和活泼的艺术魅力。”
文学创作准则的嬗变
一批青年作家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大胆干预生活，深刻反映人民内部的复杂矛盾，揭露和批判了官僚主义和其他阻碍社会主义建设的消极现象，同时显示了社会积极建构的力量。
在全国解放共产党已经成为执政党之后，和平时期与战争时期人民对文学审美情趣的差异也就凸现出来。在战争时期起过积极作用的“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在和平时期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日益强烈的时候继续沿用，必然会使文艺丰富多彩的特性陷入到单调、狭隘的境地，文艺在感染人、陶冶人、愉悦人等方面的作用也被消解。
开国之初的几年里，尽管延续延安的创作准则是文坛主流，但文艺界领导对和平时期人们对文学功能的变化，是有清醒认识的。在强调“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文艺为政治服务”口号同时，也试图强调人们对文学审美趣味的要求，以淡化或消解“二为”口号中的后者。在1953年的第二次文代会上，周扬在报告中指出：人民群众“对艺术的要求和趣味迅速提高了，他们不但要求新的文学艺术创作有足够供应他们的数量，而且还要求这些作品有适合于他们要求的水平”，意在要求文艺界人士更多地注意和平时期文学功能的变化。
1956年，在党的八大上，周扬在题为《让文学艺术在建设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发挥巨大的作用》的发言中更明确地指出：
假如说在过去，在紧张斗争环境中，有些作品即使内容比较简单，形式比较粗糙，只要它能够起一定革命的宣传作用，人们也不去苛求它；那末，现在人们就要求文艺作品更加丰富多彩。文艺的任务是通过对于现实生活的形象的描绘来帮助人认识世界，从情绪上感染人，陶冶人的性格。我们的文艺应当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人民，培养人们高尚的美感，树立新时代的美的观念。要求文艺服从政治，不是机械地规定作家写什么和怎样写，作家在作品的取材和形式上，应当有广泛的自由。离开内容去追求形式，固然是不对的，但是忽视艺术风格的优美和多样性，也会使作品的内容变得单调贫乏起来。作品的政治性应当力求和艺术性相一致。
这里，周扬不但强调了和平时期“文艺的任务”，而且出于对“文艺为政治服务”口号所带来的弊病的清醒认识，对这一口号作出了新的解释。
到了1956年至1957年春夏之交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早春时节”，“双百方针”所产生的积极、巨大的影响，使既往延续的创作准则产生了嬗变的可能性。出现了一批游离于上述延续政治创作准则两种题材之外，以揭示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矛盾的作品。这部分文学创作主要是由一批青年作家来承担，如王蒙、刘宾雁、宗璞、李国文、陆文夫、从维熙等人的小说和流沙河、邵燕祥、公刘等人的诗歌。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刘宾雁的《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李国文的《改选》等小说，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大胆干预生活，深刻反映人民内部的复杂矛盾，揭露和批判了官僚主义和其他阻碍社会主义建设的消极现象，及其政治经济体制上存在着的弊端，同时又在揭示阴暗面的过程中显示了社会积极建构的力量，流沙河的《草木篇》是以讽刺和象征的诗歌形式，体现了同样的现实战斗精神。另一批作品如陆文夫的《小巷深处》、宗璞的《红豆》等则涉及了以往的社会主义文学不敢轻易描写的爱情生活题材，揭示了人物丰富的情感世界，从而折射出时代历史的变迁。
可惜，好景不长，1957年的“反右”，这批“小荷渐露尖尖角”的文坛新秀们，几乎无一例外地被风暴所席卷，他们的作品被视为“毒草”而遭到批判，作家本人不仅失去了创作自由，而且丧失了起码的政治权利，直到二十多年之后，他们才作为“重放的鲜花”而再次开放在中国文坛。
（注：本文写作过程中参考了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复旦大学1999年版）
十年综述
60年代，无论于中国于全世界，大抵都是20世纪的一个有着永不磨灭的特殊印记的时代。好像没有哪个年代像60年代这样切近又这么遥远。饥饿，激情，沸腾，阶级战斗，上山下乡，忆苦思甜……这十年间经历了一个特殊的转折
时期，一系列政治运动使建国初期乃至这十年的前6年里较为繁荣的文学出版，逐渐黯淡并转向革命宣传。
“阶级斗争为纲”下的创作
这是当时《人民日报》报眼位置所刊登的毛主席语录：“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千万不要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在革命化的政治路线引导下，60年代人们的读书生活始终没有离开和走出斗争的圈套。
被称为60年代标志性作家的浩然，1965年出版了他的代表作、长篇小说《艳阳天》。这部作品因为其鲜明的政治路线，而成为“文革”时期影响最大的小说。关于浩然及他的这部作品，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思和有着这样的评价：浩然先生的创作开始于50年代，民间性的自发成份还相当浓厚，他的作品清新活泼，内容多写新人新事，虽然肤浅，但浅得可爱，与当时河北文坛上另一位文学新人刘结棠相映成趣。但从60年代毛泽东强调“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以来，他的创作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其标志是长篇小说《艳阳天》的出版。这部作品在“万花纷谢一时稀”的年代里能够一枝独秀绝不是偶然的幸运，而是它能够直接图解出一幅农村阶级斗争的图像：作者用“两军对阵”的二元对立的模式，写出了一个合作社在麦收以前的15天里发生的一场惊心动魄的“战争”。“敌人”的一方，不但党内外相勾结，而且与城市里的右派挂起钩来；不但思想路线上有分歧，而且还杀人闹事，萧长春之流就在这样虚构的“战争”中成了风口浪尖的英雄人物。这样的生活图像，戏剧性当然很强，但究竟是真实地反映了农村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农民的精神面貌，还是为了图解错误的政治口号而歪曲了生活真实，在经过了惨痛教训以后的今天，应该是不言而喻的。浩然先生是“文革”时期有幸可以在新华书店里陈列自己作品的作家，他的《艳阳天》在当时都是脍炙人口的流行读物，现在三四十岁一代人恐怕很难忘记这些作品给他们带来的影响。平心而论，在一片肃杀的文学空间，除了样板戏和一些拙劣图解政治的文字以外，唯一可以当作文学作品看看的合法创作大概就数浩然先生的小说了。这倒不是因为在文化专制年代里他真的“有意回避现实，决计写距离远的农业合作化时期题材”，也不是他“忠于自己的艺术良心，大胆地写人情世态和爱情纠葛”，而是因为这些作品出现在一个极不正常的文化荒芜年代里。正像在大饥荒时代里人们可吃观音土，但并不是说这种土就是食物，它不过是有充饥的功能而已。
“题材”即作品的“内容”
在中国五六十年代的文化语境中，“教育”、“教育意义”是文学生产中很重要的要害词，当时，我们的国家频繁地进行了一系列的教育运动，如“传统教育”、“革命化教育”、“共产主义教育”等，教育的主要对象是青少年，几乎每一次教育运动都是和现实政治任务相互配合的社会动员。因此，决定一部作品的成色和价值的标准，不仅看它写得如何，更看它写了什么，用当时的语言说，叫做“政治第一，质量第一”。这样，“题材”即作品的“内容”成为五六十年代文学生产的一种主要的规定性。
1961年年底，《红岩》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问世，全国所有的宣传机构几乎全行动起来，纷纷著文介绍，形成了开国以来少有的对同一部小说进行宣传的热潮。人们不约而同地将《红岩》看作“共产主义的教科书”。不到两年时间，《红岩》就多次重印，累计达400万册，至2000年《红岩》已有2版59次印刷，总发行量突破1000万册，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发行量最大的小说。实际上，即使在《红岩》的文学史地位已成定局的今天，中青社的一些老编辑还是认为《红岩》从文学上讲不是一部成熟的作品，还不到或者说还没有修改到出版的水平，还有进一步提高的余地。因而，假如当年的编辑们能够准确地预知《红岩》出版后的盛誉，他们就会把它抓得更紧，下的工夫更大。因而，《红岩》为什么会成为中国当代发行量最大的小说，这一问题在文学的语境中并不能得到有说服力的解释，只有把它放入五六十年代的知识场和话语网络中，才可能找到它的位置及其特异之处。
由于题材上的禁区，60年代一些作家们转入了历史题材的写作，出现了不少历史题材作品，这其中最具广泛影响的当属姚雪垠的《李自成》。姚雪垠是在被批斗的“逆境”中开始《李自成》的创作的，用10个月的时间“偷偷摸摸”完成了第一卷的创作，讲述了崇祯十一年冬天，农民起义运动走入了低潮，闯王李自成在潼关大战中败北，但他并没有就此气馁，克服重重困难重振雄风，并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李自成》在1963年出版后，深受好评，《百年百种优秀文学图书》中这样说道：“小说的成功，一方面是人物刻画真实细腻，性格复杂化，且都带有人情味，在当时情况下，令读者耳目一新……除作品自身因素外，还有一个历史原因是，当时国家刚刚度过三年自然灾害，全国经济正走向复兴。李自成从失败走向复兴的史实，适应了当时人们的社会心态，符合人们对未来重新充满信心的心理需求，很容易引起共鸣。”
《十万个为什么》传奇
为什么星星会眨眼睛？海水为什么是咸的？为什么鸽子能从遥远的地方飞回自己的家？“为什么”这三个字所代表的是少年儿童不竭的求知欲，自然界里千变万化的事物，吸引着每一个热情、好问的少年儿童。《十万个为什么》，这是所有中国孩子都不会陌生的书，直到今天仍是孩子们的科普读物首选，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它本身已成为一个传奇。从1961年4月开始出版算起，半个世纪的岁月里，《十万个为什么》共出5个版本，销量高达1000多万套，1亿多册。在国外，美国曾选译出版过它的部分内容，并评论“这是一部编写得较为成功的书籍”。
上世纪60年代的经济短缺和一定程度的“书荒”使少儿读物出版量增大。当时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三编室专门负责编纂少儿自然科普读物，而此前的书都薄薄的，内容简单而生硬，没什么影响，室主任王国忠考虑，能否为孩子们编写一套真正有分量的自然科学“百科”式的回答各种问题的书。这便是《十万个为什么》的缘起。
为了保证科普读物的科学性，需要对科学知识的准确性严密把关。为此，我国很多著名的学者、科学家都对这本书付出了很多心血，亲自为它撰稿、审定，把对科技事业的发展和对青少年成长的殷切希望倾注在了这套书里。在1965年《十万个为什么》修订时的审稿人名单上，是这样一些闪光的名字:李四光、竺可桢、华罗庚、茅以升、钱崇澍、苏步青……都是20世纪60年代中国科学界最负盛名的大家。
唱革命歌曲 看革命电影 送革命故事书
1968年12月，毛主席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指示，“上山下乡”运动掀起高潮，大批中国青年响应号召奔赴“广阔天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曾经在山西定襄县官庄公社插队的一位北京老知青回忆说，1969年春节当天，二十几个知青起床格外早，他们面向首都，站在毛主席像前，共同高唱《东方红》。
60年代人们脑海中拂之不去的，有着太多的记忆，虽然国家之间关系风云变幻，他们仍不免神往中国与前苏联交好时的流风余响，与50年代生人一脉相承，理想被涂抹上了一道温暖的底色。那舒缓深情的手风琴，醉人的爱情、友情，成为镶嵌60年代生人生命路途的心灵之灯。那幽静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那在冰面上一路迅跑的《三套车》，那深情的《喀秋莎》正站在峻峭的岸上，他们看着《红莓花儿开》，唱着《共青团员之歌》，想像着《光荣的旗帜在自由地飘扬》，同志们勇敢前进，相信生活变得更加美好、快乐……
那个年代，血总是热的。电影《创业》拨响了他们的心弦，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与时代水乳交融。《雷锋日记》封面那个戴着棉军帽、手握冲锋枪站在青松下的年轻人，成为多少人的偶像，一本《青春之歌》几乎被他们翻烂。而“英雄儿女”王成那句“为了胜利、向我开炮！”永远让人惊心动魄。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国兴起了一股破除旧习俗、树立革命新风尚的潮流。许多家长改变了给孩子“压岁钱”的老习俗，改送革命故事书、革命歌曲选、乒乓球拍、文具等“新事物”；春联内容也革命化了：“人民公社千家福、社会主义万载春”“忆苦思甜永远不忘共产党、展望未来更加热爱毛主席”……
| 十年综述 |
1969-1979 走过“书荒”岁月和禁锢年代 |
■本报记者 王洪波 |
1969年，“文化大革命”已进行了三年。在这一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进入高潮，大批文化人（包括出版人）被下放到“五·七干校”。自文革爆发，出版工作就受到了严重冲击，出版机构大量撤销，新书出版量大幅下降，到1969、1970年左右，共和国出版文化事业进入了最低潮的一段时期。
非常年代的出版
在那个非常年代，一切出版活动均以政治为指针。在几乎一切图书均被禁绝之后，毛泽东著作的出版则受到了无以复加的重视，创造了世界出版史上前所未有的发行纪录。据统计，1966年到1976年，全国共计出版图书91869种，印数为300.17亿册（张），其中毛泽东著作、毛泽东画像以及单张的语录、诗词达108亿册（张），占到该时期图书总印数的36%。其中，《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毛泽东著作选读》、《毛主席语录》印数分别为96486万册（24121.5万套）、8412.9万册、102749.8万册。
“革命样板戏”图书是文革中第二热的出版领域。1969年10月28日，姚文元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写信提出，《智取威虎山》的文学剧本即将在《红旗》杂志上全文发表，建议通知出版社另行出版单行本、音乐曲谱本、舞台美术设计及舞蹈程式的本子。从此，“样板戏”剧本及相关图书开始大量问世。“样板戏”图书全国究竟印了多少，其数据不得而详，恐怕也无从考据。据有关资料，仅北京地区，1970年到1972年，《红灯记》等6种“样板戏”的剧本和画册总印数就高达3115万册；而上海出版的《智取威虎山》连环画则印了500万册以上。
除此之外，当时能够一路绿灯放行的大型出版项目恐怕只剩下马列著作、鲁迅著作等少数几个了。
当然也有一些令人惊异的特例。文革前夕，章士钊研究柳宗元思想的《柳文指要》完成。在那个年代，对这种内容上属于“四旧”的书籍，别说是出版，就是保存下来也很难。然而，就是在文革中，《柳文指要》却意外地出版了。1965年6月，章士钊将《柳文指要》初稿送毛泽东审阅，得到了后者高度评价。毛泽东虽然指出该书“大问题是唯物史观问题，即主要是阶级斗争问题”，但同时也说，“此事不能求之于世界观已经固定之老先生们，故不必改动”。毛泽东甚至亲自改正文稿中的错别字，并提出了一些具体的修改意见。其后，《柳文指要》的出版尽管经历了一些周折，但在毛泽东的干预下，还是在1971年9月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共14册。在废除稿酬制度的年代，相关部门遵照周恩来的指示送给作者一万元。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时，周恩来将一部《柳文指要》作为礼物送给尼克松。
毒草·书荒·手抄本
不单大多数中外名著不能出、不能卖、不能读，而且“十七年文学”的大部分作品亦被打成“毒草”。记者看到，文革期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一本《文艺批判材料》上，将《刘志丹》、《保卫延安》、《青春之歌》、《红旗谱》、《红日》、《暴风骤雨》等60部作品都说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及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
与“毒草”联系在一起的一个词是“书荒”。当一切图书都打成了“封、资、修”的“毒草”，书店不能销售，图书馆不予借阅，家里不敢收藏，“书荒”现象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
不过事情总是这样，生活中越是缺少什么，人们就越发渴求什么。就像饥饿的人会掘地三尺找食物一样，人们挖空心思找书看。这些书中，不乏“封、资、修”的“毒草”。甚至，当时海关“走私”进来的不是什么名贵商品，而是古旧书籍。1973年底，广州海关向国家出版局反映，从香港、澳门和国外邮寄进口的古旧书籍日益增多：其中四大名著，当年春节后半个月内邮寄进口数为6909部，而10月12日至20日的9天内，就达11190部；其他如《聊斋》、《儒林外史》、《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等也有不少。
“书荒”亦催生了“手抄本”现象。没有书可买，那就抄：既抄出版过的，也抄没出版过的。后来人们统计，文革中流传较广的手抄本文学作品有300多部，其中最著名的有张扬的《第二次握手》、况浩文的《一双绣花鞋》、张宝瑞的《梅花党》以及佚名作者的《少女之心》等。
况浩文回忆说，《一双绣花鞋》原名为《在茫茫的夜色背后》，初稿完成于1958年。1964年初，珠江电影制片厂找到况浩文，请他将小说改编成了剧本，但“文革”爆发，电影没有拍成。当时在全国串联的红卫兵看到了这部作品，遂开始了第一轮传抄；后来，大批知青下乡，又开始了更大规模的第二轮传抄。《一双绣花鞋》“走红”了，作者却倒霉了：1966年到1973年，况浩文因这部小说被关了8年牛棚。直到1979年1月，这部作品才第一次变成铅字，刊于《红岩》杂志。此后，它更被拍成电影、电视连续剧。
内部书与地下阅读
1970年代特别值得关注的一个现象是内部书（更流行的名称是“黄皮书”、“灰皮书”。书上都标有“供批判用”、“供内部参考”或“内部发行”等字样）的出版。记者几年前采访人民文学出版社老编辑张福生先生了解到，“黄皮书”、“灰皮书”的出版开始于1960年代初，文革爆发后中断，1971年后逐渐恢复，并一直延续到文革结束乃至1980年代初。据张福生介绍，1960年代初，“黄皮书”每种只印大约900册，出版社有一个名单，书出版后，会按上面的单位名称和人名通知购买，这个名单是经过严格审查的。但实际上，这些“内部书”很难完全限定在“内部”，它们总会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流传出来。看看这些书名：托洛茨基的《被背叛的革命》、《“不断革命”论》、《斯大林评传》，德拉吉斯（吉拉斯）的《新阶级：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分析》，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解冻》，索尔仁尼琴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艾特马托夫的《白轮船》，克茹亚克（凯鲁亚克）的《在路上》，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不难想象，在那个精神粮食极度匮乏的年月，对喜欢阅读和思考的人们来说，这些书会具有多么大的诱惑力啊！
翻阅今天60岁左右的学者、作家的回忆文章可以发现，其中不少人都有偷读禁书和内部书的经历。他们的人生，因书而改变。
张木生曾详细回忆过他在文革时期的阅读经历。他的母亲是党内知识分子，可买到内部书，这就给他的阅读带来了很大便利。到内蒙插队时，他就带了几箱子的书。这些书包括考茨基的《取得政权的道路》，托洛茨基的《斯大林评传》、《“不断革命”论》，布罗代尔的《资本主义动力》，“西马”大家卢卡奇、马尔库塞的书，以及四卷本的《全国右派言论集》等等。通过阅读，张木生完成了自我启蒙。早在1968年，他就写出了《中国农民问题学习》，反对人民公社，提倡“三自一包”；早在1969年，他就在一场沙龙辩论中预言，“当人民自觉起来的时候，我们的国家就会出现一个达芬奇式的时代”，后来的改革开放，印证了其说法；1980年代初，他进入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跟随杜润生参与了农村改革的设计……
韩少功在《七十年代》一书中，将文革时期称为“漫长的假期”，在这个假期中，他主要做的事都与书有关。阅读灰皮书、黄皮书成了他非常难忘的记忆。像考茨基、伯恩斯坦、托洛茨基、德拉吉斯等人的著作，他都是通过皮书接触到的；而《麦田里的守望者》、《在路上》、《局外人》、《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等书，无疑极大地开阔了他的文学视野。“从后来众多作家、学者的回忆录来看，他们的青春岁月里都有‘皮书’的影子。一些观察者还把‘皮书’暗潮与后来的‘四五天安门事件’直接联系，与我的感觉大体相通。”韩少功说。
……
如果单纯钩沉那个年代的地下阅读以及各种读书小组、文艺沙龙、“民间思想群落”（朱正琳语）的活动，我们也许会恍然觉得提前来到了80年代。这就像李零所说：“80年代开花，90年代结果，什么事都酝酿于70年代。”
不过，这话恐怕是就少数人而言，并不适用于那“沉默的大多数”。1978年，当陈丹青到北京读大学，他惊讶地发现：“京城‘文革’期间竟然有诗人团伙、地下艺术家”，“他们在70年代的流传书单，江南闻所未闻”……生长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的陈丹青尚且如此，遑论生活在小城镇和乡下的人们。
告别“书荒”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打倒。和政治、经济领域一样，出版领域开始了全面的拨乱反正。在1977年12月召开的全国出版工作会议上，国家出版局明确批判了“两个估计”（出自1971年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给中央的报告，其内容为：建国以来出版界是“反革命黑线专政，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占统治地位”）。时任国家出版局党组书记的王匡表示，要把“长期压得抬不起头来的广大出版工作者解放出来”。随后，为解决“书荒”问题，国家出版局决定重印建国以来出版过的中外文学名著，最终确定的书目包括《唐诗选》、《宋词选》、《儒林外史》、《官场现形记》、《子夜》、《安娜·卡列尼娜》等35种图书。因为文革期间长期不印书，仓库里根本就没有纸，最后动用了准备印制《毛泽东选集》第六卷的储备纸，才解决了“纸荒”问题。1978年4月下旬，《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刊登了将有一批文学名著在“五一劳动节”销售的消息和详细的书目。
很多人对1978年“五一劳动节”人们排队购书的景象记忆犹新。从4月30日开始，就不断有人在书店门前聚集，并排成了一条越来越长的队伍。队伍中有一些年长的人，拿着报纸，按照书单饶有兴味地为年轻人讲解每一本书的来龙去脉，一起度过那焦灼的等待时光。5月1日清晨，京、沪、穗等地新华书店门市部前已是人山人海。书店一开门，读者蜂拥而入，甚至挤坏了书店的门窗柜台……一位读者回忆说，当时大家以为开放这些文学名著只是暂时的，所以都怀着“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的心态。——在黑屋子里禁锢久了，人们甚至不敢相信阳光会一直普照。然而，改革开放的历史列车一旦启动，就不可阻挡。“书荒”岁月一去不复返……
（本文写作过程中参考了《新中国出版五十年》、《大动乱的年代》、《七十年代》、《灰皮书，黄皮书》等图书）
十年综述
1979年，是恢复高考后第三年。这个时候有幸在大学校园读书的“天之骄子”后来被称为新三届。这批学生对一门公共课大都印象深刻。这门公共课是“中共党史”。海信集团董事长周厚健这个时候是山东大学物理系的一名学生。他
说：“老师课堂上讲的内容，过不了几天就全变了，因为又有冤假错案被平反了。”
就是在这样一种拨乱反正的氛围里，一个新的时代——中国的改革开放艰难起步了。
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历史潮流，要求人们解放思想、勇于思索、摆脱旧的思想桎梏。这一时代要求与全体中国人被压抑了十年的阅读求知需求汇聚在一起，形成了被称为“井喷”的全社会读书浪潮，从而使得阅读成为整个1980年代最为鲜明的特征。
这是思想激荡的十年，是出版人、读书人倍感幸福的十年。
在80年代的前五年，无论是数理化自学教材，还是古今文学名著，或者其他各种体裁的读物，只要出版便会有数万册的发行量。倘一本书新华书店征订回来，订数只有一两万册，编辑便会叫苦：“怎么订数这么少。”
对于刚刚过去的文革的反思、对于改革开放新的道路的探索，使得这一时期的人文思想著作出版与阅读风生水起，波澜壮阔。
“人的解放”成为80年代初期最为响亮的声音。“人性论”、“人道主义”在各种思想交流场合都是最热闹的话题。戴厚英的《人啊人》、甘阳翻译的卡西尔的《人论》都成了阅读热点。美学图书由此广受欢迎并进而形成了知识界、文化界的“美学热”。李泽厚的《美的历程》成为这一美学热的标志性图书。
另外，这一时期中国出版业开始大规模地翻译出版国外学术著作。除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外，还有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金观涛等人主编的《走向未来》丛书、三联书店出版的甘阳等编的《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华夏出版社出版的《现代文化》丛书等。这可以算是五四以后最大规模的一次翻译出版西方学术著书的行动。20世纪西方各种社会思潮一股脑地进入中国，像尼采的《悲剧的诞生》、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萨特的《存在与虚无》、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本雅明的《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等都在这一时代的阅读中留下深深印迹。特别是萨特的存在主义思想在青年学生中影响尤其突出。
现在看来，从“人的解放”到“美学热”，再到后来的“文化热”，持续了将近十年的思想碰撞与交锋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刻变革背景下发生的。恢复高考后进入大学的一批青年在80年代陆续毕业走上社会，他们成为改革开放事业最为坚定的支持者和鼓吹者。改革开放事业所必须的探索精神、破冰的勇气造就了这一代青年、造就了80年代中国人的不平淡的人生经历。在改革开放30年时，李泽厚接受媒体采访时认为：“总起来说，美学充当了思想解放运动的重要一翼，或者说发挥了思想启蒙的作用。思想启蒙没有满足于对‘文化大革命’历史悲剧的简单清算，而是向着民族的历史与文化的深处挖掘，结果形成了‘文化热’。”
这期间出版的几套影响较大的丛书，多是由社科院和高校青年学人参与翻译。这批青年学人也由此开始登上学界舞台。
在人文思想图书出版与阅读中，从80年代中期开始，武侠小说与言情小说开辟了大众流行阅读的方向。其代表性作家金庸、梁羽生、古龙、琼瑶的大名广为人知。
这批作家基本来自香港、台湾。他们的作品在内地的出版情况极为复杂。尽管武侠与言情的阅读热潮是从80年代中期彰显的，但是金庸的武侠小说却在80年代初即进入内地，只是大多以盗版的方式出现，这也使得武侠小说最初的阅读处于一种半地下状态。尽管金庸和琼瑶的小说其人文艺术价值受到了文学评论界的质疑，但是读者的选择让这种质疑毫无力量。随着多家出版社的争相出版，“男读金庸、女读琼瑶”的场面出现了。金庸的作品受到了从大学教授、文化名流到普通公众的一致喜爱。在很多机关单位的图书室里，书架上摆放着各种版本的《射雕》三部曲、《天龙八部》、《鹿鼎记》等，其中很多都是盗版的，而这些书往往是品相残损，一眼便知借阅率是最高的。很多人都有过一个通宵读完《射雕英雄传》或者《笑傲江湖》的经历。而且金庸的小说也并非男性独爱，很多女读者也痴迷不已。武侠小说与言情小说的风靡，应该有其阅读史上的意义。它不但大规模地普及了阅读，使阅读不再只是精英阶层的专利，而且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赋予了读书以消遣性和休闲性。在随后而来的希尔顿和松本清张的小说，令大众流行阅读成为图书市场的一个新的方向。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中国出版业的管理、运营也在不断变化。在1980年代初期，图书的定价、稿酬的支付均是按照规定执行的。图书每个印张定价最高不超过1毛钱，教材每个印张的定价不超过7分钱。当然，那时普通中国人的月收入不过是几十块钱。1980年，国家出版局制订“关于书籍稿酬的暂行规定”，著作稿每千字为3-10元，翻译稿每千字为1-7元，印数稿酬按万册计算。1984年，文化部颁发《书籍稿酬试行规定》，基本稿酬由1980年的每千字3-10元提高到6-20元，翻译稿酬由2-7元，提高到4-14元。
就在1984年，中国的城市改革开始了。纸张的价格上涨很快驱使图书定价超出了规定限制。由金庸小说开始进入市场的书商出现了，稿酬的支付也因市场的因素而急剧变化。
1987年，新闻出版署成立。这是一个标志，新闻出版事业的管理、改革、发展将因此而更加深入。
今天我们耳熟能详的许多出版界名词在这个时候还很陌生。比如版权交易，那时中国还未加入知识产权公约。吴呵融在1988年的时候是广西出版总社对外合作处的处长。这一年的秋天，到北欧访问时，她与瑞典一家出版社谈定了一项版权合作，那是广西美术出版社的一本西游记故事连环画。当时的版权费是600美元。这也是吴呵融第一次从事版权贸易。原作的中文书名叫《偷吃人参果》。瑞典人觉得“偷吃”不文明，便改成了《复活人参果》。吴呵融说：在那个时候我们的版权贸易是不自觉的。这方面的意识很淡薄。几年以后，吴呵融做了广西万达版权代理中心主任。
令人印象深刻的1980阅读时代渐渐远去。以“丛书编委会”方式组织翻译出版的一批青年学人各有所踪，他们走向了更广阔的舞台。在市场中尝到甜头的第一代的书商因其先天文化素质的欠缺而大浪淘沙、风流已逝，这方天地的后来者有着更高的素养，他们将构造民营书业的广阔未来。
总体看来，1980年代是一个让读书人留恋不已的阅读时代。在后来的日子里，我们看到了亲历者描述这一时代的无数佳词“浪漫”、“激情”、“激动人心”等等。在忧心“国民阅读率不断下降”的今天，1980年代的阅读生活益加令人向往，宛如天堂。这一“经典时刻”的出现，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是改革开放的需要为阅读求知、思想碰撞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今天看来，一代人付出的艰辛、努力足堪自豪。经过十年波澜起伏的观念冲突、思想碰撞，改革开放渐成全社会各阶层的共识，这一历史进程不可逆转。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出版人、读书人以自己的方式参与了这一进程并做出了贡献。
| 十年综述 |
1989-1999 大众文化全球狂欢的前夜 |
■韩晓东 |
1992年，深圳最早出现的邓小平像。
1990年代注定要成为中国的转型年代。
1989年东欧剧变，1991年苏联、“华约”解体，整个世界从持续40余年的
二元对立的冷战思维中醒转，经济全球化的急剧扩张开始萌动。
中国经过了短暂的迷惘与选择，终于在1992年使得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成为共识，在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商品经济大潮席卷而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有力地从意识形态落实到人们的经济行为和生活内容中。刚刚从崔健“一无所有”的呐喊里走出来的中国人还没来得及产生抵抗力，便一头栽进消费主导的物欲时代。商品消费逐渐成为人们主要的生活形式，流行文化呼啸而来，时装、广告、流行歌曲不仅深入人的日常生活，而且成为亿万人形成自己道德和伦理观念的主要资源。
电视机迅速在内地普及，1990年，中国内地已拥有1.6亿台电视机，电视观众人数达到8亿。在这一年，中国第一部室内剧《渴望》诞生，一时间，“举国皆哀刘慧芳，万众皆骂王沪生”。同年，另一部电视剧《围城》同样大出风头，使得“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这句话为人们所熟知。
《编辑部的故事》、《北京人在纽约》、《我爱我家》……一部部电视剧结伴而来，共同培养起一种晚饭后围坐电视机前的生活方式，“大宝”，就“天天见”了。
罗大佑唱响《恋曲1990》，“四大天王”带来了流行一时的“蘑菇头”，郑智化的“水手”一遍又一遍地经历风雨，“村里那个姑娘”终于突破港台歌手的重围，老狼开始在校园里游荡……卡拉OK在1991年传至中国内地，起初还被看做是不健康的娱乐方式，但不久之后便卡拉永远OK。
香港电影步入黄金年代，徐克开拍“黄飞鸿”系列，王晶继续着“赌神”传说，小马哥“纵横四海”，成龙讲起“警察故事”，周星驰开始制造票房奇迹，但还没有成为“星爷”……遍布城市角落的阴暗的录像厅，接纳着过剩的荷尔蒙。
文革后出生的孩子们进入青春期，他们告别了魂斗罗、超级玛丽、圣斗士星矢和变形金刚，日记本上除了四大天王的贴画，又开始偷偷出现汪国真的诗抄：“要输就输给追求，要嫁就嫁给幸福”，这种主题积极向上、量化的哲理词句，貌似要解决无数个少年维特的烦恼，《年轻的潮》因此一版再版。
三毛在1991年选择自杀，但她编织的撒哈拉的童话则继续被传唱，金庸奠定了武林盟主的地位，王朔一边耍贫嘴一边海捞钱，余秋雨的书据说被普遍装进了性工作者的坤包，琼瑶还没有变成“阿姨”，还在为少男少女编织一帘又一帘幽梦……
通俗文学在狂欢，纯文学似乎也未败落，“陕军东征”开始了，陈忠实要在《白鹿原》上讲述一个民族的秘史，贾平凹的《废都》禁而不绝，客观壮大了盗版事业……甚至出版10年不温不火的《围城》，也借助电视剧的影响力跻身畅销书行列。这些热闹景象，暂时遮蔽了中国图书出版产业的调整徘徊，“国学热”所带动的一批国学图书的集中出版，也成为一时亮点。
实际上，中国图书出版产业的调整早于1980年代中期就已开始，根据统计，1986年中国图书出版总印数和总印张同时出现了大幅下降，以后虽有所回升，但直至1993年，这两个数字始终未超过1985年的最高点（66.73亿、282.75亿）。电视、电影、报纸、流行音乐，“快餐文化”渐成主流，吞噬着书籍曾经占有的精神阵地。图书的商品属性日益得到还原，“群众喜闻乐见的，才是我们愿意奉献的”，成了一批书商的致富圣经。中国图书出版产业从以前的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型，这一步，出版社走了9年（《中国出版产业论稿》，陈昕，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
而在相同时期，“民营书商”与“二渠道”浮出水面，一个个主要依靠剪刀加浆糊的拼凑、不支付版权费、偷税漏税低成本运作而一夜暴富的神话，刺激着更多的人和资金进入这个领域，早期的通俗文学读物和生活实用图书，有相当一部分出自“民营书商”的操作，他们部分完成了中国图书市场化开发的先期开拓。
1994年，中国内地书价继1985年之后又一次普涨。这次涨价由纸张价格大幅度上升引起，但纸价在1996年又回复到涨价前的水平，以后也一直保持。如此一来，中国图书出版产业的利润水平大幅度提高，现金流量迅速增长，这为书业的起飞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中国宏观经济持续向好的背景下，图书出版产业改革逐步推进，书业迎来新的增长阶段。也是在此前后，曾经活跃在中国政治生活和学术领域中的精英人物开始介入书业，北京有刘苏里与甘琦开办万圣书园、王炜的风入松，上海有严博非的季风，以及广州的博尔赫斯、学而优，贵州西西弗，长春学人，福建晓风等一批社科学术书店在各地风起云涌，加上席殊书屋的连锁扩张，长沙黄泥街、北京的海淀图书城与金台路等大型图书批发市场的不断发展和成熟，广州购书中心、上海书城、北京图书大厦等超级书店拔地而起，“一主三多一少”（以新华书店为主体，组成多种经济成分，多条流通渠道，多种购销形式，少流转环节的图书发行网络）的图书批销零售网络逐渐完备，图书细分零售市场格局逐步成型。
1989年的时局动荡与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开展，知识分子群体开始分化，1980年代的风云人物李泽厚概括说“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但是90年代仍然能让他们汇聚在一个平台之上，围绕一个议题展开大讨论。1993-1995年间爆发的“人文精神”大讨论，也许是泛称的“人文知识分子”的最后一次自发集体亮相。自此大家各奔东西，分别沉潜到各自的专业当中。在以后的媒介话语权力角逐中，经济学家渐占上风，社会偶像也从知识精英变成了资本英雄。
“人文精神”大讨论最先从1993年夏天的《上海文学》开始，然后是次年春天北京的《读书》杂志上陆续登载了6篇对话，再后来《光明日报》、《文汇报》开辟了专栏，大讨论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蔓延。部分学者提倡一种关怀人在世界存在的基本意义，不断在自己内心培植和发展价值追求，并且努力在生活中实践这个追求的精神（即“人文精神”）。批评者则说，中国正在进入后现代社会，这个时候提倡对生存意义的关注，强调知识分子的批判作用，是犯了一种启蒙的毛病。
大讨论凸现了当时人们对于未来的不同的思考和观察，尽管在整体上不够深入，但在客观上却成为当代社会思想史的一个重要的标志。
《顾准文集》、《陈寅恪的最后20年》在这一时期出现和被热读。王小波这个始终清醒的独立的智性而又有趣的“另类”，终于以其在杂文和小说中展现出的非凡魅力，引起圈内和圈外人的关注，生命却即将结束。
1997年，汪晖在《天涯》发表《中国当代思想界状况与现代性问题》。引发思想界关于现代性大讨论。此后不久，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左右之争渐入高潮，并跨越世纪之交。但是这些理论辩论在社会实践中产生的反响，至少从表面上看，已经越来越弱。
1990年代的另一场思潮，是从学界扩散到民众中的。1994年前后，由译介萨义德的“东方主义”引起的警惕“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学说开始盛行，对外开放带来的数以千亿计的外国资本和外国商品大举“入侵”，国有企业改革造成的职工失业和“下岗”潮，也让民族主义情绪在民众中滋生泛滥。怀旧的风潮开始席卷大江南北，新一轮的“毛泽东热”风靡一时、李玲玉翻唱的“红色歌曲”回响在每一座城市的街头……1996年，一部由书商运作出来的以赢利为目的的《中国可以说“不”》迅即刮起“说不”风，一种畅销书运作机制也在暗暗生成。
1990年代中后期，是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社会发展最迅速的时期，图书作为精神文化产品，与转型期社会的价值冲突和文化选择构成前所未有的互动关系。读者阅读价值的取向分化不可阻挡，精神文化产品的生产体系向市场妥协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出版品种实现爆炸式增长，一方面单品种销量快速萎缩，预示了一个分众、多元阅读格局的形成。都市书写、身体写作、村上春树热、米兰·昆德拉热、蔡志忠热、《格调》……中国的图书出版人在迎合市场口味的同时，也开始有意识地培育市场口味。
同时期的流行文化领域，可供大众消费的文化产品更加丰富，1995年，国外进口分账电影成批进入中国内地，施瓦辛格玩弄世界军备于股掌的范儿，让内地观众见识了什么是“大制作”，“大片”一名不胫而走。冯小刚在1997年打响了国产贺岁电影第一枪，次年，“小燕子”扮疯扮傻，《泰坦尼克号》浩荡驶来，乔丹投出世纪绝杀……
“70后”长大成人，这些先天接受消费文化就毫无障碍的年轻人，开始成为消费的主力。
1999年，中国加入“世贸”，新浪、搜狐获风投，中华网登陆纳斯达克。当HIP-POP刮起热潮，当QQ拉近你我，当“爱一个人需要理由吗”终成经典，当痞子蔡和他的轻舞飞扬“第一次的亲密接触”，互联网开始颠覆世界。理想主义的最后一抹霞光就要隐去，转型年代的过渡使命也将完成，一个更加开放、多元，既强调共享又张扬个性的新时代即将来临，大众文化全球狂欢的时代也要降临。
| 十年综述 |
1999-2009 网络时代的多元化阅读 |
■本报记者 丁杨 |
1999年萦绕在全世界的世纪末情绪随着2000年的到来渐渐散尽，新千年的开始意味着太多尚不明确的可能，有悬念也就有希望。
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第三个十年，市场经济带来的变化深入到社会生活各个层面，国民经济诸多领域已乘着市场化的东风向全球化轨道奔去，而图书出版业的蜕变似乎才刚刚起步。新世纪的中国人
在精神生活上有了更多选择，不再像改革开放之初那样对思想文化精神食粮如饥似渴，坊间的图书越出越多，阅读的取向更多元，读书的目的更务实，与此相伴的是全民阅读率的连年走低，读书仍是不可或缺，却已没那么重要。及至互联网迅速普及，它以远远超过人们想象力的方式进一步改变了生活，也潜移默化地改变了阅读的方式甚至拓展了“书”的意涵。
读图时代 传记升温
1996年末，山东画报出版社推出第一辑《老照片》时为了承载对上个世纪的怀念情愫，不想这个系列一直出到最新的第65辑，掀起书业界和读者长久的怀旧热潮，《老房子》、《老城市》纷至沓来。文字与历史的力量不容小觑，如若辅以相得益彰的图片，图文并茂的方式更是引发连绵十年蔓延至今的所谓出版的“读图时代”。
这个“时代”不止提供《老照片》的追念和反思，也不止捧出《黑镜头》、《红镜头》对新闻瞬间的定格，也带来放松和心灵慰藉。以前阅读是为了受教育，为了陶冶情操，这些年经济发展了，生活节奏加快了，物质条件的改善伴随着精神压力的增大，于是很多让人放松身心的读物大行其道。来自台湾的幾米以《向左走向右走》、《地下铁》等画面温馨又伤感的绘本作品轻易俘获众多内地读者忙碌浮躁的心，同样来自台湾的漫画家朱德庸则用辛辣调侃的笔触画出现代都市男女的种种荒唐、无奈，《双响炮》击中的岂止婚姻那么简单。安抚心灵、放松情绪的功效之外，人们对图书还有越来越强的实用性要求，渴望利用阅读来充电进而提升自己的职业竞争力，这直接带动《谁动了我的奶酪》、《富爸爸穷爸爸》等财商、励志读物的大量涌现。经济过热，投资理财成为群众生活中的新内容，于是更具体、专业、富实战意义的财经图书顺理成章地摆满书店。应该承认，这样的阅读较之80年代的思想解放与90年代的审慎反省，显然流于轻浅，相对于以人群规模计的阅读潮流而言，这种浅阅读愈演愈烈。贯穿十年来的图书出版热点，从幾米作品而起的绘本热到励志读物热，无不体现着流行文化对图书销量的巨大推动力和从众心理牵着读者走的可观惯性。
与80年代的王朔和90年代的王小波相比，新世纪的十年很难拣选出与前二者的公众影响力相提并论的“文化英雄”，哪怕他们不乏争议。风行一时的余秋雨、于丹固然带动了行走文学、电视说国学的风气，随后以曝光、新闻堆砌的形象更像是为读者和媒体提供谈资的娱乐人物。这些年来，无论是个人还是图书都像身处烽烟四起诸侯割据的战国时代，早不是一个人一本书就能影响一代人的时候了，倒是一波接一波由诸多人物、图书构成的热潮异常耀目。
除开前文提到的怀旧图文书、绘本、励志读物长热不衰之外，回忆录、口述历史在此间的图书市场上亦占得一席之地。“口述历史”系列、《舒芜口述自传》、《长河孤旅》、《我们仨》、《上学记》、《李宗仁回忆录》等相关图书在获得不错的市场反响后也成为学界、媒体推荐书单上的常客。非虚构永远有其真实的力量，这些图书或因作者的切身经历或因传主身份的特别而引人关注，如果其中有些不为人知、首次披露的猛料，这些猛料又恰好折射出某个年代某些人的情况，则更具史料价值和可读性。
文学边缘 国学走俏
纪实、传记类读物大行其道，曾经风光无限的长篇小说、报告文学却正在退出阅读的中心，以日渐边缘的方式回到它本应处在的位置。虽然这十年依旧不乏《无字》、《秦腔》、《空山》这样为评论界、读者喜闻乐见的文学作品，但当年《林海雪原》、《红岩》、《李自成》、《平凡的世界》所产生的轰动效应再难重现在一部长篇小说上，这与文学界创作力量的变化有关，更与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精神寄托多元化有关。文学已渐失激励人心、排遣苦闷、开阔眼界、寄托心灵的功能。
与原创文学图书相比，引进出版的海外文学作品十年来屡创口碑和销量的佳绩。当然不能不提在全球范围内创造“传奇”的《哈利·波特》系列，事实上，从200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引进第一本《哈利·波特与魔法石》开始，这部作品不仅每隔一两年为人文社的总码洋添上大大一笔，也总会搅动得当年的文学图书市场看涨。昆德拉和村上春树、杜拉斯是引进文学图书中最富象征意义、市场潜力的符号，他们的作品和几乎每年一热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作品一道构成引进文学作品的“主旋律”。当然，全球化时代的地球像个村落，出版也因此缩短海内外的时空距离，那边帕慕克刚获诺奖，这边帕著中译本已经接连不断出了一摞，除了诺奖，中国出版人对英国的布克奖、法国的龚古尔奖等也保持足够关注，哪怕未必都有市场效应，先买了版权再说。畅销读物更加全球同步（或曰准同步），最近比较让中国出版人、读者心痒的莫过于丹·布朗和村上春树的新书，前者中文版尘埃落定，出版方只等着新书上架大赚一笔，后者则江湖传说纷纭，到底在哪家出还不确定。写到这里有必要提及如今中国读者有很多机会缩短和外国读者阅读同一部作品的时间跨度──引进海外图书的力度加大，引进范围更广，引进的速度也越来越快。当然，翻译质量参差不齐似乎与此相伴而来，这个话题不在此文展开之列。
经济的快速发展、国际交流的频繁使得国人反而重新回头审视、重拾传统文化，希图从儒家经典寻找思想根基、做人做事的道理，持续若干年至今温度不降的“国学热”就此应运而生。与此相伴的自然少不了陆续问世的以通俗方式阐释国学、传统文化、中国历史的图书，以央视“百家讲坛”栏目催生的阎崇年、易中天、于丹、钱文忠等主讲人的走红及其衍生图书的热销最能说明问题。
“百家讲坛”图书一举成为近年图书界的市场热点。其成功原因不外乎主讲人娓娓道来极富可听性的表达以及普通读者对所讲主题的兴趣，当然电视这一现代传媒方式的强势推广也功不可没。在这一波持续不衰的国学热中，像北大教授李零这样不靠电视露脸，只凭学问扎实、文章好看为读者青睐的作者亦不乏其人，他的《丧家狗：我读〈论语〉》引发不同观点的学者激烈讨论，也有极佳的市场反响。
与电视说“国学”相映成趣的是近年火爆书市的“草根写史”热潮，所谓草根，是与专业从事历史研究的专家学者相对应的民间通俗历史读物写手，如在深圳从事资本市场运作的赫连勃勃大王，其《隐蔽的历史》、《历史的人性》、《华丽血时代》等写史作品不仅为其吸引了大批读者，也引起历史学界的关注，而供职于某海关的公务员当年明月凭借七卷本的《明朝那些事儿》成为草根写史的最大赢家。电视讲国学也好，草根写史也罢，这些热潮的产生充分说明公众对传统文化、中国历史的兴趣。
网络是柄双刃剑
如果从痞子蔡发表《第一次的亲密接触》作为网络文学的“元年”，至今已逾十年，今天回头去读这部作品或许不觉怎样，但十年来网络对这个世界对人们生活的影响，特别是对阅读的方式和内容的影响却大大超出我们最初的想象。
不可否认，网络最容易俘获人的便是其海量的信息量与随时的互动性，“发表”与“评论”不再是一种小众的权利。这难免产生大量的泡沫可也滋养出相当的硕果。越来越多人将一部分阅读时间分在网上，这个时间比例日渐增大，大有取而代之传统纸质阅读的趋向。而网上有潜力的作品，也常常被出版人发现，以图书的方式出版并在现实世界取得另一重影响力，近年来多位极富人气的作者（如萨苏），多部叫座的图书（如《诛仙》、《藏地密码》）便源自网络，很有一批出版社的组稿、策划编辑整日趴在人气火爆的若干原创文学网站或论坛上找选题，网上的互动性、人气是出版社对作品水准和市场预期的很好参考。与此同时，很多传统作家也开始触网，把作品贴在网上让更多读者分享，或者开博客与网友随时交流，这是纸质图书无法做到的。
网络在丰富人们的信息和阅读方式的同时也在“蚕食”纸质图书的读者群与发展空间。这种冲击以网络书店对实体书店的影响最为立竿见影，“电子书”的出现似乎更加快纸质书退出历史舞台的趋势。这个时间有多长无从预计，不管阅读的方式怎样，在这个世纪即将迈入下一个十年之际，在人类社会更远的未来，陶冶性情、充实精神世界的精神食粮永远有其不可或缺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