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综述 |
1949-1959 壮丽的颂歌创作的嬗变 |
■ 徐庆全 |
开国大典
1949年7月2日,在毛泽东所希望的“我们应该拍掌欢迎”的“新中国航船”的桅杆露出东方地平线之际,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简称第一次
文代会)召开,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出席并讲话。此时,解放战争的炮声还在激烈震荡,即使北平周围的战事也还没有完全结束,距离开国大典还有三个月。
第一次文代会开得热烈、隆重,曾经长期被阻隔的国统区(国民党统治区)和解放区(中共领导下区域)的文学工作者“会师”,统一到了一个旗帜之下,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规定的中国文艺新方向,成为全国文艺工作的方向。
这次被誉为“当代文学的伟大开端”的大会后,从1949年至1959年十年间,文学创作延续了此前与政权紧密结合的范式,继续成为政权话语体系的“文学版”;而从另外一方面讲,“和平话语体系”毕竟与“战争话语体系”不同,因而延续中也发生了有迹可循的嬗变。
“颂歌”与战争题材的写作
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成为民族全体仰视的灯塔。在这种时代情绪影响下,作家这一独特的群体被深深感染。50年代初,前所未有的“颂歌”创作引领了文坛。
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将文学创作纳入革命话语体系下,“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成为延安作家们创作的规则。
“文艺为政治服务”,来源于“文艺从属于政治”;而“文艺从属于政治”的说法,是30年代从苏联介绍过来的理论。那时,与全国激烈的阶级形势相伴随,中共在文艺战线面临着激烈复杂的阶级斗争形势。“文艺从属于政治”这个口号,在抵制资产阶级文艺思潮、唤起民众投身民族解放洪流中,发挥了积极的影响。但在和平时期,这种提法常被狭隘地理解为文艺必须配合党的政治路线和政治运动,过分强调文艺的政治功利性质。
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十六国军队在朝鲜打得难解难分恢复了民族的自尊心……这一切,使得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政权成为民族全体仰视的灯塔。在这种时代情绪影响下,作家这一独特的群体被深深感染。
当时绝大多数作家对于继续强调文艺的政治功利发自内心地拥护。那时,建立政权初期的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所具有的向心力是空前的。土地改革和农村合作社唤起了亿万农民的热情,跟以社会主义祖国的歌颂上。胡风的长诗《时间开始了》,郭沫若用古典词赋形式写出的《新华颂》等,都是采用宏大叙事的方式展现“时代的声音”,是这个时代的代表作,并构成了一个特定时代的诗歌特色。当然,并不是所有的颂歌都以“时代声音”为主题,都以宏大叙事的方式来展现。譬如,诗人臧克家在1949年底为纪念鲁迅所作的短诗《有的人》,诗中短句:“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不宏大,不华丽,但却成为流传至今的名句。
然而,共和国毕竟刚刚诞生,中国人民所期待的伟大时代、壮丽篇章的序幕刚拉开,作家为这个时代服务的作品创作必然滞后。在这样的气氛下,一些作家对新时代的讴歌,就以政治抒情诗的方式喷薄而发。在50年代初的文坛,前所未有的“颂歌”创作,引领了文坛。“颂歌”的主要内容,体现在对新政权及其领袖人物及新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