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写中国文学史，是二十世纪来学者们一直很重视的工作。一般地说，文学史的编撰应分两步走：第一步是对作家作品的编年及考证，梳理甄别文学基本资料；第二步是对作家作品的研究、概括与总结，寻出文学发展规律。第一步是第二步的基础，第二步是第一步的升华。而在整个中国文学史的编撰中，秦汉文学史的撰写可谓是其中一个难点。其难不仅仅在于文献的阙失，更在于学术界对这一时期的“文”、“文学家”和“文学作品”等概念的界定缺乏统一标准。近期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刘跃进先生的《秦汉文学编年史》（下简称《编年史》），在对秦汉文学史料进行广泛搜集、探赜索隐，对秦汉文学发展给予全面纵向梳理的同时，对此期的“文”、“文学家”和“文学作品”等概念作出了自己的阐释。材料详实、考证有据、视域开阔，对今后文学史编撰有重要参考价值。
研读此书，笔者认为，它主要呈现出以下四个特点：
第一，填补空白，夯实基础。
此前，在秦汉文学史料的编年方面，曾有学者倾注心力，并取得了一定成绩，如，陆侃如先生的《中古文学系年》（下简称《系年》）对汉宣帝甘露元年（前53年）以后的作家作品与文学活动作了编年；康金声先生《汉赋年表》（《汉赋纵横》附录）、刘斯翰先生《汉赋大事年表》（《汉赋：唯美主义之潮》附录），专门对汉赋作家作品进行编年；傅春明先生《东方朔生平大事记》（《东方朔作品辑注》附录）、郑鹤声先生《司马迁年谱》，孙文青先生《张衡年谱》等，则是就个别作家的文学活动及作品作了编年。其中，以陆先生《系年》最全面系统。但是，由于陆先生的“中古”系指“公元一至五、六世纪”，故对汉宣帝甘露元年（前53年）至汉哀帝元寿二年（前1年）之间扬雄、刘歆和桓谭的文学活动只作粗略系年，而对秦至甘露元年的文学情况付之缺如。康金声等人的著作只是对个别作家和文体的粗略编年。因此，学术界在秦代文学史料的完整编年方面尚属空白，刘先生的《编年史》的出版，具有填补空白意义。其首创之功不仅对秦汉文学史编年有导夫先路的作用，而且对秦汉文学史研究有夯实基础的重要价值。
第二，尊重事实，勾画原貌。
刘先生在《编年史·导论》中提出：文学史研究“最基础性的工作当然是回归原典，即根据秦汉文学史的实际，尽可能地勾画出当时的文学风貌、文体特征及文学思想的演变过程”，在此思想指导下撰成的这部新著，也因此呈现出回归秦汉文学原典，尊重秦汉文学历史、客观求实的重要特征。通过此书，读者可以纵览秦汉文学的发展原貌。
撰写文学编年史，必先明确所要编年的对象，这就关涉到对“文”、“文学家”和“文学作品”的内涵与外延的界定问题。但自20世纪初林传甲先生编撰国内第一部文学史至今，学术界对秦汉文学的“文”、“文学家”和“文学作品”的看法亦几乎于人各不相同，迄无定论。如，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文学史教研室于1957年编写的《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仅收入辞赋、史传、诗歌等三大类作品，而把史传之外的应用散文排斥在外。这样的资料收入体现出的文学观念，与刘大白先生所持的“只有诗篇、小说、戏剧，才可称为文学”（《中国文学史》）的观念颇为一致。这种看法，显然是以现代人的纯文学观念去衡量古人，与汉代人及其稍后的魏晋六朝文学史家的文学观念相去甚远。
汉代人眼里的“文”、“文学家”与“文学作品”的内涵与外延是比较宽泛的。汉武帝曾说：“方今公孙丞相、兒大夫、董仲舒、夏侯始昌、司马相如、吾丘寿王、主父偃、朱买臣、严助、汲黯、胶仓、终军、严安、徐乐、司马迁之伦，皆辩知闳达，溢于文辞。”（《汉书·东方朔传》）可见在汉武帝眼里，公孙弘等十五人都是“溢于文辞”的文人。可这十五人中，除司马相如、董仲舒和司马迁外，其余鲜能进入当今文学史家的研究视野。而文学史家对司马相如等人的研究，也主要专注于他们的辞赋和史传创作。但就整个秦汉文学的创作实际看，有作品存世的作家，大都曾致力于应用散文的创作，并且这些作品在当时文坛具有重要地位。曹丕《典论·论文》云：“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把文分为八体，其中的奏、议、书、论、铭、诔等六体皆属应用散文范畴。其后，陆机《文赋》、挚虞《文章流别论》、任昉《文章缘起》、刘勰《文心雕龙》、萧统《文选》等著作，尽管在述及文体分类时或详或略，但都视奏、议、书、论等应用散文为文学作品。因此，编撰秦汉文学史，就应尊重文学历史事实，对当时的各体式文学皆给予关注，方能切实展现出秦汉文学发展演变的历史风貌。刘先生这部《编年史》正是从秦汉文学的历史实际出发，不仅考察了此期的诗歌、辞赋与史传，而且“站在历史的高度，将中国散文的源与流联系起来考察，将应用文体与纯文学性的文体联系起来一起考察，将古人心目中的名篇佳作与现代学者判定的散文作品联系起来一起考察”（《编年史·导论》），对秦汉散文给予了充分重视，从而客观反映了秦汉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况。
如，对汉初诗歌的发展演变情况，目前学术界主要关注汉高祖《大风歌》和唐山夫人《安世房中歌》，对其他诗歌则鲜有专门论及。刘先生在全面把握文学史料基础上，为汉初诗歌作了较详明的系年。其中，在汉高后七年（前181年）下系云：
春正月丁丑，赵王友幽死于邸。刘友死前作楚歌以申怨。
六月，赵共王刘恢自杀，死前作歌诗四章。
朱虚侯刘章唱《耕田歌》，自称将种。
以上各条下皆附有刘友、刘恢、刘章作歌的相关文学史料。这些作品系年说明，刘邦死后，吕后铲除刘氏力量的政治举措已引起刘氏王室的极大怨愤与强烈反对，刘、吕矛盾，正是汉初诸侯王诗歌产生的现实政治基础。这一编年，对汉初诗歌史的研究无疑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又如，陆先生《系年》除关注到汉代的诗歌、辞赋和史传外，还把当时各体类的应用散文和诸子散文纳入编年的作品范围，基本反映了应用散文在当时文坛的地位。但相比较而言，刘先生《编年》更加全面求实。例如，同是为汉光武帝建武六年（30年）的文学作编年，陆先生《系年》仅系“冯衍上书陈八事”、“贾逵生”二事，未系作品。刘先生《编年》除系有冯衍上书、贾逵生二事外，还系有隗嚣《上疏止讨蜀》、《上疏谢罪》，申屠刚《说隗嚣》、《将归与隗嚣书》，荆邯《说公孙述》，窦融《与隗嚣书》，马援《上书言隗嚣》、《与隗嚣将杨广书》，朱浮《因日食上疏言牧守换易宜简》、《上疏言州牧劾奏宜下三府覆案》，杜林《上书荐郑兴》等11篇散文作品，并将相关史料和后人评论汇集到各条目之下。有时或直接表明对作品的看法，如，评马援《与隗嚣将杨广书》云：“此文写得颇通俗”；或附按语说明作者文化素养渊源，如，在杜林作《上书荐郑兴》条下按云：“父杜邺，西汉成、哀间为凉州刺史。杜林少好学，家既多书，外家张竦父子喜文采，故自幼受到很好的教育，博洽多闻，时称通儒。”通过这些作品编年，足见西州上将军隗嚣的政治立场正是本年作家著文关注的焦点。其对相关作品评论的辑录与按语，亦有助于读者深入了解本年文学创作所取得的成就及其特征。通过比较可见，刘著更全面真实地反映出了秦汉文学的历史风貌。
刘先生《编年史》中，应用散文史料的编年整理占了相当大的篇幅，正客观反映了秦汉文学的创作实际。书中还对一些优秀而鲜被关注的散文作品作了详细介绍。如，中山靖王刘胜的《闻乐对》曾被司马贞《史记索隐》评为“其辞甚雄壮，辞切而理文”，武帝曾因此文而对诸侯“加亲亲之恩”。但这样一篇佳作，迄今无人撰著论及。而刘先生《编年史》不仅根据《汉书》记载录其全文、系之于汉武帝建元三年（前138年），而且广征博引，汇集了《史记索隐》、《秦汉文钞》、《汉文归》、《史记会注考证》等典籍中有关《闻乐对》的评论，有力突出了这篇散文在西汉文坛中的重要地位。
从客观求实的治学态度出发，刘先生《编年史》不仅为秦汉诗歌、辞赋、小说、散文等文学作品作了编年，重视对相关史料、作品评论的钩稽，用按语的形式勾勒出作家的文化渊源，而且有意识地突出那些目前被忽略的名人佳作的文学地位，充分体现了尊重中国文学历史、跳出狭隘文学概念约束的学术勇气和科学严谨的治学作风。
第三，材料详实，考证有据。
早在1995年，曹道衡先生在为刘先生《门阀士族与永明文学》作序时就曾指出：刘先生之所以能取得许多学术成绩，主要原因之一在于他“能够刻苦地钻研历史文献，掌握大量的第一手材料”（《门阀士族与永明文学·序》）。可以说，这一治学特点，在刘先生的学术历程中始终保持着。《中古文学文献学》、《中古文学文献学丛稿》、以及他与曹先生合著的《南北朝文学编年史》、《先秦两汉文学史料学》等著作的出版，皆可为证。《编年史》同样也体现出了他的这一治学特点。研读这部著作不难发现，材料详实，考证有据，是其又一显著特点：
首先，此书在编年的时间跨度和作家作品的数量上，完整丰富。此书编年始于秦王赢政元年（前220年），终于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220年），为秦汉440年的文学发展史作了完整编年。其中涉及的文人大约500多位，作品近800篇。这一简单的数据统计表明，《编年史》对秦汉时期的作家、作品的基本材料搜集是极全面丰富的。
其次，此书在秦汉文学的相关史料和研究资料的搜集整理方面，详实可信。例如，把司马迁出生暂系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年），之后附按语列举了考证司马迁生年的两条主要史料：“一是《自序》：‘五年而当太初元年。’此下，张守节《正义》云：‘按迁年四十二岁。’……另外一条材料是《自序》：‘（司马谈）卒后而迁为太史令。’司马贞《索隐》引《博物志》：‘太史令，茂陵显武里大夫司马迁，年二十八，三年六月除六百石。’三年指武帝元封三年。”由此整理现今关于司马迁生年问题的两派观点：周寿昌、王国维、程金造、徐朔方、施丁等据张守节《正义》，认为司马迁生于公元前145年；郭沫若、赵生群据司马贞引《博物志》，认为司马迁生于公元前135年。又如，把司马迁《报任安书》暂系于汉武帝天汉二年（前99年），此下列举关于此文作年的四种观点：其一，王益之《西汉年纪》认为作于天汉二年；其二，王国维、张鹏一、郑鹤声认为作于太始四年；赵翼、程金造认为作于征和二年；劳幹疑此文不是司马迁作，而是杨恽所为。在列举各家观点之际，还录其主要论据。使人读之，一目了然。
再次，此书对作家生平与作品的考证辨析，大多客观有据。如，书中就蔡文姬的生平和作品，在精研史料的基础上给出了较明确的系年。其中，把文姬落入匈奴之手系于汉献帝兴平二年（195年），在此条下概括李傕与郭汜相攻、献帝逃出长安、匈奴遣右贤王率数千骑侍卫献帝由长安回洛阳的史实，由此指出“文姬可能在此时落到南匈奴手中”。之后，把蔡文姬被掠入匈奴系于建安元年（196年）。《后汉书》本传云：“兴平中，天下丧乱，文姬为胡骑所获，没于南匈奴左贤王。”刘先生据此考证：“右贤王去卑是以建安元年（196年）回匈奴的，建安元年即兴平三年，蔡文姬去匈奴可知也就在这一年。”其后，结合《后汉书》本传“在胡中十二年”及丁廙《蔡伯喈女赋》“我羁虏其如昨，经春秋之十二”等两条材料进行考证，把文姬还汉、作《悲愤诗》系于建安十二年（207年）。陆先生《系年》则据王先谦《集解》引沈钦韩观点，认为“兴平”乃“永平”之误，而系文姬为匈奴获于献帝初平元年（190年），系文姬归汉、作《悲愤诗》于建安七年（202年），但这一推断证据显然不足。相比之下，刘先生这几处编年是在对第一手文献材料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因此也更具说服力。
第四，综合研究，视域开阔。
一部成功的文学编年史，不仅要立足于文学本位，而且还应重视与文学相关的综合研究。何为文学史的综合研究，刘先生在《编年史·导论》中解释道：“所谓‘综合研究’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泛泛而论的大视角，而是对各种文体、各门学科作通盘的研究，包括资料的系统化和检索的科学化，更包括对狭隘文学观念的突破。”他还指出：“长期以来，我们的文学专业分得越来越细，将活生生的历史强制性地划分成条条块块。条块分割的结果是隔行如隔山。……研究文学，必须跳出纯文学的范围；研究中国文学，必须跳出中国范围。”本着这样的学术思想，他除对秦汉时期的文学事件、作家作品作全面考察外，还致力于与文学密切相关的哲学、宗教学、艺术学、社会学等历史文化背景的条理分析，并极重视对秦汉简牍、金石及其它出土的文献资料的综合运用，从而使《编年史》呈现出视域开阔的特征。
结合历史文化背景对文学史进行编年考察，使刘先生《编年史》相对于其他有关秦汉文学的编年著作而言，信息量更丰富，更具启发性。客观地说，陆先生《系年》是以往有关秦汉文学史的编年著作中信息量最丰富的一部，达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此书对文人交游、相关历史事件、诸子撰著情况、经学盛衰的学术背景，等等，都有反映，但由于时代因素的限制，陆先生对汉代宗教神学方面的历史背景关注不够。刘先生《编年史》在吸取陆著优点的基础上，对汉代宗教神学等方面的文化背景给予了充分重视。如，在为汉武帝时期文学作编年时，除关注到此期的政治、经济、学术等文化背景，而且还注意到汉武帝与仙道交往、遣方士求仙、兴建求仙建筑等历史事实，客观反映出武帝时期有关仙道的文学创作与武帝的寻仙活动有密切关系。又如，此书对汉末道教与佛教的传播情况也给予了高度重视。书中对东汉末年道教作品的产生、著名佛教徒在中国的活动、佛经的翻译、上层社会对道、佛二教的接受情况等方面的资料皆作了整理编年。其中尤值得注意的是，在延熹九年（166年）系襄楷《诣阙上疏》、《复上疏》、《诏诣尚书问状对》等作品，此下结合文本与史料记载考证分析了这三篇文章的三点重要性，其中有两点关涉到道教和佛教的传播：“第一，首次提到了《太平经》。”“第二，首次提到了当时崇尚黄老及佛教的历史事实。”这些考证分析，充分说明道教与佛教最迟在桓帝期间已传入宫廷，并引起了文人的关注。这些史料编年，无疑对探讨东汉末年道教与佛教的传播与文学的关系问题很有帮助。
刘先生《编年史》还充分利用秦汉简帛、金石及其它出土文献资料的相关成果，或丰富秦汉文学资料，或为解决一些疑难问题提供佐证，其视域广阔、思想敏锐，令人叹服。正如王国维先生《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中指出：“古来之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面对前人已取得的成果，要在秦汉文学史的研究中获得新进展、新突破，就应充分利用新发见，注入新内容、新思想。那么，如何把二十世纪以来秦汉考古的新发见与秦汉文学史的研究结合起来，就是当今秦汉文学史编撰者应思考的问题。因此，刘先生《编年史》重视出土文献的运用，也就具有了重要的启发意义。
此书把大量与文学相关的秦汉简帛、金石等出土文献系年编入书中，丰富了秦汉文学的研究资料。如，根据墓主卒年，系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于秦始皇三十年（前217年），指出这批竹简中的“《为吏之道》为重要的文学作品，与《荀子·成相篇》近似，属于讲唱类作品”；把湖南里耶秦简系于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年），认为“这些珍贵的文献资料对于秦代政治、经济、文化，包括文学史的研究将会产生重大影响”；在汉武帝太初三年（前102年）“本年初置居延塞”条下，介绍了20世纪30年代以来出土的居延汉简的相关情况，指出居延汉简虽多是档案资料，但与文学有不少关系，“如很多书信，表达了戍守西北边地士卒的心声”；在汉宣帝五凤三年（前55年）系“河北定州出土若干典籍，正是本年下葬”，指出“墓中出土若干典籍及萧望之等人奏议，均是年以前写本，弥足珍贵”，认为这批典籍的出土对《文子》、《孔子家语》的真伪问题、今本《论语》文字及篇章次第的校订等都有很大帮助。书中不仅关注到出土文献中的文字资料，而且也关注到其中的非文字资料。如，把济南洛庄汉墓及其出土文献专列“济南洛庄汉墓出土大型编钟及相关重要文物”一条，系于汉高后二年（前186年），并详细介绍了14号陪葬乐器坑的发掘出土情况，说明汉初诸侯王宫廷乐队规模宏大，从中可见出汉初诸侯王庭乐舞艺术之兴盛。这些出土文献的编年整理，对拓宽秦汉文学史研究的视野无疑大有裨益。
刘先生《编年史》还时常运用出土文献解决疑难问题。如，《汉书·艺文志》云：“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此“稗官”究竟何指？颜师古云：“稗官，小官。”余嘉锡先生《小说家出于稗官说》认为“是谓因其职在称说细碎之言，遂以名其官，不知唐林所言都官稗官，并是通称，实无此专官也。”（《余嘉锡论学杂著》上）此说为大多数学者认同。而1989年云梦龙岗六号秦墓出土的编号为185的竹简中有这样一段话：“取传书乡部稗官”，刘先生据此结合《秦律十八种》“令与其稗官分”考证提出：“稗官确实是小官，但是并非‘无此专官’，而是乡里小官。……与《汉书·百官公卿表》中所列‘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三老掌教化’是并列而称的乡里小官。”这一结论新颖可信，值得研究西汉小说者的高度重视。又如，书中提出，《列女传》至少于汉成帝元延三年（前10年）前已经问世并流传，其证据之一就是尹湾汉墓简牍中有《列女传》等典籍，墓主下葬年代为元延三年。这一观点，令人信服。运用出土文献解决疑难问题，使此书在涉及秦汉文学史的编年著作中更富新见与价值。
应该说，刘先生《编年史》的意义不仅仅在于为学术界提供了一部完整的秦汉文学编年史，为今后秦汉文学史的编撰提供了有益的基础资料积累，更在于其在研究方法与治学观念上给人的深刻启示。
在研究方法上，刘先生重视文学史的基础研究，从最基本的文学史料搜集、相关的历史文化背景材料的清理出发，把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结合起来进行研究，这样求实而视域开阔的治学方法，足以启人思考：如何在重视对纸上文献的研究同时，结合出土文献对文学史进行研究？由于历史原因，秦汉文学史料散佚不少，面对有限的文献资料，如何开阔思路，运用综合研究方法把秦汉文学的研究引向深入？这些恐怕都是研究者应当思考的问题。
在治学观念上，刘先生在《编年史·导论》中提出：“编写文学史，最起码的工作，就是尽可能地还原历史面貌。”在具体研究操作中，他对秦汉时期的出现的诸子散文、应用散文都作了较详细的编年，这也向学术界提出了一些值得深思的问题：秦汉文学研究是否应当更进一部开阔研究视域，对秦汉时期的应用散文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在中国古代，不同时期的文学观念是不完全一致的，如何实事求是地去界定不同历史阶段的“文”、“文学家”和“文学作品”？如何把文学史的研究引向“更加理性的层次，为创造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体系提供比较坚实的基础”（《编年史·导论》）？
常言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刘先生新著中亦存在个别尚待斟酌的问题，这主要是对一些具体作品的系年和作家生平的考释上，如，在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年）下系“武帝时，诏司马相如等造《郊祀歌》诗十九章，五郊互奏之。又作《安世歌》十七章，荐之宗庙”，但此下只是对《郊祀歌》十九章的相关材料作了介绍，对《安世歌》则未有说明。《汉书·礼乐志》明确指出，高祖唐山夫人作《房中祠乐》，惠帝时更名《安世乐》，未有武帝时作《安世歌》的记载。刘先生此条据《乐府诗集》“武帝时，诏司马相如等造《郊祀歌诗》十九章，五郊互奏之。又作《安世歌诗》十七章荐之宗庙”系之。但《乐府诗集》是否能反拨《汉书》记载，尚须斟酌。再如，在汉武帝元封三年（前108年）下系“东方朔约卒于这几年前后，约五十余岁”，认为此后东方朔生平事迹不详。但东方朔《化民有道对》云：“今陛下以城中为小，图起建章，左凤阙，右神明，号称千门万户。”提到了武帝起建章宫之事，据《汉书·武帝纪》“太初元年（前104年）……二月，起建章宫”，知建章宫起于太初元年。因此，东方朔卒当在太初元年之后。当然，这些问题对于这部厚实的编年史来说，属白璧微瑕，丝毫不能掩盖其重要学术价值及其意义。(来源：中国文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