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安文丛》（全五册），桂国强、余之主编，上海文汇出版社2009年1月第一版，216.00元
整整七十年前，上海“孤岛”时期，上海老牌百货公司永安公司出版了一本叫《永安》的杂志。以公司的名字命名杂志的名称，这事有先例，1926年良友图书公司出版画报就叫《良友》，还有北新书局出版《北新》杂志，泰东书局出版《泰东》等等。与其他经济实体不同的是，永安公司不是文化公司而是典型的商业公司，出版杂志不那么对口。但是永安公司办杂志的作法一点也不外行，他们明智地没有把《永安》定位成公司的广告牌，而是以办常规文化杂志的宗旨来办《永安》，内容有小品文、散文、随笔、摄影、漫画、美术、风花雪月、柴米油盐，很是贴近市民读者的口味。《永安》于1939年5月创刊至1949年3月止，连续不停地出版了118期，跨越了几个特殊的历史时段，自有其特别的史料价值。笔者收集有几十期《永安》，对这本杂志一直心存好感，尤其是自郑逸梅加盟《永安》编务以后，《永安》文字部分的可读性大涨，还尽是笔者所喜读的文史掌故文字，所以当我知道永安百货有限公司联手文汇出版社将推出《永安文丛》（全套五册）之时，急盼的心情自不同于其他读者。
《永安文丛》编纂者称，《永安》中记述的文化名人的掌故轶事，90％以上未曾被选入各种“文选”、“专集”，因此《永安》中有相当部分的文坛史料颇具文献性，如陈从周在徐志摩遇难后选辑的家书、遗作，刘海粟挑选模特儿的趣事等等。虽然《永安》具备全套复制的价值，但是面对多变的图书市场和多变的读者口味，出版家只能先选择风险较小的一条路——出版选本。
古旧期刊的使用价值，出版家们是非常清楚的，新中国影印复制稀见的且具历史价值的古旧期刊的工作，最早可追溯到半个世纪前的1954年，当时的中央领导批准人民出版社影印了《向导》等19种共产党的机关刊物。1958年4月，上海影印了《北斗》、《前哨》等13种革命文学期刊；1959年再影印第二批21种；1960年11月第三批影印了43种，三批共计77种。实际上真正出版达于读者手中的是41种，总印数达几十万册，包括“左联”“文总”，创造社，太阳社的刊物及《抗战文艺》全套等。这样一件功德无量的古旧期刊影印工程在浩劫年代被迫下马，未能延续地进行下去。从另一个视角看当年的这批影印期刊，在品种选择上受意识形态的影响，比较保守。80年代万业复苏，北京与上海陆续影印了《语丝》、《小说月报》（12卷以后）、《太白》、《文艺阵地》、《莽原》、《创造周报》、《新月》、《现代》、《良友画报》、《北洋画报》、《礼拜六》、《红玫瑰》等一大批各种流派的近现代期刊史的名牌刊物。近十多年来，影印古旧期刊工作的步调有很大程度的放缓，这当然与制作成本过高及读者面过窄有关，代之而起的是另一种出版形式——老期刊“选本”。
选本有两个好处，一是成本低，二是广泛性。《永安文丛》即是自118期《永安》的600万字文稿中，精选出近100万字汇编而成，并收录了一小部分原刊中的人体摄影、漫画、广告插页等图片。影印本的读者多为专业研究者，选本的读者就宽泛多了。即使这样，选本的市场也很有限。《永安文丛》此次的逆势而为，以我之见，若非背后有永安百货公司这样的经济实体支持，出版这么大部头的书仍要冒相当的风险。笔者谓之“经济搭台，文化唱戏”，不无道理。这套书的序即由永安百货公司总经理所写，丛书的第一本名称“百年永安”，图片也是现代永安公司的繁荣景象而非明星封面照。《永安文丛》前期的出版宣传称，此书所利用的底本（全份118期原版《永安》）来自私人藏书家“很可能是中国内地留存至今唯一的完整版本”。这样的说法不甚准确，全国还是有几家大图书馆收藏有全份《永安》的（如吉林省图书馆），在民间《永安》亦非孤本，笔者曾在旧书店见过完整一套，售价极高，但后来还是卖出去了。前两年笔者向某文化公司推荐《永安》，后来这家公司还真地全套影印了《永安》，只是售价甚高，普通读者根本买不起。
永安文丛尚未面世之前，这套书的宣传已广为人知，有这么一段话我记住了：“《永安月刊》的每期封面都以当时社会上的热门明星、名媛‘撑市面’。如当年20岁初上话剧舞台因《甜姐儿》一炮走红的黄宗英，《永安月刊》即以黄宗英手握马鞭、一身马装的‘甜姐儿’剧照亮相，立刻获得了广大市民的青睐。《甜姐儿》当时红遍上海滩，连演100多场，据今年84岁高龄的黄宗英回忆，当时她每次演出结束，总有时髦‘小开’开着小车来接她出去‘白相’，以示倾慕。《永安月刊》上的许多封面人物后来大都成了全国闻名的大明星，如白杨、上官云珠、王丹凤、秦怡、童芷苓、欧阳莎菲、陈云裳、孙景璐、王熙春、慕容婉儿、蒋天流、胡蓉蓉、黄婉贞等等。”苦等了二百天，终于在人如潮书如海的西单图书大厦，买到《永安文丛》，一翻之过，并没有“甜姐儿”黄宗英的这张封面，为何撤去这张广告王牌（之前的宣传文章出示过此照片），我猜想是黄本人提出了意见，还是别拿旧照误导今天的读者吧，——影响不好。这些昔日明星健在的还有秦怡（住在上海），陈云裳和王丹风住在香港。还有一点与宣传的不一样，五大本的文丛只出示了约九十张封面，并未能“将全部118期封面全部收录”。
《永安》的编者郑逸梅先生60年代在《民国旧派文艺期刊丛话》内，专门介绍过《永安》，内云：“后来郑逸梅加入为编辑，力主注重文字，且多刊掌故一类作品，风格为之丕变。”笔者以为《永安》之文史价值多体现在此类掌故文字上，只可惜《永安文丛》五本之中只有一本选录的是“文坛逸事，文化随笔”，编者的理由是“为了照顾到今天年青一代读者的欣赏习惯，我们将月刊中比较难读的文言文类的文章作了割爱。”这一本选录的文字仅有60余篇，相对于118期的上千篇来说确实太少了（且不说选的恰当不恰当，如一篇郑逸梅一个月的日记就未入选，使读者失去了解这位“补白大师”日常生活的一面）。而那些文学价值微乎其微的都市小说却占了三本，编者这样的眼光也是大可怀疑的，“今天年青一代的欣赏习惯”能够欣赏六七十年前那些无名作家的小说么。此外还有些图书设计上的缺陷，不吐不快，譬如书前的图片放的是《永安》的老封面，这样的作法使得今天的读者能在短瞬间好像回到过去的时光，但是本来一页可以放四张图片，现在只放了一张，而且这一张图片还处理成“出血”，并不美观且稍嫌浪费。现在的图书美编特别喜欢用“出血”来安置图片，我是非常不赞成的。《永安文丛》既然是个选本，那就应该在每篇文字的后面注明原刊的期号，使得今天的读者能够接近当年的语境，这么举手之劳的小节，编者却忽略了。我们常说“好事做好”，意思就是一件有创意的好事，应该在方方面面都尽可能地考虑周全，少留缺憾。
□ 谢其章（本报书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