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于1993—1995年间的“人文精神”论争，已过去近二十年了。那场论争尽管很热烈，参与讨论的文章就有上百篇，遗憾的是问题的探讨并未深入下去，“失落”的似乎依旧在“失落”，自然也就谈不上重建。以至二十年后，有人撰文批评那场论争，认为有关“人文精神失落”的对话是“对市场经济根深蒂固的误解”，“已经走上了反对‘经济自由’的老路”（参阅《社会科学报》2012年11月8日第6版）。更有甚者，将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礼乐”当作了“人文精神”，将人文精神的失落归咎于“启蒙运动”“激进的反传统”（参阅《南方周末》2012年11月22日29版）——这就越发令人匪夷所思了，较二十年前的那场论争，如此认知无疑是一种明显的倒退。
在现代语境中，人文精神对应的是英语的“Humanism”，其本真涵义指向的是人的解放，是争取和维护人的自由、权利与尊严，倘若丧失了人文精神，又谈何市场经济呢？诚然，市场经济的确有“支撑着重视个体的价值观”的一面，但并不能因此就认为批判“人文精神的失落”就是“反对‘经济自由’”。市场经济不等于商业主义，20世纪90年代初，正是商品大潮的席卷，致使整个中国人心浮躁、社会无序，人们一哄而上，无不以金钱唯马首是瞻。许多作家学者纷纷“下海”，知识的工业化和商品化使人文精神离我们越来越远，人不再需要什么精神，而仅仅是欲望的载体。恰如王晓明先生说的，“极富中国特色的‘商品化’潮水几乎要将文学界连根拔起”。应该说，那场发端于上海的“人文精神争论”，不仅十分必要，而且极具前瞻性。从那时一直延续到当下，文艺界的“三俗”（庸俗、低俗、媚俗）和全社会的“娱乐至死”似乎愈演愈烈，已经到了挑战和愚弄人们智商的地步。还有犬儒主义和消费主义的盛行，以及教育产业化和医疗产业化所造成的种种恶果，哪一样不是“人文精神失落”所造成的？中国市场经济之所以得不到正常的健全的发展，其原因并非来自对人文精神的提倡，而是源于权力的寻租和贪腐的公行。正是由于对公权力缺乏应有的监督和制衡，才使个人的权利得不到保障，所谓的“经济自由”只不过沦为“一部分人”的自由罢了，而整个社会则很难做到公开、公平和公正。从双轨制到倒批文倒配额、到暗箱操作、到层层转包，正是这无数“看得见的脚”踩住了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与人文精神又有何干？就像前面提到的对“人文精神”这一概念我们尚未厘清一样，对“市场经济”的概念我们又何尝严肃认真地梳理过？15世纪以降，欧美等国的市场经济之所以得到充分、长足和健康的发展，恰恰是人文精神的结果，是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将人从神权与专制制度之下解放出来，以“人本位”替代了“神本位”和“君本位”的结果。而历来为人们所斥责的资本“原罪”，也只有在人文精神中才可能得到救赎。
那么，中国有没有过人文精神呢？是否如某位作家所说的中国就不曾有过人文精神，谈何失落呢？如果我们将新文化运动比作欧洲的文艺复兴的话，五四先贤们的确一度提倡过人文精神；如果我们将改革开放伊始的思想解放比作新启蒙的话，上个世纪的80年代我们也一度张扬过人文精神。应该说，人文精神在两代知识分子的相当一部分人身上都有所体现，尤其是民国时期的一些大学，比如西南联大等，称其为现代中国人文精神重镇亦不为过。然而，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两次“启蒙”都不幸夭折了。某些人文学者正是看到了“几代人精神素质的持续恶化”（王晓明），这才于1993年发起了关于“文学与人文精神的危机”的对话。遗憾的是这一对话未能继续和深入下去，更未得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结果。严格地说，那场争论最终连人文精神的概念及其来龙去脉都未能完全梳理清楚。我们不得不痛心地看到，“精神素质的恶化”不仅在持续，而且越来越令人忧心。
不过，当我们在否定中国从未有过人文精神这一论断时，并不认为中国曾有过“传统的人文精神价值”。那种对“人文精神”的质疑，如果针对的是近百年来的启蒙，显然是误判；而如果是指中国古代的文化传统，倒是切中肯綮。当然，断定中国历史上就从来没有过人文精神似有全盘否定之嫌，但作为一种普适价值观，人文精神在古代中国的确不曾存在过。倘若把周公的“制礼作乐”当作中国的人文精神，则未免有些大谬不然。“礼”的核心是等级制度，儒家的“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正道出了“礼制”的精髓。至于“乐”不过是为“礼”服务而已，就像我们一度提倡过的“文艺为政治服务”一样。“礼乐”不仅不是什么人文精神，甚至是与人文精神相悖的。所谓将“清明、端午与中秋正式列为法定假日”，根本谈不上是什么“重拾曾被抛弃的人文精神价值”。实际上，千百年来这三个节日老百姓年年都过，谁也没在意过是否经官方“法定”。至于“强制平坟”，乃是对人权的侵犯，对私有财产的侵犯，是极不人道的，当然不符合人文精神。但这种粗暴的行为只能从法治的层面予以解决，追究其个中原因和法律责任，而不是牵强附会什么“礼崩乐坏”。不错，中国古代即有“人文”的说法，但其涵义一是指“人事”，二是指“礼教”，所谓“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是也，它与现代的“人文精神”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怎么能任意予以混淆呢？在“家国天下”的语境中，“个人”一向阙如。若将现代的“人文”概念偷换成“礼乐”，那恐怕只能使人文精神一落到底，让国人的精神永远沉沦在中世纪的黑暗之中。（青岛作家协会 柳士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