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卞伯泽老师结识，是缘于他撰写的两部书《会泽文化之旅·民俗篇》《会泽文化之旅·民族篇》。当他把拖着病腿伏案五载，六易其稿的《会泽文化之旅·会馆文化》（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12月版）给我送来时，闻着书页散发的淡淡墨香，我的眼眶湿润了，我知道手中捧着的不仅仅是40万字的书稿，而是一颗痴迷地方文化并以此回报桑梓的赤子之心。
会馆是中国独有的文化符号。一个多世纪以来，建于中华大地上形形色色的会馆，在时代变迁中大多毁损湮灭。而深藏于乌蒙山中的会泽却奇迹般地将会馆保存下来，44座（个）移民同乡会馆和同业会馆创造了中国会馆的几个之最：会馆数量最多的县城，一城建有移民同乡会馆和同业会馆44座（个），居全国县城之首。而且八大省级会馆更是独领风骚；全国会馆门类最多的县城，从级别上划分，有国家级（缅甸移民会馆）会馆1座，省级会馆8座，府、县级会馆6座。涵盖了国家级、省级、府级、县级四级会馆；规模最大的会馆在会泽。建于乾隆十六年（公元1751年）的江南会馆占地2.3万平方米。如果说“会馆将博大精深的会泽历史文化物化为矗立在乌蒙大地上的建筑群”，那么，有“会泽通宝”之誉的卞伯泽就是一位文化导游，《会馆文化》带领着读者在这些独特的建筑中穿行，释读着它们的前世今生、建筑之美以及蕴藏其间的丰厚的文化意蕴。
古人说：“馆，客舍也，待客之舍曰馆”。所谓会馆，即“聚会寄居的场所”。会馆——这种生长于中国的特殊政治、经济组织形式出现于明清时期，是由同省、府、县籍以及相邻乡籍或同业的人在京城、省城或大商埠设立的机构，主要以馆址的房屋供同乡同业聚会或寄寓。它是当年的商务会所和信息中心，也是呵护侨居异地的商人、游子及移民的救助站和精神家园。但由于会馆大多毁损湮灭和资料缺失，长期以来对会馆的组织形式、管理机构、会馆的经济来源和支出、会馆的社会功能等问题都没有作出全面、准确的回答。卞伯泽围绕会泽会馆群，多方踏勘走访，广泛搜集资料，流连于图书馆、旧书摊，查寻到藏于会泽图书馆的海内孤本《东川湖广会馆传书》，收集了大量有关会馆的文献典籍、诗文、碑刻、楹联、牌匾等大量第一手资料，并对熟悉会馆的耆老及会馆成员的后代进行了大量的采访，掌握了众多的口碑资料，经过多年的甄别校勘，深入的研究，对会馆文化给出了全新的解读。不仅从纵的方面叙写了中国会馆的历史沿革、从横的方面介绍了全国会馆的分布情况，而且对会馆的组织形式、管理机构、会馆的经济来源和支出、会馆的社会功能等问题给出了别开生面、十分有见第的阐述。如：依据《东川湖广会馆传书》记载的乾隆年间12年的收支情况和各会馆的碑刻，卞伯泽清晰地梳理出，会馆的经济来源主要是捐赠的银两，以及依靠捐赠的房产、田产收取的房租、地租。支出主要用于会馆设施建设、祭祀活动、议事茶酒费、戏文钱、各种诉讼费、扶困救赈费等。又如：从《东川湖广会馆传书》记载的乾隆年间12年的开支情况中没有总理及首事领取俸禄的记载和会馆管理者后代的采访，得出结论，会馆的总理和首事是个义务性的工作，因德高望重才被移民的众姓推荐为会馆日常事务的管理者——总理和首事（会馆实行一级制和多级制管理，多级制总负责人称“总理”、其余的负责人称“首事”或“客首”）。
会馆不仅仅是一座座美轮美奂的建筑，它更是一个融入了民族伦理、商业理念、民俗文化、宗教文化及演艺文化的博物馆。借助会馆这一平台，实现了各种文化的大融合。以会泽为例，由于会馆的建盖，缅甸的小乘佛教文化、江西的万寿宫文化、两湖的大禹王文化、福建的妈祖文化等等，以及当地的本土文化在会泽相生相融、美美与共。其中各会馆的祀神活动在悦神的同时也娱人，活跃了当地的文化活动。会馆的建立旨在“联乡谊、祀神祇”，祀神的表现形式不外祭祀和演戏，故大多数会馆都建有戏台。会泽的江西会馆、湖广会馆、江南会馆等都建有大、小戏台，据统计，有清一代，会泽共建大戏台24座、小戏台9座，共33座，既有可供数千人观看的室外戏台，如：贵州会馆的观戏楼，楼上楼下可容纳4000多观众，又有可遮风避雨的室内剧场，如豫章会馆的室内小戏台，全封闭可一边品茗饮酒一边观戏听文。演出的剧目有京剧、川剧、滇剧等，也有花灯、小唱灯等，真正是一片“野安耕凿、户接弦歌”的升平景象。《东川府志·艺文志》载有一首知府方桂描写东川铜店演出盛况的诗：“东川户户接东篱，歌管楼台任转移。节届重阳成素节、曲高刻羽绕霜枝。金花胜却登高会，铜局工停九日祠。可比山公多逸兴，接篱倒着刁家池。”
会馆的公益性决定了它在赈灾济贫、创办学校等方面的善举义行。阅读此书，人们还能从中感受到“晋商、浙商、微商、楚商的诚实守信、团结互助的商道精髓，尊师重教、扶贫济困等中华传统美德，乐天知命与知是达观的处事之道，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光芒。”
另外，由周朝祥、黄兴稳拍摄的300余幅照片，增加了本书的图注性、认知性，为本书增色生辉。大方、典雅的装帧设计与图书内容相契合，凸显了此书的文化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