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员假扮皇帝、太监祭天,这种简单的模仿,让传统祭祀仪式更像是一场表演。
据媒体报道,该皇帝是天坛公园绿化职工扮演的。
春节期间天坛举办的“祭天圣典”,民俗学家高巍说。
“还算壮观,多少也有点震撼力。”提到今年短短几天时间,吸引了31万游客,较去年14万人增加了一倍还多,从商业角度看,“祭天圣典”取得成功。然而,在网上,它却招来一片指责之声。
社会的斧头帮”、“搞这么多人扮演太监,弘扬的是什么文化”、“沉迷皇权,彻头彻尾的一副奴才嘴脸”……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为什么要再现史上最腐败王朝的祭天仪式”、“祭天舞酷似黑民族用来表达终极关怀的重要仪式,面对现代化带来的身份认同危机,从传统中寻找慰藉,也属人之常情,可为什么大家并不领情呢?不仅没呼唤起人们的尊重感,反而斥之为“滑稽戏”?
祭天圣典,本是中华对此,高巍报以苦笑:“这只是表演,其中不规范的地方实在太多了。”
祭天表演搞错了时间
高巍认为对于稍有传统知识的观众来说,祭天圣典不规范之处比比皆是。
首先,传统祭天圣典在冬至进行,古人认为这才是一年的开始,与之相对应的祭地仪式在夏至进行,这在古代是非常严肃的事,不能为图春节热闹,就随便改变祭祀的时间。
第二,传统祭天仪式应由神乐署演奏传统音乐,可今年天坛的表演现场播放的却是现代音乐。
第三,祭器等不合规矩之处甚多。
历史上曾引起激烈争议,甚至遭到周边国家的蔑视,今天仍延续这种不规范的仪轨,怎能唤起大家的尊重?
第四,着装欠严谨,祭天仪式已有3000多年的传承,对服装一直有严格而细致的要求,清代因改变了传统的着装法度,低层次模仿使祭天被“杂耍化”
古人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正是因为高度重视,严肃对待,才使祭天超越了仪式层面,给人们的精神带来神圣感和超越感。因此,只复归形式,不复归内涵,难免沦为表演,甚至被“杂耍化”。
高巍说,过去搞祭天仪式,皇帝要提前一天住在天坛,沐浴斋戒,清早起来要用热油泼在祭品上,发出浓烈的香味,以敬献神明。仪式庄重、肃穆、繁复,普通人根本不可能参与其中,更不可能站在旁边参观了。
“现在是搞出一个假皇帝,弄一大堆演员来演戏。”高巍认为,这种“仪式”搞得越隆重,结果就越危险,因为明摆着是假的,和现代社会之间找不到结合点,对于懂的人来说,这种低层次模仿漏洞百出,近似儿戏,根本不可能唤起尊重感。与其这样,不如干脆艺术化处理,这样至少还能更通俗、更富娱乐性。
祭祀不应被一概否定
原本严肃的祭天,被搞成表演,体现了祭祀本身的尴尬。
“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有些人特别忌讳祭祀二字,生怕提起它,仿佛一提它就是迷信。”高巍说,为了避开祭祀,很多仪式只好代以“献花”,不中不西,仪式粗疏,成了走过场,根本无法满足人们的心理需求。
事实上,祭祀是几千年文化积淀客观形成的,通过祭祀,人与自我达成更有效的沟通和交流,心灵因之得到净化和提升,在历史上,祭祀一直起着重要而积极的作用,不应一概否定。
以祭天来说,古人概念中的“天”并非天空,它代表的是冥冥中的力量,所以《易经》中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古人对“天”长存敬畏,一方面,在农耕社会中,人们要靠天吃饭,没有天的护佑,生命就无法保证;另一方面,我们认为天具有道德人心的终极裁判权,所谓“头上三尺有青天”,人的行为不仅要对自己负责,还要对天负责,所谓“人心或可昧,天道不差移”。
天是我们文化的终极关怀
天与我们民族心理有着紧密的联系,是我们文化的终极关怀。高巍说,虽然在古代,祭天是皇帝的特权,普通人不能参与,但对天的信任却具有开放性,所谓“天无私覆”,它属于所有人,当出现天灾人祸时,封建皇帝都要下罪己诏,表示是自己德行、治理方面存在缺失,引发灾难。如果问题长期得不到改观,则“天”数已尽,换言之,皇帝就失去了统治的合法性,他人可取而代之。
由此可见,古人重视天,将祭天仪式搞得异常隆重,并非源于愚昧和迷信,而是将它作为净化人心、实现和谐、警醒自我、达成良治的手段。而在敬天法祖的传统中,缺失了祭祀这一关键环节,则这些美好的价值观很容易成为无本之木。
“我们要警惕走入这样的误区,即表面上尊重历史,但实际上却在否认历史,割裂历史。”高巍说。
功利主义造就民族心理危机
祭天圣典搞成表演,大有无神圣不可践踏、无庄严不可戏弄的意味,体现了现代化背景下民族心理的深刻危机。
中国文化对天信任的缺失,是一个逐步过程。从刚开始的天人合一,渐至机械的天人相应,到理学诞生,则彻底背叛了孔子的人文精神,走向人本的反面,所谓“存天理,灭人欲”,天与人不再沟通,彼此成了对立面。用天来压迫人,则人们对天产生反感,不再无条件信任它,这使民族心理出现了危机。
高巍认为,降至近代,将天进一步意识形态化,以发展、未来等名义,将一切传统、温暖的东西都认为是现代化的阻力,唯恐抨击不力,剥离不净,到“破四旧”时,极端情绪达到顶峰,传统东西没一件是好的,只要是传统文化,就必须砸烂。
“问题的核心,在于我们对待历史、文化失去了尊重与真诚,总是断章取义,为我所用,结果将传统文化庸俗化、浅薄化,表面上是理性精神,其实是实用主义。”高巍表示,近年来,人们对传统文化越来越重视,但依然没有跨越实用主义的偏见,表面上在追溯传统,但实际上却阉割了它的灵魂。
高巍指出,以端午节为例,硬将屈原扯了进来,事实上,民俗节日源于人们生产生活的客观需要,与贵族人物有什么关系呢?况且端午节比屈原诞生要早得多。可有的人就是要强行建立联系,不错,屈原身上的爱国主义精神值得敬仰,但屈原爱的国是楚国,老北京过端午节压根就不提屈原,难道说老北京人就不爱国?任意“拔高”传统,只能戕害传统,会让民族心理危机进一步加剧。
祭天不如祭于谦
“春节搞祭天仪式,不如祭拜于谦、杨继盛。”高巍认为,祭天仪式与百姓生活关系不密切,现实也还找不到一种能将传统与现实连接起来的好的形式,与其这样,不如公祭于谦、杨继盛,作为民族英雄,他们为这个城市付出过牺牲,且历史上都曾被奉为北京的城隍,有深厚的文化心理基础。
今年庙会,一个突出现象是人们对传统越来越关注,东岳庙等处有祈福仪式,莲花池庙会也抬出了五显财神,高巍认为,随着物质条件的改善,今天人们去庙会已脱离了吃与凑热闹的低层次需求,更希望在精神文化上得到满足。
“如果把握好这个时机,在春节期间推出一些公祭活动,比如祭祀人文初祖、历史上的英雄人物等,将有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高巍举例说,老北京有初二祭财神的习俗,大多是拜关公,而关公是集忠义诚孝等美好品格于一体的偶像,对这样的良俗因势利导,不仅与人民生活紧密结合,又能传达积极的价值观,实现社会教育功能。
对于祭天圣典,高巍认为大家应持宽容的态度,允许它逐步发展、不断完善。对于饱受批评的清代服装,他表示,这其中有清代相关记载更完备、容易排练的因素,其实,即使是使用清朝服装,整个祭天仪式也不是从关外带来的,而是清代继承前代仪式的结果,仍然属于传统文化的延伸。他说:“相信随着时间推移,它会逐步与港台地区统一,最终回到传统服装的规范上来。”陈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