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前在《剑桥取经》介绍过金庸先生拿了剑桥大学的荣誉博士后,还想再攻读一个辛苦念来的earned degree。大学见他主意既定,就按规矩组成一个委员会,由二十多位教授分别发问。金庸说打算研究匈奴问题,因为在汉朝时,卫青、霍去病跟匈奴打仗,匈奴打不过,远走欧洲。座上一位教授显然不同意这种看法。他用匈牙利语发问,金庸听不懂。专家教授随即用英语说,这些资料早已译成法文和英文了。“如果你去匈牙利,”他说,“我可以推荐你。你可以念三年匈牙利文再来研究这个问题。”
余英时先生大作《汉氏贸易与扩张:汉胡经济关系研究》。原为英文,加州大学出版,题目是:Trade and Expansion in Han China: A Study in the Structure of Sino-Barbarian Economic Relations。据余先生的学生David Curtis Wright在《余英时对匈奴研究的贡献》的介绍,这本书“对我们要了解整体的帝制时期中外关系,以及特定的汉朝/匈奴关系方面,都是不朽的著作。他不满于仅仅讲述匈奴的历史,或是描写其尚武性格及与中国的恩怨纠葛。他想设法让匈奴与汉代中国的关系更具分析性意义。他的结论看起来较含蓄,即匈奴与其他游牧民族之中并没有所谓的经济自给自足:他们需要与中国交易。”这里说的“其他游牧民族”包括羌、乌桓与鲜卑等少数民族。
学术无关。德国汉学老前辈Wolfram Eberhard(1909-1989)说:“我很难得看到比这本书更种族中心的著作了。称呼中国的四邻为‘蛮夷’,对我们来说,像十九世纪叫中国人‘中国佬’(Chink)一样唐突。这些‘蛮夷’当中有些是有文明的,现在看来并不下于中国。有些对世界的美好与不朽价值观有贡献,譬如‘蛮教’的佛教。余仍抱着古代中国文人的态度。”
书出版后,广受好评,显著的例外有两位,但据David Curtis Wright所引资料看,受批评的重点与何四维(Anthony F.P. Hulsewé)更不留情面:“我得说该书对一般的史家恐怕没有多大用处,也算不得报道所谓:‘目前所有可得资料的巧妙综览。’这是因为作者的立场彻头彻尾是传统中国的,他并不能免于根深柢固的观念限制,也不能免于内在的优越感。”何四维最受不了的是barbarian(蛮夷)这个字眼在余先生文章中通篇使用,由此推想余英时是“大汉沙文主义者”。
“胡”本是对我国北方边地及西域各民族的通称,汉以后也泛指外国人,本无贬义。因为“胡”包含这么多种族,所以是个“集体名词”。“汉胡经济关系”应解作汉时跟中国人做买卖的,除了匈奴,还有其他族人。可怜在英语词汇中就没有一个跟“胡”相当的名词。我想余教授无可奈何之下,只好用了“政治”不正确的字眼。
有关“大汉沙文主义者”的指责,据David Curtis Wright所说:“有一次余教授在普林斯顿的专题研究的课中指出,有些这类怀疑可能只是因为他在血统与文化上是个汉人。《汉代贸易与扩张:汉胡经济关系的研究》这本书和这个题目,如果作者不是汉人,是个‘胡人’的话,会怎样翻译成英文呢?”这是无法借箸代谋的事。任何非汉人的译者都会略过“胡”字不提,依照中国“天朝”时代的说法,任何非我族类,夷也好、狄也好、番也好,都是barbarians。
何四维的话也许说得太重,做弟子的David看不过眼:“这个人好恶无端到近乎诽谤。实在令人好奇何以何四维确信余有‘内在的优越感’。他认识他吗?所有认识余教授的人都知道他是位君子。何四维真的对余的性格与内心世界有什么特殊的洞见吗?何四维很可能也只是直接表达他对余书的疑虑:因为余先生是个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