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王鹏权 实习记者 陈志宏
本报记者 王宙/摄
近日，国际社会科学理事会主席古德曼·赫奈斯就“灾难综合研究”办公室选址来华考察。据了解，该研究融合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旨在对灾难和风险进行定性分析；理解复杂灾害过程中有效决策的制定，了解决策在风险管理中的作用；并基于前两个方面的研究，形成科学、有效的行动，以降低风险，减少灾害所带来的损失。在北京考察期间，古德曼·赫奈斯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
社会科学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记者：近年来国际社会科学理事会在促进国际社会科学交流方面作出了哪些贡献？
赫奈斯：目前国际社会科学理事会做了两件比较重要的工作：一是今年5月份在挪威的卑尔根召开了世界社会科学论坛，这次大型的国际论坛主题为“同一个地球，分离的世界”；第二个主要的工作是我们正在组织编辑《世界社会科学报告》，这本书介绍了当今社会科学研究的整体状况以及世界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涉及心理学、社会学、法学等学科。这是我们正在做的两项试图促进社会科学发展的工作。
记者：您认为当前的国际社会科学领域表现出了哪些特点和趋势？
赫奈斯：第一，当今的社会科学扮演着越来越综合的角色。尤其是在影响中央和地方政府决策方面，社会科学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这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此外，在一些公司和中小型企业中，社会科学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比如一些国家的财政部门就会参考经济学家的观点。在教育方面，社会科学也显得越来越重要。
第二个重要的趋势是国际化。当今社会科学的研究课题很多是由多国联合完成的，且社会科学各个学科间的交流也大大增强。世界上有些地方的社会科学研究比较薄弱，比如非洲一些国家的社会科学理论都是从西方借鉴过来的，对他们来说，国际化是一种机遇，更是一种挑战。
第三个趋势是，二战后美国在世界经济和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主导地位已经遇到一些新兴国家的挑战。其中，中国的社会科学家在国际社会科学的舞台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当然，我们还不能说他们打破了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的垄断，但确实对美国的地位构成了挑战。
记者：在网络化时代，您认为社会科学可以发挥哪些功能？
赫奈斯：首先，网络的普及使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更容易让大家互相交流，学生和研究人员都可以得到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其次，网络本身也在改变着社会，它带来一种新的交往方式，甚至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它改变了人们的交流方法和社会框架，这本身就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课题。此外，网络的普及使我们很容易地得到数据库的支持，把多种数据整合到研究过程中，这不仅方便研究，而且有助于提升研究层次和结论的适用范围。
发展中国家的社科水平需要提高
记者：您刚才谈到国际社会研究存在地域不均衡的现象，您认为这种差距是在缩小还是在扩大？国际社会科学理事会在缩小这些差距方面作了哪些努力？
赫奈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在扩大还是在缩小是很难判断的。但是无可置疑的是，发展中国家的社科研究水平确实需要提高，这就要求我们训练更多优秀的社会科学家。现在，在发展中国家想要学习社会科学的学生人数正飞速增长，但是他们的大学致力于这方面的教育资源并不能适应这一增长速度，特别是在非洲国家这一现象就更加严重。而亚洲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人员，不管是数量还是质量，都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我认为，要缩小这种差距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去做。所以，我们国际社会科学理事会也在章程中有一章特别强调了要缩小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社会科学研究的差距，这一章程为我们的工作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和背景。
记者：您对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有什么建议？
赫奈斯：当前对于中国的社会科学发展而言，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要使中国的研究成果为世界所知。中国每年都会出版很多社会科学研究读物，如果这些成果能够以英文读物的面貌出版，使其他国家的人知道、阅读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所取得的成就，那就更好了。此外，中国的学者要多多参与国际会议和国际交流项目。我觉得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有许多社会科学研究方面的优势，因为人口多，社会现象也多种多样，有许多社会问题可供社会科学来研究。比如，随着经济发展，中国也面临着巨大的社会转型和变化，这些都是社会科学研究者感兴趣的话题，通过这些研究成果，为世界提供一种认识中国的视角和发展的借鉴经验，是非常有益的。
实现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
记者： 您为什么在灾难研究中如此强调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结合？
赫奈斯：首先是因为自然灾害会带来社会影响。例如，地震本身是一个自然灾害，但地震导致房屋倒塌以及其他一些后续的社会问题，这就是社会科学所要研究的内容。在拉美地区会有一些泥石流、塌方等现象，那些住在泥石流的下方、受到泥石流影响的往往是一些穷苦农民。所以你会看到，虽然自然灾害属于自然科学研究的领域，但它是与社会科学紧紧相联的。灾难研究涉及人类怎样去应对自然灾害、这种自然灾害会对社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以及人们会怎样反应、灾害过后会留下哪些经验，这都是社会科学研究非常重要的部分。所以，在建立这个“灾难综合研究计划”后，我们就要把自然科学研究和社会科学研究结合起来，把它作为一个机制延续下去。
记者：关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结合起来做研究，在国际上有没有典型的项目？
赫奈斯：历史上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核泄露事故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当时核泄露影响到了许多国家和地区，公众觉得非常害怕，因为核泄漏带给人们一种不确定感，这种感觉导致人们急切地寻找有关的信息，电话拥堵导致线路爆满。在公众中产生强烈反应的同时，科学界也产生了不同的看法。科学家们各执一词，人们都因此非常迷惑，进而非常愤怒。我想说的是，灾难发生后的事情在将来可能还会再重复，灾难发生后的整个流程将来都还会重演，意识到并整合这一流程本身就是一种学术成果。
在泰国海啸发生时，有很多的瑞典游客在泰国游玩。海啸本身是一个自然灾害，它使瑞典人非常恐惧，因为亲友们都在那边游玩。但通过打电话得不到准确透明的信息，这就激怒了瑞典国民。
我之所以举这些例子，是要说明自然灾害导致的社会现象，需要我们在做研究时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结合起来，帮助政策制定者更好地解决这些突发事件。我想中国去年发生的汶川大地震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地震发生时有很多人受到影响，人们想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处搜索信息，公众也非常愤怒，而政府需要紧急应对这些事情。这些例子表明，我们需要从一个事件中学习经验，然后把它应用到其他事件当中去。
再比如艾滋病问题。我们知道关于艾滋病的研究大多数都集中于病毒方面的生物学研究，这都是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人们虽然知道了艾滋病是如何传染的，但他们还是没有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这就需要研究如何改变医疗系统，针对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年龄以及接受教育方式的不同来制定不同的教育方法。由此可以看出，仅仅从生物学方面研究病毒、疾病和治疗方法是不够的，我们还要从社会行为、健康、政策制定甚至文化方面来研究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