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信仰的异域传播与在地化

上一篇 / 下一篇  2016-10-23 18:48:48 / 个人分类:论文文章

 

 

特约栏目主持人语·Comments on Special Column from Initiator

 

民间信仰的异域传播与在地化

The Spread of Folk Beliefs over Alien Lands and Its Localization

 

HUANG Tao

(温州大学文学院,浙江温州 325035)

(College of Humanities, Wenzhou University, Wenzhou, China  325035)

 

在文化的地域传播中,宗教信仰包括民间信仰是传袭力最强、影响最大的文化现象之一。历史中国民间信仰在大陆内部的异地传播是研究区域文化史的显要课题,在东亚汉字文化圈内向其他国家的传播与在地化也是国际文化交流史研究的重要而有趣的问题。而受到汉字资料记载稀缺的限制,后一课题的研究就更为困难和少见。本专题收入四篇关于民间信仰方面的论文,其中两篇是国外的汉学家依据所在国家的史料所写,向我们提供了中国民间信仰向国外传播并在他国变异发展的珍贵资料和考证成果,值得相关领域研究者重视和收藏。

DOI10.3875/j.issn.1674-3555.2016.04.001   本文的PDF文件可以从xuebao.wzu.edu.cn获得

关帝信仰是中国文化在东亚和东南亚传播最广泛的文化现象之一。前些年我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旅行时,关于中国文化在这两个国家的传播和存留,就我所见而言,给我留下直感印象最强烈的事情有两件:一件是,由于国内旅行社的有意安排,我在哪个角落都能吃到当地华人餐馆做的比较地道的中国菜,只不过他们做的中国菜好像还保留着早年某个历史时期的口味和水平,还比较朴素和简单,已经远远落后于现在大陆的宴饮程度了。另一件就是在异国的天涯海角,多处见到关帝庙,比见到的其他中国民间信仰庙宇都多,让我十分感慨和好奇。韩国体育大学沈胜求教授《朝鲜时期武庙的性质和关王庙的变迁》一文,阐述历史上李氏朝鲜王朝武神(军神)由姜太公转变为关羽的过程、主要作为武庙的关王庙的修建过程和祭拜制度,其历史过程颇为曲折和繁复,而作者交代得十分细致、翔实和确切,让我们对关羽崇拜在朝鲜半岛的早期形成和发展情况了解得很清楚。作者掌握的史料是确凿和丰富的,文中有很多的历史细节资料,关于事件的年代、地点、背景以至相关人物的言论等史料都呈现给读者。从民俗角度看,值得注意的问题有两点:一是关羽崇拜在李氏朝鲜王朝的传播、发展、生根和在地化是由官方到民间的。最初通过官方渠道进入,又在官方逐步强化和制度化,早期阶段李氏朝鲜的民间还没有形成关羽崇拜。此时李氏朝鲜的关羽崇拜从根源上来说是中国民间信仰,但在当时的朝鲜还是来自国外的官方信仰和祭祀制度,还没有成为朝鲜民众的民俗信仰。后来随着关羽作为军神和财神的神性角色在社会上逐渐被广泛认可,才发展成为民间信仰,这应该是外来文化转变为民俗文化的一个典型案例。二是作者详细阐述了李氏朝鲜王朝内部围绕是否修建关王庙和怎样拜祭关王所发生的争议,让我们可以据此关注祭祀制度与国家政治之间的密切关系。作者主要是爬梳历史资料,对近代以来的关王崇拜则简略提及。2010年我在韩国光州的朝鲜大学讲学期间,两位韩国教授特地带我参观位于全罗北道深山里的一处关王庙,其中的关王及其他陪祭汉将的神像都是身着韩服的,可见关王信仰的在地化之一斑。

越南丁克顺教授、阮文海先生的论文《越南的城隍信仰与村落城隍事迹文版化过程》讨论越南城隍信仰的历史渊源与演变过程。他们所采用的资料主要来自田野考察所见到的古代庙亭建筑物、碑文和民间手抄本,也有部分资料来自历史记载和出版物。据该文所述,与关王信仰传播到李氏朝鲜的渠道类似,中国城隍信仰传播到越南最初也是通过明朝官方渠道,后来才发展成为全国通行的祭祀制度和民间信仰。他们很重视考察城隍祭祀场所的变化:起初在庙里,15世纪开始越来越多地转到亭里。越南的城隍分为两类:都市的城隍和乡村的城隍,作者重点考察了后者。明军撤离之后,城隍信仰继续存留。不过越南城隍信仰的在地化程度很高。越南保持了城隍神作为地方保护神的基本神格,借鉴了中国祭祀城隍神的礼仪制度,但各地城隍神的来历主要是本土化的,大都是当地或临近地方的已去世的英雄人物,也有天然出生的神被历史化的。伴随着英雄人物的神化或者天然神灵的“人化”,必然在民间流传许多关于神的事迹的故事,也就是“神迹”传说。到14世纪,开始有记载和编纂这些神迹的文献,这就是作者所述的神迹文版。“文版化”大体就是“文献化”。以前都是口头的民间传说,后来有了这些口传事迹的文字版本,这些文版主要是民间抄录本,是后来城隍信仰传承的重要依据,也就成为学者研究的重要资料。作者说明了研究机构和学者搜集和收藏这些文版的情况。

刘秀峰教授的论文《浙江庆元端午“走桥”习俗考察》通过田野调查资料记述和分析了端午节走廊桥的特色习俗。走桥习俗并不稀罕,但端午节走桥确属罕见。这一习俗可看作端午节辟邪防病主题流传到浙江庆元一带的“在地化”表现。仍然是辟邪防病,但由于庆元一带多廊桥,就用走桥的特色方式表达这一常见的端午主题。作者对庆元县星光村的端午走桥活动做了细致的记述,然后结合全国范围内端午节的主要习俗和桥的民俗意蕴对当地端午走桥习俗的成因、文化内涵做了较深入的解析。不过对于为何走桥的都是女性、当地男子怎样过端午节没有解释,给读者留下一点悬念。走桥的女性大多平时参与佛教活动,并把佛教拜神念经活动整合到端午走桥习俗中来,则是中国民间信仰包容性强、惯于多神崇拜的体现,也可视为佛教信仰的在地化表现。

万军、张瑞迪的论文《从边缘文化到公共文化:方岩庙会的现代传承》考察浙南地区胡公信仰和方岩庙会的历史变迁与现代传承。宋代名臣胡则生前的官位在朝廷中并不很显赫,在历史上也没有留下很大的全国性名声,他主要是作为造福一方百姓的好官受到辖区内百姓感恩和拜祭,逐渐被神化为胡公大帝,形成更大范围内的民间信仰和大型庙会。这一信仰形成的原因和演变规律值得研究。而论文的重点并不在其古代历史的考辨,而是放在中国现代化历程中方岩庙会的历史变迁考察上。由胡则在世的宋代到现代,九百多年过去了,受其恩泽的民众早已不在,后世的民众为何还这样起劲地供奉他?这就是民俗传承的规律使然。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应该是胡公信仰借助了方岩庙会这种传承形式。到了后世,胡公本人到底有哪些政绩有多大恩德已经变得不很重要了,重要的是胡公已经是祖祖辈辈信奉的“有求必应”的胡公大帝,重要的是每年夏历九月都要声势浩大、有滋有味地举行的方岩庙会已经成为当地百姓必不可少的生活方式。而方岩庙会之所以这样兴盛,应该跟方岩山的独特、秀丽景观有很大关系。当地民众集中展演了他们的特色文艺形式、一路巡游上方岩,不仅是一种信仰的表达,还是一种很有乐趣的习俗性活动。建国后一段时期,胡公庙会曾被当作迷信活动受到贬抑,近年来又被政府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予以复兴、保护和褒扬。论文用比较扎实的田野调查资料展示了胡公庙会在这一变迁过程中的具体情况,认为它在现代经历了从边缘文化到公共文化的地位转换,从中可以看到方岩庙会在现代民众心目中的重要位置和在生活习俗中的顽强传袭力,也可以看到不同时期政治话语和政府力量对方岩庙会举办方式的影响,并讨论了其中存在的若干问题。

 

(编辑:刘慧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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