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涛]20世纪50-70年代流行语

上一篇 / 下一篇  2008-09-11 20:12:35 / 个人分类:语言民俗

20世纪50-70年代流行语
政治文化民间文化的超强渗透

黄涛

那个年代,在强制性的文化改造或称“文化革命”的过程中,整个社会形成一种超强势的文化影响力。由于在这一时期内政治文化对民间文化的全方位的强烈冲击,民间的新思想、新风尚主要是对政治文化的接受和消化,或者是在政治文化的影响下形成的。

流行语是社会风尚的及时反映。在政治文化无孔不入地左右着社会生活之时,绝大多数流行语也带有很强的政治色彩。

在这一时期,政治文化通过报纸、电台、文件、书籍等各种渠道大力宣传,并经常组织各地的人们开会传达、学习和表态,很多地方搞“人人过关”,这样,一些常用的政治宣传词语成为全社会各种语境中的高频词语,也常挂在人们的口头,成为当时大陆全体民众口头上使用频率极高的词语。比如“毛主席万岁”“学雷锋”“旧社会” “翻身” “解放”“解放全人类”“不要忘了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受苦人”“社员”“成分”“贫下中农”等。

这样,在50-70年代,除了那些不够生动和俚俗的政治性词语以外,在人们口头上短期流行的好玩有趣的词语就远少于其他阶段,至少留下来的记载较少。这是由于该段时期民间的文化风尚受政治风潮的影响和左右,极少出现与政治风潮没有关系的时尚,因而就较少产生表示丰富多彩的时尚文化的流行语。我们现在所能举出的流行语大多与当时的政治气候有关。

一、表示特定体制下新生事物的流行语

1949年建立的共和国拥有全新的社会制度,由此必然涌现许多新生事物。而1966年开始的十年“文革”虽然是一场文化浩劫,但也确为“史无前例”。所以50-70年代新生事物、新鲜事儿层出不穷,表述新事物的词语自然也数量颇丰。这些新词语有很多是人们的口头创造,鲜活生动,流行一时。

在变幻无方的社会生活中和风起云涌的政治运动中经常出现各种新面目的人物,也常出现指称这些人物的新鲜词语。

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各地刚解放时,大批的解放军士兵与干部进入城市,因为他们大部分出身农民,对城市的事情不熟悉,显得土气,城里人称他们“土豹子”,意思是没有见过世面的人。后来变为“土包子”,可能是由于解放军穿的土棉袄被人戏称为“棉花包”,这一词与“土豹子”合称为“土包子”。文革时期政治气候多变,一些群众组织或个人见风使舵,随政治风向的变化而不断改变旗号和观点。这类人被称为“风派”,该词在1967 年开始流行。“闯将”本来是明末起义军领袖李自成的名号,1958年至“文革”期间被借用来表示敢想敢干、勇于标新立异的人。现在看来,当时标榜的闯将有一些是不尊重客观规律或搞打砸抢的人。但该词当时常与“革命”二字结合在一起,号称“革命闯将”,头上就有了一道神圣的光环,是很时尚的人物。

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词是“享受犯”。“享受”怎么也成“犯”呢?原来文革时期提倡艰苦奋斗,自食其力,而坐享其成、不劳而获、追求物质享受被视为资产阶级剥削思想,故有享受倾向的思想和行为就成了罪过。对享受思想的批判到了什么程度呢?请看如下荒唐事:有些地方在整顿交通秩序时,抓住违反交通规则,坐在自行车后架上的人,就给他挂上一块牌子游街,牌子上写着:享受犯。因为他想赶路而坐别人的车,显然是图省力,坐享其成,按当时的思维方式,其思想根源就是有享受思想。当然这种做法在当时也有点戏谑和胡闹的味道。此语在1975年曾流行一时。

这一时期也出现很多新鲜的事情或做法,同样造成许多流行词汇。

因苏联先进入社会主义社会,那时中国在许多方面都向苏联学习,就称后者为“苏联老大哥”,简化为“老大哥”。“老大哥”有时也特指工人阶级。因政府舆论认为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农民就工人阶级为“工人老大哥”,简称“老大哥”。那时政府在亲近苏联的同时,将美国看作国际上的最大敌人,称之为“美帝国主义”,民间就称之为“美国大鼻子”或“美国鬼子”。还称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帝国主义国家为“纸老虎”,意思是它们貌似强大,实际上虚弱不堪,不要被他们的表面强大所吓倒。它的流行是由于毛泽东有言:“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常见的句子是“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

五六十年代,领袖与群众大都有一种理想主义、乐观主义的豪情壮志,这种精神本来是好的,可以调动人们的积极性,鼓舞人们的干劲,但是发展到极端,超越了客观规律,就成了一种浮夸。1958年,昂扬向上的精神变成一种盲目激进的做法,终于导致大跃进。大跃进时为彻底消灭人们头脑中的私有观念,各村成立公共食堂,不许各家开小灶做饭,后来干脆把一些人家的锅砸了,用得到的废铁去炼钢。当时提出一个“吃饭不要钱”的口号,并在少数地方实行了一段时间。这是对共产主义“供给制”的一种冒进的试验,给人们提供了美好幻想的空间,当时毛泽东视察安徽的一个公社后说:“吃饭不要钱,既然一个社能办到,其它有条件的地方也能办到。既然吃饭可以不要钱,将来穿衣服也可以不要钱了。”所以该短语流行一时,但这种做法很快被取消了,该短语也只流行了半年。大跃进以后办公共食堂等做法造成粮食极度短缺,就采取一个应急措施:以瓜果蔬菜代替粮食,以副食代替主食。比如以产量高的红薯、胡萝卜、白萝卜代替粮食作主食,有的地方将玉米杆磨碎当主食。这种做法称作“瓜菜代”, 又叫“以副代主”,成为1959年以后流行全国的一个口号。河北一带有个顺口溜:“低指标,瓜菜代,得了浮肿胖起来。”

当时舆论认为,工人、农民等无产阶级的思想是干净的、高尚的、最无私的,其它阶层要向进步群众学习。而那些出身好、革命队伍里的人有自私自利等属于剥削阶级的思想,是受反动思想或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腐蚀造成的,是在思想立场上向剥削阶级发生了质的转变,称为“变质”。该词在群众口头上流行一时。比如有省吃俭用的农民看到青年人爱打扮、爱穿好衣服,就会半开玩笑地说他“变质了”,后来说成“变修(修正主义)”了。那时把阶级敌人用以拉拢腐蚀人的物质手段、甜言蜜语等称为“糖衣炮弹”,意思是这些东西表面上让人舒服、愉快、享受,实际上像炮弹一样毁坏人的革命思想。这个词原出于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胜利地经过了和平时期糖衣炮弹的考验。”1963年以后开始流行,常见到这样的句子:“要时刻警惕敌人的糖衣炮弹”。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思想改造运动走向极端,而且思想改造的方式不仅有“文斗”,更有“武斗”。语言暴力是斗争方式走向极端的表现之一。许多当时流行的说法就是“文革”无情打击、残酷斗争的语言印迹。破除旧思想又称为“洗澡”,指向大家坦白自己内心深处自私自利等肮脏的东西,在别人的监督、帮助下改掉这些毛病,变成一个思想上干干净净的人。这个词很形象,突出了思想改造活动的毫不留情,因为“洗澡”并不是一般以为的在洗澡间里进行,而是“当众洗澡”,要把自己内心深处所谓肮脏的东西当众交代,请大家批评、批判,并监督是否袒露彻底。还有一个说法是“脱了裤子割尾巴”,有“异曲同工”之效 ,指在运动中不怕丢丑失面子,要在大庭广众之中公开承认错误,在群众批判和监督之下彻底改正错误。

 “文革”时期社会物质生活水平很低,许多东西凭票供应,但政治挂帅,要求人们时刻保持高昂的精神和“斗志”。有一些广为流传的说法表现了当时讲求“精神至上”的特点。一个说法是“苦不苦,想想红军二万五”。文革时期常用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事迹教育人民,在艰苦的条件下要鼓足干劲,不怕吃苦,克服一切困难。故有此语流行。常和“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连用。还有一个意思很极端的说法“活着干,死了算”,也是文革时表示“革命”决心的话,流行于1967至1968年间。意思是只要有一口气在就要干革命,死了才罢休。参加造反与武斗的红卫兵与其它群众组织常用此语。。

运动中有各种做法,其名目也易成为“流行语”。1961年有个流行的说法“五子登科”,指五种整人的做法:套框子、抓辫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原本是个传统的典故:五代后周人窦禹煕的五个儿子都考中了进士。到八九十年代,这一说法仍然流行,但含义彻底改变了,指在各方面都混得很好的人,即有下面五种条件的人:儿子、房子、票子、位子、车子。“牛棚”也是那时很有名的流行语。文革时将所有斗争对象统称为“牛鬼蛇神”。1968年大批“牛鬼蛇神”被下放到农村或“五七干校”, 他们所住的房子时就称“牛棚”,但他们原来在城市里的住房不叫“牛棚”。后来也指关押一般的批斗对象的地方。“坐冷板凳”,指人在政治上受怀疑和审查,在单位遭冷遇,离开本职工作当杂工。也指分配到某单位后却不让干本职工作。“二进宫”,1971年开始流行,文革中用以戏称第二次进学习班或第二次被拘留判刑。它本是京剧剧目。该说法现在仍然沿用,现指第二次违法被公安局收押。“走出去,请进来”,是个意思很鲜明的说法,流行于1971年之后。

二、来自文艺渠道的流行语

  流行语产生于生活中的新生事物和新鲜感受。在二十世纪50-70年代,中国的社会生活是“政治挂帅”的,政治文化的影响渗透到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生活中涌现的新生事物与人们的新鲜感受大都与政治有关。除了政治因素以外,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内心世界与改革开放后的时期相比,就相对封闭和单调。由外部进入人们生活中的兴奋因素是很少的,而电影、广播文艺节目是除政治内容之外极少的源自外部的兴奋点之一,因而由文艺渠道也产生了一定数量的流行语。这些流行语在那时人们的日常口语中显得活泼跳脱,分外引人注意。

那时文艺生活贫乏,有限的文艺节目就让人格外兴奋。人们看了电影,一般要回味好几天,见了面互相谈论,一个让人喜欢的电影中的台词可能会在人们的口头活跃几个月。而有些影响大的电影,常重复放映,人们要看几遍,这些影片中的一些有趣味的台词,会在几年中活跃在人们的口头:用电影中的人物名字起绰号,用电影情节中新鲜生动的台词来表述日常生活中的事情等。特别是那八个样板戏,人们反复地看、听,其中的情节、人物、对话家喻户晓,人们常用其中的人物名来为身边的人其绰号,也常引用片中的台词。典型的例子是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中的台词“老九不能走”。在该戏最后一场“回师百鸡宴”中,栾平忽然出现在威虎山,指认在此已坐了匪首第九把交椅的杨子荣为共军,杨子荣就对座山雕赌气,做下山出走状,说与栾平“今天是有他没我,有我没他”,众匪正在等着杨子荣主持百鸡宴,都流口水了,忙喊:“老九不能走啊,老九不能走!”该戏上演后,此语成为群众一时的口头禅。恰巧知识分子在文革中境遇不佳,被称为“臭老九”,排在叛徒、特务、走资派、地、富、反、坏、右这八种专政对象之后,由于同音的关系,人们由这“老九”联想到那“老九”。并且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戏语“老九不能走”,劝慰知识分子虽然受了委屈,但还是团结的对象,还要为党工作。于是此语有了政治内涵,更加流行。《智取威虎山》中的另一段台词:“脸红什么?”“精神焕发。”“怎么又黄啦?防冷涂的腊!”因为精彩有趣也常活跃在人们的口头。

另一个广为流传的短语“马尾巴的功能”,出自“四人帮”授意炮制的电影《决裂》。片中有位老教师上课时大讲马尾巴的功能。据说此地无马,且群众认为这种知识没有实用价值,所以在影片中这位教师的行为是极其迂腐可笑的,片中主角据此认为再也不能让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局面继续下去了。这一镜头十分生动,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又因此情节与当时对知识分子的评价和态度正相吻合,于是此语在1976年流行一时。

除了电影之外,人们能欣赏到的文艺节目还有相声、戏剧、评书等。这些节目中的人物名称或语言也有不少在群众口头流行。如1956年何迟的相声《买猴》中,主角马大哈的形象家喻户晓,人们就用“马大哈”来代称办事马马虎虎、粗心大意的人。

三、表示日常生活内容的流行语

20世纪50至70年代的社会流行语以政治性词语为多,但也有以日常生活为内容的流行语。当然,日常生活脱离不了社会环境,那时的日常生活是在特定体制下的并受到政治气候影响的,而且一些表示日常生活内容的流行语本身就是由政治性词语转化而来。比如“半边天”是那个时期流传广泛的流行语,用以指代妇女。它原出于毛主席的一句话:“妇女能顶半边天”。人们口头上常把它当作调侃用词:“你家那半边天来了吗?”1959年开始流行。这个词的产生就是当时的社会环境的产物。建国后,政府舆论宣传推翻压在妇女头上的三座大山(神权、族权、夫权),大力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重视发挥女性的作用,经常把妇女称为“半边天”。百姓在日常活中也很活泼地用来指妇女或妻子。

 从五十年代开始,全国的城市人流行称呼配偶为“爱人”,对丈夫和妻子都这样称呼。 在解放前,这个词本来用于指称为了革命事业而共同奋斗又具有爱情关系的男女同志,后来在解放区用以指配偶,不分性别。建国后这一词在全国范围迅速流行,到现在也还是一个常用词。它本是英语lover的意译,lover是“恋人”“情人”的意思,但引用到汉语中的“爱人”指已婚的男女。“爱人”一词的流行和通用是由于新社会提倡男女平等和婚姻自主并以爱情为基础,反对男尊女卑思想和包办婚姻,而“爱人”从字面上看不分男女并有“爱”字,正好适应这种潮流。比如可以说“你爱人今年多大了?”或者“这是小王的爱人”。“爱人”一词可算是有大陆特色的称呼。“对象”一次也是个有特色的称呼,它指恋爱的对方,不分性别。人们常这样说“有对象了吗?”“某某的对象长得真漂亮”。常用的词组是“找对象”“搞对象”“介绍对象”。这一词语一直流行到八十年代,后被“朋友”“男朋友”“女朋友”代替。对已婚男子则有一个幽默的说法“家庭妇男”,用以指在家庭中承担过多家务劳动的丈夫。多用做男人的自嘲。该词的产生与政治生活有关。原来文革时不少单位“停产闹革命”,许多男人呆在家里无事做,便学会了做家务。此语1972年开始流行,至今仍活跃在男人的口头。现指男女平等,夫妻共同承担家务劳动,男子也常系着围裙做饭。 

文革中党风不正,社会风气败坏,行贿受贿、走后门现象严重,群众不满,戏称礼物包为“炸药包”,还把送礼的香烟称为“盒子炮”(二十响),把酒称为“手榴弹”。此语流行于1972年以后。文革后期流行说“有病”,人们相互间稍有不合,就说:“你有病吧?”说谁有病,并非说他身体有病,而是说他思路不正常,好象有精神病。大概因为当时人们普遍感觉社会运行不对头,但又不敢非议文革,便将此语转用于同人争吵方面。该词到现在仍很流行。

响应领袖号召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们在“广阔天地”的生活中也创造了不少流行语。现在女性常用的短语“来例假”就是出自知青生活。“来例假”指来月经。按妇女健康条例,妇女月经来潮期间可以休假,故有“例假”之说。开始是在下放劳动的女知青群体中流行的隐语,后成为一般女性的婉言,并沿用至今。在乡下,这些知识青年与当地的农民在各方面都有不少的差距,知识青年们集体居住在一起,这使他们成为与当地农民相对隔绝的圈子或集团。知识青年们在他们的圈子内部交流时所使用的言语与农民之间所用的言语就有明显的不同,甚至知识青年们特意使用只有他们自己才懂的词汇。武汉作家池莉在其中篇小说《怀念声名狼藉的日子》里描写了一群知识青年发明和使用流行语的情况。他们把“好”说成“亚克西”。“亚克西”是维吾尔语“好”的读音。当时有一首歌叫《大寨就是亚克西》,全国传唱,使“亚克西”成为一个时髦的说法。还有一个表示否定意思的“巴扎嘿”,都是从新疆话里借用来的流行语。表示贫下中农,他们用“土克西”,表示衣服用“叶子”,表示脸蛋用“麦子”,表示漂亮用“清爽”,表示色情的漂亮用“姐”,表示厌恶感情用“拉粪”,表示钞票用“麻脑壳”,表示屁股用“磨盘”,表示偷钱包用“杀皮子”,都是在这个知青圈子里特用的词汇。这些词很像黑社会的暗语,但是知青在使用这些词汇时并非出于保密的目的,而只是体验说一种新鲜、独特语言的快感,而且也不怕当地青年学说这些话。从使用的情况看,这些词汇应该是流行语。再看小说中两处运用这种词汇的例子。一处是:“豆芽菜大打抱不平地说:‘当然不是!革命者不结婚哪里会有革命后代呢?革命的红色江山谁来接班呢?老王这是瞎整!不要管他,让他巴扎嘿吧!’”另一处是:“冬瓜毫不留情地说:‘算了吧。你敢当面叫他阿骨吗?不敢吧?还是叫关山书记吧?他喜欢你,这不假,你不就是叶子出众,麦子漂亮吗?你大概还不知道一般男人都会喜欢活泼漂亮的女孩子吧?但那仅仅是生理现象,并不表示有感情。’”以上是两个人物之间的私下谈话,她们使用“巴扎嘿”“叶子”“麦子”这几个词是在不需要保密的日常生活语境中,显然并非严格意义的暗语或“黑话”。当然小说里的细节可能是虚构的,但是从中也可以看到知识青年真实生活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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