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言民俗情境的构成与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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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民俗情境的构成与功能

黄涛

摘要 本文认为,民俗情境是语言民俗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对民间语言的科学考察不能脱离其产生和运作的情境。语言情境分为文化情境与现场处境两个层次,二者共同制约和规定着语言民俗的形式与意义。

 

 关键词:语言民俗;民俗情境;文化背景;现场处境

 

中图分类号:HO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2092000

 

 

语言民俗发生于具体情境之中。它的形式`意义和功能也为情境所规定。  

对民俗的情境性的关注是由来已久的。古语说“一方一俗”“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都在讲风俗因情境而异。而“入乡随俗”这一成语则提出了情境对“民”的规约,要求“民”尊重俗的情境性,遵行特定情境中的俗。钟敬文先生所提出的民俗文化的基本特征中,有一条“传承性和扩布性”,实际就是讲的民俗情境的两个基本构成要素:时间或历史的纵向规定和空间或现实的横向规定。民俗因不同的时空条件而变异,也就是因不同的情境而变异。

所谓民俗情境,指民间文化传统规约下与特定空间范围内的社会处境。情境是历史传统与现实生活的交汇。历史传统储存在特定社区的民众集体的意识和记忆之中,它制约`规范着民众的活动,而现实因素又调整修改着历史传统,两个方面的会合`交融就是影响实际发生的民俗行为的主要情境因素。

情境的内容可分为文化背景和现场处境两部分。

文化背景指民俗事件发生之前在特定生活环境中业已存在的关于这个民俗事件的文化规约。生活环境主要指民俗事件所发生的环境,但有时还包括民俗行为人在个人历史上所曾经历过的另外的环境。比如一村民在其村落进行一项民俗活动,影响他的现场行为的生活环境除了这个村落之外,还可以包括他曾去打工的城市生活环境。而文化背景就既指村落中关于这项活动的文化规约,也包括个人所经历过的城市环境对这项活动的文化规约。它们共同对将要发生的民众活动起作用。一般情况下,起主导作用的是民俗活动发生地的文化规约。对文化背景的这种界定,不仅适用于分析群体的民俗行为,也适用于分析个体的民俗行为;既适用于分析历史传承的民俗事象,也适用于分析现场发生的民俗事件。

文化背景存在于特定社区的民众集体和特定民俗行为个人的意识之中。这种文化背景或文化规约,是一种“民众知识”。民众知识包括集体知识和个人知识。集体知识是一个社区内所有成员共有的关于民俗行为的文化规约。这种共同拥有的规约形成一种模式,对个人行为具有很强的约束力。个人知识指个人对集体规约所实际理解和接受的部分,还有他在其它社区所经历过的其它类型的规约。在村落里,如果一个村民曾在城市打工相当长的时期,那么他的个人知识既有与集体共同的部分,也有异于集体知识的部分。还有一种情况,个人如果受到不充分的集体知识的灌输,那么他的个人知识就弱于集体知识,就会导致不合模式的行为,即村民所称的“不懂事”。集体知识是共同的,导致集体行为的模式性类型化;个人知识互有差异,导致个人行为在类型化基础上的变异性和多样性。

以上关于语言民俗情境的文化背景部分的阐述可通过如下例子来说明:

河北省景县有一个为成人所尽人皆知的谚语:“休前妻,毁稚苗,后悔到老。”说的是当地人故老相传的关于离婚问题的传统观念。它用农民熟知的一种耕作经验来打比方,生动贴切,在本地有很强的说服力量。“毁稚苗”就是将头茬出土率不高即“苗不齐”的庄稼幼苗(通常是豆子`谷子`棉花,最常见的是豆子)毁掉,重新播种。而由于播种的时机已延误,或由于其它原因,往往重播后长出的幼苗与前次差不多甚至还不如前次,农民就十分后悔将头茬庄稼即稚苗毁掉:既浪费了豆种,又白费了力气。这种深切的后悔之情是每一个农民都体会得到的,也只有农民才有切身体会。用毁稚苗而生的后悔心情,来比喻休妻另娶但后妻尚不如前妻而生的后悔之情,是多麽贴切、深刻而有力。老人用这句世代流传的谚语来规劝休妻另娶的后生,其说服力远胜于一般的说辞。当年轻人闹离婚时,老人用此谚语来规劝他,乃常有之事,而每次年轻人总能从这谚语里感受到巨大的压力。下面我们来看这则谚语被使用的实例:

有一24岁的黄姓男子,经人介绍与邻村大辛庄的女子结婚后,夫妻感情不睦,且婆媳不和。头胎生女孩后,家庭关系更加恶化,于是小伙子便做离婚打算,离婚之前他联系了中学时曾恋爱过的六里外的杨庄的女子,约好离后与后者结婚。这时邻居来劝和。一位60岁的高辈妇女劝他说:“休前妻,毁稚苗,后悔到老。差不多就算了,又有孩子了,凑合着过吧!”他受到压力,但离婚之志已决,就诚恳地跟她解释:“大奶奶,不是我不想好好过日子,实在是过不下去。”“大奶奶”见他不听,就带气刺他:“你不听,看离了你找谁去,现在说个媳妇容易吗?到时候你说不上媳妇,就得称上五斤肉,晚上放被窝里抱着吧!”小伙子听了这话也生了气,就“哼”了一声走开了。1998年我在黄庄调查时,是在6年以后,他已和后妻有了一个6岁的女儿,当我夸奖他的后妻漂亮懂礼时,他表现出成功后的自足并告诉我现有家庭的来之不易;他诉说当时他闹离婚时遭受的巨大压力,就举了那位大奶奶先以“毁稚苗”谚语劝说他继以“五斤肉”讥刺他的事,这件六年前的事至尽让他耿耿于怀义愤难平。

以上事例可看作围绕“毁稚苗”谚语发生的民俗事件,是以谚语来调解离婚的语言民俗活动。在调解事件发生以前,黄庄已有了促使这个事件发生的文化背景,即黄庄民众关于“离婚不如凑合着过”的传统信念,“毁稚苗”谚语即是这信念的语言凝固形式。黄庄村民集体对此谚语含义的理解和记忆就是文化背景中的集体知识。这种集体知识一方面是关于“毁稚苗’喻体的知识,即耕作经验中对毁稚苗不如留住头茬苗的后悔感受,一方面是”毁稚苗”比喻的本体的知识,即对离婚行为的评价。这两方面知识的汇合就构成这则谚语的整体含义,也就是关于这则谚语的确切的集体知识。“大奶奶”作为有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的老年妇女,她关于离婚的个人知识与谚语所反映的集体知识是基本重合的,所以她既以此信条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也热心地用此谚语来劝阻别人离婚,促使这个语言民俗事件的发生。而黄姓小伙显然也理解和掌握这个集体知识,这使他在以谚语而行的规劝面前感到文化规约的巨大压力,但他的个人知识中还有另一部分即作为一个新社会中长大的青年对婚恋自由、打破常规追求个人幸福的信念,这部分个人知识与其脑中的集体知识相抗衡,加上现实生活中各种因素的推动作用,使他不听从别人的调解,坚持离婚。

再看语言民俗情境的现场处境部分。

现场处境指民俗事件发生、发展过程中的在场因素,如行为动机、行为人之间的关系、行为发生的场所、当场进行的活动等。现场处境是导致民俗事件发生的直接因素,并且决定着民俗事件的体现形态和实施效果。我们以“哥们儿”称谓习俗为例对此予以说明。

“哥们儿”称谓是近年来流行于城市居民(主要是青少年群体)中的一种拟亲属称谓习俗。它可用于关系不错的朋友伙伴之间,体现双方的亲密交往;也可用于不相识或不大熟悉的年龄相仿的人之间,表示对被称呼者的亲热态度,起拉近双方关系的作用。这一语言习俗的文化背景包含两方面的因素:一方面,市民群体的人际关系以业缘关系(如同事关系、上下级关系)为主导,而宗族血缘关系的连接纽带作用极为有限,而且正向着更为弱化的方向发展。这使得市民群体的称谓状况区别于乡村以亲属称谓为主导的格局。城市背景中,在工作情境里,人们之间以职务称谓和姓名称谓为主,8小时以外,才用得上亲属称谓。而且,当城里人用亲属称谓如“叔叔”“大伯”来称呼非亲属时,这种称谓对辈分和亲疏长幼的区分是很粗疏的。城市里人口流动频繁,极少有世居一处的稳定的居民社群,同一居民区的人之间没有农村那样世代相传的辈分关系,于是根据年龄的差别来确定辈分,如对相当于父辈的人一律称“叔叔”,而不是根据他比父亲大小称呼“大爷”或“叔叔”;对年龄相仿者则视为同辈。“哥们儿”就是一种同辈称呼,它所包含的辈分概念是基于年龄标准,而不是基于世居辈分,而且忽略了双方的年龄差异。如果在农村,“哥们儿”就是另一种含义了:它指双方是亲兄弟、同族兄弟,或者在本村世代相传的辈分体系中是同辈,而年龄差异可能会很悬殊,毛头小伙能与白发老汉论“哥们儿”。就是说,城市文化背景的以上特点是“哥们儿”这一基于年龄辈分而又忽略双方年龄差别的称谓得以流行的基础。另一方面,我们应看到,“哥们儿”称谓毕竟是一种拟亲属称谓,是将表亲近血缘关系的词语用于非亲属关系,这还是受几千年来宗法制社会的传统观念和传统称谓法影响的。这与城市文化背景的另一特点有关。现代城市文化虽然是一种新型文化,但它与传统文化并不是完全割裂的,它在许多方面仍保留着传统文化的遗迹。传统社会认为最基本的人伦有三种:父子、夫妇、兄弟。兄弟间的和睦友善、长幼有序是父系宗族秩序的组成部分。古人将“悌”与“孝”并称,提倡兄友弟恭的礼仪,特别是弟对兄的敬爱之礼。将同胞兄弟之情之礼推及世人,使得“称兄道弟”成为汉文化中的典型称谓礼俗。称对方为“兄”“哥”,是社交中的常用敬辞,其意义主要是礼俗意义,即表示对称谓对象的亲近、敬爱之义;称己为“弟”,则为谦辞。“哥们儿”是“兄”类称谓的替代形式。它继承了“兄”类称谓表亲近之情的功能,而抹去了后者表敬重之意的功能。这是“哥们儿”与“兄”类称谓的根本差别所在。所以说,“哥们儿”称谓一方面具有与传统观念不合的地方,另一方面又是对传统称谓法的继承。

以上是我们结合“哥们儿”称谓的文化背景对其内涵与功能的把握。而要对“哥们儿”称谓习俗有更加全面和准确的了解,就要关注其民俗情境的另一部分即现场处境。其现场处境的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使用者身份、交际双方的关系和称谓发生的场所。19988月,我与河北省衡水师专的杜希宙先生合作,对“哥们儿”称谓在该市的使用状况进行了调查。此处仅将有关其现场处境的调查结论概述如下:第一,是“哥们儿”称谓使用者的状况。调查数据显示,1525岁的小青年更多使用这一称呼,这与他们传统观念较淡薄,更易追求新潮有关。2545岁的使用者略少。45岁以上的群体则基本不用此称呼。从使用者性别来看,“哥们儿”本是男性群体的专用称谓,它主要用于男性之间,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年和青少年女性中也不乏使用者。在127名被调查的女性中,有31%的女子使用过该称呼,其中6名经常使用,余者只是偶尔使用。女性主要用“哥们儿”来称呼熟人,特别是关系要好的同性朋友,以显得象男人那样爽快重义气,并活跃交际氛围。从使用者职业来看,在干部(含教师)、学生、工人三种职业范围内,工人群体中使用者占80%,比例最高。其次为大中专和初中学生,使用者占该群体被调查人数的58%,再次为干部,使用者占51%。第二,看交际双方的关系。从双方的熟识程度而言,男子既用以称呼熟人,也用以称呼不大熟悉和陌生的人,女子则基本用以称呼熟人。从双方的年龄大小关系来看,绝大多数使用者都以“哥们儿”来称年龄相仿者,或看起来岁数差距不大的人,也有少数人用以称呼年龄有明显差距但尚不至构成代差的人。交际双方的关系还包括双方的社会角色(这里指由职业规定的社会身份)关系。由于职业的不同关连着个人的收入、权势、文化教养、工作环境等的差距,人们对不同职业的人有着不同的社会评价,使特定职业的人有了特定的社会地位。在社会交往中,由职业带来的社会地位因素影响到交际双方所持的态度,并体现在语言运用上,从而影响了“哥们儿”称谓的运用。调查数据显示,干部、工人、学生这三种称谓人在遇到工人、农民、学生、知识分子、办公人员、自己的领导、小商贩或修理匠这些称谓对象时,最易于称之为“哥们儿”的对象是学生和工人,其余依次为农民、小商贩或修理匠、办公人员、知识分子,而选择称自己的领导为“哥们儿”的为零,这是由于上下级之间注重工作职位造成的尊卑关系的特点与“哥们儿”称谓抹平尊卑界线的特点形成对立,使上下级之间通常不用这一称呼。第三,看“哥们儿”称谓发生的场所。调查结果显示,“哥们儿”的使用是分场合的,它一般用于街上、家里等比较随便的生活场合,不用于郑重的公务场合,比如干部阶层所处的语境在这两种场合的区分上最鲜明,当他在机关内与领导、同事一起办公时,他倾向于不使用这称呼;而在街上或家宅时,他处于生活场合,就可能使用这称呼。“哥们儿”称谓被运用的现场处境除了以上三点外,还有其它因素,如称谓双方正在做什么事情,称谓人的交际目的等,此不一一。

城市文化环境是“哥们儿”称谓习俗产生、运作的土壤和背景,也从根本上决定着它的文化内涵和礼俗功能,而现场处境则规定和表明着它的发生条件、具体意义、运用方法、交际效果等更为确切生动的内容。将两方面结合起来,我们就了解了“哥们儿”称谓的整体的民俗情境,也由此获得了对这一称谓习俗的比较全面和透彻的把握。

以上我们讨论了语言民俗情境的构成要素,和民俗情境对民间语言的形式、意义、功能和使用的重要影响。可以看出,民间语言与民俗情境是密不可分的。将之置于民俗情境之中,民间语言不再是孤立的词语形式,而是一种立体的文化现象。以此视角来考察民间语言,有助于我们将语言与民众活动、民众精神联系起来,在历史文化传统与现实社会背景的交汇处,透过活生生的民俗活动来达到对语言民俗现象的完整深入的认识。研究语言民俗而不顾其语境,不结合其借以存活的民众生活土壤,对语言现象的解释容易流于单薄和片面。

(作者 北京师大中文系1996级博士生  人民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发表于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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