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林：民俗研究与翻译研究

民俗研究与翻译研究

利·哈林¹，杨 柳²(译)，张举文³(校)

(1．纽约城市大学布鲁克林学院，美国纽约 11210；2．温州大学人文学院，

浙江温州 325035；3．崴涞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美国萨勒莫 97301)

摘 要：每个民俗学学者必须了解自己的学科有多少经典或创新著作是翻译的结果，尽管这个问题常常被隐含了。民俗研究同时也是翻译研究，因为两个领域近年来愈发成熟和关系密切。无论是跨文化或语言研究还是对文化研究都离不开文本的翻译。这种翻译不仅能提供文本，同时也能在研究新的文化时促进文化协商。民俗学者必须面对民俗与翻译研究中出现的新问题。因此，可以通过回顾历史归纳出民俗与翻译研究的四个挑战。

关键词：民俗研究；翻译研究；文化混合；文化协商；民俗文本

中图分类号：K89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3555(2011)02-0031-05

DOI：10.3875/j.issn.1674-3555.2011.02.007   本文的PDF文件可以从xuebao.wzu.edu.cn获得

近期受邀参加一次有关亚洲与美国亚裔族群民俗研究的会议。虽然对此并无太多建树，我却认为这类研究中普遍存在一个核心问题，那就是翻译问题。35年来，我致力于将西南印度洋五大岛群——马达加斯加、毛里求斯、留尼汪、塞舌尔和科摩洛的民间故事译成英文。不可避免地，我在一些翻译中加入了评论以帮助英语读者理解异域民俗。我首先努力证明了民俗学是一扇必要的而且是令人心动的窗户。通过它可以感受这些拥有共同的被殖民统治、被奴役和被剥削的历史的地方的文化、历史与价值观。而这些岛屿的核心文化都有其非洲源头。另外，虽然居于世界一隅，我一直非常支持21世纪人类文明的一项伟大发现：从古至今，人们不断地调整自身的文化去适应语言融合和种族交融趋势。克里奥尔语言学（Creole Linguistics）的发现将这种文化再协商称为：文化克里奥尔化(cultural creolization)^[1]。文化克里奥尔化帮助人们辨别种族差异、语言差异和宗教差异。它也正是我们理解全球化概念的关键。数年来，我逐渐认识到，如果说民俗学是作为一种保持文化异质性和持续性的手段而存在的，那么对于其他民族民俗的研究就是源自一种求同存异的目的与希望。在这个意义上，所有的民俗研究就都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翻译行为。

异质性对于民俗学和翻译研究来说至关重要。美国诗人查尔斯·伯恩斯坦（Charles Bernstein）认为^[2]：异质性就是使用所有我们所掌握的正式的书面词语去干预、激发、诱导、再思考以及选择阵营等社会动力的源泉；异质性对民俗学和翻译研究同样有益。一些学者通过翻译去处理这些异质性，另一些学者则选择对之进行民俗研究。两种方法都认为文化表述是传递不同价值观的有效手段。因此，由上一代德国民俗学家提出的“法尔肯施泰因法则”（Falkenstein Formula）获得了世界民俗学界的认同。该法则认为：民俗学这门学科是将“各种文化价值观（包括它们发生的动因及过程）以主位或客位的形式进行的一种传播，其目标在于帮助解决社会文化的诸多问题”^[3]。翻译是文化产品及其所传达的价值观的传播技术之一，是民俗研究实际操作中的一个必须步骤。它对人类学亦是如此——一位著名人类学家这样写道：“文化分析的挑战在于发展翻译与转换的手段，以使不同利益、机遇、权力、需求、欲望和哲学视野之间的差异性清晰可辨。”^[4]1

在过去的40年里，世界上的（尤其是英美两国）民俗研究与翻译研究齐头并进，一同走向了成熟。民俗研究离开了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的结构主义而另辟蹊径走上了民族志学的道路。当“结构主义作为解释标准大行其道”^[5]时，民俗学者选择为民众的权利说话，他们往往更愿意“在一种摆脱理论束缚的自由中去进行自己的研究，……我们最关注的当然是一些更有自主权的东西，例如流派和团体”^[6]。最近学者关心的是观察和记录表演，他们将民俗定义成一种社交性的人际互动^[7]。假设美国民俗学有一个中央集权政府的话，那么理查德·鲍曼（Richard Bauman）等学者在德尔·海默思（Dell Hymes）语言人类学^[8]理论基础上提炼出的表演理论就是一只强而有力的手。Richard Bauman称表演理论为美国民俗学者中的流行之法^[9]。

同一时期，翻译研究也正在成熟。在回顾俄罗斯思想家与布拉格语言学派早期所做的开拓性贡献时，英国学者苏姗·巴斯内特（Susan Bassnett）写道：“自20世纪60年代早期发生一些重大变化起，翻译研究开始探索新的领域，开始了与文体学、文学史、语言学、符号学与美学的诸多交叉研究。”^[10]美国学者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撰写并主编了一些颇有影响的专著[1]。这类成果的出版激发了美国现代语言学会的灵感，他们将2009年的会议（该会议汇聚了约一万名学者）主题设立为“翻译在全球化语境下的任务”。随着民俗研究与翻译研究的成熟，二者均开始向一种能为他们的研究提供基本理论依据，亦能帮助理解这个异质性世界的理论进发。

此举的必要性直至20世纪80年代被文学评论家弗兰克·蓝崔卡（Frank Lentricchia）提出时才被人们注意。Lentricchia认为孤立的文学文本是不存在的，同样，民俗学也不存在任何一个孤立的民俗交往。相反，“各种潜在的无穷的模糊的包罗万象的互动关系网络”^[5]始终存在着。Lentricchia的关系网络跳出了文学的范畴而进入一种更为广泛的世界，与同样是在80年代由人类学家阿琼·阿巴杜赖（Arjun Appadurai）提出的“文化流动”^[11]的经典分类颇为相似。在对“全球化”概念所作的著名分析中，Arjun Appadurai提出了“全球文化流动的五个维度：（a）人种图景，（b）媒体图景，（c）科技图景，（d）金融图景，（e）意识形态图景”^[11]。人种图景指移民、难民、游客、外来劳工与流放人员这类流动人群：人们从一地到另一地的不停迁移。媒体图景指图像和信息的传播。科技图景指科学技术的分配与分享。金融图景指全球性的资本流动。意识形态图景则是政治观念与价值观的散布。五种图景共同组成了文化协商的母源。这些术语对民俗研究与翻译研究都有直接的效用。

在Frank Lentricchia的文学理论中，他认为“这种互动的关系网络并不安全，因为它们受制于永不停止的语言能源的运动，”这种运动并不承认“个人的主体权力……”^[5]。然而个人主体权力，以及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中争议不断的有关“社区”本质及其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美国称之为民俗）保护中的地位等问题都是翻译的核心问题。最近出版的《非物质遗产》[2]一书中，多篇文章论及了联合国科教文组织2003年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的各种概念及其历史。该书涉及观点既包含了原住民的亦采纳了欧洲人的。作者们就所有权提出了许多有待商榷的问题，这些问题不但在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条文中难以找到答案，亦非任何一个签约国能够回答。

Frank Lentricchia不是同样描绘了民俗学和翻译研究两个学科的现状吗？民俗学正被不停地收缩与扩张着的充满活力的语言和文化影响着，翻译研究则在坚持着与个人主体权力的斗争。二者不可避免地产生交集。每一个民俗学者都应看到学科中有多少权威文本或新鲜思想是由翻译得来，是归功于幕后翻译者的。其中著名的例子便是匿名翻译的Claude Lévi-Strauss的《野性的思维》的英文译本。民俗学和翻译研究的交集其实在更早的时候已经开始。在19世纪的民俗学界，德国浪漫主义流派对于翻译的热情就绝不亚于对他们对民俗的热情。对赫尔德（J. G. von Herder，1744 – 1803）而言，他对于回归“来源”的追求伴随着他对英语文学与古老风俗的开放态度。这两种热情都需要发展“文化习得”（Erweiterung）以及忠实（Treue）。对民俗的忠实意味着本真（Authentic）。这份自我要求也是格林兄弟（本文所提格林兄弟指的是《格林童话》的作者）宣布他们对资料提供者话语忠诚的原因。作为德国古典主义流派的代表，安托瓦纳·贝尔曼（Antoine Berman）对翻译的历史性理论提出了一些基本问题^[12]41：为什么要翻译，如何翻译，什么应该被翻译。对德国浪漫主义而言，翻译与民俗都是“文化；结构”（Bildung）必需的媒介，它们是对“他异性（alterity of the world）的体会……”。设身处地，将自我定义为他者，就可以准确理解他者。所以德国诗人诺维利（Novails，1772 – 1801）坚信“今天德国的莎士比亚比英国的更好”[3]。

作为两个学科领域，翻译研究和民俗研究已经发展并且成熟起来了。它们的先后发展已经远远超出了伟大翻译家里士曼•拉蒂莫尔（Richmond Lattimore，1906 – 1984，他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英文译本被数以千万的美国学生阅读）和著名民俗学家理查德·多尔逊（Richard Dorson，1916 – 1981，他为印第安大学的民俗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的预想。如果两个学科领域的发展意味着研究范围的扩大，那么遗憾地甚至无法避免地，将它们的界限划分得泾渭分明就意味着对二者的无知。二者间的联系是如此明显，因此是时候去纠正这种无知了。早已在欧美遭到诟病的格林兄弟对材料的改造和发挥引起了人们对翻译真实和“原生态”语言问题的关注[4]。在美国，弗兰兹·博厄斯（Franz Boas，1858 – 1942)在其民俗学研究初期在笔译和口译方面就十分信赖他的特林吉特语顾问乔治·亨特（George Hunt，1854 – 1933）。这一点现在已经被每一名民俗学研究生知晓。在西非，奎西·扬卡（Kwesi Yankah）已经向我们证明了作为部落酋长的口和耳，部落发言人是如何翻译的[5]。作为一个对过去的表演的重建感兴趣的民俗学家，我希望文本是清晰的，这样我就能辨识那些长期未被提及的资料提供者们的表演策略。但是已出版的文本往往并非如此。这也是为什么语言人类学家Dell Hymes要重新研究并翻译Franz Boas、爱德华·萨丕尔（Edward Sapir）以及梅尔维尔·雅各布（Melville Jacobs）留下的文本的原因[6]。人类学的发展亦有这样类似的阶段。迈克尔·M·J·菲舍（Michael M. J. Fischer）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