拦街福专题研讨（二）

温州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 专题研讨（续）

民俗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关于现代温州如何办好“拦街福”的讨论

特约栏目主持人语：“拦街福”是温州市一项规模盛大、内涵丰富、特色鲜明的传统民俗节会活动，也是一项自古以来深受温州民众欢迎和珍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是在现代化的温州城区如何传承和办好这项大型传统民俗节会，却成了摆在当地民众和政府管理者面前的一道难题。2010年3月15日至18日，由中国民俗学会、中共温州市委宣传部、温州市文联主办，温州市民间文艺家协会、温州大学民俗学社会学研究所承办，“中国节日文化遗产保护论坛•温州会议”成功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民俗学者在现场观摩了“拦街福”活动之后，就上述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讨。会议以“民俗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为主题，分为两部分：由资深民俗学家做主题报告的“大会论坛”和与会代表自由发言的座谈会。会后我们根据录音资料整理了发言稿，请各位发言者对自己的稿件加以订正修改，汇编成册，并从中选取了9篇，组成本期专题。这组文章因本自口头发言，在观点论证上自然不如常规学术论文那样针脚细密，但是自有一种平易亲切、清新活泼的宜人气息，而且大都在简短的篇幅内谈出关涉广泛的问题和新鲜深邃的思想，其中不乏大胆尖锐之论，既有学理的阐发，也有务实的建议，其目的都是为办好温州“拦街福”乃至传承民族节日遗产、弘扬我国优秀传统文化而建言献策、贡献智慧。(黄涛 温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拦街福”中的表演艺术

Performing Arts in Lanjiefu

倪钟之

NI Zhongzhi

(天津曲艺学校教授)

(Professor withTianjinSchoolof Chinese Rap Performance)

一、“拦街福”是温州各种民俗的交汇点

“拦街福”是温州自清代以来形成的重大民俗活动，我感觉既是温州的盛大节日，又很像各地的庙会。庙会与节日虽然在理论上有着本身的区别，但在实际活动中又有某些相似之处。如北京的厂甸庙会（北京人习称“逛厂甸儿”，实际上也是庙会），是春节的年货市场，是年俗的一部分。各地的庙会也是各地民间盛大的节日，如天津的“皇会”（纪念天后——林默娘娘诞辰），有人就提出可称为“妈祖节”等。但它们又有区别，一般说节日虽有各种类型又有各自的起源，但多是有着官方的认可，还涉及家庭诸种活动，庙会就不一定如此。庙会都是在某庙的周围举办，都有其地区性，如京西妙峰山朝顶、辽南耀州娘娘庙会、河北药王庙会、扬州高邮都天庙会等。当然这是就其性质来说，但官方的引导总是有的。两者又都是融信仰、商贸、娱乐为一体，其中还包括许多子项，如商贸中就包括贩卖各种工艺品、农产品、风味小吃等；工艺品又包括年画、灯笼、剪纸、雕塑（如面塑、泥塑、“拦街福”上见到的米塑等）；娱乐包括各种表演艺术（如“拦街福”上见到的民间花会及专业团体表演的京剧、瓯剧、木偶戏等，尤其是木偶戏在温州能保存有提线、布袋及药发等技艺——药发傀儡古代虽有记载，而近世已属罕见，杖头木偶未见记载，不知有否？如果存在，那么，温州就成为保存木偶戏形式最全的地区，可称为“木偶之乡”）。而且有关记载和叶大兵先生的介绍，都谈到表演团体的“斗台（在演出中两台戏的艺术竞争）”的习俗，另外还有花灯展览、猜灯谜、花卉陈设等。据介绍，旧时各家还将自家珍藏的稀有物件摆出来供游人观赏，这又是“拦街福”的地方特色，表现了“拦街福”民俗内容的丰富性。

对此我们可以作总体研究，探索温州“拦街福”的成因、流变、特点及与其它地方类似活动的比较，也可以研究其中的某些子项，如戏曲中的昆曲、乱弹（今已发展为瓯剧）或曲艺中的鼓词、弹词、龙舟、莲花等，对这些表演艺术进行单独的研究。当然，如果仅对这些表演艺术进行专门的研究，那又属于艺术学的范围，但研究它们的有关民俗及与“拦街福”的关系则可列为民俗研究的内容。而且对今后温州各项表演艺术的发展也会有所裨益。

在这里我想仅就“拦街福”中的表演艺术谈一点看法。从历次活动看，即有民间的各种花会，如龙舞、狮舞、高跷、秧歌及民间吹打乐，又有专业艺人演出的戏曲、曲艺等。民间花会本身就是一种民俗活动，他们平日自发地练习，到某种时机——节日或庙会期间，由会头组织参加表演，争强斗胜，各显其能，有的地方称“出会”。这是一种群众性的娱乐活动，已经引起许多民俗学家的研究，这里不再赘述，我只想谈谈专业表演艺术方面的问题。

传统的“拦街福”活动，从农历二月初一至三月十五，在城区主要街道轮换举行，长达一个半月之久，是目前所知全国最长的节日，可与我国最隆重的春节相比，作为庙会也是最长的庙会。今日随着时代的发展及城市的街道改造，按原来的办法活动可能会出现许多困难，改为选择适当地方、固定连续举行数日。这样，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会使群众的心理认可有所影响，这也是今天各地庙会都会碰到的问题，需要从各种不同的角度进行探讨。我认为，在今日只能以群众的接受程度作为衡量标准，以其能否继续流传作为成败。

温州的“拦街福”从历史上看是各种民俗事象的交汇点，虽然这次未能全部充分展示，那是属于安排问题，但各种组成部分中也都有其代表性项目展示。如在表演艺术方面，这次只安排了京剧、瓯剧、木偶戏，没有安排曲艺中的鼓词、弹词、莲花、龙舟等，但在过去的“拦街福”活动中都是曾出现过的。今后仍可根据实际情况作适当的调整。

二、民间艺术向民俗的回归

这次“拦街福”活动期间，主办单位还安排了主题论坛“民俗文化活动的传承与创新”和“中国节日文化遗产保护（温州）论坛”，听了许多专家从许多不同角度所进行有关的论述，对我也很有启发。

我本来是研究曲艺的。曲艺与戏曲本来也是民俗，但过去戏曲、曲艺的研究与民俗的研究始终是“两拿着”。如戏曲专家齐如山先生，在研究戏曲中，写过许多关于戏曲界内部事务的文章，如谈戏班、谈行当等；唐伯弢先生写的《富连成三十年史》，虽然都是戏曲方面的著作，但也应该看成是民俗方面的内容，但多年来都只是作为戏曲史料看待；又如李家瑞先生的《北平俗曲略》，云游客（即评书名家连阔如）先生的《江湖丛谈》，及张次溪先生建国前的许多关于北京天桥的论述，建国初期改写为《人民首都的天桥》等，也应属于民俗方面的著作，过去又是只作为曲艺的研究资料看待，很多人未能理解其中民俗学方面的意义。

建国以后，在一切向苏联学习的阶段，因为当时在苏联没有明确的“民俗学”（实际上苏联的民俗学包括在民族学之内），我国学者在没有深究的情况下，便认为苏联没有民俗学，我们原有的民俗学研究也被取消了。而民间文艺却得到空前的发展，当时所强调的是劳动人民的创作。这样使我国戏曲、曲艺被列为劳动人民的艺术（实际上这样看法并不确切）。而民俗学便成为研究的禁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学术界百废待兴，民俗学也作为一门学科被重新提出来，除艺术学方面专家对戏曲、曲艺的研究外，有些民俗专家的研究也涉及这些民间艺术的内容，但仍是研究艺术形式的本身，而对其中民俗事象并未专门研究，仍未能把这些民间的艺术研究与民俗合为一体。直到“非遗”提出以后，把内容划分为十类，才把这些民间艺术列入“非遗”之中，使得这些民间艺术向民俗回归。因为“非遗”的十分法，把戏曲、曲艺都划入其中。实际上“非遗”所包括的项目都应属于民俗范围。音乐、舞蹈是专指民间音乐和舞蹈，民间的音乐和舞蹈（包括器乐）有很大一部分是民间花会项目，离开花会是无法研究的。戏曲、曲艺不用细说了，就是“非遗”子项中的“民俗”，实际包括文化空间和节日等，节日也可以与文化空间相对称为文化时间，其它项目更是一直按照民俗对待的。这样实际上就把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戏曲、曲艺都划入了民俗的范围。现仍分为十类，是因为戏曲和曲艺等有其自身的独立性、系统性，在我国多年已经形成自己的学科，又都有自己的专家和组织系统，这是结合我国实际情况的一种措施，有利于研究的深入，在实际工作中更有其重要的意义。因为民俗学家与戏曲家、曲艺家的认识有时又有所不同。如艺术上的提高，则属于艺术家的事，民俗家是研究这种已经存在的现象。往往艺术家要考虑艺术本身的改革，甚至要改变原有作品的主题与情节或形式等，民俗家要求尽管能保持原有的形态。有时改动较大（或彻底改变主题或形式），往往就认为有伪造民俗之嫌。什么是原有的形式？刘魁立先生的主旨发言谈到“原生态”问题，指出在民俗形式变化时，举方形演变为圆形的例证，在发展过程中可能还有长方形、菱形等变化，究竟哪个算是原生态呢？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很有意义的。我认为在今天作为戏曲或曲艺的艺术形式，主要应该以最能显示其特点的发展阶段为根据。作为“非遗”保护，也就是要保存它在发展中所形成的、能够代表其特点的形态。就曲艺的特点来讲，虽然曲艺理论界也有不同的看法，但又共同认为“说唱故事”为主体，其中还有一部分不说唱故事的小曲、小调为其附属，起码也是民歌与曲艺的两栖形态。戏曲是“以歌舞表演故事”。现在有些艺术形式经过改革，失掉这种本身最有代表性的特点。如说唱节目歌舞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适应今日观众的需要。实际是以欣赏歌舞的要求来改造曲艺，不能发挥曲艺的特长，曲艺的精品都在表现自己的艺术特点中产生感人的魅力。有的曲艺演员到高等院校中演出，很多大学生看了以后认为这才是我国民间艺术的精华，使他们热爱曲艺。因此，保持这些民间艺术的特点才能成为“非遗”保护对象，这点不容怀疑的。

三、从“拦街福”中的表演艺术想到的几个问题

温州“拦街福”是综合性的民俗活动，历来表演艺术占有很大的比重，除了花会所体现的群众性、参与性外，舞台表演艺术也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温州地方本来就是戏曲、曲艺的发源地，古代产生的“永嘉杂剧”对后世多种戏曲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到近代温州仍有高腔、昆曲、乱弹、和剧及外来的京剧、越剧等，并由乱弹发展成为自己的瓯剧，形成丰富多彩的戏曲艺术。自古以来温州更是曲艺发达的地区。陆游的“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就是发生在这里，研究者认为，盲翁演唱的形式可能就是“陶真”。《西湖老人繁胜录》说：“唱涯词只引弟子，听陶真尽是村人。”由此可见它是民间艺术。陶真到后来演变成为多种板腔体的曲艺形式。南戏《张协状元》中说：“占断东瓯盛事，诸宫调唱出来因。”其中还保留一段南诸宫调。说明曲牌体的体式在此地也非常流行。学术界多是按叶德均先生的提法称为“诗赞体”与“乐曲体”。说明戏曲、曲艺中的两种体式在这里都十分流行。温州的曲艺，仅据刚刚出版的《中国曲艺志•浙江卷》所载，就有：温州鼓词、弹词、花灯、龙船、莲花、渔鼓（包括苍南、洞头、平阳等渔鼓）及讲书等，实际还不只这些。

如何能保持这些曲艺形式的原有民间形态是十分重要的。我们应当不反对采取现代艺术形式的“包装”，但这只能是其中的一种形式。曲艺的特点是“说唱故事”，歌舞穿插多了，会影响这种特点的发挥，失掉本身的优长。有些项目可以列入不同级别的“非遗”名录，但必须保护原有的形式，有些改装以后的再生形式使其歌舞化，看不出它原有的艺术特点，是应该警惕的。这点在温州做得比较好，这是我的第一点看法。

浙江省流行的曲艺形式十分丰富，受苏州评弹的影响很深，尤其是在杭嘉湖一带。过去说苏州评弹流行地区是：北不过南京，南不过杭州，温州的弹词不是苏州弹词的流变，而是与本地昆腔有着渊源的关系，在演出形式上又与临近的福建省有些相似。过去我读一些福州评话时，总觉得缺乏像苏州评话、扬州评话那种细腻的描绘，后来到福州看了他们的演出才明白，原来他们的说唱艺术多是在里巷搭台露天表演，观众站立观看，不同于在茶馆演出，听众有悠闲的心情，演员在表演中能够展示细腻的人物心理描绘。福州的观众要求情节变化得快，尽快构成悬念，才能抓住他们。而温州的曲艺所表现的形式，又受苏州评弹的某些影响，如温州鼓词《十二红》的故事很像苏州弹词《十美图》。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当地流行的许多曲种中，都有《高机与吴三春》这一故事，其中也有许多较精巧的构思。内容又不像苏州弹词那样多是“私订终身后花园，落难公子中状元，奉旨完婚大团圆”的套子，而是悲剧故事。其中的《高机卖绡》一折的温州龙船整理本，早在1957年《曲艺》创刊时的第二期就发表了。温州莲花的整理本又参加1958年的全国第一届曲艺会演，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些内容也都是应该认真研究整理的。除作为民间文学保存外，现在还有多种艺术形式的改编本，它们之间的演变过程与成败也应加以研究，这是我的第二点看法。

各地庙会也都是本地民俗的一种展示，其中的表演艺术也是最能显示地方特色的载体。近些年来随着旅游事业发展，在组团到各地参观旅游时，各地也要安排观赏当地的表演艺术。如到东北要观赏二人转，到河南要观赏豫剧或河南坠子，到安徽要看黄梅戏，到陕西要看陕北说书等。既能展示地方民间艺术的特色，又能扩大这些艺术形式的影响。但各地庙会会期有限，旅游方面的安排更短，多是在景点搭台演出。温州“拦街福”活动也是如此，脱离了原来的演出场所，不可能展示演出以外的各种民俗事象。结合曲艺的特点，许多地方的说书主要是在茶馆书场演出。这次我在温州访问了温州大学的林亦修先生和曲艺团的徐歌声先生，他们都告诉我，过去温州的曲艺，都是城乡居民喜庆活动时请艺人在里巷或寺庙表演，经常是连演几日。温州鼓词的《灵经大传》能连演七天，《十二红》可演十二天，可见内容的丰富，但从来不在茶馆演出。据《中国曲艺志•浙江卷》介绍，温州也出现过类似茶馆的形式，称为“词场”，那又是一种变更形式。如何能保持原来演出方式的特点是应该研究的。在保护“非遗”时，不只是保护这些剧种、曲种，保持它们原来的演出形态，特别是保持与其表演有关的演出环境和民俗意义更是十分必要的。这是我的第三点看法。

保护温州拦街福的本真性

Keeping Authenticity in Lanjiefu

连晓鸣

LIAN Xiaoming

(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原副主席，浙江师范大学客座教授)

(Former Vice Chariman ofZhejiangSocial Sciences Association,

Guest Professor withZhejiangNormalUniversity)

在温州，“拦街福”这一市井商贸民俗文化很有代表性和典型意义。早在南宋时期，温州的商品经济和市民社会已经相当发达，“九山书会”（从事剧本、话本编撰的文人和艺人组织）创作了南戏《张协状元》。今天，“温州模式”已经成为改革开放的一个代名词。

“拦街福”虽然源自乡村，留存着农耕文化的核心内容，但在形式上已根据市民的特点进行了很大的改造。同时，因温州的城市性质与北京、南京、杭州等政治中心城市不同，“拦街福”更多地延续了中国江南沿海地区传统商品经济时期的市井商贸民俗文化特性。关于在现代社会环境中如何办好拦街福，我提出几点建议：

第一是，进一步挖掘历史上“拦街福”的“本真性”内容，使其在娱乐的同时发挥“教化”作用。历史上的“拦街福”，“祈福禳灾”是其“本真”。光绪《永嘉县志》载：“二月朔，通衢设醮禳灾，名拦街福，以后循次取吉为之，至三月望日为止。”光绪年间永嘉县衙佐官石方洛写《且瓯歌•拦街福》：“春意渥，天降福。福在街头暗摸索，谁家拦去春常足……夕阳西，欢声作，红男绿女相征逐。家置一灯设一桌，十家五家联陆续，最后一家崇台筑，上供福星神肃穆。”

温州的民间文艺家们在温州的民俗文化保护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卓越的成绩。温州大学民俗学研究的队伍和力量在浙江省也是首屈一指。期望能够在已有的基础上对“拦街福”继续深入挖掘，尤其在其“本真性”（即传统的仪式、内省、祈福禳灾、敬畏自然）的保护与传承方面下大力气。在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拦街福的参与者能得到一次扪心自问“天地良心”的道德“教化”之效——那怕是一闪念，其功其德都远胜泛泛之说教。

第二是，关于“拦街福”活动的承办主体，建议逐渐回复其“民”的主体地位。什么是“民俗”？“民”为首要，是民间的、民众的，相对于“官方”的、“精英”的。“俗”则是约定俗成之意。其传承与发展应坚守尊重保护民众意愿的原则，切不可只许“州官放火”、“秀才发酸”。

民俗文化可以分为四个层面：一是物化层面，如房屋、器具等；二是娱乐层面，表演、说唱等；三是制度层面，如乡规、民约等；四是信仰层面，如自然崇拜、祖宗先贤崇拜等，这是核心、深层的。民俗活动是一种在民间长期形成并保留传承至今的“精神家园”。“拦街福”不是一般的“娱乐”，而是一种带有一定“神圣性”的“娱神”仪式。这种带有“娱神”内涵的民俗活动，千万不要“产业化”，将其变成纯粹的商业活动。

再从文化的结构看，主体是三大方面：一是公益文化，其承办主体是政府；二是产业文化，其承办主体是企业；三是社会文化（或称“俱乐部”文化），其承办主体应该是社会团体，也就是“新社会组织”。“拦街福”能否由温州商会之类的新社会组织来承办？比如天台历史上药皇庙会的主办者就是当时的药业商会。温州商会遍布全国、全球，应该发挥其优势。这样，资金根本不成问题，也用不着“买票入场”了。

政府不主办并非政府不管理。总体方案尤其是安全方案等的制定、审定直至落实，政府都是责无旁贷的。不主办无非是从“主角”的位置退下来，成了“管理者”。这样，才能既保证民俗活动的“民间”性、多样性，又能保证其健康性、安全性。

第三是，关于“街”的选择和建议。在广场外围临时搭建的“街”上举办传统民俗活动“拦街福”，与概念中的“拦街福”有很大不同，无论如何找不到“街”的感觉。据了解，临时搭街是因为吸取了2002年第一次在五马街恢复“拦街福”时拥挤不堪而导致中途停办的教训。

传统民俗活动的保护与传承，确实普遍遇到一个环境与条件的问题，尤其是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使我们的城市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无论规模与人口还是建筑与交通等，都已今非昔比，所以不能墨守陈规。在保护与传承城市的大型民俗活动时，场所的选择确实重要。温州“拦街福”的“街”的选择，可否有这样几个原则：一是安全第一。大型民俗活动，一定要确保安全。二是要有“街”的历史感。可以象杭州一样结合城市改造，多搞几个历史街区，而且一定要充分做好及时疏散的方案。三是根据温州市区扩大后的范围，可把瓯海等周边的一些老街区规划进来。

温州“拦街福”民俗文化节的形成与特点

——兼论民俗文化的传承

Form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Folk Festival of Lanjiefu and

Transmission of Folklore Culture

田建民

TIAN Jianmin

(河北大学文学院教授)

(Professor withCollege of Literature,HebeiUniversity)

一、温州“拦街福”民俗文化节的形成与特点

农历二月初一至三月十五，是农忙的前夜，也是江南杨柳新绿、百花吐艳、令人心旷神怡的黄金季节。勤劳而富有创造力的温州人是不会让这段好时光无声无息地溜走的，他们要放松精神，尽情地享受这旖旎的春光，绽放自己生命的激情，展示自己的才华与天性。于是怀着祈神赐福的美好愿望，纷纷从四乡涌入城中，先是三三五五，走亲访友，品尝美味，游览观光；继而成群结队，敲锣打鼓，管弦齐奏，舞龙斗狮，营造出热烈而喧闹的欢快氛围。市民们为欢迎乡下来的客人，家家张灯挂彩，拿出家里好看好玩的东西摆放门前，让大家一饱眼福，分享快乐。商家自然也不会错过这兜售商品和展示实力的大好商机，更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于是在祈神赐福的美好愿望下形成群众狂欢与商家竞卖联袂出演的盛大的民俗文化节——“拦街福”。

“拦街福”这一温州人特有的民俗文化节，既与全国各地的庙会、香市等在放松人们的精神与集市贸易等方面有相似之处，但又有自己独具的特点。

首先,与其它地方的庙会相比，“拦街福”少了一些“迷信”与实用的色彩而凸显了狂欢与休闲的特点。各地的庙会人们一般都要焚香膜拜一个或几个固定神祇，祈求神仙保佑赐福，然后再逛庙会买一些或是急需或是物美价廉的商品，有着较浓的迷信色彩和实用目的。而“拦街福”却没有固定拜祭的神祇，他们拦街祈福，认为时时处处都有神祇赐福，把他们美好的心愿外化为一种欢快的祈福活动。参加“拦街福”的主要目的也不是要购买什么廉价或急需的商品，而是一种自身的积极参与、精神的高度放松、自身价值的展示，表现了勤劳勇敢的温州人奔放而富于创造力的激情，开放而自信的心态和性格。从某种意义上说，“拦街福”就是温州人的狂欢节。

第二，浓郁的文化韵味与民俗色彩是“拦街福”民俗文化节的又一显著特色。节日期间，永嘉昆曲、瓯剧、温州南戏、泰顺药发木偶戏、平阳木偶戏、单档布袋戏、马灯戏、民间八仙戏、和剧、乱弹、越剧、京剧、道情、萧江大鼓、温州鼓词、温州莲花、温州参龙、永嘉花鼓等各种戏曲对台演出，演员们在观众的喝彩声中各献绝技。拼字龙灯、藤牌舞、贝壳舞、踏八卦、龙凤狮子灯等民间舞蹈沿街起舞。米塑、彩泥塑、竹壳雕、黄杨木雕、首饰龙、瓯塑、瓯绣、乐清细纹刻纸、彩石镶嵌、平阳太平钿剪纸、夹缬、竹编、木活字印刷、泰顺木偶、乐清金漆圆木、绿茶制作技艺等传统美术和手工艺争奇斗艳，令人赞叹不止。各种小吃如长人馄饨、温州鱼丸、灯盏糕、油炸香芋酥、酱鸭舌、烤鱼等更是令人目不暇接，香味诱人。展示出瓯越文化的源远流长和地方民俗的丰富多彩。

第三，“拦街福”的第三个特色是把休闲、娱乐、观光与商贸融于一起。温州人生活在背山面海江河纵横交错的江南鱼米之乡，具有大山一样坚定的性格和大海一样开放的胸襟，这使他们在发展经济上有着超前的意识与竞争的自信和勇气。历史上的“拦街福”就有商家酬宾斗富，即进行竞卖与广告宣传。门上挂的条幅和灯笼比谁家的更醒目，寿桃比谁家的大，货物比谁家的多，人气比谁家的高。总之，“拦街福”在使人们放松精神愉悦身心的同时也弥漫着商业竞争。

二、弘扬传统文化的重点是传承民俗文化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弘扬传统文化的声浪一波高过一波。那么，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哪些激励中华民族团结进步的积极因素，有哪些阻碍社会发展进步的消极因素？它的哪些东西必须坚决推倒剔除掉，哪些东西要弘扬，哪些东西可以改造和利用？对这样的问题却很少有人去做仔细的分析和辨别。笔者斗胆认为，弘扬传统文化的重点是传承民俗文化，因为民俗文化是最具民族特色、最富生命力和创造力的，是传统文化中激励中华民族团结进步的积极因素。

主流意识形态文化、精英文化和世俗文化的三足鼎立是社会的常态文化现象。三种文化相互碰撞或批评，相互渗透或补充，才能促进社会和文化的正常发展。凭借国家权力来提倡和运作以维护社会政治的稳定为最终目的主导文化当然重要，但是，如果把它作为唯一的文化形态，就会产生文化专制主义而酿出类似“文革”的苦果；负有社会批判使命的精英文化以超前的精神永远不懈地探索着人类更合理更理想的生存方式，但也往往带上脱离社会现实的空想色彩；世俗文化虽然有商品消费、实用主义等带来的种种弊端，但它也帮助人们直面现实，为发展市场经济不断地冲破传统思想的禁区。所以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和世俗文化在相互制衡、相互渗透和补充的情况下协调发展才是社会正常的文化形态。

按照以上三种文化形态的划分，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形成的文化哪些值得继承呢？

先看主流文化。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家由“百家”中的一家而跃到钦定独尊的统治地位，开始了国家的政治制度以儒家经典为依据的时代，奠定了儒学在传统文化中的主导地位，从而也开始了儒学按照封建统治者们的意愿来解释并为维护封建秩序服务的时代。北宋形成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理学，成为宋代直至清末的主导思想。也就是说，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传统文化的核心演变为所谓“三纲”、“五常”等一整套伦理道德体系。“三纲”是儒家伦理道德的核心，“五常”用来维护和保证“三纲”的实行。它是一种润滑油、调节剂，在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之间起一种缓和、调节作用。所以“三纲”、“五常”等一整套封建伦理道德本质上是反动的，是不讲民主、平等和独立人格的，从总体上是要被否定的。

再看传统的精英文化。老子、庄子提出“无为而治”、“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社会理想；墨子主张以“兼爱”化解一切社会矛盾；《礼记•礼运》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总之，也多是脱离社会现实的空想，因而是不现实也无法继承的。

而包含在世俗文化中的民俗文化，虽然也带有一些落后守旧色彩或掺杂着一些庸俗社会心理等落后的东西，但其主导却是刚健自强、厚德载物的进取和宽容精神、爱国主义精神及唯物主义无神论和辩证法思想，这是传统文化中最富生命力和创造力的，也是最能凸显我们民族特色的文化。因此，弘扬传统文化的重点是民俗文化的传承和创新。

温州拦街福活动的定性定位与组织管理

Characterizaition, Positioning, Organiazation and

Management of Lanjiefu

黄 涛

HUANG Tao

(温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Professor withCollegeofHumanities,WenzhouUniversity)

温州“拦街福”无疑是一项富于地方特色的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既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又在长期的流传演变中不断融入时代精神。今天它作为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尤为珍贵之处，在于它是在城市公共场所举行的大型群众文化活动。这种活动在传统社会曾经很兴盛，但是在现代城市举行时，其组织方式、活动场地、交通运行、人群安全等方面就出现很难处理的问题，于是这种文化遗产的传承就遭遇了困境。欲摆脱此困境，我认为应首先明了“拦街福”的性质，对它有一个恰当的定位，然后研究采取与这种定性定位相配套的组织管理方式。

目前对于“拦街福”这一地方文化项目的研究成果还很鲜见，人们对于“拦街福”的性质一般还说不清楚。它是一个节日活动，还是一个庙会？还是仅仅是一个集市？抑或是其他性质的一种大型民俗活动？搞清这个问题很重要，关系到怎样举办“拦街福”的根本问题。而搞清这一问题并不容易，需要追根溯源，看它是什么时候、怎样产生的，历史上发生了怎样的演变。而不能仅根据这几年我们所看到的样子来确定它的性质。

根据文献资料，“拦街福”之名出现在同治年间。此时有不少诗作提到“拦街福”的名称，说明同治时期“拦街福”活动已有很大影响。概览多首诗词，可知此时的“拦街福”习俗主要有祭神、祈福、张灯、演戏、歌舞、摆花、游逛等，其中张灯是最显著的习俗事项，大部分相关诗文都提到并重点描述之。由此判断，当时“拦街福”活动主要应在夜间举行。未见关于集市贸易的记载，至少说明此时商贸活动在“拦街福”习俗中是无关紧要的。至于祭祀何种神灵，则大多没有明确记载，只是说“赛神”、“迎神”、“春祈”。在同治年间蔚成规模之前，“拦街福”习俗应早已在形成、发展之中，只是我们对它最早何时出现，还没发掘到充足的资料来做确切的断语。叶大兵先生认为康熙和雍正年间温州已出现“拦街福”的雏形。其时黄云岫在《静观楼诗集》写到了“仲春迎会”：“入夜灯明和月照，沿街歌歇值醒移。”这与同治年间的张灯祀神相似。叶先生所举的其它例子则都与上巳节有关，如乾隆四十九年赵贻瑄所写《上巳迎神次周鸿津韵》、嘉庆四年陈舜咨所写《上巳夜观灯即事》，道光十六年黄汉所写《修褉吟》。陈诗“龙桥祀福晚初四，陆海游人动地来”则明确点出上巳节有“祀福”活动。这些诗词所描述的春季祈福活动与后来的“拦街福”很相近，时间都在三月，没有提到二月有此活动。由这些资料看，叶先生认为这些诗词所描述的民俗活动是“拦街福”雏形的结论是可以成立的。但是我们还应注意到，在这些诗词里，当时人们把这一活动分明称作上巳节。如果说这些活动是“拦街福”的雏形，则等于说“拦街福”脱胎于上巳节。据此，我得出一个还需论证的看法：“拦街福”习俗是上巳节演变而成的。

这样我们就找到了“拦街福”习俗的源头。上巳节是中华民族的古老节日，形成于春秋末期，开始日期在农历三月上旬的巳日，魏晋以后改为三月初三。从先秦到汉代，上巳节的习俗活动主要有三种：祓禊、招魂、春嬉。魏晋以后，水中沐浴、招魂续魄之俗逐渐消失，临水祓除转为临水酒会。唐朝时，三月三仍然是一个全国性的重要节日。每逢此节，皇帝都要在曲江大宴群臣，所谓“曲水流觞”。百姓也踊跃来到水边饮宴交游。不少文人写有诗文描述这种盛景。到宋代，上巳节明显衰弱，逐渐与寒食节、清明节融合为一体，成为集祭祀与春游为一体的清明节。这是全国范围内上巳节的演变情况。而根据上述诗文资料可知，温州的上巳节则变为春季祈福活动。随着商业的发展和城市的繁荣，春季祈福活动越来越盛，举行活动的时间由三月初三这个核心日子向前后延展，由三月里的活动逐渐演变为同治年间的二三月间的活动。到了光绪年间，《永嘉县志•风俗》则明确记载为：“二月朔，通衢设醮禳灾，名拦街福，以后循次取吉为之，至三月望日止。”其节期在二月初一到三月十五。

因此，可以说，温州“拦街福”活动是一个由上巳节演变来的、以迎春祈福为主题的地方性节日，是一种在城市街道举行的大型民俗文化活动。

20世纪初期以来，由于社会动荡等原因，“拦街福”活动每年如期举行的自然传承状态中断，只是偶尔举行。近年来在学者呼吁、群众要求的情况下，政府出面组织了几次。当然这对于地方文化建设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功不可没的，但是“拦街福”目前的状态也有很多问题，需要根据其活动性质调整组织管理策略。

首先是“拦街福”活动的主体是谁需要明确。“拦街福”是一项有历史传统的民间文化活动，其主体当然应该是温州民众。如果“拦街福”主要由政府部门来组织，举办的时间地点、活动的内容方式也主要由政府部门确定，民众只是买票进场、观看和消费，那么这样的活动就成了官方活动、政府行为，就失去了民间文化活动的属性。其次是举办活动的时间。清代是每年如期举行的。民众每到这个时间就自发地准备和参与，这也是民俗节日的一个根本特点。而现在恢复的拦街福还没有恢复到常态，每年到了该举办“拦街福”的时候，民众不知道政府部门是否准备操办，就不能自发地做准备。这几年恢复举办的“拦街福”也没有确定的周期性，既不是每年都办，也不是有规律地隔几年就办，就失去了传承的一种动力。第三是举办活动的场所。过去城市里没有汽车，活动的场所也宽敞，没有现在这样的街道交通问题。现在的活动场所问题看起来是一个难题：不管在哪个街道搞，如果不限制人流的话，都很难保证不出乱子；周围街道的交通也会堵塞。其实这在根本上还是关系到对“拦街福”的重视程度问题。如果只是认为这是温州市一个标志性的特色文化事项，不搞太可惜，那就有限度地、展示性地搞一搞，那么就只能搞成一个政府部门严格控制的非民间活动，举办活动的场所也限定在“不碍事”的地方，比如在广场上圈出一块地方。如果认识到这是一个温州民众全体参与的地方节日活动，不是象征性的展示，而是当地人人参与的自然生活，那么，就应该给予足够的活动空间，使全城进入狂欢性节日的“非常”状态，可以在某个时段内在较大的区域停止机动车上街。比如笔者2008年实地考察过的山西柳林县的元宵节活动：正月十五夜晚，全城机动车停止上街，全城到处是欢庆场所，街上都是步行的人群，只在几个活动中心区有控制人流的做法，并没有出现安全事故。这种做法就是把元宵节当作地方全民性的狂欢节。柳林县政府也做了大量的组织管理工作，但是与民众的自发活动结合得较好。当然那只是县城的活动，温州这样的大型城市怎样搞全城性的公共场所节庆活动，还是一个崭新的课题，需要进行充分的调研。其实在各地，政府部门成功组织或配合民俗文化活动的例子还有不少，可以借鉴其经验。第四是关于活动的主题和内容。传统的“拦街福”是一个以迎春和祈福为主题的活动，并有相应的当地百姓喜闻乐见的表达方式和欢庆内容，这是“拦街福”传承下去的主要动力。目前我们看到的“拦街福”与此有较大差距。当然民俗文化随着时代变迁也会更新，但应该由民众自主选择，在民间自然调整，遵循其自然传承的动力和机制。

在城市公共场所举办大型的民俗文化活动，政府部门的组织管理作用是举足轻重的，但须合理确定自己的角色和位置。对“拦街福”习俗，政府管理部门应认清这种活动的特性，对于它在民众生活中的重要性给予足够的重视，并充分尊重民间的习惯和意愿，释放民众自发参与的热情，调动民间组织的管理潜能。在此基础上，再利用行政资源保障节日期间的城市生活秩序，努力避免出现交通、治安等方面的事故。

对新“拦街福”的思考

Speculation upon New Lanjiefu

武宇嫦

WU Yuchang

(温州大学人文学院讲师)

(Lecturer withCollegeofHumanities,WenzhouUniversity)

在温州历史上，“拦街福”是盛大的民俗活动。由于历史的原因，“拦街福”从50年代起就中断了。在新时期，从2002年开始到2010年，在政府的努力下，一共又办了5届，但这实际上是一种新“拦街福”。

传统的“拦街福”是基于民众自发的春祭祈福的信仰而自发形成的。家家摆供桌，祭神祈福，“吃吃嬉嬉看看戏”，集中体现民众趋吉避凶的普遍心理，这种心理动力创造了多方面的文化，比如与之相关的福禄寿的雕塑工艺、曲艺表演等等。传统“拦街福”中的几类活动，也主要体现神圣的意味。如彩灯，这是经过包装改造过的火，火和祭天（神）有关；戏曲和舞蹈，这和通神的巫术和动作表演有关；还有音乐，它更是和神圣的仪式有关。这些都可见神圣的意味含蕴，这些都是在趋吉避凶的心理动力机制下形成的。当然民众上街出门的愿望也是基于祈福和分享福神的恩赐：人越多，大家挤来挤去，热闹非凡，似乎得到的福气就能越多。因此普通的个人，只要在这段时间里走上祈福街，凑凑热闹，祈福的心理也已经得到了满足，对这个活动的参与感获得了满足。这个热闹的活动在整体上呈现为一种集体展演，其规模是几条街，而且不只是具体的祭祀的供品和仪式，参与的百姓越多，持续的时间越长，这种集体仪式就越壮观。因为这是一个基于神圣目的产生的民俗活动，在本质上是联合的仪式展演，大家严肃地投入仪式，甚至意识不到这是集体的仪式，但因其个体行为的同质性，呈现为集体展演的性质。“拦街福”的这种展演性特质决定了政府主导下的相当市场化的新“拦街福”表面上成功，民众通过消费化的行为参与“拦街福”。作为一种商贸活动，它可以说是成功的，但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却因其内在原有的核心价值机制被改造和取代，失去了在其自身基础和逻辑上的稳定的传承和变异的内在机制，面临着核心生命力的丧失。

    当下由政府主办的新“拦街福”，通过宣扬“发扬传统文化，为国家和人民祈福”，由“国家、民族、人民”取代和改造了民众所祈福的“神”。政府的这种阐释和宣扬，正在改变“拦街福”的核心文化价值观。在中国当前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国家、民族、人民”的概念在国家政治权力的层面上具有实际的意义，但在民众的生活层面则相对抽象。所以，这种经过国家意识形态改造过的祈福观念，作为新“拦街福”的核心文化价值理念，如果再和基于商业目的的旅游节结合起来，势必会加强“拦街福”的展览倾向，使其性质全然世俗化，使其展演规模和内容也必定会扩大和丰富，比如各种民俗工艺品的展演、各种旅游资源的包装和宣传等等。同时，若再将其定位为民众的文化活动，上述展览本身似乎又不够“文化”，则自然会与博物馆、科技馆、图书馆等文化单位联合，举办科学普及和知识讲座等活动，所以“民俗、文化、商贸、旅游”是当下“拦街福”的标签和关键词。可见，这里的“文化”主要是指主流文化，是政府意志的体现。所以，这样的“拦街福”，如果想持续，只能依赖于政府的设计、宣传和商业利益的驱动。它的规模可以一年比一年大，但是它在总体上却呈现出主题不集中的特点。它表面上很红火，但实际上却面临着内在生命力的不断丧失，以至于最后大众陷入审美疲劳，政府也疲于设计翻新的境地，商业利益自然也无法实现，从而无法持久。文化要想传承下去，必定要成为民众生活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文化仅仅是用来被展演和被消费，它会很快再次面临岌岌可危和被抛弃的危险。所以，如何在新的时代条件和任务下，对我们的文化作新的创造和传承，如何对其核心价值观念进行适当改造和阐释，这是我们不得不严肃思考的问题。

政府试图通过举办“拦街福”在群众中逐步建立起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认为古人产生“拦街福”是基于“他们对自然规律缺乏认识，同时也包含了其渴求幸福生活的迫切要求和内心愿望”。其实，古人的这种拦街祈福的行为，恰恰是基于对客观规律的直面和体验，尽管对客观规律的具体认识有限，但从古人的这种行为表现可以看出，他们认为宇宙人生中存在着人类所不能忽视的客观规律，不管这些规律具体是什么，他们对此深有体验，他们保持着敬畏，要对它有所表示，企图通过祭祀的方式，对它产生影响，从而达成获得平安幸福生活的愿望。相反，今天的人们，在对宇宙人生的规律认识有限的情况下，早就信心满怀地宣布“人定胜天”，对人所没有认识到的客观规律不再保持敬畏和谦虚，以为人类可以战胜自然宇宙，对人与自然界根本一体性的客观状况视而不见，毫无顾忌地改造大自然，破坏了人类的生存环境，将自身和后代推入生存困境。所以，传统的“拦街福”是一种人类在未知面前保持谦虚的心理和行为表现，在今天仍然有着积极的意义，这种心理有利于我们维系自身和自然的和谐关系。

而且，人的这种普遍的趋吉避凶的心理几乎是人类一切发明创造和探索的原动力。如果否定了这种基于对未知敬畏的祈福，改造成为基于“人定胜天”的科学祈福，这样一来，祈福的真诚性就难以保证。既然人可以胜天，那就不需要向谁祈福了，这在根本上就否定了祈福的合理性，也就间接否定了人普遍具有的趋吉避凶的普遍心理。如果在新“拦街福”中，我们可以承认和允许祭祀的内容存在，而结合新的时代挑战和人类的生存困境，对其进行合理的再阐释与引导，将是更符合我们的时代方向和生存实际利益的文化再造。这样的“拦街福”可以抑制其过度商业化和消费化的倾向，能使民众内在的创造和参与热情真正被唤醒。所以，在新“拦街福”中，政府可以分散地设置祈福和祝愿的场地，从而增加民众参与的满意度，使他们不只是看看和买买东西、吃吃东西这类简单的消费行为，同时也能亲身创造和实践着新的文化价值观念。毕竟，只有民众自觉实践和参与文化活动，才能实现我们民族文化精神的现代化转换，进而实现民族的现代化。

(编辑：赵肖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