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洪希]清宫堂子祭探赜

清宫堂子祭探赜

白洪希 《满族研究》1995年第3期

盛京堂子之尚锡神亭外景

    满族与北方诸民族自古崇信萨满教。清代宫廷的萨满祭祀又有坤宁宫祭与堂子祭之分，坤宁宫祭为皇帝、皇后在宫内举行的家祭，而堂子祭乃是较隆重和神圣的国家盛典和全族的祀神典礼。清宫堂子祭即有满族萨满祭祀的一般形式，又显示了皇家祭典的若千特色，在清三百年的历史中久盛不衰，成为“犹能保存故俗”，又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一种宗教信仰。清宫堂子祭是由满族萨满祭祀演绎而来，逐渐成为隆重的国家盛典。早在女真时期，各部落或各姓主持者总穆昆处设有“恩都力包”(神堂)，恭放阖族谱牌及本氏族神位、神谕、神器、祖神影像等，每到一地，宿营即设神位，便于携带。这是由狩猎的生活方式决定，必须“神随人迁”。为尊崇各氏族信仰的神祇、神偶，这种“恩都力包”逐渐演变为长方形上有抽盖的木匣(有的用木、骨、石、柳编等不同材质)，称其为“神匣”。随着各部落人们生活的逐渐定居，以及崇神传统习俗在诸姓的普及，人们对神的崇信方式也趋于稳定，遂安设专用于祀神之所—堂涩。各部落首领有“分堂涩”，大的部落设“总堂涩”以崇奉神祇。“堂涩”的建造规模、构筑、材料也不尽一致。据满族民间长篇英雄说部《两世罕王传》里讲，建州右卫首领王呆，曾借兵于东海窝稽部，其部酋引王果先谒“堂涩”。又，努尔哈赤起兵攻占哈达、朱合里、辉发等众部时，每到一部落时，兵马先废该地“堂色”，“掠祖像神碟于贝勒马前。”说明“唐涩”、“堂涩”、“堂色”都是“堂子”的音转，是各部落奉祀守护神及祖先神祇的圣洁之地。
    堂子被意译为神，是在满文体的《满洲实录》书中，但“堂子”一词第一次被载入史册则是在乾隆十四年编修的《太祖高皇帝实录》：“汗同族宁古塔诸族子孙至堂子立誓” [1]满族贵族的祭堂子与汉人的“古明堂会祀群神之制相符”[2]。
    早在十六世纪末，努尔哈赤刚刚崛起时，曾在佛阿拉建堂子，是在日升之地即本氏族部落(国)城寨之东南建“五梁，盖草”[3]的堂子，属草昧阶段；而后在兴京(赫图阿拉)“立一堂宇，缭以垣墙为礼天之所”[4]为堂子，其规模比原来有所扩大与改进；进入辽沈地区后，在东京(辽阳)也设堂子以祀神；建都于沈阳后，又在盛京“城东内治门外”[5]建八角亭式殿以拜天，据说八方形是象征十三层或九层天及八个方向，以视对日、月、星及光的崇拜[6]。这种约定俗成的堂子祭祀，已由“神随人迁”的自发蒙昧行动转变为自觉的、有目的的祀神活动，并随着政权的扩大、军戎的强壮、国家的定鼎，使之祭祀内容在不断扩充和完善的同时，成为国家与军队出征、凯旋及国中大事时不可或缺的、带有强烈的政治、军事、迷信色彩的重大举措。正如书中所载：“凡每岁元旦及日朔、国有大事、则为祈为报，皆恭渴堂子行礼，大出大入必告，出征凯旋则行纛而告，典至重也”[7]。而且每有大祭“……帝王所躬祭”[8]如天聪元年“丁卯春正月，上率诸贝勒大臣渴堂子、拜天”[9]。五月“上亲率诸贝勒将士征明，出抚近门，卯刻谒堂子，西发，由上愉林至辽河驻营”[10]。又如天聪二年五月，“命阿巴泰、岳托……及八固山额真率兵三千人征略明地……上出谒堂子，送出十里外”[11]。由此可见，堂子拜天确是国祭与公祭性质的举国重典，天聪七年正月初一“汗率诸贝勒大臣叩拜堂子”[12]后，并谕：“兹后元旦拜天不免冠”[13]。对堂子祭祀之礼又作了一系列规程。如《元旦礼仪》“行三跪九叩头礼”[14]。；《祭堂子神位仪则》中“堂子神位前，供献饼酒，悬挂纸钱……祭前亦须斋戒”[15]；在《祭堂子祝辞》[16]、《祭天典仪》[17]、《祭天次位图》中[18]对堂子祭祀的程序、仪式、祝辞等等都有明确规定。这初步定制虽较简略，也不尽完备，但它反映出清初堂子祭祀的严肃性与重要性，并成为清入关后顺治、康熙、雍正几代在堂子祭祀时有章可循的旧制，又为后来乾隆时期颁布《满洲祭神祭天典礼》奠定了基石。

北京堂子

    清定鼎北京后，于“长安左门外，仍建堂子”[19]，这京师的堂子已不比以往，它“享殿三间有围廊，阔五丈三尺五寸，深三丈三尺，八角亭一座，围二丈六尺五寸，檐柱高一丈七寸。收贮旧飨神房二间、阔一丈七寸，深一丈五尺五寸。殿门一间，阔一丈三尺五寸，深一丈五尺。祭神八角亭一座，围二丈二尺，大门三间阔四丈，深二丈。围墙外神厨房三间，阔三丈五尺，深二丈，围墙外神厨房三间，阔三丈五尺，深二丈，檐柱高一丈”[20]其规模自不必说，而且飨殿、神亭又覆以琉璃瓦件，柱裸红漆，地铺丹陛等等。这齐全的设施、完备的功用足以说明清宫堂子祭已随国家的定鼎而地位上升，享有殊荣。根据史料记载，不但京师的堂子迭祭不辍、烟火不熄，就连发祥地盛京祖宗设的堂子也在不断维修，并于帝王东巡盛京谒祖陵时再祭堂子拜天。如乾隆四十八年弘历东巡盛京时，由他亲自下令准备进行祭堂子与清宁宫，并谕“按京师之例派专人打扫洁净，勿致临期有误”[21]一切准备就绪后，乾隆帝于“八月十八日由盛京出抚近门诣堂子”[22]。事后又命盛京总管内务府：“凡堂子一切需用之祭器什物俱系新备成造，于堂子内敬谨尊藏本部收管”[23]。从对这些新造的祭器的保管与收藏，足见帝王东巡盛京时祭堂子与清宁宫是经常之举，它与祭祖一样，倍受敬重。显然，堂子祭在清中叶已在满族贵族中形成堂庙化、宫廷化、典制化，进入了鼎盛时期。
    清宫堂子祭祀从崇拜之神、祈祷之辞、祭祀之仪到祭拜程序等等，名目繁多，内容复杂，各具特征。就祭祀类别而言，有“元旦拜夭祭”、每年春秋两季的“立杆大祭”、“马祭”、每年四月八日的“堂子浴佛祭”、每月初一的“尚锡神亭月祭”等。如果就祭祀之仪而言，元旦拜天及帝王亲征或命将出征及凯旋、尚锡亭祭等，必须先将坤宁宫之神请到堂子安于飨殿，然后在堂子列纛，在园殿行礼，根本不用萨满。这种礼仪虽残留一部分原始崇拜的痕迹，但它已变为正规的国家大典，其仪式隆重而肃穆。再如堂子立杆大祭、月祭等虽也用萨满，但只行叩头礼，诵神辞，而不能跳萨满。
    清宫堂子祭在祭祀内容上与坤宁宫祭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由于堂子祭是爱新觉罗氏族在长期历史发展中的血缘的家祭—氏族的“族祭”演变而来，故所奉之神除女真先世共祭的宇宙神，爱新觉罗姓氏的祖先神，还有关帝、观世音、释迎牟尼等“客神”。另外还有纽欢台吉、武笃本贝子、田苗神、马神、痘神等等。纽欢台吉，也称“牛欢台吉”，萨满译为“苍天神”，实际为天弯、天神之意；武都本贝子，有写成“五督贝色”，被汉译为最早的、最先的、远祖之意，按照当时萨满观念，应为氏族最远古的创世祖先神；田苗神在堂子祭中被突出供奉，是“为田苗而祀”[24]来祈祷农捻丰收；马神，因女真族“崇尚骑射”而以祈牧群繁息为目的的；痘神，最早为氏族笃祭祛瘟女神，也称“佛多妈妈”，是为子孙求福驱邪“保婴而祀”。另外还有一些祭祀内容，如恩都哩僧固和纳丹岱辉，是能维护宅宇与岁月安泰的宇宙星神，早在清入关前就转变为满族皇室的祖先英雄神了；画像神则源于满族祖先彩绘影像的古俗，画面上左有星，右有月，是七星在天的七仙女神像；此外被尊为夕祭的主要神祇穆里罕神，有的称为“毛尔罕”的，原满语本意为“马王”神，有的认为是狩猎神等。著名宫廷史专家朱家溍先生曾指出：“穆里罕神估计原来可能是牌位，不是画像，在藏品中尚未发现此项物品”[25]，因此，穆里罕神可能传承既久，其真意模糊。
    清宫堂子祭中供奉的关帝神像，可以说也是一位英雄神。这位三国时代的英雄，到明清时期已演变为帝王了。满族人崇拜关帝君起于满文译本《三国演义》，关羽忠烈晓勇、武艺高强、大义凛然、无不令人折服。正如一位清人在笔记中描写的：“本朝为入关之先，以翻译《三国演义》为兵略，故其崇拜关羽，其后托为关神显灵卫驾之说，屡加封号，庙祀遂遍天下”[26]这也是清初帝王利用他的忠义形象作为统治工具，做被列为主要神祇。至于道教、佛教的神祇被奉为堂子祭之神，是当时统治者对其他民族信仰给予的扶植、并用，允许存在的一种手段，借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
    以上诸神均为满族萨满祭祀包括堂子祭在内的远祖神、宇宙神、英雄神、保护神，其逐渐升华，便形成全民族共同崇信和祭奉的神祇。
    清宫堂子祭，是萨满教发展到一定时期的产物，是满族贵族政治，军事上的特权在宗教上的表现，并被蒙上神圣的外衣。它是随着清盛而兴、清亡而衰的。这种以宗教为纽带，以堂子祭形成的萨满祭祀，有利于加强满族贵族内部的团结、强化民族精神、增进宗教意识和巩固政权。

参考文献
[1]《太祖高皇帝实录》“癸末年万历十一年二月”，中华书局1986年。
[2]昭梿《啸亭杂录》卷八。中华书局1980年。
[3]《写定申忠一图录本文》转引93．2期《故宫博物院院刊》阎崇年一文。
[4]李民寏《建州闻见录》32页。
[5][8][19]《清史稿》志六〇、礼四。
[6]姜相顾《论清宫萨满》一文，刊于第七次国际清史学术会论文集。
[7]《皇朝文献通考•郊社考》。
[9][10][11]《清太宗实录》卷二、13页，台湾华文书局发行。
[12][13]《清国史院满文译编》上，l页、1986年光明日报出版社。
[14][15][16][17][18]《满文老档》下，崇德元年五月十四日、六月十八日、六月二十九日、七月十四日、十一月。1990年中华书局。
[20]《清世祖实录》卷八，顺治元年九月巳亥。
[21][22][23]黑图档》“部来档”，乾隆四十八年，辽宁省档案馆藏。
[24]《满洲祭神祭天典礼》卷首，阿桂、于敏中奏折。
[25]《故宫博物院院刊》总第二期。朱家溍文。
[26]王嵩儒《掌固拾零》卷一，译书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