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东北冰缘区少数民族英雄史诗类型及其文化联系
马名超
一条自然形成的史诗带
在北纬45°线迤北的广袤山地水域之间，是一处素为国内外多学科学者所注目的古老文化区。大量古史遗存的浓重渔猎色彩，是本地区民族文化构成的普遍特征。新中国诞生以后数十年卓有成效的有关地方史学、民族学、边疆考古学和文化人类学等人文学科的最新发现，都有力地证实了这一点。特别是进入本世纪80年代以来，通过对三江水域（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原住居民赫哲族人广为传唱的“伊玛堪”英雄史诗的科学采集，对于小兴安岭山地原毕拉尔部落鄂伦春族森林逐猎者中世代传承的“摩苏昆”长篇讲唱文学的搜集和整理，对于古老城区齐齐哈尔近处达斡尔族中盛传的“乌春”（又作“乌钦”）名篇——《少郎和岱夫》的考察与著录等，进一步从本地区及其周边土著民族精神文化史的深层，前所未有地增补进一批足以同该区间物质文化遗存作两相对应和比较研究的珍贵科学史料。凭借这些，我们便有可能对本区的原始文化结构进行更广泛的跨区界，直至跨国界的有关文化类型学的综合性比较研究了。应该说这是亚太地区原始文化开发史上很有意义的一件大事。
不仅如此，在近年的民族文化田野考察中，在黑龙江、牡丹江和金源阿什河流域的满洲族及西部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鄂温克族人那里，也发现一些与民间长诗传播直接、间接有关的新线索。这样，便似可消除了原来以为有些本区土著民族并不存在着长诗遗迹的谜团。例如1979年我们在草原鄂温克族文学考察中，就并没有发现过民间长诗的传布。但当进一步调查后，却获得了一部曾用蒙文记录过的《十五岁的阿拉泰·崇保尔夫》，即应属鄂温克族英雄史诗的口传文本线索。假如巴图孟和同志所提线索一经确证，那末，在著名“满蒙文化区”中心之一的呼伦贝尔草原民间长诗的传播链条上，便得以填补进一个新的缺坏。另如北疆满洲族那样史有明记的古老群团，殊难想象在长期历史发展中竟是只有《尼桑萨满》一类韵语文学的著录而并没有他们创作的古老的史诗。这当然是不可能的。正是相沿这样的思路，我们把田野考察的视线逐步引向远为广阔的领域。从大量存在于满洲人先世，即如渤海靺鞨人或后世女真族人中有关英雄人物传说或英雄崇拜等全然散文讲述化了的故事形体里，便寻觅到一些韵语文学的明显迹象。直到前不久，在黑龙江沿岸还有着可以大体被确认为满洲族人著名歌手的长诗演唱活动。尽管此类扑朔迷离的线索尚不足以成为长诗存在的确凿证据，但是，作为当代的民族文化采访者们，根据大量残存于现实生活中的古史遗痕与残迹，从它的累积与相互文化联系中做理的推断，也应不失为一种科学的方法论并从而获得某些契合于历史发展实际的珍贵资料。民间口头文学的变异性，也同样反映在史诗形体和内容的复杂演变之中。而且，由于史诗产生和传播年代的久远，更其数倍多于其他民间艺术形体的复杂性。根据现存和已掌握
的史料，我们对东北冰缘区少数民族英雄史诗类型的划分，大体可作如下的基本概括：
第一类：直接以韵文诗体出现，至今仍以它的原始形态继续有条件地传播并有相应文字记录的。例如：50年代末期，在内蒙古呼伦贝尔盟巴尔虎蒙古族人中采集到的英雄史诗的多数原始记录，即属这一正宗类型。我国其他边缘地区流传的同类口头创作，如《江格尔》、《玛纳斯》或日本北方阿伊奴族人中的“柔卡拉”英雄史诗（他们称作叙事诗）等，也多属相同类型的适例。
第二类：在传播过程中所形成的英雄史诗的亚种，即兼有诗体韵文和散文讲述体两种语言成分的讲唱类型（或称说唱类型）。近年东北地区所采集的“伊玛堪”或鄂伦春族的“摩苏昆”一切篇目，诸如以“莫日根”复仇为情节主干的古老叙事韵文记录①，盖皆属于这一类型。其中，“说”与“唱”，即“韵文”或“散文”的含量虽依传承人的修养高低和具体作品不同而存在着多寡不等的差别，但基本上都有诗的咏唱的特质。这是当代史诗传播处于消歇晚期的“退化类型”。我国“三大史诗”之一的《格萨尔》（即《格萨尔王传》）等原始记录，也多有近似的形体。
第三类：英雄史诗在长期传承中所形成的多种变异形体。中最明显的，是只残存下微量韵语成分（诗体唱段）的莫日根故事或英雄传说。从这类古代渔猎能手与犸猊（又记为“蟒逆”，即魔鬼、妖怪）的残酷搏斗中，足以寻觅出不少原属各族英雄史诗演成故事体的踪迹。这类“故事化”、“传说化”的易变形体，不仅大量存在于赫哲、鄂伦春等族民间故事选本之中，在达斡尔、鄂温克族作品选里也屡有发现。英雄史诗由纯韵文体到宣讲叙述语言成分渐次增加，直至全然散文讲述化的进程，就是东北冰缘区少数民族英雄史诗演化的基本史迹。所有这些，从现今仍在活着的此类口语艺术断片记录中，也可以寻找出它的一些足印来。
第四类：是史诗的中介体类型。那些不论从艺术形式或作品内容都相当繁复而模糊的种属，即应归于此类。有的作品记录处在史诗与一般叙事诗体的中间状态；有的作品内容并不讲述英雄故事，而是集中传述民族祖先的业绩，从而形成一种介乎通常概念的“史诗”与“叙事诗”之间、“英雄崇拜故事”与“祖先崇拜传说”之间在内涵或形体上诸多搭界的模糊现象，甚至有时连同这类作品的最终族属都很难断定。近年搜集整理出来的鄂伦春族原毕拉尔部落里传播的长诗《娃都堪和雅都堪》、《双飞鸟的传说》、《鹿的传说》①等珍贵记录，究竟应该隶属于史诗的范畴，抑或应归纳到叙事诗的范畴之中，就呈现出类型划分上的模糊状态。有关民间文艺分类学的研究，从来都是后世研究者根据大量历史现象所做的抽象概括，不可能是它最初的无名作者们所能虑及的。此类中介体类型（或称模糊类型）的存在，并不意味着我们科学工作的乏力，相反，恰恰反映了客观事物本身的复杂性质。同时，也表明了民间文学田野作业的日益深入和我们研究工作所取得的新进展。
第五类：是构成史诗原型的英雄颂歌、赞辞一类含有大量古老雅语、古语等韵语文学的直接传播。显然，这类创作并不是一般的古代歌谣，而是属于古代逐渐孕育形成长篇史诗创作的胚胎或基型。有的未经演化就并融入巨大篇幅的史诗中去；有的则经过融合之后而又有条件地从中分离开来单独地进行传承。这类不同形体之间的相互串通、融合与分立，非常习见不鲜，也应说是民间口语艺术变异性的表征。这一类型的韵语文学，看来比较零星，也绝少鸿大篇章，但是根据大量材料看，运用综合性整理方法，也往往可以连缀起较为完好，甚至是宏大篇幅的英雄史诗来的。例如150多年以前芬兰著名史诗《卡列瓦拉》，即《英雄国》的构成，即融进了大量此类篇幅长短不等的英雄颂歌、赞辞一类韵语创作的。
依据前记类型划分，便足以从东北冰缘地区东起三江汇流处，中经大、小兴安岭，西迄今内蒙古呼伦贝尔盟巴尔虎蒙古族和鄂温克族聚居地区并包括满洲族、达斡尔族等在内的这一广阔地段，连结起一条由英雄史诗分布所结成的修长纽带。假如沿着我国东北边界线再与西北、西部、西南和东南边疆诸原住少数
民族所采录的同类史诗传播区域相衔接，就不难自然形成一个环绕中华大地的半弧形、色彩斑烂的史诗带。这是中国多民族灿烂文化的菁英，也是我国人民勤劳、智慧的先祖在世界文明史册上的杰出贡献。若是把它的横向分布区域再向两个侧翼加以延伸，那末，同亚太地区北部的“猎熊民族”——阿伊奴人（旧称“虾夷人”）、爱斯基摩人以及处于大体同一纬度上的北欧、北美等地渔猎民族中近似的口头文学类型做文化人类学的比较研究，即不难看出其中的一定共同之点。应该说，这并不是什么凭空的臆断吧。
东北区英雄史诗的文化层位
当论证东北冰缘区少数民族英雄史诗带布局的共同属性时，不能不同时看到这一古史文化链条所独具的特殊性质。一个突出的事实是，根植于北疆沃土上的“伊玛堪”和“摩苏昆”文学的代表性篇目，比起学术界盛赞的我国“三大史诗”（即《格萨尔》、《江格尔》、《玛纳斯》），前者的文化层位在时间序列上显得更加深藏，因而它们的文化内涵也显得更为原始、更加古老得多。这里存在着两个根本性标志：一个是作为近年重大采集成果的这批史诗采录本里，有相当一部分是记载原始人类（或神的、半神半人式的莫日根）与严酷的自然威胁之化身的犸猊，即魔怪之间的殊死格斗的。它们所展示的社会图景，直接就是远古时代古人类与他们尚未理解的诸般自然胁迫之间尖锐冲突的真切写照。可以认为，如此瑰丽而童稚的幻想性画幅，和文化史上最早形成的开辟神话之类具有极大的共同点，因而使它们也不能不具有原始人类语言艺术“活化石”的持质。直到今天，仍可从那些业经异变的形态中窥见出哪怕是很为粗略的影迹。赫哲族“伊玛堪”文学代表作《西尔达鲁莫日根》，被认为是“自从人世间有了太阳的存在，就有了这部英雄故事的传唱”②，由此也足以看出它的古老性质。类似的采录，在最新问世的鄂伦春族“摩苏昆”典型作品《英雄格帕欠》里就表现得尤为突出③。同为英雄史诗类型，在它们之间的相互比较中又似可更细密地区分出某些不同的文化层次来。在可视为“国宝”的《英雄格帕欠》原始文本中，至今仍旧保存着不少带有时代特色的古老称呼，而且留有近于神奇的生动描绘。属于同类英雄人物正面交锋的魔王犸猊霸据之处，原是“土不生草，山不长树，河里没鱼，更看不见人影”。犸猊渡河，跨步将几道鱼亮子踏个稀碎，连它的助手（即鹰王）德奶得义也有超群跋扈、横空过世的神威。更其凶恶的妖王开恳得义，受着为虎作伥的老大萨满驱使的孽龙，以及被民族语称作“波旺”的山怪、林妖“依霸”、旋风之王“苏义哈”、冰雹之王“波窝那赫”、雪王“伊玛那赫”、雨王“松扩赫”、狼王“顾互色鄂吐恩”、熊王“牛牛赫鄂吐恩”、虎王“乌塔奇鄂吐恩”等等，几乎所有自然界的事物都有相应的称谓和拟人化的幻想性描绘。就是在史诗主人公与其多种保护神和大量自然阻力的重重矛盾中，展开了规模宏大的“神鬼之战”和“人魔之战”。这是典型的古老史诗的构想！截至目前为止，我们所已采集到的同类口语艺术珍品中，在反映人与自然斗争的主题上达到如此深广程度的有关鄂伦春族“摩苏昆”的著录，不能不说还是第一次。
还有另一个标志，就是这些处于人民文化最深层次的精神产品的篇幅、艺术规模和极尽粗放的描述等，既有别于本地区同类创作的艺术构成，也不同于“三大史诗”的整体格调，从而使这样一批民间文学的古老记录成为中国半弧形史诗带上一帜独树，并使之成为当今多层次史诗研究中极为珍贵的史料。
不仅从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口传记录文本的空间横向比较中可以发现其间文化层位上的明显差别，即使单就某一史诗传播地区、某一民族或某一类型的作品著录，同样可以借助现存资料做纵深的开掘与考据。不论赫哲族人的“伊玛堪”也好，鄂伦春族人的“摩苏昆”也好，达斡尔族人的“乌钦”乃至其他种种传统的民族称谓，均属这些不同民族自己对于传承久远的长篇“大唱”的独自叫法，其中都包括着各自不同历史年代、不同社会生活内涵的层位序列。那些反映人与自然冲突的，当然一般都属于最古老、最原始的类型。但是，内中也有在民族与时代特征上迥然有别的，诸如人与神或人与不同原始群团（包括部落或部族）之间多种冲突的创作。如果说东北冰缘区少数民族英雄史诗的原始类型，今天已发现的还为数尚少，那末，反映原始社会末期或阶级社会初期阶段的创作，例如记录人间爱恋生活之类的长诗就在数量上较为多见了。这后一类型，按一般学术术语，往往称之为“叙事诗”，而不说它们是“史诗”。例如前已著录的达斡尔族长诗《少郎和岱夫》以及早已著录的蒙古族长诗《嘎达梅林》等口传记录，尽管它们也都叙述了英雄故事，并与英雄史诗的传统有着极为密切的文化联系，但是由于此类叙事作品产生的时代较晚，而且绝少史诗所独具的宏大、壮阔的规模，因而并不隶属史诗所要论证的范畴。当然，史诗创作的类型学研究是一个十分繁复的大难题。随着东北冰缘区民族英雄史诗宝藏的进一步发掘，可以预言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中将有一个大的突进。
注：
①这里所引述的几则作品，均由黑龙江省鄂伦春族女歌手孟淑珍搜集整理。发表于《黑龙江民间文学》1986年18—19辑中。
②《西尔达鲁莫日根》，初被赫哲族“伊玛堪”歌手们称作“开天辟地头一个英雄故事”，其民族语原文称“西温巴尔替罕，西尔达鲁莫日根”。按：“西尔达鲁”，含有“绳子断了自己能衔接起来”或“铁一般坚硬的”等寓意，用以比喻英雄的性格。
③《英雄格帕欠》是当代鄂伦春族最古老的典型英雄史诗。由李水花、莫宝凤、孟德林等讲唱，孟淑珍搜集整理。发表在《黑龙江民间文学》1986年第17辑。
本文1986年5月1日初稿，1986年9月1 0日修改发表在《黑龙江民族研究论文集》（1）（198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