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碧波]长白山与太伯山考论

上一篇 / 下一篇  2010-02-20 23:43:37 / 个人分类:长白胜境

长白山与太伯山考论

张碧波  《满语研究》 2002年2期


长白山天池   (来源:东北风摄影论坛 摄影:秀海)

  韩国学者金得榥在《白头山与北方疆界——鸭绿江图门江不是我们的疆界》一文中说:长白山(其又称为“白头山”)“有我们祖先(按指朝鲜)的坟茔,有先祖们洒过鲜血的遗迹,有心中的故乡‘白头山’[1]。”(以下引文不再注明)提出长白山是朝鲜“文化圈的原本之山”、民族的支柱,这涉及长白山的文化性质以及朝鲜半岛太伯山(妙香山)问题的缘起等诸问题,需辨明。

   
长白山诸称谓溯源

     长白山乃中国辽宁、吉林、黑龙江省东部中朝边境东北部山地的总称。“系古老褶皱山经火山活动与河流切割而成。东北—西南走向。包括完达山、穆陵窝集岭、老爷岭、张广才岭、吉林哈达岭、老岭等。海拔200—2000米。”[2]周秦时期,称作“不咸山”。“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不咸,有肃慎氏之国。”[3]是知肃慎族(系)生活于长白山地区。
    “有的学者认为,不咸之语是韩语发音的音译,意思为‘光明’或‘神明’。我的见解是‘不’字是用汉字‘火’字来表示,‘咸’为汗(国王)的转写的意思。不咸之语,可以看作是‘火的最高者’,或是‘天神’的意思。因此,我把‘不咸’解释为‘日光或光亮的天神’。……由此可知‘不咸山’似为女真语的‘日神或日帝’之意。那么,因为‘火’与‘光’互相可以通假,似可以把汉字的‘不咸山’解释为韩语发音的‘不咸山’(即光明之意)。”[3]
     又是韩语,又是女真语,望文生义,不足为训。
     中国学者认为“无论是‘不咸山’还是‘盖马山’之称谓,似应与肃慎语族的语言或东夷语有关。长白山的满语为‘golmin xanyan alin’(果勒敏•珊延•阿林),‘不咸’可能是果勒敏珊延的音译省略——意为长白;盖长为满语‘果尔敏’的对音,汉意为‘长’。”[4]“‘不咸’本为鬼魂之山,肃慎族用‘不咸’称谓,将长白山定位为其民族的魂世界,使现实界死而离散之魂有所归依,又使现实世界新生之人有了魂魄可以附体的保证。因此,做为‘不咸’的长白山,才从生与死两方面具有了最初的文化功能,成为了一座非世俗界的圣山。
     “长白山的各种原始称谓只是当地民族语言的汉语记音。其中‘徒太’即应是长白山一个与‘大白’、‘太皇’有大致相同语义的肃慎语族称谓。在肃慎族后裔的满族基本词语中‘徒太’或又读成‘tuktan’,即起初,最初的。
     “‘盖马’、‘单单’仅是长白山南支的称谓。在肃慎族后裔满族语中‘当初、最初’除称以‘徒太’外,确又被称为‘单单’(Dada)。另外,当属于单单大岭北与单单岭东西的肃慎族系和东沃沮,同时称渠师为大人。大人的‘大’,非汉语之‘大’,乃肃慎语之‘da’,首领、头目之义,则‘da’也具有了‘大白’、‘太皇’之义。因此,单单大岭实为一复合词,肃慎语中的‘单单’(Dada),也就是华言中的‘大’,所以《三国志》又称其为‘单单大山岭’。
    “长白山一支脉之所以得名‘盖马’,情况要复杂一些。‘盖马’当即源于东迁中的牟族一支‘根牟’族。盖马者,根牟也,则盖马大山之得名,也就同样具有了溯初溯祖溯源之义。”[5]可知,长白山诸称谓是肃慎族系语词的汉语记音,与所谓“韩语”无涉。而长白山诸称谓则是肃慎族系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结汇。
     东北肃慎古族古国远在虞舜之时就与中原(王朝)建立了联系,《竹书纪年•五帝纪》:“帝舜有虞氏二十五年息慎氏来朝贡弓矢。”这个弓矢就是肃慎族的典型器物文化:枯矢石砮。周人灭商,《竹书纪年•周纪》:“(周武王)十五(应为三)年,肃慎氏来贺。”对此,《国语•鲁语》有详细记载。三监之乱平定后,“成王既伐东夷,肃慎来贺,王俾荣伯作《贿肃慎之命》。”《逸周书•王会解》、《史记•周本纪》均分别有记载。周康王北征殷武庚集团,得到肃慎族的支持(见《吕行壶》、《陈璋壶铭》),肃慎族及其居住的长白山地区成为周人的“北土”——《左传》昭公九年:“王使詹桓辞于晋曰:肃慎、燕、毫,吾北土地。”肃慎族及长白山区域成为周朝的北部边疆与边疆民族。而肃慎族的发祥地就是不咸山—长白山。
      长白山脉进入朝鲜半岛的南支称为盖马大山、单单大山岭。南北朝时,长白山又名徒太山、从太山、太皇山。《魏书•勿吉传》:“国南有徒太山,魏言‘太白’,有虎豹熊狼害人,人不得山上溲污,行经山者,皆以物盛去。”《北史•勿吉传》:“国南有从太山者,华言太皇,俗甚敬畏之,人不得山上溲,行经山者,以物盛去。上有熊罴豹狼,皆不害人,人亦不敢杀。”则徒太山为勿吉族之圣山。
    《新唐山•北狄传》:“(靺鞨)粟末部,居最南,抵太白山,亦曰徒太山,与高丽接,依粟末水以居,水源于山西北,注它漏河。”知粟末靺鞨亦以长白山为生息地。
     金章宗明昌四年(1193年)十二月“甲寅,册长白山之神为开天弘圣帝。”“大定十二年,有司言长白山在兴王之地,礼合尊崇……封兴国灵应王。”[6]开天、兴国,是长白山为女真族发祥地、兴王之地。
     长白山是满族的神山、圣山和民族发祥地。最著名的长白山天池三仙女故事是为满族族源创生神话。这个族源创生神话录载于清《太祖武皇帝实录》中:“满洲源起于长白山之东北布库里山下一泊,名布儿湖里。初天降三仙女浴于泊,长名恩古伦,次名正古伦,三名佛古伦,浴毕上岸,有神鹊衔一朱果置佛古伦衣上,色甚鲜妍,佛古伦爱之不忍释手,遂衔于口中,甫着衣,其果入腹中,既感而成孕。告二姊曰:‘吾觉腹重,不能同升,奈何?’二姊曰:‘吾等曾服丹药,谅无死理,此乃天意,俟尔身轻上升未晚’。遂别去。佛古伦后生一男,生而能言,倏而长成。母告子曰:‘天生汝,实令汝为夷国主,可往彼处。’将所生缘由一一详说,乃与一舟:‘顺水去即其地也’。言讫忽不见……。”天女所生之子,即布库里雍顺,乃满洲始祖。神鹊所衔之朱果,实为宇宙卵之变形,属卵生族源神话系列。
     清太宗皇太极,把这一族源创生神话当作满洲源流载入正史,嗣后,清历代皇帝继承大统,均将长白山奉为神明,将祭祖与祭长白山作为国家大典法定下来。康熙十六年(1677年)四月,派大臣前往长白山拜祭,谕曰:“长白山乃祖宗发祥之地……”又曰:“长白山发祥重地,奇迹甚多,山灵宜加封号,永著祀典,以昭国家茂膺神贶之意。”这是借机宣扬君权神授观念。
     康熙十七年“诏封长白山神,秩祀五岳,自是岁时望祭无阙”。又撰文论证泰山龙脉,发端于长白山:“长白绵亘乌喇之南,山之四周百泉奔注,为松花、鸭绿、图们三大江之源。其南麓分为二干,一干西南指者,东至鸭绿,西至通加,大抵高丽诸山,皆其支裔也。其一干自西而北至纳绿窝集,复分二支:北支至盛京,为天柱、隆叶山,折西为医巫闾山;西支入兴京门为开运山,蜿蜒而南,磅礴起顿,峦岭重叠,至金州旅顺口之铁山,而龙脊时伏时现,海中皇成、龟矶诸岛皆其发露处也。接而为山东登州之福山、丹崖山,海中伏龙于是乎陆起,西南行八百余里结为泰山,穹崇盘屈,为五岳首。”(此文载于《吉林通志》卷六《天章志》)这是一篇长白山山川地理学论文,显系康熙时期文化地理学与历史学的结晶。
     这种祭祀长白山神的祖制一直延续到清末,“岁岁致祭,崇报特隆”,始终为国家之重要祀典。综合以上,我们仅是粗线条地勾勒了长白山的文化地理史与长白山的历史文化史,从这粗线条的勾勒中我们可以明白无误地昭示世人:长白山是中华东北古族古国诸如肃慎、挹娄、勿吉、、女真、满族以及夫余、沃沮、高句丽等古代民族长期生息繁衍的地区,是这些古族、古国的兴王之地、发祥之地。它的名称称谓,它的文化地理,它的历史文化地地道道属于中华式的,它的历史文化是中国东北各族历史文化的象征。

   檀君神话中的太伯山考辨

     太伯山是王氏高丽时期一然和尚编纂的《三国遗事》檀君神话中出现的一个山名。“昔有桓因庶子桓雄……率徒三千,降于太伯山顶(自注:即太伯,今妙香山)神檀树下,谓之神市…”这个太伯山即是朝鲜半岛的妙香山。妙香山属狼林山脉支脉,在咸境南道西部、平安南道北部、慈江道南部,其西北境为清川江源头,东北境为大同江源头。
     然而金得榥先生在《白头山与东北方疆界—鸭绿江图们江不是我们的国境》一文却把它与长白山混合为一了。“今天,在中国经常称作长白山或白山,但也有称作白头山的人。中国政府的刊行物上一般都标记为长白山,但有个叫做丁兴旺的人,在北京地质出版社出版的书中标记‘白头山天池’。由此可见,在中国学者中也有标记为白头山的人。”按:丁兴旺将长白山天池标为“白头山天池”,纯属误记,中国正式刊行的书籍、地图均标为长白山或长白山天池,丁兴旺的误记属个人行为,本不应成为证据。
     “现在让我们看一看,以白头山为中心而展开的我们民族的历史吧。在遥远的过去,神人桓雄降于不咸山,建立国家。”在金得榥的笔下,长白山变成了白头山,桓雄降于太伯山变成降于不咸山,这样中国东北地区的不咸山——长白山就变成了朝鲜半岛上的太伯山——妙香山;这样就使中国东北的不咸山——长白山成了所谓的檀君神话的产生地;中国东北的不咸山——长白山就变成所谓朝鲜“民族历史的圣山,在民族史之初的文化在这个地方发祥,政治以这地方为中心而展开,因而我们在白头山上寻找我们民族史之根。”
     檀君神话只是一个神话,但朝鲜半岛上下却把它历史化。1993年10月2日,朝鲜社会科学院发表了《檀君陵发掘报告》,基于此,朝鲜全国上下对从13世纪的高丽典籍《三国遗事》中所记载的檀君朝鲜神话传说加以历史化,“对把檀君和古朝鲜史研究以及半万年我们民族史进行主体式体系化”[7],并认定“朝鲜古代类型人的诸种形成了父系氏族社会,其生活的公元前4000年发生了私有制,出现了阶级分化,从而奠定了国家形成的前提的历史时期”,“古朝鲜就是通过这样原始公社的崩溃过程而形成的”,“在我国历史上,首先建立的阶级国家的建国始祖是檀君”。[8]对这个“檀君陵”,国际学界曾多有质疑。[9]、[10]正是这些质疑,促使朝鲜学者对“檀君神话”不得不作出一些说明:“这个神话,最初檀君神话编成后,在经过数千年的岁月传承过程中(按《三国遗事》成书据今只七个多世纪),根据后世人们的趣旨、感情和理解关系进行修改、润色和变更。”“神话的前面部分记事(天帝桓因派子桓雄下界临凡的记事)可能是后世添加的。还有:神话的最后部分统治年代表示为1500年,檀君的寿命为1908年是经过岁月的流逝后补充的。……除此之外,剩下的部分可以说是大体上是比较接近创造这个神话的时代原型。”[8]朝鲜学界似乎已认识到“檀君神话”编造的荒诞与不可信,不得不承认“人为的修改、润色和变更”,“是经过……补充的”,不得不削头去尾,但仍坚持认为“剩下的部分可以说大体是比较接近创造这个神话的时代原型”的。我们还是对朝鲜半岛考古学作一简要考察吧。
     从朝鲜考古学文化中,可知在公元前5000—4000年朝鲜半岛出现了一些“经过长期定居生活”的居住址,在公元前3000年时,出现了一些聚落形态的遗址,出现了民族集体活动的场所——会议或祭祀用。公元前2000年进入青铜文化时代,但仍是铜石并用,这个时期没有出现大型聚落,聚落规模不大,还看不到“大体平等的农耕聚落—氏族共同体,看不到共同的祭坛和神庙”,看不到“都邑国家的形成”,虽然农牧渔业有了发展,手工业有了分工,但没有文字的产生,看不到“产生了植根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成。”如果真的像半岛人们所说的距今5000年就已产生了“檀君朝鲜”,并具备了完整的国家机构与国家制度,那就应该在考古文化上有所遗留、有所保存。如,应有大型宫殿遗址与大型城市遗址,应有众多居民址与居民生活址以及墓葬群址等等,应有祭坛与神庙,应有刻划文字、陶文或甲骨文。在这些作为文明时代的标志和国家社会形态均不在考古学文化中具有的情况下,就难以证明“檀君朝鲜”的历史存在。如果只凭已被“后世人们的趣旨、感情和理解关系进行修改、润色和变更”、“后世所添加”的神话传说,并把它历史化,据此而认定“檀君朝鲜”为“建立了我们民族史上的第一个国家”,论据不足,不符合科学史观。
      笔者认为公元前30世纪左右朝鲜半岛西北地区处于新石器时代。根据考古资料,这一时期的出土遗物为陶器和简单石制品,如此文化面貌很难相信会是檀君朝鲜的建国基础。北韩学者认为公元前2000年末至公元前7—6世纪的青铜器文化继承了檀君朝鲜,但这些青铜器时代的居住址和支石墓只出土少量石斧、石凿、棍棒头和石剑等,也让人怀疑这就是国家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何况这些青铜文化已属于箕子朝鲜时代遗迹。
      至于说五千年前就建立了国家称檀君朝鲜,更属荒唐。朝鲜一词是在中国商周之际方出现,在这之前称汤谷、明夷;朝(音昭zhāo)鲜一词属汉语言文化,来源于中华古老的十日神话,为东方日出之地。
     由于金得榥先生把中国东北的不咸山—长白山说成是产生檀君神话的太伯山—妙香山,并从而将中国长白山地区的古族都划到了朝鲜史序列,从而造成极大的混乱。
     一然和尚所以在王氏高丽时期编造檀君神话,就是在王氏高丽的祖先头上制造一个神圣的光环,以期神化王氏高丽。
     在疆域的界定与民族的归属问题上,金得榥先生又提出自己的观点:
    “在古朝鲜时代的满洲,中国人连影子都找不到。与我们同属通古斯族的肃慎族居住满洲东北方……处在朝鲜文化的强烈影响之下。”“从历史上看,白头山是我们民族的发祥地…扶余的发祥地也是白头山。不仅如此,高句丽也兴起于白头山西边并以白头山为中心形成国家;渤海也是以白头山为中心建国。还有高丽也把白头山奉为祖宗山。李氏朝鲜也兴起于白头山东。”“这座山成为我们民族的心愿和精神的支柱。”
     可见朝鲜半岛学者将中国东北长白山地区生活过的古族全部划归朝鲜史序列,并将与长白山区域文化无任何关系的王氏高丽与李氏朝鲜也拉进来,这造成疆域界定与民族归属上的混乱。他们这样说:“全体国民要把眼睛盯在满洲,应具有坚定不移的历史意识,应该具有不管到什么时候也要回到祖先的土地上生活的坚强决心。”这些言论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关注。
      疆域与民族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疆域是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民族生息繁衍的地方,是这些民族开拓创业的场所,疆域是生活在这块地方的民族共同创造与开发建设的,而这块大地又养育着众多的民族。以中国东北疆域为例,东北地区的古族有三大系列:一、肃慎系列:肃慎、挹娄、勿吉、靺鞨、女真、满族;二、秽貊系列:秽貊、沃沮、夫余、高句丽;三、东胡列:乌桓、鲜卑、室韦、契丹、奚、蒙古。此外尚有由中原迁入的华夏——汉族。这些民族系列中的古族均为中华民族一部分,均在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历史上的中国疆域的开拓与建设中发挥了应有作用,与其他区域的各个古族共同创造了历代中华古国。
     因此,凡由上述诸民族在其开拓的疆域内建立的各种类型的政权都应属于中华民族的政权,其政权疆域均应为历史上的中国疆域;这其中,还应包括中原华夏——汉族北上在东北与朝鲜半岛建立的箕子朝鲜、卫氏朝鲜。
     据此,长期生活在长白山区域的肃慎、挹娄、勿吉、靺鞨(渤海)、女真、满族、秽貊、夫余、沃沮、高句丽等古族及其所建立的国家,不论其与历代中原王朝有无联系以及这种联系的程度如何,它们都在中华疆域之内,都属于中华古族古国。就以高句丽为例,高句丽以东夷高夷与东北土著夫余、貊族为主体民族并在长白山老岭与桓仁五女山地区建立国家,属盅华古族古国;当公元427年迁都平壤,其所迁都之地乃是汉四郡之旧地,仍在中华疆域范围之内;其政权性质并未因迁都而改
变,仍为中华古族古国。
     朝鲜半岛学者把中国东北长白山地区的古族古国划入朝鲜史序列,直至把王氏高丽与李氏朝鲜也与中国东北长白山地区拉上关系,这正说明:
     他们既未对历史上中国疆域作符合历史实际的动态考察,也未对朝鲜半岛上的古韩国以及后来的新罗、百济、王氏高丽、李氏朝鲜的历史疆域作过科学的考察。
     夏商周以及秦汉时期,朝鲜半岛的土著民族为古韩族,生活在半岛的东南端。按:在公元前后,新罗、百济的西界为何瑟罗——溟州,而溟州为古秽地,溟州即江原南道的江陵,则汉江以南地为古韩国之北界。又《山海经•海内北经》:“朝鲜地列阳东,海北山南。列阳属燕。”这是燕昭王二十八年(公元前281年)之后燕人“东略地”,与朝鲜侯发生冲突,“燕乃遣将秦开攻其西方,取地二千余里,至满番汗界,朝鲜遂弱。”(《三国志•东夷传》注引《魏略》)列阳即朝鲜半岛列水之阳,按《汉书地理志》乐浪郡辖县列口——列水人海口。列水即载宁江,则载宁江北岸已属燕。又查半岛上有燕秦长城遗迹,从清川江与大宁江入海口,沿大宁江、昌城江、城兴川、鸭绿江——“至潘番汗为界”。而秦长城:“乐浪遂城县有碣石山,长城所起”(《太康地理志》),“始皇令太子扶苏与蒙恬筑长城,起自临洮,至于碣石。”(《水经注•河水》)这个碣石山是朝鲜半岛大同江(浿水)南岸遂城县的碣石山,是秦长城最东端。则箕子朝鲜经燕至秦,秦长城贯串箕子朝鲜,用以防御匈奴。卫氏朝鲜代箕子朝鲜阴谋篡立,其东界继袭箕子朝鲜在列水之北。汉武帝征卫氏朝鲜,裂其地为四郡。可知,箕子朝鲜、卫氏朝鲜、汉四郡、高句丽,这是东北古史一个内在的基本联系。汉杨雄《方言》以“燕之外鄙,朝鲜例水之间”为一汉语方言区,可知,在汉晋时期,列水—载宁江以西地为汉晋在朝鲜半岛的东部边界。汉末,又有带方郡:“桓灵之末,韩秽强盛,郡县不能制,民多流入韩国。建安中,公孙康分屯有县以南荒地为带方郡,遣公孙模、张敞等收集遗民,兴兵伐韩秽。旧民稍出,是后倭韩遂属带方。”(《三国志•东夷传》)据《汉书•地理志》注,“带水西至带方入海”,带水即今北汉江。是知汉晋时汉江仍为中朝之疆界。“韩在带方之南”,汉末时马韩“凡五十余国”,“弁、辰韩合二十四国”,汉末动乱,“韩秽强盛”,逐渐统一,据高丽史籍《三国史记》公元前57年新罗始祖赫居世建国新罗并逐渐统一半岛南部之东部地。温柞王于公元前18年建百济,并逐渐统一半岛南部之西部地。中国南北朝时期新罗、百济始见中国典籍,并与中国王朝发生蕃属关系。公元660年唐朝与新罗联兵征灭百济,百济旧土为新罗占据,668年高句丽被征灭,唐于其地设东都护府,唐朝与新罗直接交界。698年渤海建国,公元733年渤海大武艺因黑水靺鞨通唐而发兵入寇登州,公元735年(唐玄宗开元23年,新罗圣德王三十四年)唐玄宗“敕赐浿江以南地”(《三国史记》卷8)。从此时起,唐与新罗以浿江(今朝鲜大同江)为界,唐(汉唐以来)在半岛之辖境从汉江北岸后撤至大同江北岸。698年,以粟末靺鞨族为主体,为唐朝边州的少数民族地方政权渤海建国以后,南与新罗为邻,半岛北部原属唐之领地逐渐为渤海取代,渤海与新罗之疆界,即为7—10世纪中朝之疆界。渤海行政建置涉及今朝鲜领域者有:东京龙原府、南京南海府、西京鸭绿府。[11](以下引文不再注明)
     “东京龙原府辖境为今图们江下游及江口中、朝、俄交界地区,今朝鲜咸镜北道的会宁、罗津、清津等城镇均在其内。”“南京南海府辖境为今朝鲜咸镜北道南部和咸镜南道,今朝鲜咸镜南道咸兴、永兴皆括在其内。”“西京鸭绿府辖境为今鸭绿江两岸,即两岸之中朝边境地带。朝鲜一侧则为今两江道、平安北道、平安南道之大部地区,括有惠山、江界等城镇。”
     公元918年新罗王建建高丽国,935年高丽统一全国。
     辽代,“中朝疆界表现为辽与高丽的交界以及中国少数民族女真与高丽之交界。”由于王氏高丽向半岛北部扩张领土,“辽代,中朝边界已由唐时的浿水(大同江)为界,北退至清川江为界。”“而臣服于辽、宋的中国女真鸭绿江部、长白山部也与高丽交界,他们居住在今朝鲜西北部、东北部,其中,女真长白山部与高丽交界为定州,其南部为高丽,其北为女真。”
     金代,中朝疆界大体依如辽代。“唯一也是最大变化是,公元1130年(金太宗天会八年、高丽仁宗八年)金将鸭绿江下游入海地段南岸的保州赐予高丽。于是,保州为高丽所属。金时,鸭绿江下游入海口则为中朝疆域的分界。”
     金末,金辽东宣抚使蒲万奴叛金,建东夏国。其南境与高丽接壤,即相当于金朝曷懒路与高丽之分界。“具体应为以今朝鲜定平为高丽东北界之关门,以定平为中点,西逾大岭,东接连浦路之高丽古长城东段为东夏与高丽两国之疆界。以此南为高丽,以北为东夏。”
     元代中朝疆界几经变动:
     公元1234—1269年元与高丽之疆界:“元辽阳行省开元路南部及双城总管府与高丽接壤。”“元与高丽之疆域为鸭绿江下游入海口地段为中朝边界。高丽长城的西端起,至雪寒岭,为元与高丽在朝鲜半岛西北部之疆界。而双城总管府南界则为元与高丽在朝鲜半岛东北部之疆界。”
     公元1270—1290年元与高丽之疆界:“以西京(平壤)为中心的朝鲜半岛北部,西起慈悲岭,东至铁岭,为元东宁路。元之东宁路南端与高丽接壤,慈悲岭和铁岭以南为高丽,其北为元所属。”
     高丽利用元末之机,积极推行北进政策,向北扩张领土。元末,元与高丽之疆界又发生重大变化。公元1356年元之双城总管府为高丽所占,“元与高丽在朝鲜半岛东北部之疆界为元之开元路合兰府与高丽交界,即以定州(定平)为界。其南为高丽,其北为元。1363年之后,元与高丽之疆界再次北移,即朝鲜半岛西北部之泥城为高丽所据,其南为高丽,其北为元。朝鲜半岛东北部,定州(定平)、咸州(咸兴)、勿面(洪献)、三撒(北青)等城为高丽占据,三撒(北青)以南为高丽,其北为元。两国疆界此后至元亡未变。”
     明朝初期因高丽执行亲明反元政策,“遂默认原元之开元路为高丽属地”,高丽进一步加剧向半岛西北部扩张领土,沿鸭绿江下游南岸向中游南岸拓展。明与高丽遂以鸭绿江为两国界河,但“此时图们江流域南北地带依然为明之疆,直到公元1329年(明太祖洪武二十五年)高丽灭亡。”
     李氏朝鲜大力向东北、向图们江岸扩张领土,公元1440年之后,明在图们江南岸疆土尽失,图们江始成为明与李朝的界河,整个鸭绿江始成为明与李朝的界河。经上述疆域的变化,最终以鸭绿江、图们江为两国界河。至清代依如前朝。
     综上可见:直至15世纪中叶,鸭绿江、图们江方成为中国与朝鲜的国界,而直至这个时期,王氏高丽与李氏朝鲜也从来没有到达中国东北的长白山地区。
     从上述可知,金得榥等人的“满洲是我们的土地”,长白山是其民族的所谓“圣山”等种种论点不攻自破;而太伯山——妙香山的檀君朝鲜也只是一个神话罢了。
    以金得榥先生为代表的朝鲜半岛学者围绕长白山文化又提出一个“明亮文化圈”的命题。
     “我们民族很早就形成了先进的特殊文化圈,并给予东北亚的其他民族以影响。即可以举出日本把天神制造成最高神灵,同时崇拜自然神和人格神;蒙古族祭天、崇拜日月山川等自然神,利用巫觋降福与避厄;还有女真族在祭天的同时,又举行把自然物神化的祭祀。使巫在神与人之间具有重要的位置等这些都属于‘明亮文化圈’民族具有的宗教形态。阿伊努族、鄂伦春族、维吾尔族、达斡尔族都属于这个文化圈。属于这样的明亮文化圈的民族共同点是,绝对相信主宰神的存在,崇拜升起太阳的东方,相信并崇拜自然的精灵和清净,相信灵魂的作用等。满洲族神化并信仰之长白山,蒙古族神化并信仰罕山,大都植根于明亮文化。属于这样的‘明亮文化圈’的所有民族的精神祖祭之家,叫古朝鲜。”
    金得榥等人提出的“明亮文化圈”及其涉及的民族、文化内涵,令人感到荒唐可笑。他们不仅把中国东北古族都划到这个文化圈中,把我国西北地区民族维吾尔族,北方古族蒙古族划到这个文化圈中,甚至把日本列岛北方古族阿伊努也划到这个文化圈中,并说这个文化圈的“所有民族的精神祖祭之家,叫古朝鲜”,令人吃惊。
     人类社会大多经历过巫史文化、萨满文化阶段,金得榥所说的自己文化特征正是属于巫史文化与萨满文化。中国上古时期也经历过巫史文化与萨满文化阶段,而巫史文化与萨满文化又长期保存在中国古代北方诸民族文化史中。
    “中国古代文明中的一个重要观念,是把世界分成不同的层次,其中主要的便是‘天’和‘地’……中国古代许多仪式、宗教思想和行业的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在这种世界的不同层次之间进行沟通,进行沟通的人物就是古代的巫、觋,从另一个角度看,中国古代文明是所谓萨满式(shamanis-tic)的文明,这是中国古代文明最主要的一个特征。”[12](P4)
     中国古代巫师通天地所使用的工具第一个是神山,把高山当做地到天的桥梁——西方学者称之为地柱(axismandi),通天地的萨满可以通过爬这个柱子,从一个世界到另一个世界去。长白山之所以成为我国东北诸族的神山、圣山,就在于它是通天地的桥梁,满族始祖可以在长白山自由升降——长白山是通天地的天梯。正所谓“灵山……十巫从此升降”。
     第二种通天地的工具是巨树——世界之树或宇宙之树。第三种工具是龟策卜筮。第四种工具便是各种动物(包括玉石、石器与青铜器上的动物纹饰)。
      在古代中国,天与地的沟通为少数人所独占,通天地的手段与政治权力直接相关,往往是王者与巫者合为一体。
     这是中华文化特征,是中国式的文明。可以说,在古代东北亚存在一个中华文化圈,古代日本、古代朝鲜均在中华文化圈中,这是被历史文献与考古所充分证明了的。所谓以古朝鲜为中心的“明亮文化圈”在东北亚文化历史上是不存在的。
     文化、文化观念无疑是疆域的界定与民族归属的重要原则。
     我们所习惯说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仅指民族间的融合,也指文化间的融合。
     我们认为中华文化观是判断历史文化上民族归属与国家疆域的不可或缺的准则。
     确定某一民族的归属应以该民族文化的渊源、民族文化特点及其所显示的文化传统进行全程判断,这是在中华民族观、中华疆域观统摄的基础上的必不可少的判断原则。箕子在朝鲜所施行的政教属殷商文化,他的“八条之教”是他向周武王所陈述的《洪范》的具体化,尤其是《洪范•八政》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有效说验,创造了著名的东方“君子国”。高句丽文化来源于颛顼——东夷族团高夷文化,它的卵生和河伯(女郎)族源文化,巨石崇拜文化,青铜短剑文化均来于中华古文化,并融入中华文化传统之中,渤海文化以中华古族肃慎—文化为主体并接受吸收唐文化和周边其他各族文化。这些均与朝鲜半岛南部三韩——新罗、百济文化大异其趣。正如朝鲜半岛上的学者所说高句丽文化“后来在我国并没有得到继承”。[13](P310)
     前面所说的中华文化圈的问题,三韩——新罗、百济以及古日本国均在中华文化圈中,但我们并不因此而判定新罗、百济以及日本为中华疆域或归属为中华,尽管它们受到中华文化的浓重影响,我们仍认为它们属域外民族,仍属于域外国家。
     我们谈文化原则,是在中华民族观、中华疆域观的基础上,是在中华地域观念的基础上,离开了这个基础,侈谈什么文化,当然与疆域的界定、民族的归属毫无关系。
     正由于中华民族的多元多流,在文化上也显示为多元多样,这多元多样带来了中华文化的丰富性与多样性的特点,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在多元与一元的辨证发展中,构成了中华传统文化,这是一个重要标志,它标志着这个地域、这个民族所表现出来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长白山区域文化是中国东北文化的重要部分,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上仅是我们与韩国学者金得榥先生简约的论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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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金得榥.白头山与北方疆界——鸭绿江、图们江不是我们的国境[J].东北民族与疆域研究动态,1999,(1).
[2]辞海(上).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
[3]山海经.大荒北经[M].
[4]刘厚生.长白山是满族圣山[J]•东北民族与疆域研究动态,1999,(1).
[5]喻权中.长白山神话与中国东北诸族的文化取向(2002年7月第二届东北边疆历史与现状暨高丽学术研讨会论文)
[6]金史•礼志八[M].
[7]关于檀君陵发掘[J].东北亚历史与考古信息,1994,(1).
[8]东北民族与疆域研究动态,2000,(1).
[9]檀君陵发掘质疑[J].东北亚历史与考古信息,1994,(2).
[10]张碧波.对古朝鲜文化的几点思考[J].北方论丛,1998,(1).
[11]杨昭全,孙玉梅.中朝边界史[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
[12]张光直.考古学专题六讲[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
[13]高句丽的山城[J].东北亚历史与考古信息,1986—1987.王禹浪.高句丽•渤海古城址研究汇编[M].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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