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

读柯杨《民俗学应用研究漫议》后

上一篇 / 下一篇  2009-05-18 11:01:35 / 个人分类:文字堆砌

天曳按:红字及标注部分为有体悟或受启发部分,先谢谢柯先生了。

 

[1] “介入”一词,让人明白当前民俗尴尬境地。民俗及民俗学,本以为未曾离开过也无法离开生活,不论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不论是政治还是经济或其他生活。其实,它们原本就该是互嵌着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怎么就落到现在要“挤”的地步了?

[2]  专门做节庆食品是可以的,反正一年四季甚至每月都有传统节日过,加上人的流动性增大,不过就是生产、销售时间周期比较短,对厂家和商家都是个挑战,现在广西节庆食品不少,如五色糯米饭、粽子、年糕等等,特别粽子,到了节日,一个商场,往往有多个厂家的粽子上架,而一个厂家都有十几、二十个品种,很是丰富。

[3]   也受启发,现在手机上只是提供了农历或者少数主要传统节日的日期互换,如果再丰富些呢?加上现在都3G了,在技术上完全可以提多种链接:文字、图片或者音频、视频,传统节日的衣食住行、生产生活图片等,甚至提供国外过节信息。如果营运商看到,有报酬咱俩瓜分,哈哈,阿Q一下也可以吧

[4]   哈哈,是也没什么,毕竟,如果民俗研究变成了高收入行业,对民俗学的促进也算是“曲线救国”了,哈哈,

[5]   红白?

[6]   婆家?

[7]   ?看不懂,请教,一种民歌类型?比如花儿?比如歌圩?

[8]   广西不少网络民歌手,有些本身就是艺术学院声乐系毕业的,南宁国际民歌节上的表现,比如民歌新唱、新民歌等都很受欢迎,特别是年轻人的欢迎。

[9]   震撼?

[10]   广西壮锦的机织旅游品,如壁挂等布艺工艺品仍显粗糙,手工的图案较为单调、构思拘谨缺乏创新,如果多开发广西特有民俗风情图案,多采用铜鼓上如翔鸟、累蛙等图案,用料讲究些,细腻些,产品多样化些,是不是销路更好些?

 

 

还另:可能是输入法的问题,有些文字有些疑问,也一起标出了。

谢柯先生。

 

附:原文及标注。

民俗应用研究漫议

 

 

一、机会与选择

   由于时代的急剧变化和学科本身的不断深化,现代民俗学已分成了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研究领域,即基础理论的研究(以下简称基础研究)和应用理论的研究(以下简称应用研究)。前者着重探讨民俗的产生、发展和演变规律,从理论上阐明它本来是什么样子的为什么是那个样子的;后者则着重探讨民俗对当今社会的变革有什么功能,起什么作用,从理论上阐明如何正确引导和促进民俗本身的变革,怎样才能使其发挥更大的社会效益。这两类研究,只是任务的不同、角度的不同,对具体研究者来说,则是分工的不同,不应当有什么高低、深浅的差异。但在事实上,长期以来重基础研究,轻应用研究的倾向是存在的。其原因大约有二:一是在一些同行心目中,总觉得基础研究是高层次的研究,是真学问,具有学术价值,而应用研究则是低层次的,算不得什么学问。二是受传统治学方法的影响,往往习惯于书斋里的纯学术研究,耻言学术的功利目的和社会效益。现在,该是用我们的实践来扭转这种看法的时候了。近期,似有必要强调一下应用研究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因为,应用研究实际上是基础研究的亲密伙伴,二者相辅相成。应用研究的大力开展,必将进一步促进基础研究的活跃和深化。当然,如果忽视基础理论的研究和建设,不重视它的深远作用,也不行。过份求实,只讲应用,就可能出现选择的倾斜和理论上的萎缩,不能不加以注意。

   去年三月下旬,在贵阳举行的全国首届中青年民俗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上,有同志提出:  “民俗学必须介入[1]现代社会经济生活。加入了民俗因素的经济改革才能更具有民族特点,也才能加快其发展。有的同志说;民俗学应进社会经济的行列里,参与各种政策、规划的制定。还有同志提议:应当用规划咨询或建议咨询等各种方式,使民俗转化为生产力。我觉得,这些见解和建议很值得重视,它说明我们研究队伍中,一些同志已有了明显的参与意识,认识到了民俗学应用研究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当今时代精神的特点之一,就是学术研究与社会改革、社会发展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我们不是经常说,社会上和有关部门对我们中国民俗学界关心不够、支持不力吗?这当然是事实,但其原因却是多种多样的。其中主观方面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我们已往将目光过多地射向过去,现实的参与意识太弱,未能把民俗的研究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紧紧挂起钩来,未能使我们的研究工作在促进现实变革方面发挥它应有的社会功能。

   当前我国社会所展现的新旧交替过程中的激烈冲撞和尖锐矛盾,在民俗领域内同样有着广泛而深刻的表现。尤其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进步,亿万群众在改造旧俗,创立新俗方面所显示出的巨大创造力,大大地开阔了我们的眼界,丰富了我们的知识,活跃了我们的思想,提高了我们的认识。面对我国民俗空前大变革的现实和社会上各行各业对民俗学界的殷切期望,如果我们不去自觉地运用新的概念、范畴、理论、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提出新的研究课题,开拓新的研究领域,那么,不但我们这个学科必将继续遭到社会的冷遇,甚至连我们这个学科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都会受到空前严峻的考验。时代要求我们的研究工作必须打破传统的封闭状态,形成一种全方位开放的格局。不但要着眼于过去,尤其要着眼于现在未来。变革现实的需要,将促使我们站在新的认识高度上去思考一切,也包括对已经认识过的民俗事象进行再认识,对已经评价过的民俗事象进行再评价。在这个过程中,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俗学理论体系才能够形成、深化和得到完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民俗学知识的大力普及,它的多种价值必将受到人们的普遍重视,而它的社会功能,也会由于大量实践者的参与(这种参与的方式及其后果,往往出乎民俗学家们的预料之外)而产生相应的变化。民俗学对社会的间接服务直接服务将会有机地统一起来,由单一性向多样性过渡,并呈现出多层次的网络结构。向社会实践的接近及其社会功能的多样化,将是我国民俗学事业能够蓬勃发展的基本方向,而传统民俗学的主要着眼点——文化史方面的认识功能,大约只能作为民俗学的基础层次而存在,而它的开放性的应用功能、教育功能、审美功能等等,将越来越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

   时代的挑战和召唤,为我们民俗学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极好的机会,我们应当紧紧抓住这个机会,准确地予以选择。提倡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并举的方针,在近期应强调应用研究并予以大力支持,这就是我的认识。

二、民俗学的应用研究与发展商品经济

   放眼神州大地,确凿无误的事实是:中国社会正在同传统的、封闭的小农经济告别,大步跨入现代的、开放的商品经济的全球性行列。这个空前的大转变对我国传统社会生活的冲击面之大、影响面之广,不论怎样说也不过份。经济体制的改革呼唤着文化观念的更新。作为民俗研究者的我们,看来也必须建立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学术观念。我认为,增强参与意识,选择某些具有现实意义的应用研究课题并尽量使其发挥社会效益或经济效益,就是具备了这种新的学术观念的具体表现之一。

   比方说,随着现代社会生活节奏的加快,方便食品的加工业在我国应运而生。据统计,全国引进的方便面生产线已有一百多条,但全负荷的厂家只占其中的三分之一,为什么?应不应当从民俗的角度研究一下?兰州市东岗食品厂花五十万美元从意大利引进了一套主食面包生产线,198512月安装完毕投产,只运转了121天就睡了大觉。后来虽然又开开停停,但情况仍然不景气。原因有两个:一是每班27人作业,产量五吨,但因与群众的饮食习惯不合拍,每天只能售出两千公斤左右,供大于求。二是每500卖六角钱,比馒头、花卷之类都贵,人们偶尔买一点应应急、尝尝鲜还可以,如果作为主食天天去购买,在经济上是负担不起的[2]。另一方面,我国传统的、为数众多的方便食品如油条豆浆、包子、馅饼、糕团等,由于始终处于手工生产的落后状态,再加上劳力多、设点少、产量低、保鲜难等原因,对大多数消费者来说,也并不方便。如果使方便食品的加工业既符合我国各地群众的饮食习俗,又符合现代人快节奏生活的需要,这当中就有一个饮食民俗与食品工业之间的关系问题值得研究。

   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不论是生产环节、流通环节还是消费环节,其中都有一定的民俗因素在起作用,只是经济部门的同志尚未察觉到这个因素对商品生产的巨大影响力。我体会同志们所说的介入挤进,就是要通过我们的主动参与,使民俗因素的重要性在经济领域凸显出来,以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并在各个环节上加以体现和改进。参与的方式,既可以在有关经济刊物上发表民俗学专题论文或调查报告,也可以直接提出具体的建议和改进的方案,如果投书有关单位甚至找上门去加以说明,也不失为可行之法。

 民俗的应用研究能够转化为生产力,能够取得一定的经济效益,这是没有什么疑问的。下面,我想通过几个小例子来阐明这个看法:   

   瑞士洛桑的一个小镇,有一家专门为穆斯林旅游者生产祈祷用的便携式拜毯的工厂,由于多年来产品样式一律,经济效益每况愈下。有一次,这个工厂的厂长约瑟夫·卡莫在中东旅行时,无意中发现两位穆斯林在礼拜时因方位问题争吵了起来,他们互相指责对方搞错了圣城麦加的方向。卡莫灵机一动:如果在拜毯上装一个小型罗盘,问题不就解决了吗?于是,他立即把自己的设想变成具体的设计方案,并大批量投入生产。从此,装有罗盘的卡莫拜毯便风靡全球,至今畅销不衰。无独有偶,美国芒廷维尤的一家钟表公司,或许是受到卡莫拜毯的启发,也生产出一种专供穆斯林使用的电子手表。[3]这种表无论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有一个指针准确地指向圣城麦加,而且每到祈祷时间(每天五次),它就会发出响声,告诉主人该作礼拜了。我想,这种手表在阿拉伯世界一定是极受欢迎的。卡莫先生也罢,美国那家电子手表公司的经理也罢,如果不是基于他们对穆斯林虔诚的信仰习俗的深刻认识,就不会萌发创制穆斯林专用商品的念头,也就难以取得可观的经济效益。我举这两个例子,当然不是为了让大家都去在信仰民俗方面动赚钱的脑筋[4],而是指出一个重要的事实,即:民俗在经济领域的应用研究,已成为国际上许多厂家发展生产、研制新产品的重要信息窗口,遗憾的是这个窗口尚未能引起我国商家的足够重视。   

   产品出口以换取外汇,这当然是一件极为重要的事,但由于我们的部分厂家不去研进口国的民风民俗,致使出口产品滞销、降档出售甚至退货的事时有发生。比如说,欧美诸国的饮食结构,三十年前是强调三高(高热量、高蛋白、高脂肪)的,结果,导致了肥胖病、冠心病、糖尿病、高血压等营养病的大量产生。近二十多年来,已转变为强调三低(低脂肪、低盐、低糖),主张饮食的多样、平衡适度了。而我国出口的水果罐头糖份太重,肉、菜类罐头油脂太多,结果,被好几个国家贴上红色标签(表示廉价处理品)来出售,问津的人仍然不多。这种令人寒心的赔钱生意,问题就出在没有将对方人民的饮食习俗考虑在内。不但食品如此,其它轻工业产品也有类似的情况发生。就拿日用品的商标设计来说,熊猫玩具以及用熊猫作为商标的产品,在欧美、日本很受欢迎,而在中东等阿拉伯国家却颇受冷遇。孔雀牌的商品,对有些民族来说,是受欢迎的,但对英、法等国的人来说,却极为反感,原因来自这样一个民间传说:当上帝创造了孔雀之后,嫉忌、谋杀等七个罪恶望着这鸟儿美丽的羽毛,怨诉上帝的不公。上帝说:你们的话真对,我是不公的,因为我给你们的东西太多了。于是,上帝就把嫉忌的黄眼、谋杀的红眼、妒恨的绿眼以及其它四个罪恶的眼睛都挖了下来,补贴在孔雀尾巴的末端,然后命这鸟儿飞去。失去了双眼的罪恶们哪里肯依,便紧紧捉住孔雀的尾巴,想讨回他们的眼睛,但这是永远不可能的了。这就是罪恶们为什么总是在黑暗处活动而不敢出现在光天化日之下的原因,也是当一个人戴上孔雀羽毛之后,罪恶们总是一个个跟在其后想要侵害她的原因。由于这个传说的长期流传和深入人心,有些欧洲人不但不佩带孔雀羽毛制成的饰物,对孔雀牌的商品也因为容易引起不祥的联想而很少问津。如果我们的厂家:硬是要把孔雀牌产品向英、法等国推销,其后果是可想而知的。《礼记·曲礼》云入境而问禁,入国而问俗,入门而问讳。古如此,今亦如此;人如此,物亦如此。中国人喜欢的,外国人不一定都喜欢。在国际商业竞争中,知己知彼、投其所好是完全必要的,如果忽视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文化传统的差异性,不重视民俗因素在人们消费心理中所占的重要位置,只是闭眼蛮干,我行我素,就很难赚到洋人口袋里的钱。   

    要使民俗学的知识在经济领域广为传播,使其成为商品设计人员、生产厂家、推销人员和外贸人员都很关注的信息来源之一,就需要民俗学工作者对经济领域的活动有较深的了解,否则,难免浮泛而论,抓不住要害。如果能同工商界有关人士加强横向联系,甚至进行协作,我想,必定能取得扎实的效果。

 如果使民俗学的知识成为某一地区、某一行业的领导人或决策集团头脑中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它所起的作用将更加显著。在这个问题上,四川省自贡市灯会的巨大成功,给我们民俗学的应用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经验。正由于自贡市决策集团充分认识到了传统民间灯会在审美上的吸引力,在文化上的认同性和情感上的凝聚力,因此,他们果断地提出:以灯为媒,广交朋友,振兴经济;以灯为荣,振奋精神,建设自贡。他们不但使民间传统工艺——花灯进入了国际艺术商品的市场,取得了以文补文的经济实效,而且把广泛的经济贸易活动引入灯会机制之中,仅1988春节灯会期间,就接待国内外厂家、客商和朋友三万六千多人,贸易成交额达二十九亿多元,为自贡市的经济腾飞插上了翅膀。灯会,改变了自贡人的盆地意识井盐意识,使他们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灯会,激发了自贡人的开拓精神和竞争意识,使城市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首届云南民族艺术节于1988106落下帷幕。这是一次融文化艺术、经济贸易和旅游观光为一体的活动,它以艺术搭台,经贸唱戏开始,又以艺术开花,经济结果而圆满结束。12天中,成交额达30亿元。这一切,难道不值得民俗学工作者们认真加以思考吗?

 

经济领域内民俗的应用研究,有着极为丰富的内容,诸如家庭日用品的样式、色彩及包装,广告的设计及其用语的民俗传承,商店和众多服务行业的字号、牌匾、招贴画和标语等等,都会因为人们的文化层次、风俗习惯的不同而对他们的消费心理产生微妙的影响。而商品的生产、流通和消费各个环节中,有许多理论问题也需要从民俗学的角度加以说明或探讨。所以说,在这个领域内,民俗学界的同志们是大有用武之地的。

 

三、民俗学的应用研究与民间文化建设

 

   地处现代城市辐射末端的边远地区和贫困山村,由于交通的不便、经济的落后、群众科学文化素质相对较低和传统习俗的根深蒂固,再加上一些基层干部因水平所限,存在着种种认识上的偏差(如什么经济是硬任务,文化是软任务先抓经济,后抓文化之类),致使这些地区资源的开发、经济结构的调整、商品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精神面貌的变革都受到了严重阻碍。许多本应当尽快采取措施的民间文化建设任务,长期处于无人过问的状态。

   另一方面,由于近十年来改革、开放的深入人心和经济的起飞,一些先进地区的农民在解决了温饱问题之后,则以空前的热情,自觉、主动地投入了移风易俗的变革潮流之中,勇敢地同一些恶习陋俗告别,创造出了不少符合国情、民情的新风俗,真可谓衣食足,文化兴。如河北、山东等省农村中红自[5]事委员会移风易俗理事会的建立和对传统婚、丧仪礼的改革(山东临沐县到19879月底,已有4312名农村姑娘先后向姿家[6]退回了彩礼,总计达200多万元);黑龙江和甘肃省根据群众建议,把九月九日重阳节定为尊老节;山西一些地方则倡导新婚夫妇结婚种植结婚纪念树;上海郊区各县把现代文化与传统民间文化兼容并举,婕民歌[7]、锣鼓书、宣卷、担子戏与迪斯科、太空舞、铜管乐、时装表演同台演出,出现了各得其宜、各取所需的民间文化活动新格局。这一切,都应当充分加以肯定和支持。至于大中城市居民风俗习惯的变革,其涉及面之广,变化之大,就更加引入注目。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新旧民俗的相互撞击、融合与消长,给我们提出了大量的研究课题,促使我们把目光投向应用研究的广阔领域。

   民俗的演变是客观规律,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陋习的被扬弃,良俗的被发扬以及大量新俗的出现,乃是社会文明与进步的标志,应当欢呼,值得讴歌!当前,率先富起来的农村,已经出现了文化热,广大农民渴求文化上脱贫的愿望是那样强烈,使我们这些经常下乡的人十分感动。他们已不满足于只做观众,而是要求变欣赏者为参与自娱者;他们已不满足于传统的、当地的民间文化活动,而是要求把当地与外来、传统与现代结合起来;他们再也等不住当地文化馆站设备的缓慢增添,而是干脆自筹资金、自建房屋、自购设备,变官办民办了。这些现象,恰恰说明传统的民间文化活动格局已被打破,种种符合时代潮流的新型民间文艺活动格局正在形成。这种变化,也说明了中国农民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的变化,其意义极为深远。我觉得,因地制宜,采用多种方式,努力促进民间文化活动向求知、求技、求美、求乐四结合的方向转化,乃是当前民俗学应用研究的重要视角之一。

   近几年,我多次陪同国内外学者到甘肃省康乐县莲花山花儿会调查、采风,朋友们在惊叹民间歌会古风犹存的同时,对会场上出现的收录机通俗歌曲大对唱、录相带的播放以及迪斯科舞等等,大都摇头叹息,认为破坏了民间赛歌会的传统格局和古朴气氛,有点儿不伦不类。起初,我对此也颇有同感,但去的次数多了,发现此风日盛,群众并不反感。尤其是当我调查了当地农民对这种现象的反映时,我的看法就有了改变。一位歌手说:他跳他的,我唱我的,大家来朝山,就图个痛快。一位农民说:唱山会就是为了高兴一场,我们生活改善了,能买得起收录机,为什么不可以提上它在会场上筛一筛(意为显示一下)呢?”言谈中流露出生活富裕后的喜悦心情和自豪感。有一首莲花山花儿正表达了农民们的这种心情,其词日:钢二两,四两钢,日子越过越刚强,飞鸽车子加风凰,媳妇一辆儿一辆,我把收录机提上,把心爱的花儿都录上!”促使我认识转变的,还有更重要的原因。有一次,我与几位音乐工作者一道在莲花山采风,忽闻歌手们唱道:  “各位行家音乐家,你把莲花山花儿拉一把,莲花山花儿音麻达"(麻达",当地方言,意为有问题有缺陷);镰刀要割柴草哩。花儿阿木(怎么)唱好哩,全凭专家指导哩你要把花儿帮凑呢,花儿稀不(非常十分之意)落后呢,心想把它促者前头呢。这些发自农民歌手肺腑的歌儿,对我震动很大。过去,我们为了研究的需要,总希望民间文化形态越古老越好,以便从中探寻早已失去的某些因子,不希望它变得太快,更不希望它变得面目全非。对于莲花山调过于高昂、单调,唱起来比较吃力的缺陷,虽然早就知道,却认为那正是一种西部风格,不宜妄加评论。近几年,广大民间歌手通过广播和磁带播放,听到了全国各地的民歌和当代优秀歌曲的演唱,有了横向比较的基础,对自己所擅长的莲花山调的不足之处,才有了具体的感受和认识,于是,才用自己的歌声向音乐工作者求援了。这证明了广大群众求变革、求发展、求进步的思想所达到的广度和深度。这种由当地歌手们自觉提出要改造莲花山调,使其更易演唱、更加优美的愿望,正说明有些传统民歌的曲调是需要改进和提高的,发声方法也有必要科学化。当然,变革主要靠有文化的歌手自己来变,音乐家们参与帮助是需要的,但越俎代庖则肯定行不通。著名的花儿歌手朱仲禄,曾在音乐学院学习、进修过,由于文化素质的提高和音乐知识的丰富,他在河湟花儿声乐方面所进行的改进和独创,受到了群众的认可和欢迎,不少歌手也学他的唱法来唱,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8]

   当前,吸收、摹仿西方通俗文化的活动,在我国民间方兴未艾,来势之猛,难以阻挡。这是我国社会开放的一种必然,也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现象,我们不必摇头,也无需紧张。因为,文化交流的规律是先表层而后深层,先物质而后精神。随着开放,青年们往往先被西方有形的外在文明所吸引,蜂起仿效,随着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和社会阅历的不断丰富,才会感到浮浅和不足,并受到心灵上的震憾[9],然后才可能转向思想上的交锋,或许还有哲理的沉思,那时,方能对西方文化进行严肃的选择,对其中的精髓真正予以吸收。我国民间文化的发展,也面临一个打破封闭体系、坚持开放政策、继承优秀传统、吸收外来优秀文化的任务。只有中外民间优秀文化的相互交融渗透和取长补短,才能形成现代化的中国民间文化,而比较民俗学者和应用民俗学者在不同层面上的参与,是有助于这一任务的实现的。

大量事实说明,民间文化的变革,正在所有层次上按它自己的规律进行,我们喜欢也罢,不喜欢也罢,赞成也罢,不赞成也罢,都得承认这个正在演变中的事实。我们的任务不在于限制和取缔非传统的东西,而在于正确引导和参与变革,不在于设法挽留必将逝去的东西,而在于重视和支持新生的、有积极意义的东西。我们的民族要发展,社会要进步,包括民俗在内的一切传统文化,都将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被筛选、被改造、被重新组合,被赋予新的意义,并逐渐形成一种全新的格局,我们应当为新的民间文化的崛起而祝福。从纵横两个参照系来看,西方文化以否定、求新为特色,而中国文化则以保存、延续为特色。这一点,不论在中国文化史本身还是在中国文化人意识的深层都有着极为充分的体现。我们从事民俗学的应用研究,有时难免会在自己思想深处打架,其核心,就是保存与变革的矛盾。对此,我们应当有精神上的准备。

 

四、           民俗学的应用研究与文艺创作的民族化

 

   越是具有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的文艺作品,就越具有世界意义,这一真理,已被古今中外大量优秀作品所证实,而民俗则是构成文艺作品地域性和民族性的重要内容之一。莫言、贾平凹、陆文夫、张承志等人小说创作的成功;电影《红高粱》、《老井》的走向世界;歌坛上西北风的劲吹不止等等,无不与民俗乡情的充分表现有关。这些事实,给我们以很大的启发:加强民俗学与文艺学的交叉研究,从民俗学角度开展对文艺作品的历史——美学评论,对促进文艺创作的民族化是很有意义的。

   岁时节日、婚丧礼仪和其它传统风俗的描绘,歌谣、谚语和俗语的引用等等,对于使作品具有地域性和民族性来说,固然必不可少,但这只是民俗材料的运用,是属于表层的。更重要的还在于受制于一定民俗圈的人物性格的深层开掘。一个民族的民俗心理和民俗意识,经过长期积淀,往往表现为这个民族全部成员认识事物的共同态度和处理问题的共同方式,这一点,正是形成民族性格的核心所在。

   通过对一些优秀乡士文学作品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民俗材料进入艺术创作,并不是民俗事象的简单罗列和浮泛描绘,而是经过了作家、艺术家主观意识的过滤与重构,选取什么,舍弃什么,浓涂什么,淡抹什么,无不与他们对作品主题的缜密构思紧紧相连。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定的民俗圈对作家、艺术家本人心理、气质、性格的影响。说某作家描写了民俗,使作品具有泥土的芬芳,这只是皮毛之论,只有当我们注意到一定的民俗圈能铸就作家的气质和性格,甚至决定着他作品的风格时,才算是抓住了要害。一个成功的乡土作家,一方面必须是自己家乡民俗活动的狂热参与者和忠诚体验者,使当地许多风俗习惯凝聚在自己的骨髓里,溶化在自己的血液中,成为那个民俗圈中真正被认同的一员。否则,许多深层的东西就难以从微观的角度被具体感知。另一方面,当他坐在自己的书斋进入创作过程时,又必须调动自己所受现代科学文化教育的一切知识和手段,对已经被感知的民俗事象从宏观的角度进行冷静的思索和判断,从而决定其取舍和褒贬。否则,就难以超越出来并用艺术形象对民族的历史进行高屋建瓴的反思。这种对一定民俗的既认同又超越,正是一些乡土作家成功的秘诀之一。

   如此看来,民俗与文艺学民俗与文艺家的民族性格民俗与文艺作品的民族化以及民俗与音乐民俗与美术民俗与舞蹈等等,都应当是民俗学工作者应用研究的重要课题了。

   民间文学在原有基础上的加工、提高或再创作,既有理论问题,又有实践问题,这也是民俗学应用研究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我国民间文学作品浩如烟海,但改编成功的实属寥寥,这不能不说是一件遗憾的事。据我所知,一些发达国家的艺术家,都将本国的优秀民间文学作品进行过不同程度的改编,或印成系列丛书广为发行,或拍摄成电视连续剧经常播出,既发扬了优秀的民间文化,又获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真是一举两得。我国在这方面除了有关部门重视不够、组织不力等原因外,恐怕还跟没有形成一支专业队伍有关。要求对民间文学作品进行忠实记录,是基于科学的田野作业和保存文化遗产的需要;而提倡作家、艺术家在民间文学学作品的基础上进行改编或再创作,则是基于推广和文化事业发展的需要。前者属于基础研究领域,后者属于应用研究领域,本应当是车走车路,马走马路,各行其道,并行不悖的事,但在已往的有些文章中,没有分清这二者的差别,产生过一些混乱和消极影响,这是应当予以澄清的。民俗学工作者有责任对民间文学作品的改编和再创作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加以探讨,为优秀民间文学作品通过现代传播手段进入千家万户和走向世界鸣锣开道。

   最后,我还想就民间工艺的应用研究说几句话。成千上万具有独特民族风格和浓郁乡土气息的民间工艺制品,如刺绣、香包、织染、竹器、漆器等,在它们产生之初,大都是既有实用价值又有审美价值的,也就是说,它们都与普通劳动者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在实用过程中得到发展和完善。但是,近若干年来,民间工艺品的生产和销售却出现了令人担忧的动向,主要有两点:一是同实用的距离愈来愈远,大都向单纯的摆设过渡;二是价格愈来愈贵,普通劳动者几乎无人问津(这还不包括玉雕、象牙雕等一开始就与普通老百姓绝缘的那些高级工艺品)。我觉得,民间工艺制品的持久生命力,就在于它出自寻常百姓家,又进入寻常百姓家,成为人民生活用品和审美情趣的一部分。凡是割断与人民联系的东西,势必会走向僵化和衰亡。画家蔡若虹参加了马正荣蜡染艺术展览后,一方面对其作品的民族风格和创新技法大加赞扬,另方面又对现代蜡染布料与实用逐渐脱离关系的倾向表示忧虑。他写道:现代的蜡染艺术一定要与现代的纺织工业生产相结合,改进布的质量,使它与现代人的实用相适应。[10]我是很同意蔡老的这个建议的。如何采用现代手段使来自民间的工艺制品提高质量和产最,然后再让它返回民间去,形成一种良性循环,也应当是民俗学工作者关心的问题之一。

民俗学的应用研究,范围相当广泛,我东一榔头,西一棒棰,拉拉杂杂写了这许多,只是大海中的一瓢而已。目的是为了把浮现在我脑际的若干一闪念表达出来,其中的建议、设想和所发的议沦,怎敢奢望全部正确,只要对诸位同行思想的延伸有丁点儿帮助,那我就心满意足了。  


TAG: 读后感 柯杨 民俗学 研究 应用

天曳 引用 删除 天曳   /   2009-05-18 21:42:24
原帖由柯杨于2009-05-18 20:13:16发表
天曳:你好!谢谢你精读拙文!
“婕民歌”的“婕”字是个错字,应为“将”,哈哈!劳你还钻研了一番。
.



因为天曳严重不自信,所以回答偷偷呈送留言信箱了。
劳烦柯先生查收,哈哈
观复草堂——柯杨的空间 引用 删除 柯杨   /   2009-05-18 20:23:28
“姿家”为“婆家”之误。
观复草堂——柯杨的空间 引用 删除 柯杨   /   2009-05-18 20:13:16
天曳:你好!谢谢你精读拙文!
“婕民歌”的“婕”字是个错字,应为“将”,哈哈!劳你还钻研了一番。
你在广西什么单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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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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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业三两不太专,兴趣七八不太少,生活十分真热爱! 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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