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文人多自谦,戒浮燥,胸怀平常之心,甘为边缘人。粗茶淡饭,布衣裘褐,倒可以冷眼洞察社会,静观人生百态,写出多少能够传世的作品来。——录自随笔《边缘人》(1998)

【马昌仪】求索篇:钟敬文的民间文艺学道路(1)

上一篇 / 下一篇  2019-01-24 16:20:45 / 个人分类:学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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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索篇钟敬文民间文艺学道路(1)

——探索之一

 马昌仪

钟敬文是我国现代民间文艺学、神话学、歌谣学和民俗的开拓者之一。自1922年投身民间文学事业起,他撰写和编译的民间文学著作20余册,单篇文章300多篇。他为建立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民间文艺学,从理论和实践上做了许多开创性和工作,为建设和提高这门新兴学科的学术水平,探索其发展规律和研究方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博采各家之长,重视传统,超越前人,勇于创新,经过大半个世纪的探索和实践,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学术思想。他的学术思想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二十年代的求索阶段,二十年代末至四十年代末的耕耘阶段,自四十年代后期到解放直至今天的建设阶段。现试图对钟敬文的民间文艺学道路以及学术思想的形成、发展、特色,在整个中国现代民间文艺学史上的地位、作用和影响作一个初步的探讨。本文是笔者对他的学术思想所作的探讨的第一篇。

 

在"五四"思潮的推动下

 

1918年初,北大文科教师刘半农、周作人、沈尹默等人发起征集歌谣运动,在《北大日刊》开辟专栏,刊登征集歌谣简章,揭开了中国现代民间文学的序幕。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歌谣学运动很快就蔓延到全国各地,引起了知识分子特别是进步青年的极大兴趣。钟敬文就是在"五四"歌谣学运动的新思潮推动下走上民间文学道路的。

钟敬文1903年生于广东省海丰县公平镇。父亲是小商。幼年在“子曰馆”一类的私塾念书,辛亥革命后把辫子剪掉入新式学堂,小学毕业进县城陆安师范。当文化运动的巨浪卷涌到海丰县城的时候,16岁的钟敬文随着革命的潮流涌上街头,结队游行,宣传演讲,抵制日货。与此同时,在“五四”民主与科学新思潮的推动下,他大量阅读《新青年》、《小说月报》、《呐喊》、《女神》、《自己的园地》等新文化书刊,并开始写作新诗、散文,收集和记录民歌。

钟敬文早期的民间文学活动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221926年陆安师范毕业到岭南大学半工半读时期。他从1922年开始接触民间文学,《粤风》、《俍壮情歌》、《客音情歌集》、《疍歌》、《民间趣事》、《陆安民间传说集》等等,都是这时候搜集、翻译和整理的成果。自1924年起陆续在《歌谣周刊》、《语丝》、《北大国学门周刊》等杂志发表了一些短评、杂感、随笔一类的评论文字,以歌谣为主,流露出他对当时被称之为“野人”文艺的浓厚兴趣和喜爱,表现了他对这门新兴学科最早的认识和见解。第二阶段:19271928年秋,在中山大学中文系任教,与顾颉刚、容肇祖等发起成立民俗学会,编辑《民间文艺》、《民俗周刊》,出版民俗学会丛书,倡办民俗学讲习班,还专门给《黎明》(上海)、《新生》(北京)、《倾盖》(广州)等杂志编过民间文学专号。民间文学书刊的编辑工作和各种有关的专业学术活动不仅扩大了他的视野,增长了他的专业知识,而且进一步巩固了他的兴趣,促使他下定毕生从事这门学问的决心。这一阶段他的兴趣逐渐从歌谣转移到故事、传说和神话,开始了某些比较专门的研究,在观点上比较明显受到欧洲人类学派神话学理论的影响。论集《民间文艺丛话》、《民间文艺丛话次集》、《楚辞中的神话和传说》,编辑的《歌谣论集》、《马来情歌》,与杨成志翻译的《印欧民间故事型式表》等等就是这一时期的学术成果。

 

早期对歌谣的研究

 

中国的新文学运动以新诗开始,现代民间文学运动以歌谣发端。同样,钟敬文写的第一部作品是新诗[1],最早采录的民间作品是歌谣,最早写的评论文字是《歌谣杂谈》。在他早期的民间文学活动中,歌谣占的比重最大,成果也最多。这种带有某种规律性的文学现象在“五四”时期并不奇怪,新诗和歌谣这种文学形式能够比较迅速、比较及时地反映出“五四”的时代精神,反映出革命知识分子对民主、科学的追求,许多文学家就是从这条路上走过来的。

1922年,钟敬文于广东海丰陆安师范毕业,在小学教书,工作之余开始写作新诗和散文,并着手收集当地的歌谣。这些歌谣有一部分曾刊登在当时的《陆安日报》上,后来编入《客音情歌集》、《疍歌》、《山歌选》和《0(山++车)歌集》[2]中。《粤风》与《俍壮情歌》[3]1926年在岭南大学时的工作成果。1927年到中山大学以后整理出版的有《马来情歌》[4]。他的几部歌谣集子在国内外颇有影响,受到当时学者的肯定。例如刘大白认为他所编的《疍歌》“不但弥补李氏粤风中疍歌旧材料不满足的缺陷,而且能作疍族族风新材料底供给;在民间文学横的比较研究上,功绩是不容渺视的。”[5]1933年,日人喜多青磁介绍了钟编的《疍歌》,称他为“中国热心的歌谣研究家”[6]。德国学者爱伯哈特也来信对作者有关疍歌的观点表示赞同。[7]

1924年,钟敬文把写好的15则《歌谣杂谈》交给当时主持歌谣研究会的顾颉刚,由他陆续刊登在19241925年的《歌谣周刊》上,这是钟敬文有关民间文学的最早的评论文字。自此以后一直到二十年代末,他一共写了40余篇有关歌谣的文章,一部分收在《民间文艺丛话》、《民间文艺丛话次集》、《歌谣论集》和其他集子[8]中。

钟敬文早期接触的歌谣相当广泛:有反映少数民族生活[9],反映广东水上疍民生活的[10],反映广东与台湾民众生活的[11],反映南洋华侨与马来地区人民生活的[12],反映社会生活和风土民俗的[13]。从歌谣的种类看有山歌、客音山歌、0(山++车)歌、吴歌、古代的国风、竹枝词、子夜歌等。从歌谣的性质看有情歌、儿歌、婚歌俗歌等。大凡当时歌谣学运动所涉足的许多领域,所关心的问题,钟敬文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他在《马来民歌研究》(1928)中的一段话,反映了他早年对民歌的喜好,很可代表他早期对歌谣的认识和见解:

 

我之意识地爱好民歌,是最近数年来的事。但以前,在翻阅古诗歌的集子时,对于两汉及南北朝时代那些乐府风谣,早已感到特殊的兴味。那种纯朴的风格,真切的情感,实在足以深深敲动我天真少造作的心绪,而以为她比起那些文人们辛苦经营的创制更为可爱赏(目)。近几年来,歌谣运动突兴,尤教我从理论上实际上认识了"野人之诗"——风谣——整体的价值……

从北京大学于民国七年起,开始搜集歌谣,到现在十年中间,中国境内野生的诗作之被发掘者,最少在三万首以上,……然在现代,对于一种学术的研究,其取材之范围,须打破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聚古今中外于一处,然后条分而缕析之,综合而归纳之,始能发见真相,而有奇大的创获。若仅限一地一时,则所得未免过于偏浅,或有陷于谬误的危险。这单就站于歌谣的研究上着想,觉得已很有翻译国外民歌、介绍到中国来的必要。若另换一面,从欣赏文学艺术的立点看,介绍些域外的民族的诗作进来,以供大家的鉴赏,尤其是很需要的。何况,她——民谣——还是供给民俗、历史、教育各方面之研究呢。[14]

 

现试把他对歌谣的几点值得注意的见解概括如下:

 

1)歌谣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歌谣是民族的心声

 

1925年,钟敬文写了《中国疍民文学一脔》[15]一文,对广东沿海以舟楫为家、主要以捕鱼为业的水上疍民的歌谣――咸水歌进行了研究,指出“咸水歌是疍家民族的一种心声”,“表情真切”,“音律谐美”,值得我们去研究和鉴赏。而且,由于疍民生活简单,与苗、壮等民族一样,歌唱的生活特别发达。在表现上,咸水歌语词质直,颇少宛转缠绵之致,这也和他们的生活有关。在1926年写的《客音的山歌》[16]一文中,他进一步指出了歌谣与劳动生活的关系:“客家人的生活……因为他们所处的环境的关系,所以每日作业于田野山岭间的,很占多数,并且男女俱出……他们的性质,大都简朴耐劳,很少慵惰浮夸之态……这些,都颇和他们的山歌的产生有点关系。”他强调歌谣是民族的心声,并且从民众的生活、劳动、性格去探讨歌谣的产生及其性质,在二十年代我国的歌谣学史上,是很有代表性的观点。当然,他这里所说的“生活”是笼统的,说明他对“生活”的理解还比较抽象,对处于社会最低层的"贱民"疍家人的被奴役的社会地位,对客家人贫困的处境并没有真正的了解,而且往往以知识分子的眼光把他们的劳动“诗化”了,忽视了他们的被压迫、被剥削的社会生活,因而也就不可能对歌谣作出历史唯物主义的阐释。

 

2)歌谣的文学性与学术性

 

《歌谣周刊》发刊词里说,搜集歌谣的目的有两个,一是学术的,一是文艺的。钟敬文之搜集歌谣,其目的也不例外。他多次指出,歌谣是极有价值的文学,有艺术欣赏价值,这一点,我们从他论述马来民歌、疍歌等文章中看得很清楚。但从他的思想倾向、学术实践以及以后的思想发展来看,他的研究更偏重于学术方面。例如他在1927年写的《儿童游戏的歌谣》[17]一文中指出:“数年来,我国人对于它(指歌谣)的搜集与研讨,大部分是基于文学意味上的……其实,歌谣的研究,除文艺的方面外,尚有风俗的、语言的、心理的、教育的等等。若纯站在文艺的立场上以搜集歌谣,评判歌谣,那吗,势必至枉屈了许多宝贵的材料,等置之于废弃之地。我们现在要把这个畸形的趋向矫正过来。”从这个观点出发,他主张以科学的态度对待民间作品,并努力以科学的方法搜集整理民间作品。他所搜集的几部民间作品集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尝试。

上述这种见解在钟敬文学术思想的发展上有重要的意义。第一,它显示了作者学术思想发展的趋势,即从单纯的文学研究的角度逐渐向多角度的研究发展;第二,开始认识到歌谣学作为一门科学,其对象不仅具有文学的功能,还具有其他的功能(风俗的、语言的、心理的、教育的等)。但是,他的认识还是初步的,他只是从文学的角度迈出了一小步,眼光也只限于风俗、语言、心理、教育等方面,并没有超出当时歌谣研究会、风俗调查会主持者的视野。换句话说,还不能把歌谣的研究与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联系起来,也不能根据对象的特征来进行分析研究。到了三十年代,他在这方面的认识才有了一个比较大的飞跃。

 

3)歌谣的民族特色与地方特色

 

钟敬文早期的歌谣研究带有某种直观性,他所评述的对象很少超越他本人在家乡所接触到的作品的范围,综合概括的评论文字也不多,这显然和他的经历、识见、环境不无关系。但情况也不尽如此。他整理、重新编辑、翻译《粤风》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粤风》是我国尚存的第一部多民族的情歌集,收录粤地汉、瑶、俍、壮4个民族111首歌谣,是清代学者李调元根据17世纪吴淇等4人辑录的《粤风续九》一书增删编注而成[18]1926年钟敬文在顾颉刚的启发下,着手《粤风》的重编、标点和翻译工作。他把李调元编的《粤风》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收粤歌50首、瑶歌20首、疍歌3首,附顾颉刚序、重编者前言、方言考释及有关资料,以《粤风》为名由北京朴社出版(19276月);第二部分包括俍歌29则,壮歌8则,由于原歌为俍、壮语记录本,钟敬文遂与刘乾初合作,参考原书的注释,译成汉语,取名《俍壮情歌》,1928年出版。这两册书引起了国内歌谣爱好者和研究者对少数民族歌谣的关注和兴趣,对当时的歌谣学运动起过一定的推动作用。

钟敬文给《粤风》以很高的评价,认为这是一部“具有很高价值的艺术品”,“是一种稀有的珍宝”。当然,这并不是说他对这些少数民族歌谣已经有了很深的了解,但在半个多世纪以前,我国的少数民族还处于被压迫、被奴役、被歧视的社会地位,一个二十岁出头的青年人能够蔑视封建传统,打破民族偏见,给被歧视的“野人文艺”、“鄙陋的俚歌”以应有学术地位,这在当时应该说是一个学术上的革新。此外,《粤风》之所以为钟敬文等一些歌谣学运动参与者所喜爱和赏识的另一个原因,是该书的辑录者一改历代学者从书本搜辑歌谣之风,直接从民众口中写录,顾颉刚认为这在百余年前学术专制之时,是一种“大胆创举”[19]。而且,此书在编排、注释时比较注意科学性,“任其自然,不加索引;以情歌为多,给读者看歌谣的正当眼光;而且分民族搜辑,使人约略窥见瑶壮诸族文化;他又保持方言,以期引起兴趣。”[20]这直接从民众口中写录和注意搜录作品时的科学性这两点,对钟敬文学术思想的形成和学术实践都有着重要的影响。

《粤风》中比例较大的是粤歌,实际上主要是广东客家山歌。钟敬文二十年代搜集、编辑的几部歌谣集《客音情歌集》、《疍歌》、《山歌选》、《0(山++车)歌集》、《马来情歌》等,都是富有民族特色、地方特色的作品。

4)歌谣的比较研究

广泛运用比较,在比较中探求歌谣的产生、流传、变异以及它所具有的民族、地方、歌种的特色,是钟敬文早期研究歌谣的一个重要方面。正如他一再强调的,学术研究必须打破时间、空间的限制,聚古今中外于一处,然后条分而缕析之,才能发现真相,有所创获(见《马来民歌研究》)。这种“聚古今中外于一处”、“条分而缕析”、“综合而归纳”的方法就是比较的一个重要内容。

他运用比较法研究歌谣范围相当广,归纳起来大致包括下面几个方面:

   第一,对不同地区的歌谣进行比较。例如他认为咸水歌和山歌不同,咸水歌虽是情歌,“意思,语词,却很质直,颇少宛转缠绵之致。山歌多喜用显比隐比和双关等表现法,而咸水歌则除常以别的事物起兴外,其余都为极真率的陈述,回还吞吐的风格,绝少能得见到。我们若把它用南北朝的歌谣来打比喻,那么,山歌是南方的清商曲――子夜歌、懊侬歌、读曲歌等――,咸水歌却是北方的横吹曲――企喻歌词、捉搦歌、驰驱乐歌、柳枝歌等。”[21]

在《台湾的民歌》[22]一文中,他把谢云声编的一首台湾情歌与日本人收录的《台湾风俗志》中的一首歌进行比较,发现同一首歌,因流传而产生变异。如台湾情歌唱道:“一枝雨遮圆轮轮,举高举低遮娘身。一时无见娘阿面,骨头疼痛袂翻身。”而《台湾风俗志》所载就不同:“雨伞开花圆轮轮,举高举低顾娘身。一时无看娘仔面,骨头疼痛没翻身。”他还把台湾情歌与疍歌比较,认为二者在质直少宛转、首句常用“比兴”等方面颇为相近。究其原因,“我以为在人种、地理及历史各方面都很有关系”。因为台湾居民是由福建人迁移去的,这些歌谣很可能是因为移民的关系流布到那里去的。

第二,把文人仿作的歌谣与现代山歌进行比较。1925年写的《竹枝词的研究》[23]有一些值得注意的见解。作者指出竹枝词是巴渝(今四川东部)一带的民歌,著名唐代诗人刘禹锡根据当时的民歌创作了受人喜爱的竹枝词。他把刘禹锡的竹枝词与山歌比较,认为广东的一首民歌,“中间日出四边雨,记得有情人在心”(见明屈大均《广东新语》),同刘禹锡的“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二者在内容(反映世俗生活与爱情生活)、风格(风格单纯、词句自然、情感真切、气息相近)和表现方法(如双关语的运用)上都十分相近。

第三,把古代民歌与现代民歌中同一起句的歌谣进行比较,并探求其原因。在《同一起句的歌谣》[24]中,作者指出古今歌谣中都有不少同一起句的歌谣,如《诗经》中以“扬之水”开头,乐府中以“阳春二三月”开头,现代歌谣中以“日落西山一点红”(江苏山歌)开头,以“丢只阿妹多日久”(自辑之海丰山歌)开头,等等,不乏其例。他认为这种歌谣虽用同一句子发端,但全歌内容都不相同,与另一种所谓同一母题(motif)的歌谣不同。后者是指同一首歌,因流传作用,演变成若干大同小异或小同大异的歌谣。二者不能混为一谈。至于为什么不同的歌,要用同一起句呢?作者认为原因有二。俗歌云:“山歌好唱起头难,起子头来便不难。”此其一。其二,借用现成语句是民歌创作中常见的现象,只要看歌谣通常的形式便知。

第四,把古代诗词与民歌进行比较,以探求文学史中某些带规律性的现象,例如他认为绝句与词发源于民歌[25],《诗经》中一部分章段复叠的诗歌是当时民间多人合唱(或一人唱多人和)而成的歌词[26]。这都是当时研究古典诗歌的一些新鲜见解,具有创新的意义。后一种见解尤其值得注意。他发现《诗经·国风》里的诗有不少是迭章复句的。为什么一个意思、一些语句在同一首诗中往返重复呢?“五四”以后,顾颉刚、魏建功等学者曾经用“为了奏乐的需要,是乐工所添增”来解释[27],钟敬文认为并不能解决问题。他根据自己多年搜集水上疍民、山居的客家人的歌谣的体会,经过认真观察、比较和思考以后,提出了一个新的见解:大凡文化不发达地区的民众均盛行对歌唱和之风,现今南方许多少数民族以及汉族一部分客家人尚有保存。对歌唱和的结果就产生了类似《国风》的那些迭章复句的篇章。因此,《国风》很可能是当时“民间赠答合唱的结果”。解释虽然显得比较简单,但主要论点是明确而清楚的,表现了作者用心思考,勇于创新的精神。到了八十年代,他再次申述这个观点,并把它提高到认识论的高度,提出“现代的民俗资料,可以被运用去解决或推断古代的民间文学(如古歌谣、传说、神话等)”以及古典诗歌的一些问题[28],为古代民间文学及古典诗歌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他对屈原《天问》为什么只发问而不作答这个问题的探讨[29]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尝试。值得注意的是,闻一多先生早在三十年代就注意到《楚辞》与湘西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俗有关系,并加以考证[30]。应该指出,从多种角度去探讨古典文学和古代民间文学的各种问题,是近世纪以来学术研究中一种国际性趋向。钟敬文在50多年前即有所注意,是很可贵的。

第五,在讨论民歌的艺术表现形式时,作者常常把歌谣与诗相比,使人印象更深,如论述歌谣的一种表现法――双关语[31]、民歌的起兴手法[32]等都是。

 

早期对神话、传说和故事的收集和研究

 

1)《民间趣事》及其他

  

1926年北新书局印行的《民间趣事》(第一集)[33]是钟敬文出版的第一个民间文学集子。1925年他所编的最早一部民间传说集《陆安民间传说集》并没有出版,只留下该书的一个《拟目》[34]附在《民间文艺丛话》书后。1928年夏,他又编好《两广地方传说》,交给顾颉刚作序,同年秋,曾把书稿带到杭州,但不幸遗失,连目录也没有保存下来。我们只能从顾颉刚的序[35]中得知,这是一部收录两广地区种种自然物与人造物的传说。顾颉刚认为这是一部“别开生面的书,很可看出那地人对于这些东西的想象的境界和解释的方法;同时也可以和地方志书中所记的古迹对看……”。书虽然没有出版,但却为钟敬文30年代写作《中国的地方传说》[36]提供了素材。

上述三个集子都是作者在家乡(广东海丰)和广州期间,直接或间接从民间口头采录而来(一部分是同事和学生采录的),“都是我们这里的老百姓们口头所乐道的”[37]。作者指出,口头传说与书本记载的不同,后者的主人公多是皇亲贵族,或附会在贵人身上,而前者却多是“无名的村妇庸夫”[38],二者在思想和内容上都有差别,搜集民间作品的人应着眼于前者。

关于辑录民间故事的目的,他在《民间趣事》的《小序》中说得很清楚:“一方面想把这些行将消灭的老百姓的口头文学,保留一点起来;一方面可借以贡献给民间文学家和其他有需乎此的学者欣赏和研究的资料。至于感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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