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锡诚
我曾在2001年12月26日投书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文艺报》编辑部,为民间文学学科的生存问题,向国家学位委员会进言,指出把民间文学学科降为三级学科是没有道理的,且影响殊大,希望保持民间文学学科原有的文学学科下二级学科地位。拙文《向国家学位委员会进一言》在《文艺报》同年12月8日发表后,受到了一些高校老师和学界朋友的关注,报刊上发表了好几篇相关文章予以响应。但遗憾的是,却始终没有听到来自学位委员会的只言片语,民间文学在国家教委系统的学术地位,仍然被冷冻在法学之下的三级学科的框子里。于是,三年后,不得不再次在报刊上发声,上海《社会科学报》于2004年8月12日发表了拙稿《保持“一国两制”好——再为民间文学学科一呼》。
本来任何一门学科自有其存在的价值和发展的规律,是用不着向什么机构讨要何种地位的。在我们却是无奈,由于体制方面的原因,由什么样的机构和由什么样的专家组成这个机构,往往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学科的地位和前途,这又是不争的事实,于是就使来自民间的“讨要”行为变得既可笑又可以理解了。
民间文学是文学的一部分,是民族的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这一点,在21世纪的今天,大概是没有什么争议的了,总不至于会有什么类似乾嘉学派的遗老遗少们或蒋梦麟们从阴沟里跳出来讥笑谈论歌谣是淫秽之徒。至于民间文学的作者和传承者是什么样的群体,尽可以存在着某些分歧的看法,是下层社会成员还是全体社会成员,这并不能改变它的性质。同样不争的是,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和农耕文明下,不被主流文化及其士大夫所重视,甚至长期被压抑、被笑骂、被打杀而最终归于自生自灭。“五四”以后兴起的民间文学研究,在过去的一百年中,经过几代进步的作家和学者们的披荆斩棘、苦心建构,到1987年5月的统计,全国已有43所高等学校开设了民间文学课程,各省、市、自治区的社科院、文联、艺术馆和高等院校,相继建立了民间文学研究组(室);20世纪80~90年代进行的以“民间文学三套集成”为中心的全国普查,到世纪末,已经堪称人文科学研究领域里颇具中国特色、最有成就的支学之一,极大地丰富了我国人文科学的宝库。
从1918年北大歌谣征集处成立、刘半农编订歌谣选、歌谣研究会成立、郑振铎等人创立的文学研究会、鲁迅等人创立的“语丝社”起,郭沫若、茅盾、郑振铎等作家学者参加进来,民间文学运动就渐而在中国的最高学府里和名声显赫的报章杂志(如孙伏园主编的《晨报副刊》、《妇女杂志》)上登堂入室,形成了一股强劲的文学潮流和学术潮流。1926年军阀张作霖解散北京大学、查封《语丝》,北大的许多提倡歌谣的知名教授纷纷南下广州、厦门,把薪火传递到南方,即使在革命形势处于低潮的时期,都没有割断初创未久的民间文学学科的根脉。侥幸保留下来的北大研究所还由周作人继续开设“歌谣”课程,“语丝社”成员们创办的北新书局,也由李小峰带到了上海并以林兰的笔名出版了那么多的民间文学的读物,斑斓多彩的民间故事滋润了多少代中国少年儿童的心灵呀!1920年成立的文学研究会的作家们,如郑振铎、沈雁冰、朱希祖、王统照、许地山、郭绍虞、徐蔚南、老舍、刘大白、赵景深等,都大力提倡民间文学,《文学月报》和《文学周报》等曾经是发表民间文学文章和作品的园地。抗日战争年代,多少爱国的高校老师(如闻一多、朱自清、顾颉刚、楚图南、吴泽霖、陶云逵、钟敬文等)、中央研究院的学者(如马学良、袁家骅等)、作家(国统区的苏雪林、戴望舒、光未然、薛汕、丁景唐、马凡陀,延安的柯仲平、何其芳、吕骥、张松如、周文、林山、柯蓝等,华中解放区的阿英、钱毅等)以强烈的爱国心投身于大西南和解放区的民间文学搜集和研究中去,民间文学成了战时民族凝聚力的重要因素,也提升了学科的质量和地位。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年,即1950年3月29日,继中国文联成立之后,成立了第一个全国性的分支文艺社团——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郭沫若在《我们研究民间文艺的目的》的大会讲话中宣称:
我们今天成立民间文艺研究会,就是要对中国古代和现代的民间文艺进行深入的研究。我们研究的目的,我想到的有五点:
(一)保存珍贵的文学遗产并加以传播。中国幅员广大,各地有各地方的色彩,收集散在各地的民间文艺再加以保存和传播,是十分必要的。我很喜欢《国风》这个“风”字,这“风”用得真是不能再恰当了。民歌就是一阵风,不知道它的作者是谁,忽然就像一阵风地刮了起来,又忽然像一阵风地静止了,消失了。我们现在就要组织一批捕风的人,把正在刮着的风捕来保存,加以研究和传播。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上,捕风的工作是做得很不够的,像《诗经》这样的搜集就不多。因此有许多风自生自灭,没有留下一点痕迹。今天我们不能重蹈覆辙,不能再让它自生自灭了。
(二)学习民间文艺的优点。我们搜集了民间文艺,并不是纯粹为了当作艺术品来欣赏,甚至奉为偶像,而是要去寻找它的优点来学习。在诗歌,要学习它表现人民情感的手法语法,学习它的韵律、音节。同时,还可以借民间的东西来改造自己。民间艺术的立场是人民,对象是人民,态度是为人民服务。凡是爱人民的即爱护之,反对人民的即反对之。我们的作家应当从民间文艺中学习改正自己创作的立场和态度。
(三)从民间文艺里接受民间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文艺不仅是现实生活的反映,而且是现实生活的评价与批判。民间文艺中,或明显的、或隐晦的包含着对当时社会,尤其是政治的批评。所以今天我们研究民间文艺不单着眼在它的文学价值,还要注意其中所包含的群众的政治意见。今天我们大家都要有自我批评,更要收集群众意见。在民间文艺中就提供了不少材料。民间文艺是一面镜子,照出政治的面貌来。这个道理,并不是今天才发现的,古人也早已有此见解。据说古代统治者派遣采诗官,采集诗歌在朝廷演奏,借以明了民间疾苦。这种事是否的确有,不能确定,但至少有人有过这种想法。在音乐方面,古人也知道“审乐而知政”,从民间音乐的愉悦或抑愤中考察政治的清明或暴虐。我们不好单把民间文艺当作一种艺术来欣赏,一种文学形式来学习,还必须借民间的镜子来照照自己。
(四)民间文艺给历史家提供了最正确的社会史料。过去的读书人只读一部二十四史,只读一些官家或准官家的史料。但我们知道民间文艺才是研究历史的最真实、最可贵的第一把手的材料。因此要站在研究社会发展史、研究历史的立场来加以好好利用。
(五)发展民间文艺。我们不仅要收集、保存、研究和学习民间文艺,而且要给以改造和加工,使之发展成新民主主义的新文艺。在中国历史上长久流传的文学艺术,如《离骚》、元曲、小说等,都是利用民间文艺加工的。这对我们是个很好的启示。今天研究民间文艺最终目的是要将民间文艺加工、提高、发展,以创造新民族形式的新民主主义的文艺。
郭沫若宣称的五个研究目的及研究方法,是从我国古代的民间文艺传统的总结中概括而来的,构成了中国民间文艺学诗学体系的雏形。新中国成立后,在一些重要的大学(如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华中师大、山东大学、兰州大学、吉林大学、辽宁大学、东北师大、哈尔滨师大、云南大学、新疆大学等)的中文系里都开设了民间文学课程,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先后设立了民间文学室和民族文学研究所,尽管受到了来自“左”的思想的干扰,作为一门人文学科所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
如今在我国,就学科设置而言,呈现出“一国(科)两制”的格局。一方面,一部分高校根据国家学位委员会的决定,民俗学作为法学学科下面的二级学科,民俗学再把作为其研究材料的民间文学纳入自己的领地为三级学科;而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每年制定的《课题指南》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申报数据代码表》的“学科分类”里,则一直把“民间文学”(代码ZWH)列在“中国文学”学科下面为二级学科。这种“一国(科)两制”的格局,倒也给研究者和从业者提供了自由的、多元的发展空间。近来常听到一些高校里以民俗学为方向的老师在申请社科基金项目时遇到的尴尬,深感因制度的原因而造成的这种困境,已渐成学科前进的无形障碍。于是就想到,既然国家在学术体制上允许“一国(科)两制”百花齐放,何不干脆让高校中文系开设的“民间文学”课程和民间文学博士点、硕士点,仍然延续中国文化传统的旧制,隶属于“文学”,培养出来的学生叫文学博士、文学硕士,而不必称他们为法学博士和法学硕士,不仅让我们这些长期在文艺领域里做事的人听起来觉得顺耳,他们自己工作起来也顺理成章些。再说远些,从富国强民计,从弘扬文化传统计,应该从小学起给学生开设民间文学或乡土文化的课程,让中国的孩子们、特别是生长在城市里的孩子们,从懂事起就置身于中华传统文化的熏陶和土壤之中。
一生中从事过文学翻译、文学编辑、新闻工作、党政工作等多种行当,多次“转身”,而从事民间文学的编辑、采录、翻译、研究的时间最长。从在北京大学上学时在曹靖华老师的指导下选定民间文学研究作为毕业论文题目起,毕业后分配到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成为专业的民间文学编辑和研究人员,到文化大革命爆发,整整十年。文革后,从新闻工作岗位转到《人民文学》编辑部、继而又转到《文艺报》编辑部,在文学岗位上工作了7年。没有想到的是,1983年9月,周扬同志把我调到年轻时工作过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担任领导职务,这一去又是7年。最终无法摆脱与民间文学的关系,大概因为我是农民的儿子,从小就受到民间文学的熏陶,故而对民间文学有一种强烈的、难以割舍的情结,60年来,在编辑和研究中断断续续写了一些民间文学的文章和著作。到了古稀之年,宁愿暂时放下文学评论和减少散文随笔的写作,着手将过去写的有关民间文学方面的文章选编成这本集子,算是自选集吧。拙著定名为《民间文艺学的诗学传统》,是遵照郭沫若、周扬、老舍等前辈成立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时宣布的研究宗旨,不忘初心,并就教于为这门学科献身的学者们。
2015年4月9日
《民间文艺学的诗学传统》(国家民委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西北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成果•西部民间文化与口头传统精选系列,郝苏民主编),上海文化出版社201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