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袁铁坚：永远的彭燕郊

永远的彭燕郊

--写在著名诗人、民间文艺学家、恩师彭燕郊教授逝世一周年之际

1984年，与彭燕郊老师在广州白天鹅宾馆合影

一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这是人们感叹岁月流逝常引用的两句古诗。今天，当我提笔写下这些诗句时，却别有一种滋味在心头。清明时节，草长莺飞，一片春意盎然的景象，杜鹃花、桃花、樱花、油菜花如同往年一样，开得绚烂、艳丽，然而，此情此景，让我们联想的却是，敬爱的彭燕郊老师离开我们已经整整一年了。

3月31日，是彭燕郊老师逝世一周年的忌日。

记得，去年的4月2日，在彭燕郊老师的追悼会上，我作为学生代表，说了这么一段话:

“ 彭老师在我们心中的位置，很难用言语来形容。

我们只能说，当年我们在校园里的欢乐和痛苦，都曾经与彭燕郊这个名字有关;

我们只能说，我们青年时代的激情和梦想，都曾经与彭燕郊这个名字有关;

我们只能说，尽管我们分布在大江南北，分散在各行各业，我们都会为彭燕郊这个名字而骄傲，

因为彭燕郊，我们的心底深处永远都有了一块属于诗歌和文学的天地。”

是的，在我们的心中--“彭燕郊”这个名字是永恒的。

二

彭燕郊是我的大学老师，同时，我又是他带的两名81级硕士研究生之一，研修民间文艺学。

此前，由于彭老师在55年被打成了“胡风分子”，在工厂里劳动改造了二十多年，自然无缘带研究生;此后，由于某些特殊的原因，他又完全中断了研究生的授业--无论是他声名显赫的诗歌研究领域还是其他学科。

因此，我就在他众多的学生序列中具有了某种“唯一性”和“特殊性”。

成为彭老师的研究生，有一种偶然。

大学期间，相对于当时校园里的学习氛围，我自觉不是一个特别用功的学生，因为酷爱运动，篮球、足球、田径，……似乎这些运动项目比读书还令我牵挂。我曾是系篮球队、足球队的主力，学校田径运动会的骁将，精力充沛，体能过人。记得，大四的那年校运会，我参加了200M、400M、4×100M、4×400M等项目的比赛，分别获得了第三、第三、第五、第一的好成绩，很为系里争了光，而且，比赛之后，又被拉去打了一场篮球赛，完全没有“累”的概念，因此，被同学们取了个“雅号”--铁坨。

当时大学生是统一分配的，毕业后去向我也没去多想。但是，一件小事改变了人生的轨迹。大四的一次“马列文论”的课程考试，也许是准备得比较充分，试题又恰好涉及我刚读过的一本书，所以得了个“优”。授课的曾簇林老师是当时系里主管教学的副主任张铁夫老师的妻子。不久，张老师就找我谈话，说经过研究，系里打算让我留校(后来得知，我的体育好也是留校的一个契机，系里的马国兴书记酷爱体育，极力主张把我留下来)。我找好友、诗人庄宗伟(现湖南“科教新报”总编辑)商量，他说，要留校就要读研，若读研，就考彭燕郊老师的。于是，便有了以后那段在彭老师身边学习的经历。

这又是一种必然。

当年在湘大校园里，彭老师是大学生中的偶像。因为他的诗人身份，他的特殊的人生经历，更因为他的学识才华，尤其是恣肆汪洋的授课风格，令人终生难忘。我曾在中文系不同年级同学的回忆文章中读到过当年听彭老师《诗歌概论》课时的感受，那种被波德莱尔、叶赛宁、王尔德等构成的诗歌世界美丽“灌顶”、启蒙的幸福感觉--我也是其中的一分子，自然感同身受。湘潭大学学生社团“旋梯诗社”就是以彭老师的一首诗《旋梯》命名的，彭老师曾受聘诗社的首席顾问，弟子无数，20多年过去了，至今，她仍是湘大最活跃的学生社团之一。

所以，即便我没有成为彭老师的研究生，我也会如同我的许多师兄、师姐、师弟、师妹一样，成为他的“粉丝”，去读他的诗歌、诗论、散文、随笔，去听他谈文学、谈艺术、谈人生，去经常拜访、看望他，成为他生活中、生命中的一部分。

三

彭燕郊老师是个诗人、作家、学者，他涉足的学科领域极为宽泛。

诗歌自不待言，他是现代诗坛“七月诗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19岁时在胡风主编的《七月》杂志上发表组诗《战斗的江南季节》，直到88岁高龄逝世前夕，仍笔耕不缀，老而弥坚，晚年创作的长达二万余言的诗歌《混沌初开》以及长逾千行的《生生:五位一体》堪称经典，其创作时间之长，作品之丰富，诗学价值之高深，在中国现代诗坛，实属罕见。

他是著名的民间文艺研究学者，建国初期曾与学界泰斗钟敬文先生合编过《光明日报》副刊《民间文艺》，并于50年代先后在湖南大学、湖南师院以及79年后在湘潭大学讲授《民间文艺学》课程，先后出版过《湖南歌谣选》、《五更阳雀啼》、《湖南谚语》，主持整理土家族古歌《摆手歌》，创办主编湖南民间文艺杂志《楚风》，创办湘大民间文学研究室，组织湖南民间文艺、民俗的调查、研究等等。

他是散文家，其散文集《敲土者》、《夜行》、《高原行脚》等被评论视为鲁迅散文《野草》风骨和精神的承继和滥觞。

他是诗歌评论家，1991年由三联书店出版的诗话集《和亮亮谈诗》堪称中国当代诗歌理论的华彩乐章，诗人公刘曾高度评价该书“最见份量”，是“烧给伪浪漫主义的纸钱”。

他是出版、编辑家，80年代，他主持策划、组稿、审阅的大型译诗丛书《诗苑译林》、主编的《国际诗坛》丛刊、《现代散文诗》丛刊曾风行一时，一版再版，在海内外有广泛的影响。

他是藏书家，曾被媒体评为长沙十大藏书家，其书屋全部堆放的都是书籍，密密麻麻，一直延伸到屋顶，抵得上一个小型图书馆。

他是一个艺术收藏家，经常独自一人去淘音乐碟，喜欢VCD、DVD，喜欢绘画、电影，喜欢各种工艺品，一点闲钱都花在“收藏”上了。他与廖冰兄、黄永玉等著名画家都是朋友，我手头就有一幅彭老师转赠的由黄永玉速写的八十大寿素描画(复制品)，惟妙惟肖，趣味横生。

他是一个社会活动家，曾担任过民盟中央委员，全国人大代表，他与现代著名作家、诗人有着广泛的联系和频繁的书信往来，其寓所收藏着许多珍贵的名人书信史料。读研究生时，我就曾经陪他拜访过聂绀弩、钟敬文、绿原、牛汉、端木蕻良、廖冰兄、王季思、芦荻等名流、大家。

他曾经还是一个新四军战士，一个“带枪的书生”。1938年春天，他参加新四军二支队，在皖南成为新四军司令部战地服务团的一员，在“皖南事变”中牺牲的诗人丘东平就是他的战友和诗友。他从皖南投身于革命，也从皖南迈进了诗坛，其成名作《战斗的江南季节》、《春天--大地的诱惑》都是在皖南写就的。

四

然而，彭燕郊本质上还是一个诗人，一个纯粹的诗人。

他外表平和、淡定，但内心深处却如火一般炽热，激情澎湃;

他欣赏一种自然、本能、野性、恣肆汪洋的美，讨厌学术象牙塔里那种循规蹈矩的平庸和刻板，这不仅反映在他的诗歌、散文创作中，也表现在他的学术研究中。

他很少去写那种似乎很学术、很纯粹、引经据典的论文，包括他的诗论，也是写得不拘一格，神采飞扬，绝对没有那种学术腔，给人一种清新的、赏心悦目的阅读快感。

他曾在《楚风》上发表过数篇涉及民间文学、民俗的文章，是谈谚语、民歌美的，随笔式的，三千字左右，短小精悍，却力透纸背，分析得入木三分，充满着逻辑的美、哲理的美和文字的美，令人叹为观止。

在研究生教学中，他也要求我们不要陷进书斋里，多搞田野作业，去接触活的资料，论文选题也要求是原创的、鲜活的，不要嚼别人吃过的馍。

……

我始终觉得，作为诗人、学者，尽管他每天深陷书斋，内心深处却渴望世俗生活的丰富和多彩，渴望到诗歌和学术之外的领域“建功立业”。

其实，传统的知识分子都有这样一种渴望，“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似乎深入到他们的骨髓之中。

何况这是一位新四军老战士，当年他选择投笔从戎，不就是一腔报国热忱吗?

1982-83年间，彭老师曾有机会入仕做官。

那是他一生中在政治上最“红火”的时光，当时，他是湘潭大学屈指可数的教授之一，他被选为民盟中央委员、全国人大代表，被吸收入党，他的新四军老战士的背景，甚至于多年因“胡风”问题受打击、受迫害的背景(在拨乱反正的特殊历史时期，这也是一种政治资本)，使他在方方面面都受到关注和重视。那段时间，他经常去长沙，后来得知，他是应中央机构改革湖南联络组负责人的邀请，去面谈他所了解的有关湖南的情况。

有一次，他悄悄地跟我说，他有可能出任湖南省新闻出版局局长。

然而，他毕竟是书生，书生的某些特质是与官场格格不入的。而且，二十多年近乎与世隔绝的底层生活乃至于多年受压的人生经历，使他在处理官场(包括校园)生活圈里人际关系时往往捉襟见肘。

比如说，他对极“左”的东西嫉恶如仇，而当时的许多领导由于历史的原因会按照“左”的思维惯性去处理有关问题，他是名人，又是大教授，自然就会找他咨询。但“祸从口出”的痛苦经历又告诉他，在公开场合，该说的话不能说，甚至要反说。可该说的话如鲠在喉，又要在私底下与几个知己说，而这些话又可能传出去。于是，造成很深的误会，甚至涉及人格、人品的误会。

有一件事足以说明问题。

83年，校园里开展清理“精神污染”运动。有一次，哲学系教西方哲学史的王守昌教授(现居广州，华南师大退休教授，以敢言著称，曾是湘大最受学生喜爱的授课老师，也是学校“自由化”言论的代表人物之一)在路上遇见我，愤愤地对我说“彭老师怎么这样?”，一问，才知道，原来，学校召开清理“精神污染”座谈会，有校方领导提出，最近学校放映的《苔丝》有暴露镜头(指苔丝在草地上被强奸的画面，有些许的暴露)，这是“精神污染”，要禁演。并咨询彭老师的意见，大概彭老师对此不置可否。

可以想见王守昌老师对此事的不屑和愤懑，因为这显然是件荒唐的事。

记得，当时，我对王老师说:“可能，从彭老师的经历上才能理解，他有他的苦衷”。

真不知该怎么说，二十多年被社会“边缘化”的痛苦经历，究竟给彭老师的心灵造成了怎样的创伤和阴影，非亲身经历者真是很难理解。

这样一段“红得发紫”(这是多年前个别人的评价，虽有不敬，却也客观)的经历，很快就销声匿迹了，他甚至在政治上被“冰冻”起来，从此，就只能在书斋里天马行空了。其中，有许多复杂的原因，可能有性格的因素，也可能有他本人有些问题处置不当的因素，更可能他本不该去趟“政治”那淌浑水，卷进“政治”的漩涡必然卷进“是非”的漩涡，对于一个书生来讲，往往就会弄得不干不净，不清不楚。

五

其实，我们后来都暗自庆幸，彭老师幸亏没有去当个什么“官”。

如果当官，想象中，依他的性格，他一定会徒增很多痛苦，或许，他晚年在诗歌领域就可能不会做出如此卓越的贡献，获得如此丰硕的成果。

1984年7月间，他带我们去广州游学，住在中山大学校园里，一次，散步时，他对我们说，你们快毕业了，我还是去弄我的诗歌吧。

这一年，就是后来被许多评论家称之为彭燕郊诗歌“衰年变法”的元年，他的诗风由此一变。他也认同“自己的‘诗风’，其胚变始于此时”。于是，《影子》、《瀑布》、《德彪西〈月光〉语译》、《漂瓶》、《无色透明的下午》、《混沌初开》、《生生:五位一体》等优秀作品从他的笔尖、从他寂寞而丰富的书斋生活中流淌出来，滋润着中国诗坛，滋润着每一个阅读者的心。

20多年来，彭燕郊就是这样不停地写，始终没有歇下来的时候，直到逝世前夕，他还在日记中写到“人生苦短，手头上还有一些活没有做完，要抓紧时间”，看了令人感慨万千。他在寂寞的诗歌创作中寻找慰藉、寻找快乐、寻找突破，寻找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寻找人生的真谛。诗歌也在他寂寞的书斋中陪伴着他、安抚着他，并最终成就了他，让他晚年的诗歌创作达到了常人难以企及的艺术巅峰。

诗人牛汉在《在诗中体现人文境界》一文中曾把彭燕郊与沈从文、丰子恺等大师相提并论，他说;“我有一句座右铭:‘有容乃大，得大自在’，近来又看到《汉书·扬雄传》中有一句‘默默者存’。我理解这一个传统，民族的传统。近五十年来，有沈从文、丰子恺、晚年的孙犁，上海的施蛰存和湖南的彭燕郊，等等，他们是‘默默者存’，清苦、自在，他们有作品留下来了……”。

有作品留下来的彭燕郊，他的生命是永存的!

(2009年3月26日，袁铁坚，于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