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这个甲子

我的这个甲子

刘锡诚

我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父母一生靠在黄土地里刨食吃过日子。我也学会了一年四季的全套农活。连年的灾荒和战乱，在我的身上留下了几多疤痕，在我的头脑中留下了难忘的记忆。苦难让阅历变得丰富。在1953年我十八岁上考入北京大学读书之前，据信我们那个几十万人口的县里还没有一个人上过这所大学。几十年来我一直为没有“发小”而感伤不已，所有的同伴都在少小年纪上就回家种地了，只有我是个幸运者，成为一个文化人。小时候上学，被一种自卑心理压抑着，与城市学生之间抱着一种拒人千里的心态，不跟他们交往。走上社会之后，内心深处也常常为一种莫名的孤独感所缠绕。想念那些少年时代的伙伴，回忆他们的相貌和脾性，成了我的浓浓的乡愁。

对土地的依恋和乡愁的记忆在我的身上显示出浓浓的乡土情怀和传统文化基因。于是，在我面临很多选择时，我放弃了俄罗斯文学和新闻工作，中断了已经小有成绩的文学批评，最终选择了备受冷落的民间文学研究。我常以在田地里耕耘的农民自况，不管天气多么热，不管日头多么毒，在没有干到地头之前，总是弯着腰挥汗如雨地劳作，直到了地头，才肯直起腰来，这时孤独的心绪一扫而光，顿时从心底里迸发出来的是一种胜利者的豪情。我的一生就像是一个永远在劳作中的农民，靠毅力、靠勤奋支持着我的理想，靠汗水浇灌着我的土地。土地里收获的果实，就是从笔端流淌出来的那大小千余篇文章，20几本专著、文集和翻译，100多本主编和编选的丛书。其中用力最勤的，莫过于那些意在为民众立言的原始艺术和民间文学方面的著述！一般说来，农民是务实的，却又是保守的，而我却因所受教育和从事过多种专业的关系，其思维和心态逐渐趋于开放和宽容，学术渊源、知识结构和研究方法也相对多元，并贯穿在我的整个文艺和学术研究之中。

诚然，民间文学研究对我来说是情有独钟，但我又曾涉猎多种学科，在研究方法上跨学科、多学科色彩也颇为明显，故而被评论家陈辽描绘成“三十五年四‘转身’”的学人。正是由于我在20世纪90年代所承担的中国原始艺术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写了一本《中国原始艺术》的专著，接近或属于艺术人类学的研究取向，所以被艺术人类学研究所聘为客座研究员。在所里，我多少参与了一点点力所能及的工作，诸如主持了方李莉先生领衔的“西部文化资源”课题的结项评议；参与了几个博士论文的开题和答辩等，也为所里作过一次题为《及戏及怪 无侵于儒——走进巴渝文化》的讲座。走出书斋，面对种种新的艺术现象和研究成果，从而作或深或浅的思考，对我而言，实在是获益匪浅。

年轻时我经历了风云激荡的岁月。目睹了或体验了文艺界漫长而曲折的历程。为新时期文学的诞生和发展投入了热情和力量。岁月匆匆，白驹过隙，往者已矣。从55岁起，才得以在“边缘”上安心读书、调查、研究和写作。在70多岁上终于在没有助手的情况下独自完成了98万字的国家社科课题《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我所以能在民间文艺研究上取得点滴成绩，要感谢那些引我上路、在困境中给我支持的师长和朋友。谢谢各位在座的同行老友！

2014年3月8日

（此文系2014年3月8日作者在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所、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联合主办、外研社协办的“刘锡诚从事民间文艺研究60年研讨会”上的答谢词；收入散文集《芳草萋萋》，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