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文人多自谦,戒浮燥,胸怀平常之心,甘为边缘人。粗茶淡饭,布衣裘褐,倒可以冷眼洞察社会,静观人生百态,写出多少能够传世的作品来。——录自随笔《边缘人》(1998)

考察花山岩画(1986)

上一篇 / 下一篇  2016-07-16 14:04:23 / 个人分类:花山岩画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成功



左江岩画

  左江岩画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境内左江流域。在其两岸的悬崖峭壁上,特别是在河流拐弯处,发现了大量的古代岩画。从本世纪50年代起,对左江岩画进行过多次调查,最近一次综合考察是1985年。<!--[if !supportFootnotes]-->[1]<!--[endif]-->现已发现的岩画有79个地点178处280组。其中宁明县8个地点,龙州县21个地点,崇左县28个地点,扶绥县21个地点,大新县1个地点。此外,还有5个地点,其风格、内容与上述地点的岩画不同,是属于晚近时期的作品。在这些岩画地点中,以宁明县的花山岩画规模最大、图像最多、画像最密集,堪为左江岩画的代表作。也是迄今发现的我国规模最大的岩画。1985年对左江岩画的综合考察中,考古工作者根据岩画中年代明确的典型器物图像与临近地区考古发现的同类器物的比较,根据在青铜器上类似岩画中的花纹图案与该青铜器的年代进行推定,并采集岩画各部位的钟乳石及与岩画有关的木质标本进行碳十四年代测定,确认左江岩画的创作年代,其上限为距今2370年,下限为距今2135年,即上限可到春秋,下限可到东汉。岩画的作者当为当时活动在此地的瓯骆越人及其后裔。(图7-14

 

  左江岩画是用赭红色染料,采用剪影式的色块平涂法,在灰黄色、灰白色的峭壁上绘制的。红色是生命的象征,是作者所属的部落或部落联盟所崇尚的颜色。画面一般临水向阳。也有一些岩画不在河水边。所用的染料,系用动物的血或皮胶与当地出产的赤铁矿粉末调和而成,经久不易褪色。高达几米、几十米、上百米的画面(花山岩画长21.05米,高约40米),以赭红色的图像,在郁郁葱葱的亚热带植物的掩映下,俯瞰着淘淘而去的河水,成为历史的见证者。

  左江岩画的图像大致有人物、器物和动物三类,而以人物为主,占全部图像的88.5%。正身人像其基本形态都是两手向两侧平伸,曲肘上举;双脚平蹲,屈膝向下,很像是“祈祷者”。正身人像,大部分性别特征不明显,只有个别图像胸部两侧略作弧形外突,似表示女性。正身人的头上,大部分都有头饰,且形式多样。如椎髻形、侈顶形、独角形、双角形、倒“八”字型、瓢带形、规矩形、Y字形、人字形、四角形、刺羽形、面具形、芒圈形、托圈形、独辫形等。侧身人像手脚向一侧伸展。双手多曲肘上举,也有平直斜伸向上的;有的头、颈、身连成一直线,有的头略向后仰。双大腿与身躯的夹角、膝关节的夹角多呈锐角,少数为直角。许多学者指出,人体的形状令人想起跳跃的青蛙。青蛙是状族及其先人崇拜的图腾。

  器物图像主要有剑、环首刀、钟等。剑、刀多斜佩于正身人像的腰间,个别的拿在手中。钟大多成组挂在架上,个别独放;钟架置于正身人或侧身人像的行列中。

  动物图像可分兽类和飞禽两大类。兽类图像可辨者共86个,均为侧身,大多在形体高大的正身人像的脚下,个别位于正身人像的侧旁或头顶上。其姿态基本作奔跑状和站立状,有的写实性较强,有的则简化、图案化,个别有毛刺状饰纹。最具代表性的是花山岩画第9组中部,有一正身大人像,腰佩环首刀,旁有一星纹铜鼓,脚下有一体形较大的动物,其头顶上有一头向相反、体形较小的动物。此人手有五指,左手下悬吊一件器物,形式与扁茎短剑相似。对于这些动物究为何种动物(有说是狗或马的,有说是虎或豹的),以及它们与人像的关系如何,学界意见分歧。至于飞禽图像,数量很少,总共只有4只。

  岩画中还有一种圆形图像,数量仅次于人物图像。有单环形:有的圈内有芒星、芒线,有的圈外有吊线或支撑线;有双环形:内外有两个环形圈,有的内圈内有芒星,有的内圈外有芒线,有的内外圈均有芒线;有三环形:为互相套合的三个环形圈,形式较简单,内圈均无芒星,有的外圈有芒;有实心型:没有外圈,只有实体圆形和星状;有空心芒线型:没有环圈,只有向四周放射的芒线,芒线的内端组成一个空心圆。对于上述图像,学界看法不一。有的应为铜鼓图像,有的应为日、月、星辰图像。

  关于左江岩画的内容,从60年代岩画发现以来就提出了种种解释。归纳起来,大体有下列五种意见。第一种,认为岩画是古代桂西壮族为了“纪念一次大规模战争的胜利所制作”的大型庆功图。<!--[if !supportFootnotes]-->[2]<!--[endif]-->第二种,认为岩画“是从绘画向象形文字发展的过渡时期的一种语言符号”。<!--[if !supportFootnotes]-->[3]<!--[endif]-->第三种,认为岩画与巫术礼仪有关,“左江岩画是具有魔法作用的图画或符号,是神圣的巫术礼仪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其内容不仅限于与战争有关,而应该广泛得多,还有祭日、祭鼓、祀河、祀鬼神、祀田神即地神等。<!--[if !supportFootnotes]-->[4]<!--[endif]-->“(广西)雨季雨水过多,经常发生水灾,尤其在左右江流域更为严重,当地壮族及其先民对水神崇拜已极,且由来已久,左江岩壁画就是骆越人祭祀水神的遗迹。”<!--[if !supportFootnotes]-->[5]<!--[endif]-->第四种,认为左江岩画“是祖先崇拜的产物”;“所表现的,应是当时人们举行原始宗教祭祀时集体歌舞的场面”。<!--[if !supportFootnotes]-->[6]<!--[endif]-->第五种,认为花山岩画中的大人像为蛙神,“蛙神是壮族的图腾,是壮族的民族保护神。”因此,左江岩画是蛙图腾崇拜的遗迹。<!--[if !supportFootnotes]-->[7]<!--[endif]-->

  在如此纷纭的见解中,也有共同的东西,那就是多数学者认为岩画与原始宗教的仪式有关。在古代,不是为了一个神圣的目标,而仅仅为了娱乐和审美的目的,人们是不会冒着生命危险攀上悬崖峭壁,在艰难的条件下去制作如此众多的画面的。这个神圣的目标是什么?那就是人们的原始宗教信仰。因此,岩画无疑是某种原始宗教仪式的记录。但究竟是祭祀水神、祭祀祖先、祭祀民族保护神,还是举行胜利庆典或出征前的誓师,恐怕是很难确指的。正像有些学者指出的,要更深一层地挖掘岩画内容的底蕴,由1000多个形象组成的花山岩画,特别是第9组画面上的那个正身大人像便成为问题的关键。

  岩画中的正身大人像,头上有一小动物,有学者认为是图腾冠戴,尽管很难确指是什么动物。这种意见是可信的。以图腾神物作装饰,尤其是作冠戴,是酋长或巫师一类人物的特权,而“装饰着、冠戴着这神物的巫师兼酋长也往往成为图腾神、祖先神、以至社神的代表,从而成为族众膜拜和祭献的对象”。足下所践或所驭为神犬,也可能是它所属的一种图腾。“崖画人像身作神蛙之形,头上冠戴神兽,或饰有蛇,而足下复有神犬,极可能是负载着人们山、水、土崇拜的‘社神’或其代表(巫酋)。正因为扮演的是相当高级的山川土地之神,所以扮演者的社会地位也比较高。他不但形体巨大,位置显要,铜鼓为邻,众人拱护,而且腰佩大刀,头戴神物,手里还挂着‘权杖’(badge of authority)或‘指挥棒’(war-club,baton de Commandement)一类的东西:短剑。”<!--[if !supportFootnotes]-->[8]<!--[endif]-->把冠戴图腾神兽和足践神犬、身佩环首刀的正身大人像指称为巫师、酋长兼社神三位一体,在氏族社会末期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以花山岩画为代表的左江岩画,是部落联盟盛极而衰的原始社会末期一幅杰出的原始艺术作品。整个画面气势宏伟,结构复杂,人物多样,错落有致,透露出浓重的原始宗教氛围和奔放的生命精神。可以看出,岩画已经由以动物为主体,转变为以人类自身为主体。而且除了剪影式正面人像外,还绘制了大量侧身人像,这是我国其它地区的岩画中所未见的。岩画作者虽然还不懂得透视的原理,但人物大小的对比、层次的排列,画面的均横对称,线条的流畅和力度等,都是显而易见的。

——摘自拙著《中国原始艺术》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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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supportFootnotes]-->[1]<!--[endif]-->覃圣敏、覃彩銮、卢敏飞、喻如玉《广西左江流域崖壁画考察与研究》,广西民族出版社1987年。

<!--[if !supportFootnotes]-->[2]<!--[endif]-->梁任葆《花山壁画的初步研究》,《广西日报》1957年2月10日,转自《花山崖壁画资料集》第22页,广西民族出版社1963年。

<!--[if !supportFootnotes]-->[3]<!--[endif]-->陈汉流《略谈花山崖壁画的语言符号》,《广西日报》1961年8月21日,转自《花山崖壁画资料集》第35页。

<!--[if !supportFootnotes]-->[4]<!--[endif]-->王光荣等《巫术文化的遗迹--广西左江岩画剖析》,《学术论坛》1984年第4期。

<!--[if !supportFootnotes]-->[5]<!--[endif]-->宋兆麟《左江岩画考察记》,《文物天地》1986年第2期。

<!--[if !supportFootnotes]-->[6]<!--[endif]-->覃圣敏等《广西左江流域崖壁画考察与研究》第178、174页。

<!--[if !supportFootnotes]-->[7]<!--[endif]-->梁庭望《花山之谜--壮族守护神的虔诚赞歌》,《民族艺术》1986年第2期;《花山崖壁画--祭祀蛙神的圣地》,《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6年第4期。

<!--[if !supportFootnotes]-->[8]<!--[endif]-->萧兵《花山壁画的民俗神话学研究》,《黑马》第303-3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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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田野到书斋——陶立璠空间 引用 删除 陶立璠   /   2016-07-23 14:4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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