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文人多自谦,戒浮燥,胸怀平常之心,甘为边缘人。粗茶淡饭,布衣裘褐,倒可以冷眼洞察社会,静观人生百态,写出多少能够传世的作品来。——录自随笔《边缘人》(1998)

非遗十题(6)

上一篇 / 下一篇  2016-06-27 15:56:41 / 个人分类:遗产保护

非遗十题(6)

(十)“非遗”的衰微趋势

 

全球化、现代化、信息化、城镇化的大趋势,使赖以滋生和发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土壤——农耕文明逐渐瓦解了,加之青年一代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变迁,导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延续出现了衰微的趋势,有的甚至面临濒危的局面。这也就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我国政府所以提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实根据。

导致非物质文化遗产渐趋式微的原因固多,也很复杂,但笔者认为,最重要的莫如下列几个:

1)农耕文明生产方式的衰落以及宗法社会家庭和人伦制度的衰微

农耕文明生产方式(包括狩猎经济)的衰落,以及宗法社会家庭和人伦制度的衰微,是导致非物质文化遗产衰微的根本原因。民间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史前时代就滥觞了,而大量产生和发展繁盛却是耕稼时代的事。中国处于农耕条件下的时间十分漫长,前后有几千年的时间。有学者说:中国进入耕稼时代最早,出于耕稼时代最迟。即使进化到了农耕时代,也还是有不少原始时代的观念和习俗残留到后世,长期地留在人们的记忆里。现代化的急速发展,把自给自足的农业也带入了市场,敲响了原始的、自给自足的农耕文明的丧钟。同时,依赖于农耕条件和与之相适应的宗法社会家族制度、上层建筑领域的人伦观念与价值观念,逐渐淡化,甚至被新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观念所代替,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存、传播、传承的基础逐渐变得十分脆弱,逐渐退出了下层老百姓、退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要传承人群——农民的生活,甚至可以说逐渐被摧毁了或被遗忘了。很长一个时期以来,我们都在作如是说,但我们显然缺乏实证的调查材料和数据作支撑,特别是来自沿海发达地区的调查报告。前年,偶然读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章建刚在山西以民间音乐为对象所作的为期一年的调查报告《山西省民间音乐的传承与保护》(与王亮合著),向我们提供了民间音乐在当代社会条件下的生存和演变情况。他在深圳大学所作的一篇题为《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山西民间音乐遗产的传承和保护——如何从理论到政策》的学术报告中表述了这样的一个结论:“现代化,尤其是赶超型的现代化过程是造成民间音乐衰败的根本原因,而后现代社会对文化及文化多样性的渴求为民间音乐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有益机遇。”[1]我们的广大农村正在经历的是一个“赶超型的现代化过程”,而这个过程对传统农业及其生产关系,对负载着中国文化传统和地地域文化传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冲击是前所未有的,使其许多表现形式迅速地走向“衰败”。

2)农村聚落及其人际关系发生了天翻地覆繁的历史性变革

农村聚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传播的重要载体,村落在90年代以来发生了天翻地覆繁的历史性变革。尽管有学者调查得出的结论认为,全球化的受益者并非是大多数农村及其居民,农村受益者大约只有30%左右,全球化、现代化给予农村生产方式的改变以及家族和居民之间的关系的变迁的影响无疑是历史性的。在大城市郊区,农民最先失去了土地,聚族而居的村落,被封闭的大楼单元房所代替,农民变成了准市民,失去了茶余饭后相聚谈天交往的条件。现代化进程所给予农村的影响表现在:第一,大量的青壮年外出打工谋生,村子里只剩下老年人、妇女和儿童,农村的人口结构发生了急剧的变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受众锐减。第二,在传统父权社会、村落、家族的礼俗中,一向处于边缘地位或被排斥状态的妇女,一跃而成为支撑夫家生存掌门人和礼俗执掌者的主要代表者,使原来的宗法家庭的结构和人生礼俗的传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而这一变化,从根本上动摇了或颠覆了传统的农业社会和父权家族的礼俗制度;第三,电视、电话的普及,信息的快捷与多元,外国的和本国的通俗文化的入侵,改变着青年人的价值取向、知识结构、娱乐趣味,青年人宁愿坐在电视机前观览电视节目,也不再愿意听老奶奶讲故事,不愿意参加老爷爷和老奶奶们的仪式舞蹈。加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保守性、区域封闭性等,使传承者得不到经济利益的满足,因而使大量的民众失去了传承的兴趣。

3)外来文化的强力影响

外来文化的强力影响,导致民族文化重构的步伐大大加快。特别是在一些民族地区。外来文化,既包括毗邻而居的和杂居的汉族和其他兄弟民族的文化,也包括外国的文化(最强势的是美国文化)。外来文化的影响,使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主体的原生文化极大地削弱了,在削弱和牺牲本民族或本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条件下,形成了多元文化格局。20052009年全国各省非遗普查的调查报告,并没有向公众提供这方面的翔实资料。笔者看到的比较早些时候的一项调查,是贵州省文化学者张暁1990年代对黔东南雷山县西江大寨所作的一份调查,这份调查报告说:“原生文化和外来文化在西江这块土地上不停地碰撞着,使西江文化以进两步退一步的速度在变化,发展,呈原生文化为各种文化并存的多元格局。”“西江苗族的传统社会秩序已不那么井然,日渐失去了传统文化,也日渐失去它生存的内部环境和外在条件。西江社会在变革之中,西江文化正在消失。”[2]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广东省的湛江。人类学家麻国庆写道:广东湛江历史上属于少数民族地区,今天已经形成了融合多民族文化的多元一体的独特文化气氛。……与广府、潮汕、客家这三大民系的民俗相比,(湛江)有许多独具特色的地方。在民族关系与文化涵化方面,现代湛江的主体居民是汉族,但在历史上,湛江却属于少数民族地区,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汉族与各民族文化在交流中已经发生了涵化,今天以湛江为中心的地区,已经形成了多元民族文化交融的局面。”[3]

4)现代生活方式和生活观念的变化

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的创作者、传承者、接受者是在广大的农村。现在农村人口的急剧减少(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统计,城市人口已达到半数),随着农村居民的生活方式、生活观念、审美观念、知识结构和信息来源等的变化,他们所熟悉的传统意义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民间故事、草台班子演出的小戏等,全体民众都参与的舞蹈(少数民族地区)已不能或多少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或不再是他们今天精神生活之所需,于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范围急剧缩小,受众的萎缩,无疑是非遗的传承和发展的大敌。

5)传承者老龄化,传承后继乏人

掌握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智者(如少数民族的寨老、师公等)、传承者,随着年龄的老化或自然死亡,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延续出现了后继乏人的局面。如今我们常听到某某故事讲述者、歌手、工艺大师或技艺大师不幸逝世的噩耗,许多口头传统或技艺,还未及传授便消失无闻了。在这方面,2006年笔者发表过一篇《论传承和传承人》的长文,谈到传承人的老龄化问题的严重性。据近年来随手拈来的资料,许多著名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先后逝世,使他们所代表的非遗项目因而处于濒危状态或成为绝唱,使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可持续发展收到了威胁。

Ⅰ—1 民间文学·苗族古歌”代表性传承人王安江于2010625日逝世。

Ⅰ—17“民间文学·走马镇民间故事”代表性传承人魏显德于2009415日逝世。

Ⅰ—20“民间文学·谭振山民间故事”传承人谭振山于2011416日逝世。

Ⅲ—6“民间舞蹈·花鼓灯”代表性传承人杨再现于2010919日逝世

Ⅳ—8“传统戏剧·新昌调腔“代表性传承人蔡德锦于2008615日逝世

Ⅳ—12“传统戏剧·川剧”代表性传承人陈安业于20071126日逝世

Ⅳ—28“传统戏剧·京剧“代表性传承人周少麟于20101229日逝世

Ⅳ—55“传统戏剧·苏剧”代表性传承人蒋玉芳20081月逝世

Ⅳ—130“传统戏剧·琼剧”代表性传承人王英蓉于201173逝世

Ⅴ—35“曲艺·东北二人转”代表性传承人李秀媛于20083月逝世

Ⅴ—38“曲艺·小热昏”代表性传承人安忠文于2007年逝世

Ⅴ—40曲艺·乌力格尔”代表性传承人劳斯尔于201074日逝世

Ⅶ—50“民间美术·千角灯代表性传承人张佛逝世于2009514日逝世

……

中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假定较多地记忆和掌握某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者,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时20岁的话,到现在已是80岁以上的耄耋老者了。传承人的自然死亡是不可避免的。

生态性保护、整体性保护是政府部门和学者们的理想。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衰微趋势应该说是不可遏制的。至少在民间文学和艺术表演领域里,传承已经遇到了很大的困难,现代生活方式、生活观念、信仰趋势、信息来源等的变化,使青年人不再像他们的前辈那样,那听民间故事、看草台班子演出的小戏为满足了,即使传统意义上的非遗项目还在继续,如说听民间故事和表演艺术的项目,趋同化和简约化的趋势也在日渐加剧。我们痛感到已经无法再回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十大文艺集成志书”的年代了。事实教导我们,要赶紧抢救,用手中的笔和现代化工具记录下一切能够记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使其以“第二生命”流芳于后世。这无疑也是非遗理论工作者的责任之一。

                                201274修改定稿

 

(作者附记:此文曾先后于2011916日在新疆师范大学举办的“第一届中国西北地区民间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研究高级培训营”、201241623日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等单位作过讲座,在讲稿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第24710节曾在《中国艺术报》201288日节略发表;第1356节将在《文化学刊》2015年第5期发表。)


 



[1]章建刚《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山西民间音乐遗产的传承和保护——如何从理论到政策》,见深圳大学传媒与文化发展研究中心《研究通讯》,http://media.szu.edu.cn/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446

[2]张暁《西江苗族妇女口述史研究》(贵州民间文化研究丛书),贵州人民出版199710月,贵阳。第6页,第2页。

[3]麻国庆《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的表达和文法》,《学术研究》201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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