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文人多自谦,戒浮燥,胸怀平常之心,甘为边缘人。粗茶淡饭,布衣裘褐,倒可以冷眼洞察社会,静观人生百态,写出多少能够传世的作品来。——录自随笔《边缘人》(1998)

吕微:中国民间文学的西西弗斯(1)

上一篇 / 下一篇  2015-04-08 10:26:41 / 个人分类:民间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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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间文学西西弗斯


——《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读后

 

 

 

刘锡诚先生著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于200610月由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这是中国民间文学界的一件大事。尽管中国“有”民间文学这门学问已经百年,但至今还没有一部翔实的学术史著作对这段短暂而漫长的故事加以整理,加以综合,并将故事从头道来。因此,先生的这部近百万字(准确地说是98万字)的、内容难以想象地充盈的厚重之书,及时地填补了一项学术上的空白。书还没有出版,仍在开设民间文学课程的高校就有人来竞相打听确切的出版日期以及书店能够上架的时间?

我说“仍在开设”民间文学课程是有所指的,而先生的书也正是为这些“仍在开设”和学习民间文学课程的高校教师和学生们写的。

 

几年前,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决定将民间文学降为三级学科,导致许多高校文学系的民间文学课程 (从必修课) 变为选修课或干脆取消了,一百年来几代人文学者努力争取到的东西,由于这个行政决定的影响,不仅倒退到了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前,甚至倒退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 ( 那种贬低民间文化的普遍社会心态 )。许多老师和研究生都纷纷抛弃民间文学而转向民俗或其他学科。[1]

 

现在,我们能够想来,那些“仍在开设”和学习民间文学课程,那些仍在守护着民间文学这块教学和学术园地的师生们将是如何地盼望着先生的这部具有拓荒性质的鸿篇巨制,因为先生的这部著作不仅是他们研习的教材,更是支撑他们人生选择的“圣典”。

而先生能以一人之力完成这样一部长篇力作,其实是在情理之中。

 

 

应该认为,西西弗是幸福的。……他也认为自己是幸福的。

尽管我历尽艰难困苦,但我年逾不惑,我的灵魂深邃伟大,因而我认为我是幸福的。

—— — 加缪:《 西西弗的神话[2]

 

先生和先生的夫人马昌仪先生同为北京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系的毕业生。因为学的是俄语,先生与俄语民间文艺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从上个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的四十年间,先生和马先生有多部俄语民间文艺学译著出版:《马克思恩格斯收集的民歌》[3]、《民间文学工作者必读》[4]、《苏联民间文学论文集》[5]、《苏联民间文艺学40年》[6]、《高尔基与民间文学》[7]、《俄国作家论民间文学》[8]……为中国民间文学界引进俄语世界的马克思主义民间文艺学,先生和马先生曾做出的贡献至今难有人超越。

当然,也许,应该反过来说,先生之所以与俄语世界的民间文艺学结缘,首先还是因为先生的民间文学情结。先生的祖籍山东昌乐,19352月(春天)生人。1957年,从北京大学俄语系毕业进入民间文学界,到1997年正式退休以前凡四十年,因为“工作需要”,先生曾“先后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新华通讯社、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任职”。[9]但是,由于5060年代和80年代先生两度在民研会任职,当代中国民间文学界的许多重大学术事件先生都是亲历者,所以,尽管先生也是当代作家文学的著名评论家,但民间文学始终是先生一生中最拿得起却总也放不下的一份牵挂。

先生有记工作日记的习惯,当代中国民间文学事业的许多重大事件都保存在先生的日记里,甚至只保存在先生的记忆中,先生本人就是半部活的当代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从年轻时就曾投身于民间文学队伍的行列,从80年代中期起又重回此行里一连工作了八年,前后五十年来陆续积累了不少史料和做了一些笔记,没有这些积累,要做这样的课题是想都不敢想的。[10]或许,其他人也能写出一部与先生的著作同样题目的书,但是,像先生这样亲历者的著作不是任谁都能写出来的。

当然,即使曾经亲历,一个人的见闻也是有限的,中国当代民间文学学术史是一部大书,更多的材料还是要多方搜求,于是,写信、打电话、查阅报刊,凡此种种繁重的劳作最后都落到一位七十多岁的上了年纪的人身上。“由于我的研究和写作,始终为个人独立完成,没有助手,借阅资料也颇困难,虽尽力而为,……加上三年来夜以继日地工作,到最后已感筋疲力尽,体力难支。[11]这些都应该是真实的写照。

但是,如果我们追问:早已过了不惑之岁,“在步入古稀之年”以后,先生何以“决心写作这部规模如此之大的、带有拓荒性质的学术著作”?

 

(本来这)实在是件自不量力的事情。所以下决心要写这本书,一是考虑到曾在民间文学工作岗位上前后工作了四十年之久,需要为这门学科做一点事情,至少是表达一下自己的学术观点,也算了结多年的心愿;二是这门学科虽然走过了一个世纪的漫长途程,却至今没有一部类似的书来梳理一下其发展的历史,总结一下它的成就和不足。……于是,我便不顾浅薄和年迈,在2003年春天下了这个决心。[12]

 

言语当中,隐含着对仍处在学术前沿的中青年学者如吾辈的不满,因为这件事情本应该是我们这辈学者正在做或已经做的。因此,我几次对朋友们说起:面对着先生的这本厚重之书,至少是我自己感到由衷的惭愧。如果这件事情我们已经做了或正在做着,那么,本来是无须“七十从心所欲”[13]的先生身心劳顿的。

然而也未必。即使吾辈写出了一本同样题目的书,恐怕先生还是按捺不住自己动笔的冲动,因为,先生写作的根本目的实在是要“表达一下自己的学术观点”。那么在这本“重视对民间文艺学思潮和对有代表性的学者的学术思想的评论”、“力求把每个有代表性的学者放到一定的时段历史背景上和学术思潮中间,对他们的学术思想或著作的创见做出简明扼要的历史评价。把百年来多种学者的学术思想排列与组合起来”[14]即这部先生用客观材料加以主观重构的学术发展史著作中,什么才是真正属于先生自己的根本的观点和立场呢?

 

 

当对大地的想象过于着重回忆,当对幸福的憧憬过于急切,那痛苦就在人的心灵深处升起:这就是巨石的胜利,这就是巨石本身。

—— 加缪:《 西西弗的神话 》

 

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全书包括“绪论”共762节,所涉及的人物有二百多,如何把这么多的人物、刊物、团体用一条线索串联起来,或曾让先生为之踌躇。我仔细品味先生的用心,先生把人物、刊物、团体以不同“学派”的名义加以区分和联系的目的何在?“学派”,是先生对百年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进行梳理时的——用先生自己的话说——“一个重要的甚至是基本的视角”,当然也是先生在回顾已经逝去的学术历史之百年途程的时候,遭遇的“第一个问题”。[15]

先生认为,一部百年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

 

并非由一种流派或一种思潮一以贯之,而是存在过若干的流派,这些不同的流派之间也互有消长。……大略说来,前五十年,除了断断续续几十年之久的“民俗学派”而外,至少还出现过以乡土研究为特点的歌谣研究会;以沈雁冰、鲁迅、周作人为代表的“文学人类学派” ;以顾颉刚、杨宽、童书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神话学;以凌纯声、芮逸夫、吴泽霖等为代表的“社会-民族学派” ;以郑振铎、赵景深为代表的“俗文学派”;以何其芳、周文、吕骥、柯仲平为代表的“延安学派”等流派。[16]

 

学派划分的原则大致是根据学者之间自然形成的、或紧或松的学术共同体,以及各自或异或同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如果说,先生对于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上各种学派的划分不具有十分严格的命名逻辑,那么,先生对于学术思潮的认识则抵消了学派划分上命名的“语境性”。先生认为,尽管在百年中国的民间文学学术史上出现过这么多的流派,但实际上

 

在学科内部,大体上有两种思潮:一种是以文以载道的中国传统文学价值观为引导和宗旨的文学研究和价值评判体系;一种是以西方人类学派的价值观和学术理念为引导和评价体系的民俗研究。……这两种思潮几乎是并存或错落地发展,既有对抗,又有吸收……[17]

 

从而形成了多种学派共存的格局。先生认为,百年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上形成的诸多流派归根结底是由上述两种学术思潮的相互作用所主导的。

尽管先生在学术史的论述中持论公允,但这并不是说先生没有自己的学术倾向,先生个人的学术倾向是鲜明的,先生是地地道道的民间文学研究的“文学学派”。先生对民间文学研究的“民俗学派”始终保持“警惕”。先生认为,如果中国的民间文学研究一旦为“民俗学派”所主导甚至被民俗学的“中国学派”所取代,那么就会最终取消民间文学学科本身。而这绝非危言耸听,就是当下的现实。先生认为,在国家学科体制中,民间文学从二级学科下调为三级学科,正是民俗学派抑制了文学学派进而把民间文(艺)学“含”在已改宗到社会学门下的民俗学的结果。

根据先生的一贯看法,民间文学和民俗学应该是两门相互联系但却相互独立的学科。在民间文学研究中可以有民俗学的视角,正如民间文学研究从来都有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心理学和语言学甚至哲学的视角。但是,这些其他学科所提供的视角仅仅是视角,其他任何学科包括民俗学都不应也不能代替“从文学的立场研究民间文学”的本体做法。如果越俎代庖,那就叫学科之间的“僭越”,而学科“僭越”的结果足以毁掉任何一门倍受瞩目甚至地位崇高的学科,即使这门学科的历史源远流长,即使这门学科的根基曾经牢固。[18]

 

纵览百年来的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确有一个“民俗学派”,而钟敬文本人,早年基本上可算是一个从文学的立场研究民间文学的学人,甚至有些乡土研究派的色彩,但到了晚年,却放弃了他的民间文艺学理念和对民间文学的研究,而全力倡导民俗学。[19]

 

在客观的现象描述背后,多少透露出先生对晚年钟老个人学术选择的遗憾。先生对民俗学与民间文学相互区分的立场是值得同情的。下文,我将通过阐明自己的看法给予先生的立场以支持。在此,需要强调的是,民间文学与民俗学之所以需要特别加以区分,恰恰又是因为民间文学与民俗学,较之其他学科,的确有着更接近的亲缘关系。不仅引进的folklore这一学科概念既可翻译为民间文(艺)学也可翻译为民俗(学),在中国民间文学·民俗学诞生之初,早期的歌谣运动就已经确定了文艺和学术(民俗学)研究的“两个目的”。[20]而且至今,在西方的一些民俗学学术大国,民俗学的研究对象仍然或主要是神话、传说、故事、史诗、歌谣、谚语等属于民间文学体裁的口头传统[21]民间文(艺)学和民俗学之间的分分合合、恩恩怨怨,远非其他学科可以望其项背。

 

 

诸神处罚西西弗不停地把一块巨石推上山顶,而石头由于自身的重量又滚下山去,诸神认为再也没有比进行这种无望的劳动更为严厉的惩罚了。

——加缪:《 西西弗的神话 》

 

在我的记忆中,先生对已经到文学研究所民间文学研究室工作的我曾寄予了莫大的期望。当我一踏入研究所的大门,当我竟然也担任了研究室的负责人,先生给予我的唯一的一次嘱托就是:“无论别人怎么做,你一定要坚持民间文学的研究方向!”十多年了,我在文学所和民间室的岗位上已经工作了十多年,对于先生的嘱托,我一天不敢忘记。我总是在想,如果我不能完成先生的嘱托,那么,等到我退休的时候,我还能不能让先生承认我是他的学生?但是,我的所作所为,先生显然是不满意的。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是指望不上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也改宗民俗学了,文学所民间室这个曾经的民间文学研究的全国重镇在我工作期间又如何呢!

之所以提起这段往事,只是想说明,先生为什么要以七十岁的高龄,以一人之躯勉力为之,试图去成就一个似乎难以逾越的学术屏障——“中国现代民间文学学术史”,先生是在对我们这些年轻一代学人倍感失望的情况下,怀着对民间文学学科的满腔悲剧意识,投入到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的写作中的。先生是在用学术史的方式重构一个学科曾经的辉煌存在,从而为这个学科在未来的国家学术体制中争取到“或许还有可能”的位置,尽管先生清醒地知道,自己努力的效果极其微茫。为了自己从青年时代就投身其中的民间文学事业,上了年纪的先生竭尽自己日益衰减的影响力,不断地向有关部门呼吁。先生连续写了《向国家学位委员会进一言》、[22]《保持“一国两制”好——再为民间文学学科一呼》[23]等一篇又一篇呼吁文章。

当然,尽管先生对我们这些年轻人感到失望,但是,先生在写作“中国现代民间文学学术史”的时候,仍然怀抱着对青年人的感情。因为,在先生看来,民间文学本身就是一门青年的事业。这不仅是说,在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上,凡杰出的成就,都是一些青年人在他们最年轻的时候所做出的贡献,因而青年永远意味着民间文学事业的未来,于是在先生对青年人的感情当中,总包含着对学科未来的期望;同时更是因为,民间文学永远意味着先生和马先生共同度过的青春岁月,因而是先生一生的情之所钟。

 

拙文发表后,有几位同好在报刊上撰文予以支持,发表了同样的见解,表达了同样的隐忧之情。 (但是,民间文学学科的各个分支学科,除了神话研究、史诗研究以外,) 大致处在涣散无闻,萧条寂寞的景况之中……也正是这一点,促使笔者从20022003年间思考并下定决心,不顾年迈体衰,不自量力地毅然向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申报了“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这个研究项目,单枪匹马地去啃这块被搁置久矣而至今无人问津的“硬骨头”,以期能梳理一下百年来民间文学运动和学术研究,从起伏兴衰中寻找历史的足迹和经验,对学科的建设有所助益。[24]

 

显然,《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是先生在他的多次吁请之后所发起的一次“最后的斗争”,但,这是一场“一个人的战争”,前方没有敌人,身后几乎不见友军,战场上只有先生自己:

 

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25]

 

先生环顾四周,学科的青年人都在哪里?[26]由此,我想到了加缪笔下的那位孤独的希腊神话英雄——西西弗斯。

 

 

在西西弗身上,我们只能看到这样一幅图画:一个紧张的身体千百次地重复一个动作:搬动巨石,滚动它并把它推至山顶。我们看到的是一张痛苦扭曲的脸,看到的是紧贴在巨石上的面颊,那落满泥土、抖动的肩膀,沾满泥土的双脚,完全僵直的胳膊,以及那坚实的满是泥土的人的双手。经过被渺渺空间和永恒的时间限制着的努力之后,目的就达到了。西西弗于是看到巨石在几秒钟内又向着下面的世界滚下,而他则必须把这巨石重新推向山顶。他于是又向山下走去。

——加缪:《 西西弗的神话 》

 

现在想来,在中国民间文学学科内部,那股数十年来始终不离左右的民俗学“分离主义”倾向究竟意味着什么?如果把民间文学与民俗学之争置于一个“共时性”的学术思想和学术方法的平台上看,也许我们更应该这样看待二者之间的争辩:不是民间文学与民俗学学科对象、研究范围之间的相互蕴含从而导致的边界不够清晰,而是二者之间,究竟应该继续走在人文学术(精神科学)的道路上,还是应该转而走向社会科学的前途问题?因此,民间文学的民俗学化实际上更深层次地反映了民间文学研究乃至民俗学研究的社会科学化倾向。[27]而这一倾向反过来又伴随着学科对象、研究范围从文化(文学、文本)层面扩大到生活(田野、语境)层面而更加复杂化了。[28]

其实,在早期的民间文学·民俗学家那里,民俗学与民间文学一样属于精神科学的人文学术。至今,英国民俗学家博尔尼女士的教导言犹在耳:

 

简言之,民俗包括作为民众精神禀赋的组成部分的一切事物而有别于他们的工艺技术,引起民俗学家注意的,不是耕犁的形状,而是耕田者推犁入土时所举行的仪式;不是渔网和渔叉的构造,而是渔夫入海时所遵守的禁忌;不是桥梁或房屋的建筑术,而是施工时的祭祀以及建筑物使用者的社会生活。民俗实际上是古人的心理表现,不管是在哲学、宗教、科学和医药等领域,在社会的组织或礼仪方面,还是在历史、诗歌和其他文学部门等更严格意义上的认识领域方面。[29]

 

今天的民俗学家,除了“民俗是古人的心理表现”这一条,可能仍然不会对博尔尼女士所云民俗学的研究对象是民众文化与生活表面背后的精神禀赋(亦即心理表现)的论断有所怀疑。[30]但是,与“更严格意义上的认识领域”(如“诗歌”等可以形成口头或书面文本)的民间文学不同,更多的民俗是以特定的组织和制度为背景的主体(人)非语言活动或行为,民俗学对民俗现象的研究越来越倾向于人类学式的参与观察或深度描述,于是,随着研究对象的范围日益扩展,民间文学的语言文本研究与民俗非语言活动、行为研究的“兄弟分家”迟早会酿成定局。

尽管兄弟之间迟早要分家,但是,在研究方法上,兄弟之间却始终没有异议,哥哥和弟弟始终都把经验、实证的方法,一句话,科学的方法置之学科的第一把交椅。换句话说,无论你面对是无主体的民间文学文本,还是主体性的民俗行为、民俗活动,都要运用经验研究、实证研究的科学方法去认识,而认识的前提则首先是把民俗、民间文学现象作为客观对象的“事实”呈现出来。[31]这就是说,不仅对民俗行为、民俗活动的观察要依赖于呈现和认识的直接性原则,对民间文学文本的记录同样被强调了呈现和认识的忠实性(科学采录)原则(先生认为,田野采录就是民间文学的经验、实证研究之一种)。

因此,无论研究民俗还是研究民间文学,建立在直观、明证基础上的科学方法始终是两派学者共同的学术语言。因此,当我们强调民间文学·民俗学研究需要一场社会科学转向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顾及到:经验研究、实证研究的科学方法曾经且始终是民间文学·民俗学学者的一贯主张。但是,如果我们不希望“社会科学化”的命题所针对的“经典民间文学·民俗学的非科学性”沦为无的放矢之举,那么,我们就需要考虑:民间文学·民俗学社会科学化提议的合理契机究竟是什么呢?进一步说,民间文学·民俗学之社会科学化提议的实际效果又是怎样?

从晚近民俗学者对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的划分[32]可以看出,民间文学·民俗学的社会科学化提议起源于一代学者(包括晚年钟敬文)对民间文学文本研究之“去主体化”的反思。当他们认识到,对所谓体现了(劳动人民)主体精神的纯粹文本的研究结果,却是将文本抽离了它赖以发生的个人语境,使文本最终脱离了作为精神创造者的文本主体,上升为民族国家的象征符号,从而漂浮在个体主体之上,并且反过来制约了个体主体的创造性自由的时候,关于民俗语境的更加彻底化的经验性、实证性以及对象化的生活研究也就呼之欲出了。

显然,那时学界的普遍看法,不是认为经验、实证研究本身有什么不足,而是认为经验、实证研究的范围过于狭窄。在这样的认识条件下,当年的纯粹文本(文化)研究取向朝着生活研究取向的转移,民间文学研究的民俗学化,乃至民俗学研究进一步朝向更具经验、实证色彩的社会科学研究的转化,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因为,对于诸如制度、组织、行为、活动等社会生活的对象“事实”即民间文学的诸多个人语境的非语言要素一直被单纯的即使是忠实记录的文本研究所遮蔽了,而民间文学研究的民俗学化进而社会科学化也许正可以纠正这种偏差?

在这方面,我想说的是,先生自己也曾积极地参与、推动了这一学术转向的进程。先生一贯重视民间文学学科的理论建设,上个世纪70年代末二度主政民研会期间,先生对学会甚至对整个学界最重要的贡献就是把理论研究提升为学会以及学界的主要工作,那是建国以来民研会最辉煌的时期。其间,当时站在学术前沿的学者如王松1984年)、柯扬(1984年)等我们上一代的学者都提出了多学科、多角度、整体性、综合性地研究民间文学的议题,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段宝林对民间文学的“立体描写”研究(19821986年),以及青年学者兰克对民间文学背景系统的立体“体察”研究(1985年)。[33]

先生自己也在1988年发表了关于民间文学研究方法论的重要学术论文整体研究要义》。[34]先生在《整体研究要义》中提出了通过“田野考察和参与观察”打破民间文学搜集和研究相互分离的状况,进而提出了整体研究的基本目标——还原到民间文学“原初的生存环境”——的理论命题。但也正是当时学界普遍主张的这种建立在对“他者”进行更全面、更整体的实证、经验的研究基础上的认识论的彻底化、对象化,导致了民间文学研究的民俗学转向以及后续的社会科学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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