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团泊洼的日子——干校琐记之三

在团泊洼的日子

——干校琐记之三

1971年6月。在东岳公社辖区内的那片广袤的叫塘坡的荒滩上已经矗立起了一排排整齐的宿舍。一个以学部五七干校为名的居民点的形成，打破了千年荒原的寂静。一群群脸膛变得黝黑，手掌里磨出了茧子的五七战士们，几乎已经忘记了自己原来的身份了。我们菜园班里，每个人都称得上是身经百战的人物了。猪官长何其芳尤其引人注意，每天除了提着猪食喂猪，及时、负责外，还常常看见他赶着猪群在草地上、在院子里跑来跑去，锻炼身体呢。我也有佳绩，与菜园班的班长老尤等一起打出了一眼吃水浇地的水井，一连几天的井下作业，那辛苦可不是人人都能受得了的。还在菜园里种出了足有尺把长的黄瓜，一时成了干校的新闻。当然，也时有不幸的消息传来，譬如，某连的谁谁死了，葬在这荒滩野地里了。几声悲叹过后，在和泥、制砖、盖房等种种活路之中，生活很快又归于平静了。

时光过得真快，转眼之间，我在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河南息县干校已经快两年了。这两年中，作为学部五七干校的一名家属，与我原来的单位、已经解散了中国文联和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同事们，以及他们下放的文化部干校完全失去了联系，没有他们的一点儿信息，心中不免时时涌现出一种离群的孤雁的苦涩和不安。劳动闲下来，回到住处的时候，便不由自主地常常想，我们这些干部，难道国家就这样扔在这野地里，不要了吗？不禁陷于了苦闷之中。百思不解呀。于是，决定离开学部干校，回文化部干校去。

自我离开官厅水库南下以来，由于选址不当，文化部怀来干校已经几易其地，先是迁移到天津附近的著名湿地宝坻县，继而又迁移到渤海海滨滩涂地带团泊洼。尽管团泊洼属于一个庞大的劳改场管辖，一种强烈的归属感还是促使我决心到那里去与原来的单位和同事们会合。同妻子几经商量后，决定由我带走儿子刘方，把女儿刘青留给她。至于何时能够会合，家庭何时能够团圆，就顾不上那么多了。我毅然辞别了两年来朝夕相处的文学所的朋友们，和抛洒过汗水的息县东岳，取道信阳，带着小儿子踏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到达北京后，出得站来，取出行李，东张西望，却一时间不知道该往哪里去投宿。君不见，我已经变成了一个陌生人，一个流浪者，在这座熟悉的城市里已经没有我可以落脚的地方了。只好到文化部留守处，找到在原来的文联大楼留守的老工友王桂林，求他允许我在这座空无一人的文联大楼里过一夜。还好，得到了这位老者的同情。允许我和儿子在二楼原来资料室的水泥地上睡了一夜。第二天一大早便继续我的行程，乘火车去天津，再转车去位于海滨滩涂地带的团泊洼文化部五七干校。怎么到的团泊洼，如今已经记不得了，只记得乘坐一连简陋的公交车沿着独流碱河一路下去，来到一个大坝，看到在大坝上巡逻的马队和附近的铁丝网，这才意识到，这里就是劳改农场了。但见大坝下面的平地上，散落着一簇簇红色砖瓦结构的平房，大路上不时有载重的车辆和光着脊梁只穿裤衩的人在走动。近处的那片住宅区，应该就是我要找的文化部静海五七干校了。

我到校部报到，申明来归意图。校部的参谋领我到三连军宣队见孙参谋和晏甬连长。晏甬是著名的老戏剧家和教育家，延安来的老干部，文革前是中国戏曲研究院的副院长，他是认识我的，干校在怀来官厅水库时，他就是我的连长，我离开官厅水库转赴河南学部干校，就是经他同意才放行的。如今我又回来了，这位宽容平易的老文艺家、老教授、老领导对我的来归，表示欢迎，没有一句微词，立刻帮我安排了住处。由于我是半路回来的，而一间屋子里只能容得下两张床，所以我只得和儿子挤在一张床上。

晏甬同志年岁大了，而连长的主要职责是指挥生产、带头劳动、冲杀在前。孙参谋看过我的人事档案后，知道我这个人历史简单和家庭出身没有问题，就要委任我代替晏甬同志出任连长。我虽然年轻，干活不惜力气，但带着孩子，困难不小，虽几经推脱，还是拗不过军宣队的决定。但我有言在先：只领导生产，领导运动的事，由指导员郭汉城来管。什么“创四好”啦、“活学活用讲用会”啦、“天天读”啦、抓“五一六”啦等等，我不能管，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时，被关进“牛棚”、被抄家、被审查的往事，还清晰地在我脑子里转悠。就这样，这个再简单不过的任命手续，半推半就地接受下来了。

干校的劳动有两部分，在场院里干杂活的，多是老年同志，年轻人的活主要在田里，一种是旱田，一种是水田。旱田里种的是玉米、高粮、小麦、花生，水田种的是水稻。海滩里多是盐碱地，不断地泛碱。一路过来的那条河，不是叫独流碱河吗？就是缘于水里盐碱浓度大。水漫田地，可以把盐碱压下去，可以改造土壤。干活的地块距住处不近，我每天背着孩子带队出工，把孩子放在地埂上，给列队的五七战士们念一段毛主席语录或林彪语录，就挽起裤脚，带头下地干活。当这个连长，还要根据农时的变化，谋划该干什么活儿，不误农时。跟农村的生产队长没有什么两样。好在，1960年三年困难时期，我被下放到内蒙古达拉特旗，当过一年的生产队长，对这一套也算驾轻就熟。秋收到了，收割，冬藏，强调做到颗粒归仓。接着又要往地里送粪，开始冬小麦的播种了。还不能忘了给大家讲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鼓动大家抓生产，不忘备战备荒。对我而言，困难的是既要谋划和指挥生产、带头干活、搞好人事关系，还要照顾孩子，要知道儿子才四岁呀。

哪里料到突发事件出现了。9月16日晚，军宣队召开各连连长、指导员、军宣队负责人紧急会议。气氛很紧张，会场的大门有人把守着，不让我的孩子跟着我一起进去。我请同室的同志帮我看孩子，哪知孩子却大哭起来不听话。我也顾不了那么多了，心一横，一个人径直走进会议室。原来是宣读中央发来的明码电报：林彪一伙乘飞机逃离，甩死在外蒙古了。苏修在我边界上陈兵百万，“亡我之心不死”，而团泊洼这块当年八国联军登陆的地方，很可能就是今天苏修要登陆的地方，文化部静海干校立即选址战备迁移！听了这个电报，大家的神经紧张起来。下面的措施，一是严密看管和控制干校的重点人物，分头列出名单，采取相应措施；二是立即探察干校战备转移地点；三是为战备转移作各种准备，包括物质准备和实战演练。作为考察转移选址的成员之一，我参加了到文安县西滩里公社疏散地点的考察。

形势突变，儿子的去留问题，尖锐地提到了我的面前。10月10日，军宣队负责人要到军分区开会，我便搭乘他们的便车去天津，转道北京，再乘火车赴息县，把我的小儿子送回到学部干校他的妈妈那里去。到了北京，要到朋友处取我的工资、要到商店去买些日用品、要办一些杂七杂八的杂事，停留两天，可是没有地方住，只好在老工友王桂林家里借宿一夜，不好意思麻烦人家太多了，第二天，又到老同学王之梁的住处借宿一夜。王桂林老人帮我买了去明港的车票。他又和我过去的邻居兼同事章郇（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的姑姑）大姐把我和儿子送上火车。北京至武汉的37次火车到达河南的明港，我该下车了，文学研究所的董乃斌和陈骏涛两位同志受我妻子委托，不顾路途遥远，从息县到明港来接我，已经在站台上等着我们了。我把儿子撂在息县东岳公社后院里我家的临时住处后，就急忙返回文化部干校。这么多年过去了，许多事情都淡忘了，这些在我处境十分困难的时候，援手帮助过我的朋友，他们的友情和品德一直留在我心中。

从息县回到北京，在大街上遇到一位干校的战友，从他那里得知我已经被分配工作了，单位是新华通讯社。这个消息的到来，兴奋的心情莫可名状。急忙赶回干校，我被分配工作的消息得到确认。幸运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之中被解散了的中国文联等文艺单位的干部中，我成了第一批从干校分配工作的七个人之一，除了我以外，其他六个人是：中国戏剧家协会的陈大斌，中国电影艺术联谊会的方杰，电影剧本创作室的郭玲春和苟玉生，中国曲艺研究会的殷可善，还有一位分配到新华社国内部担任了政治记者的，恕我把他的名字忘记了(查出来了，他的名字叫李成野，为了战备，校部成立一个连，他担任了连长。——2014年12月30日补记）。我们七个人的被分配工作，在干校几百个五七战士们中间，像一剂强心剂一样，激起了强烈的反响，给大家以鼓舞和信心：我们没有被遗忘，国家还是要我们这批干部的！

这一年的11月5日，是我离开文化部团泊洼干校，到新华社报到，重新走上工作岗位的日子。从这一天起，我开始了第二段人生。在我走出干校的那一刻，一股热血涌上头顶，从心眼里感谢河北军区军宣队的几位军代表，他们没有把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当成异端，时时把我们的前途和命运放在心上。

1971年发生了多少事！

记住，这一年是辛亥年。

                                            2014年11月2日

拙文在2015年1月11日的《今晚报》副刊发表了。但删的狠了点。——作者2015年1月11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