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文人多自谦,戒浮燥,胸怀平常之心,甘为边缘人。粗茶淡饭,布衣裘褐,倒可以冷眼洞察社会,静观人生百态,写出多少能够传世的作品来。——录自随笔《边缘人》(1998)

冷雨幽风祭忠魂——纪念中国文联成立65周年之一

上一篇 / 下一篇  2014-07-19 17:12:54 / 个人分类:艺文随笔

冷雨幽风祭忠魂

 

 

1949年7月2日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开幕,中国文联成立,今年是中国文联成立65周年纪念日,现把多年前写的这篇旧作拿来,作为我的纪念

 

刘锡诚

 

  埋头在书斋里爬格子,两耳不闻窗外事,何曾意识到癸酉年已经倏忽过去了差不多一半的时日。平时难得出门去逛,连参加一两个研讨会都觉得耽误了宝贵的时间,实在也并不情愿。前不久才在家人的陪同下,到王府井南口新开的麦当劳连锁店吃了一次“巨无霸”,到名噪一时的燕莎商城去参观了那里的高消费的盛景。连北京的面貌都有点儿不认识了,甚至出门不知道该怎么走。算起来,去的次数最多的地方,不是商店,不是影剧院,而是那个众灵所归、众望所归的八宝山。开年以来,前辈长者,同辈的朋友,接二连三地死了好几位。接到熟人逝世的讣告,不免要伤心,叹息,可是不去告别又于心不忍、也于心不安。因此即使有再重要的事情,也得摆下缓办。于是,去八宝山的路,自然也就成了轻车熟路。

 

  八宝山在我的心目中,是一个特殊而又神圣的地方。那里安放着许多革命前辈的英灵。我们曾怀着巨大的悲痛送别过的民族魂周恩来总理的英灵就安放在这里。每次到那里去,告别一个曾经与自己并肩工作过,或受过他的恩惠,或与之交谊颇深的的熟人,都会带回来深深的悲伤与惆怅,至少有几天心里很不自在。

 

  在阳翰老的遗体告别仪式上,当我最后一次瞻仰他那慈祥而又坚毅的遗容时,刹那间,我的心灵发生了剧烈的震动。一代伟人和宗师,像一颗灿烂的行星,殒落了。我所熟悉的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被一双疲惫的眼皮覆盖着,再也不能放射出光芒来了。深色的衣装和鲜红的党旗覆盖着他那颗停止了跳动的心脏,再也不能象往常那样聆听他用那发自丹田的洪亮的男低音,对我们谆谆教诲了。

 

  1957年夏天,我从北京大学毕业,就分配到了中国文联所属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工作。那时,文联和民研会都在王府大街64号如今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的办公楼的二楼办公。当时,文联也好,民研会也好,很少接收大学毕业生。所以我报到的那天,就见到了翰老,也就认识了翰老。那时文联和民研会、曲艺研究会、舞蹈研究会、摄影学会人员都很少,所以共同组成一个党组。民研会就象是文联的一个部门,业务工作独立,行政工作则由文联统一管理。机关里的干部抬头不见低头见,所有的人都稔熟。翰老是文联的党组书记兼秘书长,每天来上班,几乎天天见面。他出入办公室都要经过我的办公室的门,会议室就在我办公室的对面。我刚来不久就担任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支部青年委员和办公室秘书,因此常常参加他主持的会议。有很多事情要当面直接向他请示。还在大学读书时,我就知道翰老不仅是参加过南昌起义的老革命,而且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有重要影响的作家,是“左联”的创始人之一。翰老的剧作《铁板红泪录》《天国春秋》《草莽英雄》《李秀成之死》等,在老一代和我们这一代读者和观众中都享有很高的声誉,好几部我都是读过的。因此我对他特别崇敬,对于能在这样的领导干部领导下工作感到自豪。他谦逊质朴,平易近人,工作事必躬亲,对人循循善诱。连我这样一个刚参加工作的大学生,他都时时关怀。每次在走廊里或办公室见到他,或向他请示什么事情时,他总是十分亲切地问我:“小伙子!怎么样呵?”每次到会议室参加他主持的会议,他也总是问我:“小伙子!怎么样呵?”他是一位职位很高的领导,可我从这称呼和问候里所感受到的,却是一个长者对孩子的那种关心,是长存人间的那种温暖!当时在机关里我最年轻,可是同事们却都喊我“老刘”,我对这个称呼感到受用不了。翰老叫我“小伙子”,听起来很亲切,很合适,很舒心。

 

  到了1963年底,特别是1964年6月底,文联和协会受到了批评,一场暴风雨就要袭来。下半年,按照上级部署,大部分干部是要到山东省曲阜县去参加“四清”运动的。哪想到文艺界的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中宣部派来了强大的工作组,开始了“小整风”。说是“小整风”,阵势可一点儿也不小,因为调子是文联和各协会已经蜕变,滑到了“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的边沿,动员会上的讲话就火药味很浓,杀气腾腾的,非整出几个代表人物来不行。翰老也坐在主席台上,当然是靠边坐着,心情十分不好,谁都能看得出,剧协的目标是田汉,在文联就是朝着他来的,因而替他捏着一把汗。调子是早就定了的,翰老的电影《北国江南》和夏衍改编的《早春二月》已经成了报刊上大批判的重点。经过组织动员,批判翰老的大会开了好几次。翰老以饱满的热情,取材自文联干部下放地区河北省怀来县的农村社会变革而写的《北国江南》,被说成是“打着阶级斗争旗号、鼓吹阶级投降”的标本,翰老被打成了“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所惯用的阶级斗争熄灭论”的机会主义者,吴大成和银花是包庇、迁就阶级敌人、瞎了眼的共产党员。批判的火力越来越大,调子越来越高,光批判一部《北国江南》怎么能定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罪名呢?主持者们要求大家乘胜追击,扩大战果,从他解放后一直到三十年代的作品中,去发掘修正主义罪证。于是,《三人行》,尤其是《李秀成》这些名作,也终于成了把翰老“批臭”、“打倒”的重型炮弹。

 

  参加“小整风”的大部分同志,谁不了解翰老?对于这个早年投身革命事业,忠贞不二,为中国新文艺事业立下了巨大功勋的老前辈和老领导,被“左”的路线和一些投机分子如此残酷地整着,实在看不过眼去,希望“四清”工作团赶快出发,自己快快离开北京。当时还是个青年编辑,现在已经担任了重庆市文联《红岩》杂志主编的张胜泽同志,就是其中的一个。当时他坐在我的身边,对于某些投机分子无限夸大、无限上纲的作法十分不满,按耐不住内心的情感,当即给主持批判会的人写了一张纸条,指出如此批判阳翰老是错误的。坐在主席台上主持批判的那位领导人看了这张纸条后,火冒三丈,顿时大发雷霆,竟然敢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自己跳出来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撑腰!好!这是大好事,不是坏事!可找到反面教员了。于是批判会一散,这位主持者就召集各协会骨干分子开会,声色俱厉地指示要查一查这个姓张的是个什么人,立即取消他下去“四清”的资格,然后调离北京。张胜泽同志不过是一个有头脑、有正义感的青年知识分子而已,他只是认为不能那样昧着良心通过批判而置人于死地,尤其是对这样一个谁都了解的文艺界的老领导、老艺术家。当时,他还没有、也不可能把这件事情上升到后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定中所分析的“左”的路线那样高的认识,更没有什么政治背景可言。就这样,张胜泽同志被调离了北京,回到他出生的重庆去了。胜泽长时间蒙在鼓里,并不知道他被踢出北京市的真实原因。文化大革命之后,我很想找一个机会把这个翰老并不认识的张胜泽其人和他不可能知道的这件事情的始末告诉他,可惜我没有能做到。现在翰老离我们而去了,留下了一个小小的遗憾。翰老逝世之后,筹备遗体告别仪式的同志要我给他们开一些老文联同志的名单,我把胜泽的名字写上了。不知是否通知了他。而当我在向翰老告别的人群里,无意间发现了当年主持批判翰老和向翰老连连发射出重型炮弹的那个人,竟然也堂而皇之、脸不变色心不跳地来向他曾经恶意射击过的人告别时,我糊涂了,失衡了,不知该怎样判断这一段是非,不知该怎样评价一个人。人竟然可以这样变来变去,而且以为人们可以把过去的一切都忘却干净,不留痕迹吗?

 

  所谓“小整风”前后历时一年多,整肃了阳翰老等一大批文艺界的老同志。而报刊上开展的大批判,其扫荡的范围则更为扩大。“左”的声浪越来越高,文联系统既然成了“裴多菲俱乐部”,除了在“小整风”中显露头角的人物夺得了“左派”的桂冠而外,大部分人变得人人自危了。文化大革命就在这种情势下来临了。文联属于应该砸烂的单位。文艺界首当其冲受到冲击。那年的6月中旬,是哪一天,记不准了,在阴谋家的策动下,以灯市口中学为首的红卫兵们带头冲进文联大楼。小将们对“裴多菲俱乐部”实施了“革命行动”,决心要把文联砸烂。连我这样的小干部,也被当做修正主义苗子揪出来,剃了阴阳头,何况那些老文艺家、老领导!田汉被拉到院子里打翻在地,身上站着十几个人,算是踏上千万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阳翰老为首的一批同志,被关进了地下室,红卫兵每天都把“黑帮”们拉到平台上来示众。阳翰老当时已经是六十几岁的人了,一天几场示众和批斗,精神和肉体受着非人的折磨。翰老本来身体很胖,当我们从平台上看到他时,他的脸面消瘦得多了。翰老是坚强的,即使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仍然很达观,常常在“黑帮”们中间说些幽默逗趣的话,使自己和同志们在精神上得到自我解脱。比如看守他们的人当时传出来,翰老在被拉去“示众”回到牛棚之后,用毛巾擦擦流着汗水的脸,对关在一起的一位同志开玩笑说:“老弟,还是你行呵,你不出场,这场戏就不能散场呵!”后来,我们下了干校,翰老被关押审查多年,听说残酷的迫害使他吃尽了苦头,情况我就不知道了。

 

  1983年秋天,在周扬同志的关怀下,我从作家协会调回文联系统,再次回到民研会工作。我面临着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整顿已经瘫痪多年的机关,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为协会和民间文艺事业的大发展,排除遗留下来的一些不安定因素,搞好领导班子。周扬同志对我说:“民间文艺研究会的第一任主席是郭老(郭沫若),郭老去世后由我来担任这个主席。我不再担任下一届民间文艺研究会的主席了,要另外选择一位主席。”对于我这样一个初次担任一个独立单位领导职务、又没有任何背景的中年干部来说,虽然有中宣部干部局和文艺局的帮助,主持召开代表大会的困难是可以想见的。不出所料,正当关键的时刻有人告了状,企图把代表大会搅乱。事情复杂化了,阳翰老受命来解决民研会换届中所出现的矛盾。其时正是1984年的11月。作为文联的领导,阳翰老召集我们到他家里开会,帮助我们解决难题。我去得比较早,他的女儿给我倒好茶,把我安顿下来,翰老就关切地对我说:“小伙子,政治上还是不成熟呵!”我心里一阵热。这么多年了,虽然经历了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我也已经从一个小青年变成一个五十多岁的中年人了,翰老却还象二十多年前一样亲切地叫着我“小伙子”。我赶紧向他说:“是呵,我还没有学得成熟起来。好些事处理得不好。”他很了解情况,很支持我的工作。可是在人家告状之后,他又热情地批评我,要我清醒。这时我的确觉得自己政治上是远远没有成熟的。可是,当大家到齐,会议正式开始后,翰老却象他一贯的作风那样,苦口婆心地说服两派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志,要大家以大局为重,以团结为重,以事业为重,把代表大会开成一个鼓劲的会,团结的会,繁荣文艺的会,顺利地换届。他对我语重心长的批评和教诲,十多年来一直牢记在心,虽然还是没有什么长进,还是没有成熟,但这些话却永远是我的座右铭。

 

  八宝山的风是阴冷的,空气是停滞的。文艺界在冷雨幽风中送走了翰老的忠魂。我不相信人死了还有魂这种愚蠢的迷信。如果真的有灵魂这种东西,我相信那就是阳翰老一生为人民奋斗的不屈精神,和留给我们的那些放射着光泽的文学遗产

  1993年7月15日于北京

 

  发表于《红岩春秋》(重庆)1993年第25期;后又发表于《文艺界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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