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文人多自谦,戒浮燥,胸怀平常之心,甘为边缘人。粗茶淡饭,布衣裘褐,倒可以冷眼洞察社会,静观人生百态,写出多少能够传世的作品来。——录自随笔《边缘人》(1998)

【转】伏俊琏:“赋”源自民间 有雅俗之分

上一篇 / 下一篇  2014-04-21 09:51:10 / 个人分类:民间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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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赋 ”源自民间雅俗之分
2014年04月18日 10:03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4月18日 作者:伏俊琏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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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提示】赋这种文体源自民间,是民间故事、寓言、歌谣以及民间争奇斗胜等伎艺相融合的产物。

  中国古代文学的众多文体中,赋最具有民族性,也最具有贵族性。说它具有民族性,是因为在世界其他民族的文学中,很难找到对应的文体;而说它具有贵族性,是因为赋是中国古代文人彰显才学的一种文体。

  “赋”得名自“傅”

  学术界讨论“赋”之得名,都是从《说文》“赋,敛也”入手。赋的本义是征收财货,作名词则指征收取得的财货。然后纡曲引申,和“六义”(风、雅、颂、赋、比、兴)之“赋”联系起来,最后演变成作为文体的“赋”。但是,我们看到最早作为文体的“赋”写作“傅”。1993年江苏连云港出土的西汉《神乌傅》、《列女傅》都写作“傅”,不作“赋”,《汉书·淮南王传》“离骚传”,《汉纪·孝武纪》作“离骚傅”(汉人以《离骚》为赋)。王念孙《读书杂志》卷四之九《汉书》九举诸多“赋”借为“傅”之例。《说文》:“傅,相也。”相,助也。先秦时期的乐师为盲人(瞽者),扶助乐师的人就是“相”。(郑玄注《仪礼·乡饮酒礼》及《乡射礼》多处云:“相,扶工也。”) “相”除了扶助乐师、携带乐器之外,还要参与演出中的应对活动,类似于现在的报幕或主持。报幕的声音,不同于歌,而是另一种富有节奏感的朗诵。《论语·先进》:“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宗庙之事的“相”,就是助祭者。助祭者主持祭祀仪式,宣布祭品数量,诵读祭辞,都要用“诵”的方式。“会同”是诸侯结盟之类,助其事的“相”更要唱诵很多内容,包括赋诗言志、诵读盟书等。“相”的这种朗诵就是“傅”,“不歌而诵”的“傅”作为文体因此得名。

  俗赋是文学史上的一条潜流

  赋的起源是讨论了几千年的老问题。班固《两都赋序》说“赋者古诗之流”,此说影响最大。刘勰《文心雕龙》说赋“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章学诚《校雠通义》“原本《诗》《骚》,出入战国诸子”,刘熙载《艺概》说“言情之赋本于风,陈义之赋本于雅,述德之赋本于颂”,都是班固说法的发展和补充。至王闿运《湘绮楼论诗文体法》说赋源于隐语,刘师培《论文杂记》说赋源于纵横家,冯沅君《汉赋与古优》认为赋源于“优语”,任半塘《优语集》中说赋源于“俳词”,另开思路,值得深入思考。这些说法的共同特点是,认为赋的源头在于经典,是先圣前贤所创造的。20世纪20年代以后,随着北京大学歌谣运动的开展,学术界开始从民间文学的角度探讨各种文体的起源。关于赋的起源,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的说法可为代表:“赋是在民间语言艺术(包括说话艺术)的基础上,由口头文学发展而成的书面文学。”这包含两层意思:赋是口头文学;赋从民间发展而来。虽未展开论证,但这一说法最为合理。

  第一,关于赋的口传文学性质。西汉成帝时刘向领衔整理群书,并进行分类,其中“诗赋”单列一类。刘向的“诗”指“歌诗”,即现在所说的歌辞。关于赋,他的定义是:“不歌而诵谓之赋。”不歌而诵,主要指其传播方式,这和有乐器伴奏的“歌”不一样,是没有乐器伴奏、带有一定节奏和乐腔的“吟诵”。汉代人“赋”的概念比后世宽泛,而“诗”的概念比后世狭窄。后世许多诗,汉代人是归入赋类的,因为它们既不能归入“六艺略”的“诗”类,也不能归入入乐的“歌诗”类。《汉志》将“诵诗”隶于赋类。汉代有数量甚多的“颂”、“赞”、“铭”、“箴”等韵文体,都是归入赋类。而汉代民间流传的歌谣、农谚、字书、中医歌、驱傩文、婚礼辞、冠辞、招魂词、占卜辞等,因其不歌而诵的特性,都归入“杂赋”一类。章太炎《国故论衡·辨诗》就说:“其他有韵之文,汉世未具,亦容附于赋录。”汉代学人所谓赋,主要是就其传播方式,即口传讲诵的方式而言。

  第二,赋的民间源头。一说起汉赋,人们首先想到“铺彩摛文”,难字、形容词满篇的大赋,东汉王充《论衡》就用“深覆典雅,指意难睹”概括赋的特点。但事实上,这只是典型的文人赋。与此相对,民间还一直流传着一种通俗易懂的赋。这些俗赋,或讲故事,或讲笑话,或传播某一方面的知识,或争奇斗胜,或歌功颂德,或招魂祭悼,或自嘲,或调侃,或劝化,或励俗。文体上或用客主对话形式,或用口诀歌谣形式,以韵文造句,语言通俗。下层的文章,保存下来不易,何况是以口耳相传为主的俗赋。所以,千余年来,学术界对俗赋几乎没有认识。直到1900年,敦煌石室出土的写卷中有10多篇以赋为名的作品。如《韩朋赋》讲韩朋和妻子的爱情婚姻悲剧;《燕子赋》讲燕子的窝巢被黄雀强行霸占,燕子向凤凰告状,凤凰判案,燕子得胜。敦煌俗赋出现后,文学史家大开眼界。唐代有这样成熟的俗赋,必定不是文学史上孤立的现象。于是顺着文学史的长河向上追溯,发现了为数众多的文人模仿“俗赋”的作品。像曹植的《鹞雀赋》和傅咸的《鹰兔赋》之类,前者写雀儿机智地躲开了鹞追捕之后的快乐、自豪和吹嘘,后者写鹰和兔这一对冤家互相夸耀。而王褒的《僮约》则用契约的形式,写小人一旦得其志就会恣意忘形,并展示汉代仆人异常繁重的劳动情景。由此可知,俗赋并非孤立的文学现象,而是文学史上的一条潜流。虽深埋于地下,但有时还是冒出地表,呈现它的滔滔不绝和多姿多彩。后来连云港出土了西汉时期的《神乌傅(赋)》,在敦煌发现了西汉早期的韩朋故事赋。《神乌傅(赋)》讲乌鸦做巢的材料被盗鸟抢去,雌乌据理力争,反被盗鸟打伤而死。将《神乌傅(赋)》、《鹞雀赋》、《鹰兔赋》及敦煌本《燕子赋》进行比较,其间的传承关系清晰可见。它们均以鸟类为故事的主人,以代言体展开故事情节,以四言韵文为主体,且均根据内容的需要灵活换韵。它们属于同一个系统,有着共同的承继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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