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李莉】跨学科的学者

跨学科的学者

——在刘锡诚先生从事民间文艺研究60年研讨会上的致辞与总结

 方李莉

各位来宾，各位领导各位学者专家朋友们大家早上好，非常的高兴各位学者能够聚集一堂，参加由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和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所，共同举办的由外研出版社支持的刘锡诚从事民间文书研究六十周年研讨会，在这里我代表主办单位欢迎各位的到来。

刘锡诚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民间文艺研究专家，能为他举办这次研讨会是我们的荣幸，也是他个人魅力和学术影响，让我们把京城这么多的著名学者聚集在一起，这么多著名的学者聚集在一起，使今天的会议成为京城学术界的一次盛会。说刘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民间文艺研究专家，实际上我觉得这样的称号是不够的，因为刘先生学术视野非常开阔，研究范围也非常开阔。这个会为什么由我们学会和我们所为刘先生办，这里面是有缘由的。我们的所和学会关注刘先生，并聘请刘先生担任我们的客座研究员，那是因为他的研究和我们的研究领域息息相关。刘先生是我们国家研究并撰写《中国原始艺术》的第一人。我看过钟敬文先生写的有关刘锡诚先生《中国原始艺术》的评论文章。他说：“刘先生过去主要写文学评论，出了好几个集子，中国原始艺术这本书的写作是在90年代，他动手做这件事情我是知道的，我虽然知道他做这项研究，但我没估计到他能在几年里取得这样的成果，没想到他能沉下心来，在六年中潜心于这个艰苦的研究。”从这里我们看到刘先生在学术上的跨度虽然很大，但是非常严肃认真，在缺少资料和缺少前人研究成果的情况下，他硬是啃下了这块硬骨头，完成了中国第一部原始艺术研究的著作。看到刘先生的《中国原始艺术》这部著作后，钟敬文先生非常欣喜，他在文章中还写道：“过去有关原始艺术的著作，都是外国人写外国原始艺术的，没有人写中国原始艺术的书，更没有中国人写中国原始艺术的。我一直希望有人写出中国原始艺术的著作来，不能光是格罗塞呀、博厄斯呀所著的著作。日本做学问的人很多，也没有人写中国原始艺术的。系统地研究中国原始艺术，锡诚算是第一个。”（《我的原始艺术情结》，《文艺界通讯》》1998年第10期）刘锡诚先生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不仅是查阅了许多的文献资料，还做了许多实地考察。所以钟敬文先生说他是用实证的方法完成这本书的，而这种方式也是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方式。

我在这里强调刘先生这一研究，是因为他的这个研究和我们中国的艺术人类学联系非常紧密。刘先生这部著作也是开启中国艺术人类类学研究的非常重要的著作之一。从这个角度来讲，他又是一个跨学科的学者。他的成就不仅在民间文学方面，也在民间艺术方面。在艺术人类学方面也是卓有成就、卓有贡献的。在《中国原始艺术》这部著作之后，他又完成了一本《象征——对民间文化模式的考察》。他在这本书里研究的民间文化中的象征物，大多数都与民间艺术有关联，这也是我们艺术人类学所研究的对象，所以今天当我们为刘先生做他六十年来学术成就总结时，在座的诸位更多地关注他在民间文学方面的成就，而作为研究艺术人类学的我，则更关注的是他在民间艺术方面的成就。正因为他的这在这方面的成就，从2011年起，被我们所聘请为客座研究员。刘锡诚先生自被聘请为我所客座研究员以来，为我们的学科建设以及教学工作做出了很多贡献，每次开会他都要谈到，我们艺术人类学的学科建设问题，鼓励我们拿出奠基性的学术专著。在他的鼓励下，我们完成了《人类艺术学》、《中国人类艺术学的读本》、《90年代以来的西方艺术人类学思潮》、《中国艺术人类学发展谱系演进》、《西方人类艺术学译介》等等有关艺术人类学学科建设方面的著作，有的已经出版，有的正在出版。由于这些研究成果的出现，我所在的中国艺术研究院已经把艺人类学定为艺术学下面的二级学科，研究所的学术发展也得到艺术研究院的重视，现在我们所有八位研究人员，成为我们院中级规模的研究机构。

另外，在我们所的教学方面，刘先生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参加我们所每年的研究生论文开题和毕业论答辩的工作，在每次学生的论文选择方面，他都告诫大家要紧扣艺术这一主题，要做出自己的研究特色，不要将艺术人类学的研究等同于一般的人类学研究，也正是因为如此，现在艺术人类学会和艺术人类学研究所已经在学界有了一定的影响力和自己特有的研究特色。

前面我已经说了，刘先生是一位跨学科的学者，除了在民间文学和民间艺术方面的成就之外，他还有一个重要的成就，就是对我国非物质文化保护所做出贡献。正因为他在这个领域的活跃，我们经常在一起开会，才使我有机会认识他。由于刘先生在学术研究方面的真知灼见，他的每一次发言都引人深思，近年来他在非遗方面写了不少的文章和专著，对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建设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贡献。为了这次会议，刘先生特意把他出版过的专著和论文的目录装订成册，送给大家。看到这个小册子，我们了解到他一生写了那么多文章和专著，主编了那么多书，光目录就厚厚的一册。为此，我想到刘先生说他自己是一个农家子弟，到了学术界和底层文化有一种天然的亲和性。同样他还有一个农家的传统，我觉得那就是热爱劳动，热爱研究事业，他做研究就像农民在庄稼地里劳动，辛勤劳动留下了很多汗水，但也迎来了丰硕的成果。

在这里我就要代表我们所的全体研究人员和研究生们感谢刘先生，为了他这一活动，我们所全体研究人员忙了好几天，今天好多学生也过来帮助和旁听，大家真诚的希望，用实际行动来报答刘先生这些年对我们的帮助支持与鼓励，也希望这场研讨会开的隆重和而有教育意义。

最后，我还要感谢在座的各位学者来参加我们所召开的这次会议。我做的是艺术类人类学研究，和在做的许多学者并不是同一个专业，但我们彼此都很熟悉，因为我们共同参加过很多的会，尤其是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会议。在座的很多老师，我们平时也都有很深的交往，如刘魁立老师，朝戈金老师等。这次大家能够到中国艺术研究院来参加这个会，我非常感动，也非常的感谢。这当然还是刘先生学术的魅力。在这里还要感谢外研出版社对这次会议的支持，是他们把我新编的《全球化与文化自觉——费孝通晚年文集选编》免费发给在座的各位。还感谢邢莉老师，她在这次会议组织的过程中，给予了很多的帮助和支持。最后希望大家能在这短暂的时间里，共同分享刘锡诚先生学术成果中的重要思想，同时也祝贺刘锡诚先生从事民间文艺研究60年研讨会，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研讨会总结发言

谢谢大家的发言，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发言就到此结束，个别没有来得及发言的学者，以后可以和刘先生单独交流，也可以写文章发表自己的想法。

我今天非常高兴，今天参会的有不少是领导，是著名学者，在开会之前，我心里我一直在想，有些领导和名人可能要先走，非常担心到会议的最后环节会没有留下很多人，但是我一看现在这个时候，还没有一个人离开，我所有的担心都没有了，我非常感谢大家一直坚持下来。在刚在大家发言的时候，我怕时间不够，一句话也没有插。但到最后，作为主持人，我还是要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在做总结之前，我先谈谈到我对刘先生的感受，在大家的发言中，除对刘先生的学术精神和学术研究的评价与思考之外，讲得最多的，可能就是对后辈的提携了。实际上我也是受惠者之一。因为一直以来我也受到刘先生对我的提携和帮助，包括对我们这个学科和我们的研究所的支持与帮助。今天由我们来举办这样一个活动，实际上也是在报答刘锡诚先生。回想自己所走过的学术之路，无论是我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领域所做的研究，还是我承担的两个有关西部人文资源研究的国家重点课题，都得到了刘先生的大力支持。而且由于刘锡诚先生也研究民间艺术，所以我们走得更近一点。在我的西部人文资源两个课题结题时验收时，我记得一个是刘锡成老师当组长，还有一个是刘魁立老师当的组长，都给予了我们课题很高的评价，在这里我感谢两位老师。因为我两个课题研究涉及到西部的民间文化和民间艺术，我们经常在一起参会，我也经常听到刘先生的发言，我觉得非常的感动，因为他是敢于直言，敢于谈自己的想法，很多学者不敢谈，都是领导怎么谈我们就怎么呼吁，所以他的发言会很另类，很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在这一点上我很佩服他。在每次有关非物质遗产保护的会议上，他都一直强调理论研究，一直强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不能浮在面上，所以我跟他在这方面有所呼应。我认识刘先生应该从2003年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一开始启动，我们就认识了，十几年来，我觉得我之所以还算勤奋，做的不少的事情，其实也是像刘先生这样的老一辈的学者们在我面前树了一个标杆，在这里我要向刘先生表达我的敬意。

今天来了这么多著名的学者，让我当这个主持人并要做总结发言很不容易，我记录了许多的内容，但是我不可能把每位学者的发言都能很好地总结出来。事实上，我有点诚惶诚恐，因为我不是民间文学领域的专家，刘先生说他是边缘人，其实今天在这里，我才是真正的边缘人，要一个边缘人做总结，我是勉为其难。所以在大家发言时，我在努力的理解刘先生的思想，也在努力的理解每一个学者的想法，包括我不熟悉民间文学的领域，作为旁观者来谈一点看法。人说旁观者清，其实我不清，仍然要斗胆做一点总结。

今天首先发言的祁连休先生，他的发言很让人感动。他说刘先生是民间文学的一面旗帜，在刘先生面前他是侏儒，刘先生是巨人。大家让他不要谦虚，但是吕微肯定了这句话。这话在很多人当中是有共鸣。郎樱先生的发言很重要，但我不能把她所有的发言内容讲出来，我认为，她有一个总结非常重要，她说，刘先生一贯提倡加强理论研究，注意活态的研究，关注中国特色，关注中国的国情研究，而且一直认为民间文学是中国文化的根。我觉得郎先生的总结的准确。记得刘先生，在总结我所承担的西部人文资源研究的国家重点课题时，认为我们在西部做了八年的田野调查，实际上是对中国西部国情研究的一个重大贡献，也证明了他的确一直关注中国的国情研究。

向云驹先生的讲话，也让我有很大的触动。他说从上世纪80、90年代，美术界就一直在关注艺术人类学的研究，一直在关注艺术发生学的研究，竟然没有谁写出一本像样的中国原始艺术史来，始终停留在抽象的理论研究上，把国外的思想拿过来，空对空地做一些讨论。刘先生没有那么高调，但是他却写出了《中国原始艺术》这样一本书。他谈的这一点，让我感受很深。他还谈到我们今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其实得益于从我们50、60年代就开始的民间文化、民族文化，包括民间艺术的考察，还有“十大文艺集成志书”等的这样一些工作，如果没有这些工作的积累，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工程其实很难做下来。在这些工作里面，刘先生不仅是积极参与的研究者，而且是得力的组织者，做了大量的贡献。这一点也是我感受非常深的。

然后是朝戈金先生的发言，他说，刘先生是文学界的劳模，我真的很认同。他说，刘先生的足迹走遍祖国大地，从汉族走到少数民族，所以他参加非遗保护的时候，每次谈话，他都是有根有据，他都熟悉，哪个非遗的项目在哪个地方？当时是怎么发生的，他都能如数家珍的讲出来。他又是一个走出书斋的学者，我跟费先生学习的时候，费先生一直跟我讲，中国传统做学问的方式是在书斋里做学问，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他说，这样的研究要改变。刘先生不是这样做研究，他是走出书斋的研究，在这一方面，我也是很敬佩。

陶立璠先生说，大家都关注刘先生在民间文学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贡献，但很少提到，除此之外，他还是一个作者，他写了大量的随笔杂记，又个是编辑者，他编过很多有学术影响的书籍。同时，陶先生也很关注刘先生对原始艺术的研究。他谈到刘先生做民间文化研究，为什么关注艺术和象征的研究呢，那是因为他在寻找一把开启民间文化的钥匙。这一点上，我也是很有感触的。当我们研究原始文化的时候，其实是离不开民间艺术的，尤其在那些没有文字，仅靠心授口传的民族。在农民的生活里面，他所有的表达的文化，都是通过艺术，通过艺术的形式来表达的，所以如果说没有民间艺术的研究，那么民间文化的研究就缺一大块。所以他说刘先生在寻找一把钥匙，这个比喻非常好。

陈连山先生在发言中提到的一个现象也很有意思。他说，很多研究民间文学的学者和文化人，他们抱着很大的热情投入，到后来又退出了，成了历史学的研究者，或者精英文学的研究者。其原因就是认为民间文学研究的地位不高，因为研究的是农民的生活。在这一点上，我也很有感受。在艺术人类学所成立以前，我在中国文化所当副所长，看到我成天跑到西部农村做考察，所里有人就讲，方李莉，你一天到晚跟农民滚在一起，还跟农民住在一个炕上，研究农民的文化，农民有思想、农民能创造思想吗？在很多中国的传统文人眼里，农民是不可能创造文化的，文化是谁创造，是知识分子创造的。他们不知道，其实在人类学者眼里，任何人都有文化，任何阶层和任何群体都有他们自己的文化。刘先生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他本来是在精英的队伍里面，研究高雅的文学评论，而且已经有成就，但他主动地丢掉了以前的成就，重新研究农民的文化，少数民族的文学，而且一研究就是一辈子。

然后是万建中先生的发言，他认为，从刘先生一生的研究轨迹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民间文学发生的脉络。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刘先生的研究是与时俱进的，他的研究不是关在书斋里面研究，也不是自娱自乐的研究，他是跟国家的历史和国家的发展紧密的连在一起的，所以他的很多学术都是放在一个时代的大背景去研究的。所以，以往对民间文学研究往往不深，因为民间文学确实是农民创造，大家觉得没有必要去做很深的研究，但刘先生却把它深入下去了，因为他关注的是个农民文学背后的深刻价值和意义。这让我想起有一位人类学家讲的话，我们每个人都会说话，但是未必我们能关注这个语言背后的语法。语言可能是简单、朴素的，但是语法确实是要有深刻的眼光。刘先生能够把这么浅的民间文学，变成深刻的严肃的研究，也是因为他在学术上达到了一定的高度。

我这里还是要谈到一个对我很有启发的发言，那是邢莉老师的发言。她说，刘先生针对民间信仰的研究，提出要把文化的研究和政治的意识形态研究剥离开来，要让文化最终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去，当它回到自己位置上去以后，你会发现，其实文化里面，最重要的内核是什么？那就是民间信仰。如果我们把民间信仰抽掉，也没有了民间文学，没有了民间艺术，没有了民间文化。所以，我们一定要重新肯定民间信仰的研究。他认为，民间信仰是一种价值体系，认知体系，而且这种信仰是从原始社会一直走到今天的，要是把这个丢掉，我们中华民族的根都没有了。所以，他说，情是从内心发出，信仰也是从内心发出，从内心发出来的东西都是正能量，都是天地之间的正气，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中华民族的根。

罗杨先生的发言也很精彩。他说，他是做行政工作，对学术了解不深，但是我觉得他的发言很了不起。他认为学子有两类，一类是李白式的，还有一类是司马迁式的。他认为刘锡诚先生是司马迁式的。我觉得他讲的很对。他说，刘锡诚先生打破了很多学派的边缘，把民族学、民间文学包括人类学艺术学的边缘连在一起，而且这些研究都是当今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基础。我觉得他说的很对。

还有杨利慧先生的发言，也是让我感动的。她也谈到，刘先生不光是一个学者，还是一个组织家。他对中国民间文化、民间艺术包括非物质遗产，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除了研究工作，他还做了很多组织工作。刘先生在晚年完成了大部头的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他的学术史研究，非常注重历史细节，从事实出发，给予一些学者应有的位置。如果不是他的研究，有些学者，可能在历史上就没有位置。刘先生的治学非常严谨，而且非常尊重事实，他在图书馆里和档案材料里面寻找很多大家没有注意到的资料，最后还原一部真实的历史。这是很不容易做到的，但刘先生做得很好。

安德明教授的发言也很有意思，他把刘先生定义为杰出的农民。杰出的农民，就是要多种多收，而且还会很会规划自己的土地，与时俱进。我发现，别说刘先生这么大的年龄，好多跟我同龄的人都不会玩微博，但刘先生在博客上还很活跃，他还会QQ，这个东西很不简单。在这一点上我经常拿刘先生作为榜样跟我爸爸说，要他老有所为。我看了刘先生精神状态，感到很安慰，因为到我老的时候，要是能像刘先生这样就不可怕了。老了照样还可以继续做学术，这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发。

最后是吕微先生的发言。最后都是压轴戏，压轴戏做得非常好。他对刘先生的肯定，也说得非常好。吕微先生说，刘先生一生勤奋和努力地去做民间文学的研究，可能是受苏联文学的影响，因为刘先生以前是学俄罗斯语言文学的。这个我以前倒真没想过。我对这个民间文化的关注，是因为我学的是人类学，是受关注文化多样化的西方人类学的影响。而吕先生提到的，苏联文学的影响就是阶级论，包括我们中国也是曾经历过这样的阶段，我们推崇工农兵的文化，推崇下层百姓的文化。他提到的阶级论，实际上是一种普适价值观。其实就要我们平等看待每一个民族，平等的看待底层阶层，所以我们对前苏联也不要一概否则，包括我们对改革开放以前的研究，也不能一概否定。他谈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有关刘先生研究中所注重的整体论，正因为有他有整体论这样一个学术视野，所以他才能够把各个不同专业的视野打通。我觉得刘先生这样的研究是非常符合现代要求的，因为我觉得我们现在又回到19世纪，面临一个学科重建的问题，所以学科与学科之间的藩篱是可以打破的。如果没有这种可能性，今天我不敢在这里发言，因为在民间文学方面我不是内行，但是后来我发现其实大家谈到的我都可以共鸣。费先生曾说，全球化也是问题的共同化。我觉得现在跨学科之间，也可以关注同样的问题，关注同样的文化发展，关注同样的社会发展。从这个角度来看，刘先生的整体论，是走在学术的前沿的。

对不起，我占用大家时间太多了，下边是这次发言的最后一个节目，也就是刘先生的精彩发言。

                                                        2014年3月8日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所所长，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