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文人多自谦,戒浮燥,胸怀平常之心,甘为边缘人。粗茶淡饭,布衣裘褐,倒可以冷眼洞察社会,静观人生百态,写出多少能够传世的作品来。——录自随笔《边缘人》(1998)

1982:“现代派”风波(下)

上一篇 / 下一篇  2014-02-08 17:51:15 / 个人分类:文艺评论

1982:“现代”风波(下)

多年后,1987年5月14、15日张光年在中顾委党委“帮助”他的生活会上张光年的《我的申辩和再检讨》里说的一段话,对我理解他在批评现代派风波中的态度大有帮助,不妨引几句在下面:

 

四、作协的两位同志批评说;文艺报批现代派的时候,光年同志说批的不对、批的对象不对,要求拆板。中宣部坚持住了(大意)。我回想确有其事,发生在清除精神污染斗争中。那时文艺报特意转载了徐迟同志一篇论点不妥的文章,同时发表了李基凯的简单化的批判文章,还同时发表了指名批评君健同志的文章。我当时认为,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得到中央负责同志的肯定和文艺界、知识界的广泛赞许,对于拨乱反正中调整知识分子政策起了积极作用;他的其他几篇报告文学也是好的。“清除精神污染”中抓住他的一个小辫子,把他当成现代派的代表人物来批,是不妥当的。君健同志多次代表我国作家出席国际笔会。笔会里有些外国资产阶级作家总是抓住魏京生事件进行反华叫嚣,都遭到包括叶君健同志在内的我国作家的严正驳斥,使得每次以国际笔会名义起草的反华呼吁决议不能成立。我想,我们今后还要派他担负这项任务,有时派他一人只身前往。我们不能因为他一篇错误不太严重的短文,使他丧失了在国际会议上代表中国作家发言的条件。……当时我对文艺报同志表现出生硬态度和急躁情绪,我愿意道歉。但对这个问题本身,我不能作言不由衷的自我批评。[1]

 

张光年生前曾当面对我说,要复印一份他在中顾委生活会上的《我的申辩和再检讨》给我,但很快他重病住院,他的这个许诺未能兑现。在他身后我读到他的这段检讨(自白),明白了他对现代派的认识上与我们并没有什么原则性的分歧,但由于他和文艺报编辑部同仁们的地位、处境、出发点不同,故而在做法上出现了分歧。

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副书记、书记处书记冯牧1983年1月15日在中国作协工作座谈会上讲话,谈到关于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这场讨论时,是这样概括的:“还有一个问题,是如何正确地批判地继承、吸收外国文学遗产、文学技巧、表现手法的问题。有的同志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我相信,提出问题和主张的同志,动机和目的都是积极的,都是想使我们的文学提高思想和艺术的质量。讨论的内容是,要不要现实主义,要不要现代主义,如何对待西方现代派、西方文学诸流派的问题。这个讨论还刚刚开始,我不认为是小题大做。我认为这个讨论是必要的。但是,这个讨论必须把它当作学术性的讨论来进行。我们反对大轰大嗡,一拥而上,一窝蜂地先下论断的不良风气,我们坚持讨论必须首先把你所要争论的对象的观点搞清楚。讨论必须是与人为善的、平等的、学术性的讨论,不能无限上纲,采取群众运动的做法,要采取正常的,百家争鸣的做法,使这些问题越辩越明,最后使我们文艺界能够在文艺方针、政策、文艺创作、文艺理论以及在其他重大问题上,取得认识上的一致,或者基本上的一致。”[2]继而,1月20日冯牧又在中国文联召开的文艺理论批评工作座谈会上的发言《谈文学理论批评工作》里谈到对现代派的批评问题,他说道:“第四,发展社会主义文学和借鉴古今中外文艺,特别是当代外国文艺成果的关系。去年出现了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之争,有同志提出要‘合理地’排斥现实主义,有同志把生产力同创作方法等同起来,说现实主义是蒸汽机时代的产物,这种说法显然是不科学的。革命现实主义不应当排斥其他创作方法,相反地,现实主义必须随着时代的进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自己。现实主义的道路只能越走越宽。不能否定现实主义,也不必否定革命现实主义。文艺创作和外国文艺的关系是借鉴而不是代替。现在有些人硬把世界风行的马尔克斯的文学作品归入‘现代派’的阵营,但只要读了他的作品,就会发现他还基本上是一位进步的现实主义作家。借鉴还是以我为主,在继承我国民族和革命文艺传统的基础之上,借鉴西方包括汲取西方现代派中的精华。我们主张发展社会主义的文学,社会主义文学必须有民族特点,必须和我们祖国现代化的实践密切结合。现代化与现代派完全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现代派是西方资本主义矛盾尖锐化的产物,它不能取代现实主义,更不能代替整个革命文艺。对于这些文艺思想的争论,要正确运用‘双百’方针来解决。只有坚定不移地贯彻‘双百’方针,才能使我们的队伍逐渐迅速地统一思想、统一认识,从而同心协力地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做出我们理所应当的贡献。”[3]同年8月下旬,冯牧又在中国作家协会在大连举办的作家暑期读书班上作的题为《对于社会主义文艺旗帜问题的一个理解》的发言中说道:“现在有的同志提出要‘合理地排斥现实主义’,这实际上是要从根本上摒弃现实主义。有的同志则讲得更加露骨,干脆认为现实主义已经过时了,要用某种西方艺术为圭臬的现代主义取而代之。对这些显然是错误的主张,我们当然是不能接受的。对此,我们必须在理论上澄清是非,明辨方向。”“在探讨社会主义文艺的含义和界说时,不能不涉及目前正在广泛的范围内进行着的所谓现代派问题之争。有些同志认为,这场争论,是艺术问题之争、旗帜之争,是一场要不要走社会主义文艺道路、要不要高举社会主义文艺旗帜之争。意见分歧的核心在于走什么样的道路和举什么样的旗帜。我认为,这场论争涉及到以下一些问题:究竟是批判地、有选择地吸收和借鉴外国文艺的精华(包括西方现代派的有益的东西),还是用西方现代派的文艺来取代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我国正在进行‘四化’建设,我们的文艺是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道路,还是必须走西方现代派的道路?是坚持我国优秀的、革命的文艺道路,发展这个传统,还是全盘否定这个传统,搞民族虚无主义?是不断地丰富、积累、发展文学艺术的经验,还是以‘创新’为名、用西方现代派文艺中那些明显地反艺术规律的所谓技巧和手段来破坏艺术规律?这三个问题是联系在一起的。如果像有些同志所主张的,我们的文艺只能走现代主义文艺的道路,我们难道能够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吗?我们应该充分估计到这场争论的必要性和严肃性,不能认为这是多余的。事实上,这种争论,恐怕也是不可避免的。”[4]

从冯牧发表于1983年的三次关于文艺问题的讲话中可以看出,在1982年关于现代派问题的讨论中,冯牧始终保持了一个文艺理论家的理论上的坚定性。

 

并非多余的话

 

2007年出版了《王蒙自传》(第二部),笔者从其中关于现代派这桩文坛公案的文字中,发现我们做过的正确的事情和错误的东西,都被王蒙拿来为他服务了。不妨引述一段他自传里的文字:

 

当我将乔木对我的意见忠告说给周扬听的时候,周扬立即表示不同意,他说他主张更多的探索,更少的干涉。他后来到处讲“唯陈言之务去”,讲“百虑而一致,殊途而同归”,他甚至在一次发奖会上直截了当地讲王蒙,说王蒙有思想,要鼓励他的探索,不要搞得多了一个部长,少了一个诗人。以至《文艺报》的一些人对周有意见,将所谓批评周扬的“读者来信”转给周扬示威。这是以往几十年他们所绝对不敢做的。十二大后,周已经不是管文艺的副部长,而只是顾问了。但周还是在文艺界管着太多的事,讲着太多的话,他没有适时后撤。这是他不那么明智的地方。也许恰是他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成败利钝,非所计也的地方。

这里边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上海。四篇小文章都发表在上海。后来夏衍写了文章,巴金老也发表了看法,都不赞成那样如临大敌地批现代派。这使得一些不大不小的领导更加不安,似乎是上海在不听招呼,不服管。他们特别不满于曾任夏公秘书,后是《上海文学》执行副主编的李子云同志,认为是李在串连党内外的力量搞异端。几乎将李调出文艺界。

这里最闹不明白的是冯牧同志,他是最最以爱护支持中青年作家自诩的,人人都说他是一个大好人,包括气得一度两人之间不说话的李子云同志,也仍然肯定他是好人。为什么一个现代派问题他激动成了那样,说的话那样带情绪,不惜与那么多人特别是上海的同志决裂……还向一些对他持严重批评保留态度的人物求援,好像他是在只身与现代派血战,身负重伤,快顶不住了。他还发展加码,说是与中央保持一致不仅仅是政治上一致,而且必须文艺思想文艺理论上一致。他能代表中央的文艺思想吗?不太像啊。

《文艺报》的同志也不顺利,他们收获的也不是他们所需要的果实。后来,张光年同志商作协班子决定,《文艺报》改成报纸形式,冯牧改去编《中国作家》杂志。副主编唐因到了文学讲习所(后改名鲁迅文学院)主持工作。编辑部主任刘锡诚到了民间文学研究会。李基凯则不久到美国探亲,没有再回来。我私下认为,这是该时的《文艺报》向周扬叫板的后果。经过改组,这个同仇敌忾的《文艺报》已不复存在,中坚人物各自东西。

我与胡乔木同志也浅谈过这个话题,有一次谈话中胡乔木说“忧患意识”是受了现代派而且是“纳粹分子”海德格尔哲学思潮的影响,我说恐怕未必,忧患云云,更像是从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那里来的,但是胡坚持他的看法,他的知识太多,可能自找了麻烦(现在忧患意识作为一个正面的词,已经出现在党的正式文件中)。胡还专门对我说:“希望对于现代派的讨论,不要影响你的创作情绪。”有言在先。胡向我大骂《当代文艺思潮》,我介绍说,它的主编谢昌余同志曾经在省委主要领导(后在中央工作,地位很高)身边做过一些文字工作,他大说“荒谬”,但态度平和了些。

对这一年的批现代派,各种说法都有,如广东作家们说此事是戏内有戏,戏后有戏。

 

王蒙的想象力够惊人的。他把《文艺报》编辑部在现代派问题上的认识和措施,想象为我们与周扬“叫板”,而“叫板”的结果,是《文艺报》的被改组,从主编冯牧、副主编唐因,到编辑部主任刘锡诚、理论组长李基凯,这些“中坚人物各自东西”,“这个同仇敌忾的《文艺报》已不复存在”了。《王蒙自传》第二部于2007年出版至今已经好多年了,最近他又几乎原封不动地把这段文字移录到了他的新书《王蒙八十自述》里,并且还以《我所经历的几次风波》为题发表在《中华读书报》20131016日的《瞭望》专刊上。其中“现代派风波”一段中涉及到的几位同事和领导如今都已成为故人,仍然有幸活着的鄙人,有责任出来说说当年事情的真相。王蒙说的那个时候,我在《文艺报》工作,我不敢说,批评现代派这件事没有影响到作协党组对《文艺报》班子的看法和信任,并因而产生了改组其领导班子的想法,但我不知道编辑部的“中坚人物”中有哪一位当时是反对周扬的,相反,我们在大的方面,大体上都同意和赞扬周扬同志的“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的思想立场和理论概括,更谈不上与周扬“叫板”,因此而造成编辑部在周扬的意图下被“改组”。且不说那个时候的《文艺报》也并非所有的成员都是“同仇敌忾”、一个鼻孔喘气。我第一次知道周扬关于现代派问题的意见,是从顾驤的《我与晚年周扬师——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一桩文坛公案的前前后后》那篇文章里,但周扬在中宣部部务扩大会议上的发言,时间是1983430日到53日,而不是198210月《文艺报》批评现代派的当时。周扬说:

 

现代派不是不要批评,问题是用什么方法好?是讨论的方法,还是批判的方法?我对某某(按:冯牧)讲过《文艺报》对徐迟的批判我不赞成。他确实没有理论,他讲话随便。他是什么场合与什么人讲的?冒失的批评会不恰当。《文艺报》(是)办得好的。王蒙到我那儿说,他感到有点压力。艺术问题还是采取讨论的方法,不要做结论的方法。艺术方法问题不要做硬性规定,让文艺家自己去讨论为好。这些问题不会涉及四项基本原则,荒谬的意见也可以通过讨论的方法加以澄清。[5]

 

“改组”《文艺报》编辑部的动议,其实更早些时候就有过了,不过不是已经没有实际权力的周扬,而是来自于当时的中宣部长(他在一个会议上说“《文艺报》是‘右派掌权’。”)但那个动议毕竟没有能够顺利实现。如今,30年后,终于在王蒙的自传中看到,由于《文艺报》的“中坚人物”在现代派问题上“同仇敌忾”地向周扬“叫板”,导致了《文艺报》的“中坚人物”的被“改组”,冯牧改任《中国作家》主编去了,唐因改任鲁迅文学院院长去了,刘锡诚调到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去了,李基凯去了美国再也没有回来,未免有点移花接木,天方夜谭的味道。别的同志的被“改组”我不了解真相,不敢乱说,我自己的离开《文艺报》到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去,却无论如何不是因为反对周扬而被“改组”走的,恰恰是周扬同志当面要我到那个由他担任主席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去,担任该会的书记处常务书记,接着被任命为党的领导小组组长(相当于分党组书记)和被选为协会的驻会副主席,做他的助手,协助他主持该研究会的日常工作的。我是被周扬同志提拔了,我成为80年代中国文联当时所属的十个协会中唯一一个解放后毕业的大学生担任协会一把手的青年干部。周扬甚至在我到任后抱病来到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理事扩大会上,当着来自全国各地的理事们的面,向大家介绍我是新来的一位文学理论家。周扬同志要我到民研会去工作,冯牧同志三次表态不同意,“顶”了他的老上级,最后冯牧意味深长地对我说:“事不过三呀,锡诚,为调你的事,我已经顶了周扬同志三次了,你自己解决吧!”我的过失是,当周扬同我谈话后,就认为既然周扬同志亲自同我谈话要我到民研会去,冯牧同志传话要我去,我答应了他们之后,却不懂得人事调动还需要经过我的所在单位中国作协党组的批准,就幼稚地去办了调离手续,因而得罪了中国作协党组书记、从《人民文学》时就是我的老领导张光年同志。当我一旦醒悟到自己的疏忽后,赶忙跑到光年同志家中去说明情况,向他道歉,检讨自己的无知。所幸的是,《文艺报》的“中坚人物”中,唐达成、陈丹晨都不是被“改组”了,而是被提升了。前者当了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其实他是最坚定地主张批评现代派的副主编),后者当了报纸版的《文艺报》的副主编。可惜的是,王蒙的这段描述,当事人冯牧、唐因、唐达成这三位《文艺报》的主编副主编,如今都已成了故人,再也不能出来发言了。如果确如王蒙在他的自传里所说的,张光年把在现代派问题上不能与他同道的冯牧以及他所领导的《文艺报》编辑部进行改组,那就是曾经与同他并肩为新时期文艺奋斗过的冯牧和他领导下的《文艺报》的所谓“中坚人物”们的宿命了。

30年后的今天,回想当时我们《文艺报》的那几个“中坚人物”在现代派风波中的观点和做法,自是有值得自省的地方,譬如在文学观念上,对现代主义文艺缺乏包容和吸收的态度,一笔抹杀,对提倡现代派的批评操之过急,尤其不该拿对新时期文学有开辟之功的徐迟以及几位青年作家是问,把我们的主张强加在别人头上,等等。至于我个人,也许十九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及其作品在我的文学观念的形成上影响太大了,导致了我对现实主义的过于钟情,尽管如此,我也不能违心地承认现代主义是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方向和道路。

2013519脱稿

20131026改定

发表于《南方文坛》2014年第1期。编者有删节。



[1]转自陈为人《唐达成文坛风雨五十年》,第174175页,美国:溪流出版社2005年。

[2]据《冯牧同志在作协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1983115)》打印稿第10页。这个报告没有收入他身后出版的《冯牧文集》五卷本。

[3]冯牧《谈文学理论批评工作》,《冯牧文集》第2卷(评论卷)第404405页,解放军出版社2000年。

[4]冯牧《对于社会主义文艺旗帜问题的一个理解》,《文艺报》1983年第10期;后收入《冯牧文集》第2卷(评论卷)第501502页,第506507页,解放军出版社2000年。

[5]转自顾驤《晚年周扬》第83页,文汇出版社2003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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