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说：现代派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混合体，其世界观是唯心主义的。在艺术观上，现代派不重视生活是唯一的源泉，尤其不重视社会生活。它的特点，一是主观主义的，二是非理性的。它强调艺术的不可解释性。今天，我们要与非理性、唯心主义世界观划清界限。

李陀说：问题的焦点，集中在现实主义的发展问题上。19世纪与20世纪的现实主义有何发展、有何区别？我们往往把好的东西当作现实主义，不注意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20世纪的现实主义吸收了很多现代主义的东西。我不同意说现实主义已经穷途末路了。新时期文学的现实主义，就有很大的发展。如果说“十七年”的现实主义比较单一化，那么新时期文学的现实主义就多样化了。

林斤澜说：现实主义要求真实地反映生活，着重客观描写。否则，就是别的什么主义了。《聊斋志异》所以雅俗共赏，是借助于一些主观抒情的东西。现实主义也要吸收一些主观抒情的东西。当然要合于民族的欣赏习惯。

邓友梅说：这几年的失误，不是现实主义多了、饱和了，而是现实主义还没有讲透。现在的情况是，说洋为中用、吸收和消化为民族的人少了。一个民族总是要不断地吸收新鲜血液。文学是否可以曲折一点反映生活？我主张兼收并蓄，各显其能。吸收最好别叫人看出是学哪一家。也可以有部分同志更多地吸收外国的，也应有更多的同志学中国古代的。

冯骥才说：我个人的创作，正处在一个苦闷期。去年、前年，创作比较沉闷。去年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一篇谈写人生的文章，后来引起了争论，有人误解，以为写人生就不写社会问题了。

洁泯说：小说中采用意识流，属于创作手法和技巧。李国文的《冬天里的春天》里大量运用了意识流和象征主义的手法，但应该说是积极的。

《文艺报》编辑部在中宣部的批准下召开的这个会，一方面对主张现代派的作家们的观点开展学术上的商榷和有限度的批评，坚持在“恢复现实主义传统”口号下发展起来的新时期文学的现实主义道路，另一方面，编辑部在现代派问题上的思想和所采取的措施，又得不到作协主要领导人的支持和认同。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处在了夹缝中。“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问题讨论会”就是在一种特殊背景下召开的。会上的讨论并没有多么深刻，不少人的发言好似是在表态，而对于《文艺报》来说，显然就是张光年所设计的“补救”措施，给人一个“讨论”的印象就足够了。对于我们编辑部，特别是“二唐”两位副主编来说，虽然张光年的日记里记载了他们分别应召到他家里去，表示同意张光年的意见，作为补救措施的座谈会也开过了，但分歧依然是深刻的，在思想深处并没有消弭。

压力下做出退让，但并不情愿

两天后，在11月10日召开的《文艺报》编辑部全体人员会议（讨论制定1983年计划）上，唐达成在评价此前召开的“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问题讨论会”时发言说：“现代派的会开过了，我很震惊。党的“十二大”刚闭幕，全国、全党工作要开创新局面。这个精神，在到会的作家中，一点儿都没有表现出来。没有一个人从这个角度来谈问题。与全国人民的距离太大了。他们一头栽到了‘形式’里。‘形式’固然很重要，但脱离了巨大的历史要求，能建设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来吗？能用共产主义精神陶冶人吗？作家们与全党全国的距离太大了。李陀的发言，与我们的分歧很大。他认为没有‘形式’的大变革，文学要衰落。‘文起八代之衰’。五四时代要摆脱文言文，要打到孔家店。说现在‘形式’束缚着我们不能表现。表现什么呢？他只从‘形式’提问题，西方现代派的思想感情才符合我们的时代。所以，我们之间的分歧是深刻的。现实主义越来越衰微。近一个时期以来，作家们没有写出好作品来，很多作品写的是些闺房趣事；理论家也在提倡现代派。真正的好创作，多出在外地的扎根比较深的作家笔下。如西北的陈忠实啦，路遥啦，邹志安啦，作品如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啦，……”[1]我的笔记中没有记下唐达成指称的李陀这段话，倒是在李陀发表于《上海文学》1982年第8期的《“现代小说”不等于“现代派”》里找到了他的这个观点的完整表述。李陀说：“记得在那个会上（指1980年《文艺报》约集冯骥才、李陀、王蒙、张洁、宗璞、刘青峰等开的一个小会），我谈了文学形式的变革在文学发展中的重大作用问题。我有那样一句话，意思是当前文学创新的焦点是形式问题。结果这观点后来被许多文章‘不点名’地进行批评，意思是不能把形式的创新说成是什么‘焦点’。”

唐达成对这个“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问题讨论会”的感受，其实也是我们的感受。到会的作家们在讨论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问题时，完全不涉及“十二大”的精神，只关注形式的变革，而唐达成的指出，可谓一针见血。后来的许多研究1982年现代派问题的著作和论文，也大多忽略了唐达成所提醒的文学与“巨大的历史要求”的关系这一文学发展无法回避或无法绕过的问题。文学毕竟是意识形态，任何时代、任何国家、任何民族，都概莫能外，想脱离“巨大的历史要求”者，无异于那些想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的人。

年底召开的这次编辑部会议讨论决定，1983年要继续开展两个讨论：一个是现代派问题，一个是人性与人道主义问题。

12月4日，在作协党组扩大会上，张光年有一个发言，批评《文艺报》对现代派的批评。因为是党组的扩大会，所以我也列席了，故而有笔记。张光年说：从版面上看，转载徐迟的文章，同时发表理迪的文章，当然是意在批评徐迟关于现代派的观点。我不是说现代派不应该批评，《文艺报》应该抓，不抓会捂出病来，问题是你们对全面情况的估计不准确，是不是文艺界已经形成了一个现代派？这是一。第二，是对象的选择。徐迟的文章里固然有信口胡说，但他的创作实际却并不是这样的。他在《外国文学研究》上发表了周立波在延安鲁艺的西方文学讲稿，而且在讲稿前面写了一篇《读周立波遗稿有感》，那里面讲的是现实主义。对象选的不准，就难免造成惊慌。王蒙同志找我，求我向《文艺报》的同志们告饶，说他太狂妄了，得罪了《文艺报》的一些评论家！后来问题处理得还比较好。我们谈了几句，意见就一致了。周扬同志也认为大家一致了。由于对象没有抓准，方法就不对了，是用《时代的报告》的方法来批评现代派，我完全可以写一篇反批评的文章。我给徐迟写了信，我不是与《文艺报》为难，而是要保护《文艺报》。如果开座谈会，很可能会出现“真真假假”的效果，事实上就是那样，在会上检讨一番。会后，王蒙到我这里来，说他很满意冯牧同志的意见。[2]

我不知道王蒙对《文艺报》的不满指的是我们在哪些事情上得罪了他，我们甚至都没有把他发表在《小说界》上的致高行健的那封信算作提倡现代派的第四只“风筝”。其时，张光年正在把王蒙从北京市文联调来中国作协任《人民文学》的主编，他们过从甚密，这个背景我们是知道的。如果说我们对王蒙有所不敬的话，那也不过是对他发表的《夜的眼》、《海的梦》等带有意识流色彩的小说，在不同情况下表示过一些非议，甚至批评，譬如在《北京师院学报》编辑部于1980年召开的王蒙创作讨论会上，《文艺报》的阎纲、刘锡诚，《文学评论》的何西来等人的发言，在肯定的同时，也都不同程度地对他的这一组小说发表过一些批评性的意见。难道对您的几篇小说也不能发表一点批评意见吗？1982年在中国作协委托《文艺报》编辑部主办第二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评奖过程中，从全国各地借调来的评论家们组成的预选读书班上，在讨论和提名优秀作品时，大家不约而同地对王蒙的作品全都投了反对票。当我向党组书记汇报时，张光年表现得很不高兴，当即把王蒙的《相见时难》加了进去。这些事，当然通过不同渠道传到了王蒙的耳朵里，也许造成了他对我们编辑部的不满吧。

 由《文艺报》主办、冯牧主持召开的“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问题讨论会”之后，《文艺报》与一些领导者和老同志之间的紧张关系并未因座谈会的召开而得到缓和。一方面，如唐达成在编辑部会议上的发言所指出的，提倡现代派者们闭口不谈文学与“巨大的历史要求”的关系，只讲“形式”的变革才是文学创新的焦点；另一方面，一些老同志继续向《文艺报》施加压力，如严文井于1983年1月19日给张光年打电话，“对《文艺报》批现代派仍然深感忧虑”；20日，叶君健给张光年打电话称，他给高行健《现代小说技巧出摊》写的序言，“据说遭到唐因点名攻击”，要来面谈，并于次日到访，“对唐因在会议上的批评表示气愤”。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