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文人多自谦,戒浮燥,胸怀平常之心,甘为边缘人。粗茶淡饭,布衣裘褐,倒可以冷眼洞察社会,静观人生百态,写出多少能够传世的作品来。——录自随笔《边缘人》(1998)

送钟先生远行

上一篇 / 下一篇  2013-07-01 11:34:00 / 个人分类:艺文随笔

送钟先生远行

 

刘锡诚

 

110凌晨,接到钟少华的电话,告诉我他父亲钟敬文先生于01分在北京友谊医院逝世了。去得很平静。临终前只说了两句话:“我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做。我想回老家去!”对先生的病情,我虽然早已有了思想准备,但噩耗一旦传来,还是给了我重重的一击,喉头顿时被强烈的悲慟所堵塞,眼泪迅即流了出来。我转身对老伴说:“一代宗师辞世了!”先生是个一生物质清贫而精神富有、多经磨难而无私无我的知识分子。他把毕生精力贡献给了中国民俗事业,无疾而终,应该说是功德圆满、非无愧无悔了,可他临终前所牵挂着的,却还是他的事业。

 

回想去年929日(这两个“九”字在中国数字中,是最大数、吉祥数),季羡林等八位著名学人发起,在北大勺园为钟敬文先生九十九岁生日举行庆典,我因扭了腰未能躬逢其盛,甚感遗憾。新年刚过,启功先生又提议,北师大中文系在友谊医院为先生举行百岁华诞庆祝会。在这个祝寿会上,先生的挚友启功先生发表了祝寿辞,并代老寿星切蛋糕给在场的贺客们分食。画家黄苗子和郁风送来了写着“人瑞宗师”四个大字的横幅。现代文学馆馆长舒乙、杂文家牧惠等,纷纷致辞赞扬钟老的精湛学问和高风亮节。那天躺在病床上的先生精神特别好,思维十分清晰,分别与前来贺寿的友人、后学说话。我到先生床前向他祝贺寿诞时,呈给他一本我的近作《象征》作为贺礼,他说:“你若是还在民研会,写不出这么多著作来。”我为他早日康复祝福,祝他健康长寿。

 

日本任教的台湾神话家王孝廉教授得知先生的病情后,专程从福冈飞到北京。19日下午我陪同他到医院去探望先生。同去的还有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的吕微,他带去了他父亲、老诗人吕剑的问候。病房里正在急救,气氛显得有些紧张,但在仪器的帮助下,先生的病情逐渐平稳下来。孝廉在病床旁向钟先生问候和祝福,老先生睁开的眼睛显得疲惫,但思维还像往常一样清晰,他问孝廉:“你是那天来的,那天走呀?”百岁寿庆时我看望先生,他的状态还很好,刚过去五天,如今竟然被病魔折磨成如此的样子,我们不忍心多打搅垂危的老人,便悄悄地退出了病房。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仅仅几个小时后,这位以《西湖漫拾》《荔枝小品》等名篇闻名于20世纪20年代中国文坛的散文家,这位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奠基者,一代人文学术的宗师,就在平静中离开了我们。而我和孝廉、吕微,竟成了最后探望先生的三个学人。生活了整整一百岁,他见证了一个世纪的风雨,他的一生虽然“步履跚”,有时甚至走过“仄径”和“危滩”,但终其一生,他在文学创作和人文学术两个领域里所取得的成就是辉煌的,其道德文章永远为后来者所景仰。

 

我第一次见到先生的场面是永远难忘的,那是195710月,在王府大街甲64号中国文联大楼二楼举行的批判会上。先生坐在那里,被当作乱箭齐发的射击对象。三年困难过去之后,周恩来总理作知识分子问题报告,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发生了一些变化,被错划的钟敬文的处境也随之有了改善。1963年我和另一位同事在李星华的率领下,到李大钊的故乡乐亭县大黑陀采风,回京后邀请乐亭县的皮影戏来京演出。摘掉右派帽子不久的先生应邀来观看演出,并请他为《民间文学》杂志撰写了一篇《看了乐亭皮影戏以后》的随笔。这是他被错划右派以来第一次参加民间文艺界的活动。

 

我与先生在真正意义上的交往,是文革后的事。“四人帮”被捉,国运大变,我回到了文艺界,先后供职于《人民文学》和《文艺报》杂志社,与文艺界的新秀和名流多有交谊。1983年春,我到先生家里约稿,他说了些什么话,已记不得了,他很高兴地把刚写完的一篇书稿的序言给了我。那年,先生已八十岁了,我根据当时文坛的习惯,回避作寿一类的词句,而将题目改为《民间文艺学生涯六十年》,发表在《文艺报》上;发稿时并分别给胡乔木和周扬两位思想文化界的领导人写了信,告诉他们先生八十大寿的日期,提醒他们可能的话给先生写一封祝贺信。过了一些时候,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在西山一处召开学术讨论会,邀我前去,我私下里向主事者延泽民建议,能否为先生开一个名为祝贺从事民间文学工作六十年、实为祝贺八十寿诞的会议。延泽民接受了我的建议,但除了参加学术研讨会的人以外,周扬、林默涵、林林等领导人和友人,以及新华社的名记者郭玲春,则都是由我邀请的。周扬来到会场后问我:“是称钟老同志还是先生好?”我小声问坐在一边的钟先生,他不假思索地说:“称同志吧。”我随即要工作人员把已写好的会标上的“先生”二字改成了“同志”。他是无党派民主人士,但在共和国的事业上,他从不见外,从不把自己当作客人,他一向以“同志”自居。正是在这次会上,宣读了周扬给他写的祝贺寿辰的信,以“成绩卓著,众所共仰”对他评价。

 

那年的下半年,我被调到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主持会务工作。在周扬辞去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主席后,我向上级中宣部干部局力荐由先生担任该会下届主席。从此,给了也我一个一生中难得的机会,作为学术大师钟先生的助手,在他的领导下工作了五年。他在担任民研会主席期间,对全国民间文艺战线的推进,是可彪炳青史的,不仅理论研究开展得蓬蓬勃勃,还开始实施了一项伟大的文化工程——“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普查和编纂工作,他担任了常务副总主编和《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的主编。那几年中,从工作计划到实施细节,从学问方向到具体问题,从人品到文品,先生的耳提面命,谆谆告诫,在我的工作和学术生涯中,发生了重要影响。

 

90年代第一春,我离开工作岗位,专事研究和写作。一年中总要去看望他几次,与他谈话,向他讨教。我承担的中国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研究项目《中国原始艺术研究》,由钟老和林默涵同志两位前辈做推荐人。成果出版后,他又拨冗出席由中国文联研究室召开的座谈会,发表了热情鼓励的发言。我发表的文章,凡是钟老看到并认为写得好的,他都以各种方式给我鼓励。几年前我发表了一篇《钟馗论》的长文,钟老将其选入他主编的《五十年来民俗学文萃》中,并在序言中特别提到了它。去年我又发表了一篇《刘半农:歌谣运动的首倡者》,钟老看到后,给我打来电话,说文章写得好,文中说的有些事情连他都不知道。一次,他说北师大的“民俗学古籍研究基地”要创办一个学术刊物,要我给他一篇高质量的论文。我说:钟老要我写,我定会交一篇,但高质量却谈不上。过了一些日子,钟老竟又亲自打电话来催我,我赶快把手头正在写作的专著《象征论》中的一章《傩:除旧德立新德》,专程送到他的家里。我感到了钟老对我的信任和爱护。

 

近十年的交往中,没有了过去那种工作关系的因素,也不带有任何的功利目的,纯粹是一种心心相印的友谊,十分纯正的友谊。在我的面前,钟老既是老师,又是朋友,在我们之间是一种亦师亦友的关系。我每到他那里去,他总是以平等亲和的态度就一些重要事情征询我的意见,或向我通报一些他自己的重要想法。前年,曾宪梓先生出资奖励一些优秀的师范院校的老师,钟老被列在第一名,他将得到一笔奖金。他把我叫到跟前,对我说,他想将这笔钱设立一个奖学金,专门鼓励后学,问我的意见。关于这个问题,他的公子钟少华到我处时,我们曾促膝讨论过,也发表过我的意见,我当然希望玉成其事。可惜他的这个设想,如今竟成了遗愿。晚年他发表了一篇建立中国民俗学派的演讲,见面时,送给我一份印刷的稿子,征询我的看法,并说在有生之年他要培养出50个博士生,让他们分散到全国各地高校,形成阵容。去年夏天他和启功、季羡林等先生到美术馆观摩画展,要我陪同。参观完画展后,启功先生请吃饭,餐桌上二位前辈大师向我询问报纸上发表的北大反对学术腐败的情况,并嘱我写一篇反对学术腐败的文章。由于事忙,我的文章没有写成,倒是先生写的文章先在《中华读书报》上发表了。

 

敬爱的先生,正直、勤奋、淡薄,是你一生的信条。现在你上路远行了,你的道德文章,将是我们永远坚守的财富!安息吧!

2002117

发表于《文艺报。作家周刊》2002年1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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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G: 悼念 亦师亦友 钟敬文

一笑堂 引用 删除 宁锐   /   2013-07-02 11:51:35
敬爱的钟先生,正直、勤奋、淡薄,是你一生的信条。现在你上路远行了,你的道德文章,将是我们永远坚守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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