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文人多自谦,戒浮燥,胸怀平常之心,甘为边缘人。粗茶淡饭,布衣裘褐,倒可以冷眼洞察社会,静观人生百态,写出多少能够传世的作品来。——录自随笔《边缘人》(1998)

钟敬文的杭州情结

上一篇 / 下一篇  2013-06-30 14:32:04 / 个人分类:艺文随笔

钟敬文杭州情结

刘锡诚

 

一个人的一生中,总有一个令他魂牵梦绕的地方。冰心说过:北京的前圆恩寺,美国的娜安辟迦楼,北京的燕南园,云南的默庐,四川的潜庐,日本东京麻布区,以及伦敦、巴黎、柏林、开罗、莫斯科一切她住过的地方,偶然也会在她的梦中出现,但都不是她的“家”,而只有北京的中剪子巷才是她“灵魂深处永久的家”。散文家兼民俗学家钟敬文的童年是在岭南海边的小镇上度过的,后浪迹于广州、桂林、粤北、香港、东京、北京等许多地方,但若要问他,哪里才是他魂牵梦绕的地方,他会毫不迟疑地回答说是西子湖畔的杭州。他曾在一篇怀念杭州的散文中说过这样的话:“如果我也有所谓‘第二故乡’的话,那么,真该屈指到她(杭州)了。”(《怀杭州》)

 

青年学子钟敬文,因在中山大学受到保守派当权者的打击,于1928年秋怀着愤懣和失意交织的复杂心绪,由南国来到风景秀丽的西子湖畔。西子湖的山水和帝都文化滋育了他的事业,使这个勤勉的年青人,无论在文学创作上,还是在民俗学研究上,都如日中天。受到一种学术追求的鼓舞,他毅然于19344月携箧东渡游学日本。两年后回杭,正欲展翅腾空时,却不料战火烽起,敌人的铁骑向着“六桥三竺”驰骋而来,这个热血青年遂于193710月走上前线,结束了在杭州的6年又10个月的作家兼学者的生涯。对于钟敬文来说,杭州不仅有令他心旷神怡的山水草木,有令他悠然神往的书肆、花纸、神像,有他在湖外柴门里写下的文采飞扬的散文,更有他遗落在山水间和小船上的梦。如今这个已是95岁高龄的世纪老人,在经历过世纪沧桑之后,回首早年在杭城的那段意气风发的日月,还是那样如醉如痴,如梦如幻,还是那样温馨满足,难以忘怀。

 

如果说《西湖漫拾》和《湖上散记》这两本抒情散文集,是钟敬文的杭州遗梦,那是再恰当不过的了。那里面有他的心绪,爱情,友谊,思想,事业,总之,他写下的那些汹涌着情趣和才智的散文,都是他留下的脚印,都是他的杭州情结的见证。

 

广州虽是岭南夷蛮之地,但离开这块养育过自己的热土,对于钟敬文来说,心情自是郁闷而矛盾的。只要一想起岭南的生活来,他的心中总是交织着爱和憎两种截然相反的情感。到杭州三个月后,他在给朋友的复信里说:“岭大(在中山大学之前,他曾在岭大教过书),啊,永远忘不了那珠江南岸的岭大!我从前虽然曾亲用过尽量憎恶去诅咒她魔化了的黑暗。但此刻在我脑子里,却要忘掉她一切的罪过,幽深地追怀着给予我的美好。”他的这种郁闷心境持续了好一段时间。“我现在是有点疲倦了。我需要休息,我需要暂时的休息。而西湖的幽婉、静默,正是一付绝妙的清凉剂呢。我要跃动,我的生命要来长远的跃动。但此刻且让我清闲地躺着吧!”他说。钟敬文天生不是个自甘颓唐的人。“我何曾真的能过着波澜不起的隐者生涯呢?我怒吼,我低泣,我想杀人,我要自灭,……啊,我的心境和行为简直诡幻得像海上不定的晴雨风浪!有人骂我颓唐我承认,有人说我热情我承认,有人称呼我中庸、平正我也承认。但在这些承认之后,我却都不免继以一个冷笑。”(《从西湖谈到珠江南岸》)

 

他来到杭州,靠刘大白的帮忙找到了一份能够糊口的工作,开始在一所商业中学教国文,稍后兼任浙江大学国文讲师。他找到了爱情,当时被他在散文中昵称“蓬”的陈秋帆从上海来到了他的身边,形影不离的生活和炽烈的爱情,使他很快从失恋的痛苦中恢复过来。他交结了许多文友,刘大白,郁达夫,钱南扬,陶元庆……成为相与饮酒倾谈的良伴。

 

以《四库全书》为标志的杭州帝都文化和江南吴越文化,苏堤、灵隐、西泠桥、三潭印月、烟霞洞、西溪等数不清的西湖胜景,暑假时与蓬一起隐居的乡间小屋,都是钟敬文散文创作的摇篮。离岭南北上以来,曾有一短暂时间,他远离了“文艺的园亭”。如今,他又在那温柔澄清的湖水中,在那如天寒倚翠竹的娟媚美人似的环湖山峰中,在碧条翠缕、倒影如画的湖滨岸柳飘拂中,在朗月当空、冰绡薄笼的幽逸情景中,在远山下那所只有他和蓬的两人世界里,找回了蕴藏在心灵中时常涌动着的诗情。他的散文创作,像涌泉喷礴而出,一发而不可收拾,成为他散文创作史上一个最为辉煌的时期。

 

他在杭州写下的散文,取材广泛,意境深邃。既反映了西湖的波光山色,也状摹了杭州的人物世相,既有对六朝古都金陵历史沧桑的感喟,也留下了有关苏州园林行旅的足印。杭州散文里的钟敬文,虽然可视为《荔枝小品》的延续和深化,但新的感受和新的风格,更能显示出这位散文家的身手不凡。即使写西湖的景致,也常以新的视角而给读者以不同凡俗的新鲜感。要么是遥望雨后西湖的迷蒙风致(《到烟霞洞去》),要么是“湖烟湖月荡西泠”,近处繁灯灿然、人影凌乱,远处山水苍茫、空阔幽然(《泛月》),要么是鼓棹西泠去殇残荷(《残荷》),要么是到韬光庵去赏瑞雪(《西湖的雪景》)。这种视角的独立奇行,显示出作者审美的不凡。不论着笔何处、状摹何物,他都把自己当时的感受和处境、把人生的境遇和沧桑,不留痕迹地融入到字里行间。这也就使他在杭州写作的许多原本就风格清淡、意境幽远的散文,跳出了仅仅咀嚼个人小小悲欢的狭小境界,而相对地加重了些许社会的和历史的厚重感。

 

而那些记述人物的散文,不仅给读者描述了若干人物的肖像、性格和事业,我想,更重要的是使生活在今天的我辈,能够从中了解到一些2030年代杭州文化界的情况。创造社的郁达夫,于19334月也由上海移居杭州,住在城东官场弄的一个废庵堂里,与先生比邻而居,因而有机会多所聚谈。50年后,钟敬文以耄耋之年曾几度去寻找郁达夫住过的那个“风雨茅庐”,并口占一首小诗:“酒酣议政更衡文,当日城东是比邻。垂老重来寻故宅,海天何处吊诗魂。”当他终于找到那个处所之后,却又感慨系之。钟敬文在他的散文里,不仅描写了郁达夫当时的窘困生活处境和萎靡精神状态,也描写了或提到了与郁达夫关系密切的文化人,如离开上海时向他赠诗题诗的柳亚子和鲁迅,如刚出版了《子夜》的茅盾,如第一次陪同先生趋访郁达夫的诗人汪静之。尽管此时的杭州,常有来自上海的文化人,但比较起作为文化中心的上海来,杭州无异于一个宁静的、可以避风的美丽港湾。鲁迅却不这样看。他担心郁达夫在杭州这样的地方,会萎顿下去。他给郁达夫写了这样的诗幅:“钱王登遐仍如在,伍相随波不可寻。平楚日和憎健翮,小山香满蔽高岑。坟坛冷落将军岳,梅鹤凄凉处士林。何似举家游旷远,风波浩荡足行吟。”朋友也对钟敬文说,担心宁静、柔婉的生活,会把他那“平昔蜚扬的英气消磨”掉。钟敬文对此论颇不以为然,说他已爱上了这个宁静、柔婉而又朴素的杭州。历史已表明了,30年代在杭州生长起来的文化,毕竟是一种略带闲适的边缘性文化,缺乏些磅礴的大气。

 

经过心理上和情绪上的调整,钟敬文逐渐融入了杭州人的生活和文化。他不再满足以写作散文来抒发自己的情怀和抱负了。他的兴趣开始发生转移。他要深入研究中国的文化了。他踌躇满志地重新捡拾起在广州就作出了初步成绩的民俗学研究,并开始从民间传说故事着手,陆续撰写了一系列颇有学术见解的论文,如《中国的天鹅处女型故事》、《中国的地方传说》、《中国水灾传说》等。他还花费了相当的精力于《山海经》的研究。他这时在民俗学上的研究及其成果,无论就其学养而言,还是就其达到的学术高度而言,大有异峰突起之势,为杭州及周围地区的同行所艳羡。1930年夏,他与浙大中文系的钱南扬、宁波的娄子匡、当时在杭州的前北大宗教学教授江绍原一起,筹备成立了中国民俗学会,倡导开展民俗的搜集和研究。他本人参与编辑出版了几种民俗刊物和报纸副刊,极力张扬民俗学。他编的《开展月刊·民俗学专号》和《民俗学集镌》,至今还是民俗学者们的重要案头参考书。杭州中国民俗学会的影响渐渐扩大,省内的宁波、绍兴、湖州和永嘉和东南沿海地区相率而起,纷纷成立民俗学团体。杭州民俗学的兴起,继承了始之于北京大学、继之于中山大学的民俗学研究传统,成为现代中国民俗学史上的第三个高潮期。

 

钟敬文痛感为传统的研究方法所囿,难于再成就大业,决定暂时离开杭州,东渡日本留学深造。他在东京两年,主要研究和吸收日本学者并通过日本学者借鉴欧洲学者的研究方法。即使在异国他乡,他也仍然眷恋着曾经留下他温馨之梦的西子湖。杭州不仅还有他苦心搜求到的几千册书,更令他无法忘怀的是他已经开始的事业。他想念杭州。他急于归国。他的负箧归来,促使他本人以及杭州的人文科学研究出现两大变化。一个是他引进了外国的主要是日本的民俗学研究方法,并对已经习惯了那种研究方法进行改造。一个是受西方和日本民俗学的影响,对民俗的对象范围有了更全面的理解。如果说,几年前,杭州的波光山色曾经那样强烈地激发起他的感兴,他曾多少次地欣赏着它所具有的幽静、柔婉和朦胧的美,那么,如今,杭州街头的花纸、木刻、神像等民间艺术,则成了他的新的关注点。他毅然与同事施世珍共同主持筹办了在杭州文化史上的第一次“民间图画展览会”,并撰写了《民间图画展览会的意义》和《被闲却的民间艺术》等文章。他还指导几个中学教师开展了杭州东岳庙及其庙会调查。杭州的自然和文化环境,并没有如朋友所说的“消磨”掉他的意志,他还是那个富有活力的青年。他对杭州地域文化的热爱和探索,不仅开拓了自己的学术研究领域,也为杭州的文化界开了一个新生面。

 

日军的铁蹄打破了杭州的宁静。杭州的“六桥三竺”在呻吟。钟敬文不得不中断自己的学术研究,踏上抗日的征途。钟敬文的杭州梦在硝烟中破灭了。当钟敬文再度来到杭州寻梦时,已是50年之后腊梅花开的季节了。

                                                                                 1998316

 

发表于《文化交流》(杭州)1998年第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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