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文人多自谦,戒浮燥,胸怀平常之心,甘为边缘人。粗茶淡饭,布衣裘褐,倒可以冷眼洞察社会,静观人生百态,写出多少能够传世的作品来。——录自随笔《边缘人》(1998)

【旧作】马克思恩格斯与民间文学(下)

上一篇 / 下一篇  2013-03-21 16:40:57 / 个人分类:理论探索

马克思恩格斯民间文学

 

(下)

 

刘锡诚

 

 

 

马克思、恩格斯对阶级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中被压迫人民的民间文学有更深刻的了解。

 

他们在研究这些历史时代的民间文学作品时,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出发,根据时代的要求和是否反映了作品所由产生的时代真实的原则,对作品进行了审查,从而提出了批判地研究并接受民间文学遗产的口号。这条原则和口号,仍是我们今天的民间文学研究工作中应当加以继承和发展的。

 

前面提到的恩格斯在早年写作的《德国民间故事书》一文,驳斥了当时德国的所谓浪漫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的约赛夫·戈奥列斯的观点:在浪漫派宣传泛日耳曼主义、沙文主义的反动活动猖獗的时候,提出历史的、批判的原则是适时的、迫切的。

 

恩格斯从两方面肯定了中世纪的德意志民间故事书,即娱乐劳动者的使命和认识教育的使命。“民间故事书的使命是使一个农民做完艰苦的日间劳动,在晚上拖着疲乏的身子回来的时候,得到快乐、振奋和慰藉,使他忘却自己的劳累,把他的贫瘠的田地变成馥郁的花园。民间故事书的使命是使一个手工业者的作坊和一个疲惫不堪的学徒的寒伧的楼顶小屋变成一个诗的世界和黄金的宫殿,而把他的矫健的情人形容成美丽的公主。但是民间故事书还有这样的使命:同圣经一样培养他的道德感,使他认清自己的自由,激起他的勇气,唤起他对祖国的爱。”[16]

 

恩格斯所以开宗明义对德国民间故事书做出这样的评价,是因为它从中看到了“时而带有很大的淳朴性,时而带有绝妙的幽默感”,“很能满足人们愿望的故事”,看到了那“有大胆的年青而又崭新的感情,可以作任何一个漂泊的学徒的榜样,虽然他现在还不必去同蛟龙和恶人作斗争”的英雄人物(《天下无敌的吉格甫里德的故事》);看到了“以青年的力量抵抗查理大帝的专制君的权力和在国王面前也不怕用自己的手来为受到侮辱报仇的大胆的倔强气概和不可制服的反抗精神”(《海蒙的孩子们》、《佛尔图纳特》)。

 

在这篇文章中,恩格斯在评价民间故事书的同时,提出了一项极为重要的标准:凡是优秀的民间故事,必须具有“丰富的诗的内容、极有风趣的机智、十分纯洁的心地”,“具有健康的、正直的德国精神”,此外,还“应符合自己的时代”的要求——争取自由的斗争、对贵族压迫的反抗,同虔信主义、禁欲主义残余的斗争。恩格斯愤慨地反对把往昔理想化、反对德国浪漫派和神话学派对古代残留物的迷醉,明确地提出在整理和改写民间故事书的时候,首先要遵循其思想倾向,而又不损害其艺术价值,要用严格的历史批判的精神一一进行检验,把杂有迷信的污秽和不合时代要求的东西加以摒弃。

 

在另一篇《吉格甫里德的故乡》的文章中,恩格斯对英雄人物的魅力作了心理的分析:“吉格甫里德的传说中具有如此巨大的魅力的是什么?不是故事本身,不是卑鄙无耻的叛变行为……而是其中所包含的深刻的意义。吉格甫里德是德国青年的代表……我们都感觉到那种对功勋的渴求,那种对传统的背叛,这些传统被吉格甫里德撵出了他父亲的城堡;我们必须彻底反对在新事物面前的无休止的动摇、庸俗的胆怯,我们要跃进到自由世界的疆域,我们要忘掉无穷的忧虑,力争生活的桂冠——功勋。”[17]

 

他们不仅注意到民间故事的思想意义,从而向它们提出了思想方面的要求,他们还看到了民间故事的民族性、地域性及其不可复现的美。正如他们在评论格林兄弟的儿童和家庭故事时所指出的:“自从我熟悉德国北部草原以后,我才真正懂得了格林童话。几乎在所有的这些童话里,都可以看出它们产生在这种地方的痕迹,这地方一到夜晚就看不见人的生活,而人民幻想所创造的那些令人畏惧的无定形的作品,就在这些地方孕育出来,这地方之荒凉就是在白天里也会叫人害怕的。这些作品体现了草原上孤独的居民在这样风号雨啸的夜里,在祖国的土地上散步或从高楼上眺望一片荒凉的景象事心中所起的情绪。那时候从幼小就留下来的关于草原风雨的印象,就浮现在他的面前,就采取了这些童话的形式。”恩格斯在这里特别强调地指出了这些童话的“地方的痕迹”,倘若“在莱茵或是西瓦比亚地带”,就不会出现这样的作品。[18]任何民族的民间故事之所以创造出那么多为本民族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象,以及具有那样独有的民族特点和引人的艺术感染力,是与该民族、该地区所孕育的人民的幻想紧密联系着的。人民的创造力就在这样的丰饶的土地上酝酿和培育起来。恩格斯的这一论点,与民间文艺学中的外来学派的观点恰是针锋相对,后者否定民间故事的创作的个性和民族特点,从而否定了劳动人民的艺术创造力,把民间故事的发展归结为“外借”、流传和“国际渗透性”的结果。

 

马克思、恩格斯在期文章和信札中运用了大量的民间文学中的形象和引文,借以发挥自己的论点。可以看出,他们除了把民间文学作为认识历史的重要资料而外,还将其作为组织群众和唤醒群众的工具,即作为阶级斗争的武器。

 

恩格斯对一支小小的丹麦民歌《提德曼老爷》颇感兴趣,并于186264日在写给卡尔·济贝尔的信中说道:“好像我在巴门同你谈过一支短小的丹麦民歌,它是我在一本《英雄诗歌集》中看到的,现在专门为你译成德文诗。”[19]1865127日在给马克思的信中,又谈到这支民歌:“我给这些家伙(指《社会民主党人报》——引者)寄去了一首短短的关于提德曼的丹麦民歌,提德曼由于向农民征收新税,被一位老人在司法会议上打死。”[20]恩格斯在阐述报刊应当登载这支民歌的理由时说:“这种行动是革命的,根本不应该惩罚,而且它首先反对的是封建贵族,这也是报纸应无条件反对的。”[21]从后来1885515日给海尔曼·施留特尔的信里我们知道:“在外国的诗歌中,我只知道那支绝妙的古代丹麦民歌《提德曼老爷》,……刊登在柏林《社会民主党人报》上。”[22]恩格斯喜爱这支民歌当然并非完全因为它是“反对封建贵族的”,而且还因为它有“自然地、引人欢乐的调子”,是一支“最生动的民歌”。恩格斯在文章和信札中还借用了许多政治讽刺民歌,用以说明他所处的社会环境,讽刺统治者和他的论敌。在1886412日给倍倍儿的信和《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中,曾两次提到在1848年革命时期还流行着的十六世纪以来的两支“最好的政治民歌”,一支是关于市长切布的歌子,一支是关于德罗斯特·菲舍林男爵夫人的歌子。他指出,这两首歌子的“叛乱精神”,在当时的普鲁士自由主义者,特别是莱茵省的自由主义者中间“简直使一些老年人震惊”。[23]

 

恩格斯在185627日致马克思的信中,满意地谈到一支反对路易·波拿巴的歌子,他很巧妙地说,巴黎的学生们当路易·波拿巴同他的妻子到奥狄翁(Odén)剧院看戏的时候,当着他的面唱这支《弗兰·布瓦西先生》的歌子,把他喻为一个“小小的芥子商”。巴黎的工人们也唱,但遭到了警察们的禁止。[24]在给泰奥多尔·库诺的信里谈到伏柏塔尔的空虚和沉闷笼罩着杜塞尔多夫,德国显得死气沉沉的时候,说:“总有一天,我们将驱散空虚和烦闷”,并引用了一支意大利40年代流行的歌子:“如今,如今,永远是如今,如果我们如今开怀畅饮,那我们当即就把钱付清!”恩格斯在歌子的后面紧接着补充了一句:“但是,为畅饮付钱的,应当是资产者。”[25]

 

188879,恩格斯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其中引了一支关于牧师的英国古代歌谣。歌谣中描写的布雷牧师,是一个在政治上善于以蜥蜴式的变色行为适应时政的教权分子:

 

有桩事情倒是真,

至死不会有变更:

不管谁来当皇上,

布雷的牧师要当成。

 

这支歌谣是160多年来在英国流行的、一直受欢迎的“唯一的一首政治民歌”。恩格斯认为它之所以受到如此广泛的欢迎,得到流传,“在很大程度上也得归功于它那出色的调子”。恩格斯引用这支民歌并不是无的放矢,而是为了影射当时的现实,讽刺执政的统治者。因此他说:“对今天我们德国的情况来说,这首民歌也丝毫没有过时。不过,我们在这段时间内照例前进了。这位威风凛凛的独特的牧师,只是在每次更换帝王的时候才改换自己的假面具。可是在我们德国人这里,有一位真正的布雷的教皇,……他毕竟是以那种帮助他经过一切政治风浪保住了自己阵地的勇敢精神而大大自豪的呵!”[26]

 

1845年马克思、恩格斯的战友威·沃尔弗在一本旧书里发现了一支《一个忏悔者的歌》,并且利用其进行反宗教的宣传。这支歌发表后,立刻引起了恩格斯的注意。30年之后,1867年,在他写的《威廉·沃尔弗》一文中,不仅提到了这支极有说服力的歌子,并且全文引用了它。[27]从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引述的民间文学作品,我们间接地看到了他们对民间文学的这种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和观点。

 

恩格斯不仅仅在论著和书信中运用并论述民间文学,而且写过一篇专门论述爱尔兰歌谣和歌手的珍贵论文。[28]恩格斯终生对被压迫、被奴役的爱尔兰人民的命运保持着深挚的同情,若干次论述过他们的历史,并写成了《爱尔兰史稿》。在《爱尔兰歌曲集代序》一文中,恩格斯给予爱尔兰民间歌手的历史功绩很高的评价,认为统治者“英格兰人把它们看作是民族的、反英格兰的传统的主要代表者,并不是毫无理由的”。他特别提出了歌颂爱尔兰传说中英雄巨人芬·马克·夸尔的古老的歌谣,歌颂爱尔兰首领与Sassenach(英格兰人)鏖战的歌谣,因为这些歌谣“颂扬了当代为独立而战的爱尔兰首领的功勋”。恩格斯以沉重的心情谈到悠久的爱尔兰民族传统被英格兰殖民主义者毁灭了,连保存这种民族传统的弹唱诗人和行吟歌手也被杀绝。“他们的名字被遗忘了”,但是“他们给自己被奴役然而未被征服的人民留下了最优秀的遗产,就是他们的歌曲。”

 

这篇文章除了谈到到爱尔兰人民所遭受到的悲剧的命运以及他们的歌谣的可贵的思想内容之外,还谈到它们的艺术上的特色——“这些歌曲大部分充满着深沉的忧郁”。他认为这种艺术上的“忧郁”就是政治上“民族情绪的表现和反映”。

 

《爱尔兰歌曲集代序》是一篇难能可贵的论文。恩格斯在这篇论文中对爱尔兰歌谣的论断,为我们研究和评价被压迫民族的歌谣乃至一般的民间文学提供了理论武器:把被压迫民族的民间文学同他们被压迫的民族命运联系起来,去研究这些作品中所反映的人民的愿望——民族情绪。

 

总括起来,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阶级社会的民间文学中看到了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的真实反映,从而丰富了自己的政治观点;看到了并广泛地运用了民间文学的深刻的人民性和革命性,作为政治斗争的有力武器,驳斥论敌、抨击当时的社会。马克思、恩格斯不仅重视民间文学的健康的思想内容和所反映的政治情绪乃至群众的偏见,而且重视它们的完美的艺术形式——广为流传的条件之一。他们不但没有将过去社会的民间文学理想化而加以全部肯定,全盘接受,而且还看到了它的历史局限性和落后的、封建的因素,如迷信、宗教的影响等,从而坚决地提出了批判地接受的观点。

 

 

19世纪40年代之后的德国,阶级斗争异常尖锐。随着“那些即使是在君主专制制度下也因教育和生活状况而能够得到一些政治知识并形成某种独立政治信念的阶级中的大多数,渐渐地联合成一个反对现存制度的强大集团”,[29]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就加剧了。而作为这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尖锐化的标志的,就是“开始于1944年西西里亚和波西米亚的工人起义”。西西里亚织工村裴塔斯瓦尔德和兰根比罗的织工起义的爆发,给当时寄寓巴黎的马克思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因此他曾以极大的惊喜和敬佩的心情谈到这次起义及在这次起义中产生的工人歌谣。

 

马克思在《评“普鲁士人”的<普鲁士王国和社会改革>一文》中写道:“首先请回忆一下织工的那支歌吧![30]这是一个勇敢的战斗的呼声。在这支歌中根本没有提到家庭、工厂、地区,相反地,无产阶级在这支歌中一下子就毫不含糊地、尖锐地、直截了当地、威风凛凛地厉声宣布,它反对私有制社会。”[31]为了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对工人歌谣的评价,我们在此不妨将其和对农民的(包括农民起义的)歌谣,甚至对资产阶级革命初期人民大众的歌谣的评价加以对比。

 

他们对农民政治歌谣的评价,以前面提到的恩格斯于1885年写给格·史略特的信为最重要。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出版社曾打算出版一本从农民战争开始、在历次革命运动中发挥作用的革命诗歌和歌谣集。格·史略特以出版社名义要求恩格斯就下列问题作答复:英国宪章运动中是否有杰出的普遍意义的诗作;恩格斯是否知道有1618世纪历次农民运动时期的诗;1848年德国是否有普遍意义的诗作。

 

恩格斯的答复要点如下:

 

“至于说到诗作,那末《上帝是我们的堡垒》这一颂歌是农民战争的《马赛曲》。虽然这支歌子的歌词和曲调充满了胜利的信心,可是在今天却不应该这样去理解它。……但是,早在那个时候,雇佣兵就在为我们的民歌中占有重大的地位了。”

 

恩格斯这段话说明,类似《上帝是我们的堡垒》这样的作品,本质上虽不是革命的歌谣,然而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却带有革命的意义,成为农民战争中的《马赛曲》。从另一方面看,这种歌谣在某个历史时期曾经起过一定的革命作用,而后来便失去了原先的革命意义,即使是这样,我们也不能不承认它是革命歌谣。恩格斯在这封信里,同时举出的那支丹麦小民歌《提德曼老爷》,他在别的地方曾说“这种古老但有力的歌谣,是百分之百地有它的地位的。”

 

他的复信的另一个重要论点是:“一般说来,过去的革命诗歌,除了《马赛曲》而外,近来很少能够引起革命的印象,因为要影响群众,就应当把当时群众的偏见也反映出来。”过去的革命诗歌,既然应当反映当时群众的偏见(当然这偏见也包括他们的政治见解和主张),因此就不能不像恩格斯所说的,甚至连宪章派的诗歌里也有着宗教的胡说。《马赛曲》之所以例外,因为它不仅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号角,而且也在某种程度上是为国际无产阶级所接受了的。

 

恩格斯在《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一书的开头,援引了1848年革命时期在南德广泛流行的一支迭句,而这支歌子又恰是他在给史略特的信中所举的“流行最广的”两支歌曲之一:

 

赫克尔、司徒鲁威、布伦克尔、

勃鲁姆和采茨,

把所有德意志君主都打倒杀死!

 

接着恩格斯指出,这段歌词在“从普法尔茨到瑞士边界的所有道路上和旅店里”广泛传唱着,它“总括了‘维护帝国宪法大起义’的全部性质”,“描绘出了这次起义中伟大人物的最终目的、值得赞美的坚定信念和令人肃然起敬的对‘君’的憎恨,同时也描述了他们对于社会关系的和政治关系的全部观点”。[32]

 

从上述几段文字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对工人阶级的歌谣的评价和恩格斯对农民政治歌谣乃至资产阶级革命初期阶段上人民大众的歌谣的评价是有所不同的。马克思(恩格斯也一样)从农民歌谣中看到的,是它们反映了农民群众“对于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的全部观点”,甚至“偏见”,而在工人歌谣中则看到了先进的无产阶级的彻底的革命性和为自身及全人类解放而斗争的自觉性:“它反对私有制社会”。而这种阶级意识,就是在无产阶级尚未由自在的阶级变为自为的阶级、尚未成为一种自觉的政治力量之前也是不可能有的。当然,这是与无产阶级的成熟程度有关的,因此马克思说,“西西里亚起义一开始就恰好做到了法国和英国工人阶级起义结束时才做到的事,那就是意识到无产阶级的本质。”[33]恩格斯对西西里亚织工的这次起义也不曾保持沉默。德国大诗人海涅的《西西里亚织工之歌》的写作,不可能不受到工人的诗歌的影响,恩格斯在巴黎读到他的诗,就在给《新道德世界》写的英文通讯里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写道:“……我担心它(指海涅的这首政治诗——引者)在英国会被认为是侮辱宗教的。不管怎样……我只指出一点,那就是这首歌暗中针对着1813年普鲁士人的战斗叫嚣:‘国王和祖国与上帝同在!’……这首歌的德文原文是我所知道的最有力的诗歌之一。”[34]

 

马克思、恩格斯虽不是专门研究民间文艺或民族学的学者,但他们在民间文学领域中的学识的渊博和见解的卓越,实为任何专门从事民间文学研究的学者所钦羡。他们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分析、研究、甄别、选择他们所拥有的民间文学材料,使一堆杂乱无序的材料为阐述自己的论点服务。他们就其所接触到的材料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们的论述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民间文艺学的基础。

1962529

 

(原载《草原》1963年第2期,呼和浩特;收入作者《原始艺术与民间文化》(“中国民间文学理论建设丛书”),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88



[1]这本纪念册中的民歌,一部分已译成中文,见《马克思恩格斯收集的民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

[2]威廉·李卜克内西《忆马克思》,见《回忆马克思恩格斯》,第129页,人民出版社1957年。

[3]《啊,斯特拉斯堡!》的全文,见《马克思恩格斯收集的民歌》一书。

[4]·库格曼《伟大的马克思的二三事》,见《回忆马克思恩格斯》,第327页,人民出版社1957年。

[5]恩格斯《德国民间故事书》,见《马克思恩格斯论文艺》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66年。关于恩格斯青年时代研究《吉格甫里德》故事的情况,可参阅江绍原先生《恩格斯论德国民间传说中的英雄龙鳞胜和》一文,《民间文学》1961年九月号。

[6]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思想体系》,见《马克思恩格斯论文艺》第一卷,第13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

[7]马克思《一八四四年的经济学—哲学手稿》,见《马克思恩格斯论文艺》第一卷第20420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

[8]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见上引书,第207页。

[9]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24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

[10]同上引书,第54页。

[11]同上引书,第59页。

[12]同上引书,第136页。

[13]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3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有些学者片面地理解了马克思给神话所下的定义,只把神话了解为对自然(狭隘的)的“不自觉的”艺术加工,而忽略了这里所说的“自然”,也包括社会形态在内。

[14]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2113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

[15]以上引文均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3114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

[16]《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4卷第40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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