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与民间文学

（上）

刘锡诚

科学共产主义的创始者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给我们留下了极为丰富的哲学、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论著，而且也在文学研究的领域里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遗产。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民间文学的言论和观点，成为我们的社会主义的民间文艺学的重要理论基础；而为了更有系统、更有成效地接受这宗珍贵的理论遗产，就必须对他们的有关言论和观点进行系统的整理、研究与阐发。

一

马克思、恩格斯在民间文学领域中的兴趣是极为广泛的。在他们的青年时代，已经表现出不不仅是民间文学、民间艺术的高超的鉴赏家，而且是有深刻见地的评论家。马克思还在20岁左右在波恩大学法律系读书的时候（1835—1836），除了研究法律、哲学和历史外，还研究过希腊和罗马的神话及艺术史，探讨过荷马的史诗，而且把对这些研究对象的深湛的见解写在了他的论文《关于伊壁鸠鲁、斯多葛派和怀疑派哲学的笔记》中。他在繁忙的科学研究工作之余，热爱着各国的民歌，而且曾经把一些精心挑选过的抒情民歌，抄录在一本纪念册上，赠送给他的未婚妻燕妮·冯·威斯特华伦。[1]马克思所挑选的这些民歌，大部分都是歌颂忠贞、歌颂能克服任何障碍的深厚的爱情的民歌，而删除了其中的一切庸俗的和市侩的东西。从中可以看出，青年时代的马克思已经用新的观点对待民间创作了。从马克思的传记中，我们知道马克思能编述许多精巧的故事，常常同亲朋们一起唱民歌。据李卜克内西的回忆，他们流亡在伦敦的时候，便常常唱一支叫做《啊，斯特拉斯堡！》的民歌。用李卜克内西的话说，这支歌是属于“感情洋溢的歌和关于‘祖国’的‘爱国’歌”[2]之列的。恰巧，我们在上述的马克思的纪念册中也发现了这支歌；在这支歌里描写了战乱的时局给普通人民带来的灾祸——“啊，斯特拉斯堡，你是多么美丽、富足。你给士兵们准备了已经掘好的坟墓。”[3]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另一位友人路·库格曼医生的女儿弗·库格曼的回忆，“马克思特别喜爱这些（指爱尔兰——引者按）动人的歌曲，因为他们一家都深切同情不幸的被压迫的爱尔兰。”[4]

恩格斯在青年时代曾改编过浮士德、阿哈斯菲尔和《野蛮人》等民间传说，对吉格甫里德这个德国传说中的英雄人物及大批民间故事书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并且在他十九岁时便发表了他的著名论文《德国民间故事书》。[5]在这篇论文中，恩格斯已经明确地提出了对待过去的民间文学遗产应当采取批判的态度。他的这种文艺观，已经远远超出了同时代的资产阶级民间文艺的研究家及文艺学家戈奥列斯等人，而为后世的民间文艺学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的根据。

马克思、恩格斯终生对民间文学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在青年时代如此，在晚年也从未减弱。恩格斯在成为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之后，在他五十岁的那一年（1870），还写作了《爱尔兰歌曲集代序》一篇专论，对爱尔兰民族的歌谣和歌手表现了极大的兴趣和深切的同情。

当然，对于我们的社会主义民间文学理论建设来说，更为重要的不是他们对民间文学的一般兴趣，而是他们在不同时期所发表的有关言论与思想观点。

二

在探讨马克思、恩格斯的民间文学观时，他们对原始社会及其意识形态和人类文化史的研究，是应当特别引起注意的。他们对于这些问题的深刻的见解，不仅写在恩格斯所著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而且在这本书以前的其他著作中已有过论述，如《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等书。这些著作中对原始文化的发展的论述，对于我们理解艺术的起源及其早期的发展形式，其中包括民间文学，有着极重要的意义。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正确地阐明了劳动在人的形成过程中，以及人的意识和语言的形成过程中的巨大作用，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解决了艺术的起源问题——在人类集体的自觉的生产活动中产生了艺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合写的《德意志思想体系》中也作了原则性的论断：“思想、观点、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同人们的物质活动和物质交往交织在一起的，同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6]马克思在早期的一部著作《一八四四年的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写道：“社会人的感觉是和非社会人的感觉不同的。只有凭着从对象上展开的人的本质的丰富性，才能发展着而且部分地第一次产生着人的主观的感受的丰富性：欣赏音乐的耳朵，感到形式美的眼睛，——简单地说，能够从事人的享受和把自己作为人的本质力量来肯定的各种感觉。”接着，马克思得出结论说：“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只凭着相应的对象的存在，凭着人化了的自然，才能产生。”[7]后来，马克思又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说：“当消费从其最初的自然的粗糙性和直接性中摆脱出来”时，艺术才能产生；而“一件艺术品——任何其他的产品也是如此——创造一个了解艺术而且能够欣赏美的公众。”[8]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一系列论述，旨在说明人类的意识、思想，也包括艺术，起源于人的劳动活动之中，从而否定了形形色色的错误的艺术起源学说。

民间创作是与人类的历史发展相联系的，因此从其中可以找到历史生活的回响和遗迹。民间文学诗意地反映了历史现实，奇特地伴随着历史的发展，但它本身又不是绝对符合历史真实的历史文献。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研究、征引和评价前阶级社会的口头创作时的最大历史功绩，是他们创造了将任何民间文学现象同产生这些现象的历史现实联系起来，把社会—民族学的方法同民间文学的美学评价结合起来研究的范例。从此，民间文学的研究领域中出现了一种新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和历史观指导下的新观点、新方法论体系；从此，资产阶级的世界主义的形式主义方法论，再也不能成为国际民间文学研究中的进步的、主导的力量了。

马克思、恩格斯对阶级社会以前的社会形态下的口头文学的发展，给了科学的、历史的论述，他们认为这个时期，特别是它的后期，口头文学的发展达到了一个高峰。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荷马的史诗和全部神话”是“希腊人由野蛮时代带入文明时代的主要遗产”之一，而在荷马的史诗中，特别是在《伊里亚特》中，反映了“野蛮时代高级阶段的全盛时期”。[9]同时，恩格斯根据马克思的论述，把前阶级社会的口头文学分为两个时期：神话时代和英雄时代。这两个互有联系又互有区别的时代的民间文学，总括起来反映了父权制同母权制的斗争，而最终，母权制让位给新起的父权制，用恩格斯的话说，即“女性的具有世界意义的失败”。[10]即使这样，恩格斯仍然将这两个时期加以区别，他说：“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神话中的女神的地位表明，在更早的时期妇女还享有比较自由和比较受尊敬的地位，但是到了英雄时代，我们就看到妇女已经由于男子的统治和女奴隶的竞争而降低了。”[11]恩格斯为了论证这一命题，还运用了古代斯堪的纳维亚的《Völuspâ》（神的薄暮与世界灭亡之歌）的材料，从其中“兄弟们将互相仇视，互相杀戮，姊妹们的儿子们就要毁坏亲属关系”的歌词，得出了“甚至在产生《女预言者的预言》的海盗时代，在斯堪的纳维亚关于母权制的回忆还没有消失”的结论。[12]此外，他还引用过《尼伯龙根之歌》、《希尔德布兰歌》、《谷德隆》各等材料。恩格斯在论述《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时 ，更是大量地、然而是有选择地援引了民间文学的材料，把它作为人类历史发展的旁证之一。我们从这些例子中，不仅可以看到民间文学材料是怎样反映了历史现实，成为真正的历史的伴随着，而且可以看出马克思、恩格斯对待这些材料的态度和看法。

马克思、恩格斯论述前阶级社会的民间文学的第二个贡献，我以为，是指出了史诗等艺术的某些形式，是在艺术生产一旦出现之前就已经产生并且达到其全盛期的，而在“艺术生产一旦作为艺术生产出现，它们就再不能以那种在世界史上划时代的、古典的形式创造出来”；给神话的创造下了准确的科学的定义：“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神话是“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13]，从而在对艺术发展的具体分析中，得出了艺术的“一定的繁盛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艺术发展规律。这个规律对于评价一般的民间文学的发展，当然也是极为重要、而且完全适用的。他写道：“在艺术本身的领域内，某些有重大意义的艺术形式，只有在艺术发展的不发达阶段上才是可能的。”[14]在这里，马克思不仅看到了艺术发展同社会发展之间的这一矛盾，而且分析了这一矛盾所以产生的原因。他说：另外的一种社会发展——“这种发展排斥一切神话地对待自然的态度和一切把自然神话化的态度”——便不能为古典神话提供土壤。同样，根据马克思的论断，与一定的历史时代相关联的民间文学形式，在这个历史时代过去之后，在一定程度上是不能复现的。

因此，马克思在这同一篇文章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论点——艺术的美学价值与对后世的艺术的影响问题，他说希腊艺术和史诗“仍然能够供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些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15]

（待续）

[1]这本纪念册中的民歌，一部分已译成中文，见《马克思恩格斯收集的民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

[2]威廉·李卜克内西《忆马克思》，见《回忆马克思恩格斯》，第129页，人民出版社1957年。

[3]《啊，斯特拉斯堡！》的全文，见《马克思恩格斯收集的民歌》一书。

[4]弗·库格曼《伟大的马克思的二三事》，见《回忆马克思恩格斯》，第327页，人民出版社1957年。

[5]恩格斯《德国民间故事书》，见《马克思恩格斯论文艺》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66年。关于恩格斯青年时代研究《吉格甫里德》故事的情况，可参阅江绍原先生《恩格斯论德国民间传说中的英雄龙鳞胜和》一文，《民间文学》1961年九月号。

[6]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思想体系》，见《马克思恩格斯论文艺》第一卷，第13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

[7]马克思《一八四四年的经济学—哲学手稿》，见《马克思恩格斯论文艺》第一卷第204—20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

[8]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见上引书，第207页。

[9]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24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

[10]同上引书，第54页。

[11]同上引书，第59页。

[12]同上引书，第136页。

[13]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3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有些学者片面地理解了马克思给神话所下的定义，只把神话了解为对自然（狭隘的）的“不自觉的”艺术加工，而忽略了这里所说的“自然”，也包括社会形态在内。

[14]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2—113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

[15]以上引文均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3—114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

[16]《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4卷第40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6年。

[17]恩格斯《吉格甫里德的故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1版第2卷第65页，1931年，莫斯科。

[18]转引自【苏联】伊瓦肖娃《十九世纪外国文学史》第1册第38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621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48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

[21]同上引书。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310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

[23]恩格斯《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482页，人民出版社1965年。

[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8—9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

[25]恩格斯致泰奥多尔·库诺的信，1872年6月10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486页，人民出版社1973年。

[26]恩格斯《布雷的牧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40—344页，人民出版社1963年。

[27]恩格斯《威廉·沃尔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66—67页，人民出版社1963年。

[28]恩格斯《爱尔兰歌曲集代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574—575页，人民出版社1964年。此前，笔者和马昌仪合译的《爱尔兰歌谣集序言札记》，发表在《民间文学》1962年第1期上。

[29]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17页，人民出版社1961<SPAN style="FONT-FAMILY: 宋体; mso-ascii-font-family: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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