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间故事的幻想

刘锡诚

   民间故事是世界上各个民族都普遍存在着的一种民间文学体裁，有着极为久远的传统。多少世代以来，劳动人民之中从未曾间断地创造和流传着各种优美动听、令人神往的故事。无论是讲述故事的人，抑或是听故事的人，都是故事的创造者，也都从故事中得到生活的启示，受到道德的教育，得到精神的娱乐。

   民间故事里常常出现一些乍看起来荒诞不经的事物与形象、似乎与现实无缘的情节、或不能实现的事件，而这些事物、形象、情节、事件又往往受到劳动人民的喜爱，在劳动人民中间产生着看不见摸不着的潜移默化的美学作用。其原因何在呢?民间故事何以具有如此的艺术魅力呢?几乎每个听过或读过一些民间故事的人都会发出类似的提问。

(一)

   幻想是民间故事的艺术特征之一。没有幻想就不可能有民间故事。这话是毫不夸张的。然而幻想是怎样体现在民间故事里的呢?

   幻想最初产生于对现实世界的不认识、不了解而要求认识、要求了解，对现实状况的不满以及对未来、对美的预想与企望。在原始时代，当蒙昧人处在生产力极端低下的情况下，面对着自然界的奇伟壮观、有时又危害着他们的生存的诸现象，而无从索解的时候，他们便不期然而然地产生了解释和说明自然界诸现象的实际要求，以及支配自然力、改变现实状况的强烈愿望。虽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他们不能给予字宙万物以科学的、合理的解释，但他们毕竟以丰富的想象力和预示未来事物的思想才能赋予自然力以艺术的形体，创造出许多假想的形象。这样，便产生了神话。原始人的神话里的幻想，正是原始社会现实生活的特殊反映，是当时的人们对现象之间因果关系的意识的最初表现。当然，除了神话而外，还有动物故事存在。动物故事里也不乏奇妙的幻想，而这种幻想也是原始人群在对动物的观察了解的基础上，通过类比而产生的。因为原始人类的生产活动（狩猎是最低阶段的重要方式）直接影响着他们的世界观和审关趣味。

   至于出现了阶级分化，乃至以后的阶级对立的社会中所产生的民间故事，也无不通过幻想给听众以教育和娱乐。民间故事作为观念形态的东西，它是客观现实生活的反映，这是勿庸置疑的。但这种反映往往采取了奇特的、幻想的形式。就一篇故事而言，其中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并不一定是现实生活中那个样子，而往往是一种幻想中的社会生活。所以高尔基说过，民间文学的特点是“奇特地伴随着历史”。处于被压迫、受奴役地位的劳动群众，对当时的现实是不满的，也不安于自己所处的历史地位。但实际上他们又无力改变当时的现实环境和自身所处的历史地位，他们只有在故事中通过美丽的幻想才能改变自己的处境和悲苦的命运：农民战胜了地主、皇帝，荏弱的动物胜过庞大的兽王，等等。这些看来荒诞离奇的幻想，却有着非常真实的现实生活作为它的基础，不过是世间的生活采取了非世间的形式罢了。

   民间故事里的幻想是通过千姿百态的艺术形象和奇妙多变的艺术构思而得以实现的。猎人海力布得到了一块宝石因而能通兽言鸟语，由于把秘密告诉了别人，宝石变成了普通石头。神海蜊的海蜊一吹起来，能使鸟兽战马惊服。“小拇指”(或“小不点”)可以钻进对手的肚里兴风作浪而于己无损。天鹅仙女能变幻自己的身形腰肢。勒惹骑着大山隘口的石马越过发火山、汪洋大海，到太阳山寻回僮锦……凡此种种，都是把现实生活幻想化了，把自己的劳动诗化了。

   幻想出现在民间故事里，并不是毫无现实生活根据的臆想和杜撰，也不是虚无飘缈的意识的幻觉。相反，在幻想的每一飞翔之下，都有着现实的根据：劳动人民的具体而合理的要求、心愿和渴望。这也就是列宁所说的：“任何故事中都包括着现实的因素。”[1]这一论断阐明了幻想同现实的依存关系，离开了现实生活，也就无所谓幻想。

(二)

   在以往的研究工作中，对民间故事有各种各样的分类方法。最通行的是所谓按型式的分类，但我认为这是一种形式主义的方法。根据民间故事里运用幻想的形式的不同，我认为，民间故事至少有以下几种情况值得注意：

     (一)当故事主人公处于困厄境地或不利情势时，故事的作者们往往赋予他种种美好的想象，或穷苦人得到宝物得以过安居乐业的生活，或善良的王子得到貌美手巧的公主结成美满幸福的姻缘。正面主人公历尽种种艰险或克服种种困难，得到了胜利，然而这种胜利是既非个人能力所能取得，又非现实生活中所能实现的，人民群众则不顾现实世界中对矛盾通常采取何种解决途径，而把同情寄托在善良、诚实、勤劳者和弱者一方，从而假定这种胜利、这样的幸福生活是现实的、应该的。

   有些两兄弟的故事里的小弟弟与哥哥的矛盾的统一，往往并不是现实生活中的统一而是幻想中的统一，小弟弟总是借助于某仙人或某宝物的提示与帮助或靠自己的智慧与勤劳而获得成功。[2]后母(继女)故事里的继子、继女，也往往借助于某人某物的提示与帮助化险为夷、转危为安。成往救了龙王的儿子，因而得到许诺娶龙王公主为妻，并在美丽公主的帮助下，完成了后母为了虐待他而设下的三项非体力所能完成的工作。后母由于贪心不足而被烫死，成往与公主过着美满生话。[3]脏姑娘在习勒不浪(好心人)的帮助之下摆脱了厄运，逃离习勒那(黑心人)的家，和同她有同样遭遇的熊头人大哥结为夫妻，而后者在姑娘的帮助下打败了“冰山土司”(这是现实生中活的土司的物化)，破了它的咒语，恢复了原形，两人过着非常富裕幸福的生活。[4]这类故事体现了人民这样一种愿望:希望美好的事物得到胜利，善良、勤劳、诚实然而受欺侮的人物得到幸福美好的生活。这是人民的朴素的善恶观念的体现。

   (二)与上述情况相反，美好的愿望不能实现，正面主人公的理想巡到破灭，于是故事中出现悲剧结局。正义得不到伸张，美好遭到毁灭，这正是封建社会社会生活的本质的真实。但是，民间故事的作者们—人民群众不愿愈看到世间出现如此惨烈的悲剧，希望美好的事物永远圆满，因此他们按照生活的原貌描绘出这些人间悲剧之外，总是加上一些光明的尾巴，以寄托自己的理想，从而加强了对悲剧所以出现的社会原因的谴责。

    梁祝故事的悲剧性结局，民间作者赋予作品以化蝶的美丽幻想，以寄托作者的理想，这己为读者所熟知，自不待言，兄弟民族的故事中这种描绘也比比皆是。拉冶和鲁木措萌发了深沉的爱情，愿结为夫妻，但鲁木措的哥哥却横加阻挠，害死了她的未婚夫拉冶。在给拉冶举行火葬时，不管倒上多少酥油，尸身总是不化，最后鲁木措举身跳入大火中同归于尽。在掩埋他们的尸骨的地方长出来两株郁郁葱葱的香柏木——他们的灵魂，狠心的哥哥砍掉香柏木，可是天空中又出现了一对明星。[5]同样，由于头人的女儿不能嫁给穷人家的青年的剥削阶级世俗观念的影响，塔满兹和塔尔查来鲁的爱情也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悲剧。穷人家的青年塔尔查来鲁虽与塔满兹是青梅竹马，而且得到了车依拉姆神(创造山川陆地的女神)的帮助得到定期约会的彩桥，可是，塔尔查来鲁终于丧命于塔满兹的姑母(独眼女人)的暗箭之下。塔满兹自愿跳进焚化塔尔查来鲁的火中相抱殉情而去。死后，在塔满兹的尸骨上长出了一株常青的斯约树，在塔尔查来公的尸骨上长出了一株审纽树，在青翠葱郁的树上又生出一对雌雄扎格鸟相望而歌。从此，人们一听到它们的歌声，“忧愁的就不再忧愁，叹息的就不再叹息，心里灰暗的也开始有了希望”！[6]

   (三)把人类社会的一切美德、高超的技艺、超众的膂力等赋予某个理想人物身上，把他

塑造成人类的模范、导师或征服自然力和敌人的能手、英雄。

   高尔基曾经十分精辟地论述过这一类故事的久远渊源和这一类人物形象的真谛，至今读来还是意味深长的。他说，在这类故事中间我们可以听到关于驯养动物、发现药草、发明劳动工具的种种工作的反应。“在远古时代，人们就已经梦想着能够在空中飞行，——关于法伊东、狄达勒斯和他的儿子伊卡拉斯的传说以及关于‘飞毯’的故事都告诉了我们这点。他们梦想着加快走路的速度，——于是有关于‘快靴’的故事；他们学会了骑马。想在河里比水流游行得更快的希望，引起了桨和帆的发明，想从远处杀伤敌人和野兽的志愿，成为了发明投石器和弓箭的动因。他们想到能够在一夜之间纺织大量的布匹，能够在一夜之间修造很好的住宅，甚至‘宫殿’，就是说可以防御敌人的住宅，他们创造了纺纱车——一种最古的劳动工具，原始的手织机，并且创造了关于智者华西里莎的故事。”[7]希腊神话中的法伊东也好，俄罗斯民间故事中的华西里莎也好，其基本思想，归结起来就是古代劳动者们渴望减轻自己的劳动，提高劳动生产率，防御两脚的或四脚的敌人的侵犯。高尔基的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研究方法，廓清了资产阶级学者们的形式主义方法造成的迷雾，在今天，仍然有大力提倡和阐发的必要的。

   我国的巧女故事内容极其丰富，巧女形象集中了我国劳动妇女的勤劳、智慧的美德。我国的巧匠故事不论在形式的独特性和形象的完整性方面，在世界故事的宝库中都是独树一帜的。且举《一幅壮锦》为例。[8]这篇壮族民间故事描绘了一个巧妇形象姐姐，表达了劳动者提高自己的劳动技能、改善自身生活状况的强烈愿望。姐姐是一.个具有出众的织锦手艺的普通妇女，她的眼泪滴在锦上，就在滴着眼泪的地方织起了清彻的小河，织起了碧波荡漾的鱼塘；她的眼血滴在锦上，就在滴着眼血的地方织起了红红的太阳，织起了鲜艳夺目的花朵。鲁班传说在塑造巧匠鲁班的形象时，几乎把他的技艺和智慧诗化、神化了。从鲁班传说中，我们看到了劳动者对自己智能的自信，他们深信唯有劳动能在广大空间里创造出令人惊异的奇迹。人民，即使是各行各业的匠师们，当他们用自己的艺术想象赋予鲁班这种人物以卓绝超凡的技艺时，他并不想到自己在这方面的作用，尽管他们的确都在这些行业中作出过自己的贡献。这是因为鲁班是他们的代表，是他们集体智慧的艺术的化身，每当他们津津有味地讲述着关于他的故事时，自己也因而感到自豪。人们愈是舍己地赋予鲁班以超人的技艺与品德，鲁班的形象也就愈益丰满、高大，也就如高尔基说的，他被“擢升”到了人类导师和英雄的水平。

   (四)我们常常在民间故事中遇到这样的情景：一只小小的兔子竟能把庞大凶猛的狮子溺死在水中[9]，一只若隐若现的萤火虫竟然把恶虎烧死[10]……弱小者总是以自己的聪明才智或勤劳战胜强大者。这种幻想显示了受压迫的劳动群众不畏强暴、蔑视权势的高尚品德。弱者战胜强者，一般地说是罕见的现象，但不是不可能，当弱者团结一致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研究了并抓住了强者的弱点，往往会立于不败之地，战胜强者。民间故事把这种现象加以无可置疑的肯定，对弱小者寄予深切的同情和热烈的讴歌，实在是意味深长的。这类动物故事如此，社会生活故事也是如此，往往也以弱者战胜强者的幻想作为构思的基础。试看《蛇郎》故事中对弱小者七妹的同情与歌颂，就可略见一斑。七妹力排偏见，请嫁于为六个姐姐所嫌弃的蛇郎为妻，终于得到美满幸福的生活，而心地险恶的二闺女则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当她把七妹子推到河里溺死之后，蛇郎的鹦哥(七妹的精灵)作为社会正义的代言人严正指出：“奸奸奸，拿我的镜子照狗脸；丑丑丑，拿我的梳子梳狗头!”而当鹦哥被害死后，埋葬七妹的地方又长出了一苗酸枣树，扯烂了她的袄裤。最后蛇郎拿冬雪做衣裳、拿梅花做脸盘、拿花枝做骨骼，使七妹子复活如初，比先前更美好。

     (五)此外，还有一种解释性故事，如某些动物故事和山川风物故事大致属于这一类型。这些民间故事虽然以描绘动物和描绘山川自然景物及其来历为基本特点，然而其中包含着富于现实意义的幻想。蒙昧人在他们创造的动物故事里对“动物的习性和栖居地点等等”作了各种各样的想象，但这些想象的总的意义，并不外乎要更多地捕获动物作为自己生存的条件。蒙昧人把某些动物描绘得强大有力，这实际上是表现了他们自身的强大有力，因为如此强大的动物都被他们征服了。有的动物被表现得温顺，这似乎告诉我们，他们已经由单纯的捕捉动物过渡到了驯养动物，从而对某些有用的动物产生了好感。有一个原始民族的研究者说过一句话：只有把蒙昧人看作是狩错生活的产物，我们才能了解他们。如果我们拿这个意思来理解蒙昧人的动物故事，那么就可以说，他们的故事的题材大都是取材自动物界的，他们的艺术创作是植根于狩猎生活之中的。一般地可以这样说：解释动物习性、来历以及栖居地点等等的动物故事里，隐藏着狩猎人更多地捕获动物的愿望，对动物的认识愈精细准确，这种愿望得以实现的可能性就愈大。因此，蒙昧人尽自己的可能把动物的生活规律、习性等作了种种幻想性的描绘，例如大雁在飞行时为什么排成人字形和一字形的故事，指出这种飞行规律是为了使猎人掌握它。处于低级社会发展阶段的某些非洲、澳洲民族还存在着大量的这种故事，如阿姆哈拉人的故事《小豹和小猴》指出这两种动物疏远的原因——狡猾，人们只要认识到它们的这种特性，就不会上它们的当，比较容易地捕捉到它们。[11]

   至于风物故事，有的叙说山川景物来历，富有知识性、抒情性，有的借景咏人、咏史，意味深长、发人深思。限于篇幅，这里不细说了。

(三)

   民间故事的幻想的发展，与人民的世界观和宗教信仰的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基于不同的世界观和不同的宗教信仰，产生了不同的幻想。在许多故事里，至今还保留着原始信仰的最明显的遗迹——万物有灵观和图腾崇拜。因此，在研究民间故事的幻想时，就不能回避开宗教信仰与民间故事的关系的具体分析，而只有从分析原始宗教的诸形态入手，才能切实地了解民间故事的幻想产生的根源及其形态。

   原始神话与原始宗教之间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有时要把二者分辨开来，甚至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恩格斯在论述美洲印第安人部落的特征时曾指出“有共同的宗教观念(神话)和崇拜仪式”。[12]原始宗教的最普遍的形态之一，就是所谓图腾崇拜。原始人所崇拜的，有动物，也有自然物，如拜蛇、拜狗、拜蝎、拜象、拜火、拜山、拜水、拜树，等等。原始人一般分不清人与动物的界限，甚至将自己的祖先和文化成就都归功于动物。因此，图腾崇拜的特点，就是相信人们的某一血缘联合体同某一种类的动物之间存在着血缘关系。图腾崇拜和原始氏族在人类早期神话中得到了真实的、具体的体现，有许多民族的神话故事里，同时出现了人和动物的形象，有时甚至是半兽半人的形象。畲族传说中认为狗是他们的始祖，古时候国王与敌国打仗处在危急关头的时候，便下令国内如有能打败敌国、把该部落酋长的头颅拿来贡献的人，则把公主给他为妻。这时狗便跑到异部落去将酋长咬死来见国王，要国王实现他的诺言，国王颇有难色。狗便说：请他将它囚于铜钟之中过七天七夜，它就可变为人了。到了第六天，公主怕它饿死，揭开铜钟窥看，这时狗身已变为人身，只剩下头还未变，狗便与公主逃至山中，繁衍子孙。藏族有一个故事说藏族是由猴王同女妖怪结合后而来的，给猴子赋予了一切好的性格。

   原始宗教的另一种形态——万物有灵论在神话故事的幻想的形成中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原始人把宇宙万物想象成都是有灵性的，他们的民间故事可以作为他们的这种信仰的佐证。詹·弗雷泽曾经在他的卷帙浩瀚的《金枝》一书中，引用大量的材料论述了这一点，他雄辩地指出：“在人类历史的初期舞台上，外魂的观念乃是一个很有力量的信仰，民间故事很忠实地反映初民所看见的世界是一种什么样子，我们可以说，其中常见到的观念，无论它是什么，在原始时代一定是一种普遍的信仰。”[13]弗雷泽举了一个蒙古故事为例，这个故事说英雄约鲁( Joro)同他的敌人、术士却里当( Tschoridong )喇嘛搏斗，喇嘛将他的灵魂变成一只黄蜂去蛰约鲁的眼睛，约鲁用手逮住了这只黄蜂，他的手张开，这喇嘛便恢复知觉，他的手握拢，这喇嘛便失去知觉。在我国各民族的民间故事、史诗中，外魂观念不仅蒙古族中有，汉族、藏族等也都有。蒙古族广泛流行的蟒古斯的故事中英雄与十二首魔王蟒古斯的斗争[14]、史诗《格斯尔传》中格斯尔与魔王的斗争，魔王都是将自己的灵魂藏在隐秘的地方，以免遭到英雄的杀害，而最终由于被魔王掳去的英雄的爱子，把魔王的灵魂所藏的地方告诉了英雄，英雄才将魔王除掉。更广泛一些来说，民间故事里的许多精灵也都是万物有灵论的表现，如田螺精、黄蛇精、娘鱼精、兔子精、蛤蟆精、河蚌精、狐狸精、冬瓜精……人们赋予自然界的生物以灵性，把它们幻想成许多美丽的姑娘、俊美的青年等等，把普通人的美好愿望寄托在它们身上。例如田螺姑娘、河蚌姑娘在人民的幻想中就成了穷青年的美丽妻子，而这一点不正是穷得娶不起媳妇的青年们梦寐以求的吗?

   民间故事里还常常出现巫术的形象。故事里的主人公往往借助于巫术去战胜敌手，或得到美好的生活。我们知道，巫术是同宗教对立的，如弗雷泽所说，“它的整个体系都以相信自然界中存在着秩序和统一性为基础”，尽管这种信仰是盲目的，而宗教的基础却是相信自然的统一秩序可以由神或神们按照人们的请求加以破坏。信仰宗教的人是用主体(精灵或神)的意志来说明自然现象，而求助于巫术的人，则力求去发现决定这种意志的客观原因。当然这决不意味着把巫术同科学等同起来，恰恰相反，科学与巫术之间存在着本质的不同。科学力求发现现象的内在的因果联系，而巫术却仅仅满足于简单的联想或简单的象征。在民间故事里，吹箫人阿保得到了龙王公主赠送的万应盒和如意棒，向万应盒说些咒语，如意棒在盒上一敲，就有了高大的楼房、美丽的妻子、丰富的粮食、四季的衣服。[15]格林童话中的《白雪公主》中的王后对白雪公主施用了种种巫术，先以毒梳梳她的头发，复以有毒的苹果相诱而使白雪公主致死，但作为正面理想的白雪公主是不会死的，七个矮人和王子给白雪公主解了魔，使她复活。[16]

   总之，原始宗教的种种形态曾经作为人类幻想的一部分出现于神话、故事之中，大大地丰富了神话、故事的幻想。由于原始人的整个世界观都是建筑在以动物为主要源泉的那些经验上面，因此，他们的神话故事的幻想也就离不开动物以及由动物而得到的经验，而图腾崇拜就是在这样的社会基础——这种经验上产生的，它根据人对动物的关系把动物人格化，赋予它们一切人的特点。因此，原始神话故事既是原始人的文学作品，又是他们的哲学、神学和科学。

   前面说过，阶级社会里的一神教如基督教、犹太教等，与原始宗教有着本质的区别，其最基本的一点，便是它确立了一种至高无上的力量，使人的一切活动都服从于这种神秘力量，而这种力量不是别的，就是神，它参与人间的事务，捍卫某一部分人的利益与道德。在这个时代，人民的口头艺术创作，就其大多数作品的实质来说，是离开宗教独立发展的，它不仅不反映宗教的观点，而且是同宗教对抗的，因而它的幻想也是脱离宗教概念而独立的。在一些正教统治的国家里，民间故事里不是歌颂宗教的代表人物，而是抨击他们、反对他们。但是，宗教在阶级社会中既然得到了统治阶级的认可与支持，宣扬了统治阶级的思想，那么它就不能不给予人民的口头艺术作品带来一定的影响，而民间文学就不可能不采用一些宗教的幻想、形象乃至宗教故事。

   民间故事除了受到宗教观念的影响与毒害而外，还受到几千年来宗法制农民生活状况以及生产力发展状况的影响，使它不能摆脱消极的因素。拉法格指出：“自然环境的影响曾支持农民信仰鬼魂、巫婆、中邪和其他的迷信观念。”[17]农民不能摆脱落后的生产力，因此就不能彻底地支配自然力，自然环境也就不能不给农民以形响，自发的宗教迷信观念就会不断发生。反映到他们的民间故事中，原始宗教形态中的精灵被注入了阶级的色彩，出现了惩罚被压迫者的种种方法与概念(如地狱等)，原始神话故事中的作为人的同事和朋友的神，被代表一种至高无上的神秘力量的神所代替了，等等。所有这一切就构成了民间故事中的反人民、反民主的因素，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封建性的糟粕”，当然，这些糟粕是同人民性的、民主性的精华交织在一起的。

   对于民间故事中的封建性的糟粕，如神鬼观念、迷信观念等，必须认真严肃地加以甄别，但是，在这样做的时候，又必须审慎地将其同神话、故事的艺术幻想区别开来。

1965年初稿

1980年修改

发表于《学术研究》1980年第4期；后收入作者《原始艺术与民间文化》中，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8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