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文人多自谦,戒浮燥,胸怀平常之心,甘为边缘人。粗茶淡饭,布衣裘褐,倒可以冷眼洞察社会,静观人生百态,写出多少能够传世的作品来。——录自随笔《边缘人》(1998)

1982:文学评论关键词——文艺评论工作座谈会的前前后后(2)

上一篇 / 下一篇  2013-01-02 15:34:08 / 个人分类:文艺评论

1982:文艺评论关键词(2)

——文艺评论工作座谈会的前前后后

 

 

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

 

胡乔木在中国文联第四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招待茶会上关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的讲话,成为出席这次文艺评论工作座谈会的评论工作者和组织工作者们讨论的热点话题。胡乔木的讲话,得到了参加文艺评论工作座谈会的评论家们一致拥护,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仍然是会上最为关注的问题,大家就重译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一文发表了一些意见。

钟惦棐(中国电影家协会)说:文艺和政治的关系问题,是文艺基础理论的基础,我们多少年来就一直和这个问题打交道,乔木同志把这个问题更深入、更细致、更系统地加以阐明,对今后文艺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王春元(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说:乔木同志的讲话加深了自己的认识,希望中央把“为人民服务”作为一个普遍的口号来强调,而不仅仅是文艺。陈丹晨(《文艺报》编辑部》说:乔木同志对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提出了新的看法,是他长期深思熟虑的结果,也反映了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因为,粉碎“四人帮”以后,文艺战线和其他各条战线一样,从理论上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在认真总结历史经验、重新认识文艺政策和文艺创作各种重大问题的时候,人们很自然地开始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进行思考。因此,乔木同志在讲话中说不提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不是偶然的。杜高(中国戏剧家协会)说:乔木同志的讲话提出了对文艺的带根本性的指导思想。我们的文艺必须从过去那种“为政治服务”的狭隘的见解中解放出来,走上一条广阔发展的道路,同时又必须鲜明地、坚定地高举共产主义的旗帜,这是新时期社会主义文艺的基本特征。

在讨论中,有的文艺评论家指出,“文艺为政治服务”口号的改变,也存在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刘剑青(《人民文学》编辑部)说:当前有些地方管文艺的领导同志对不再提文艺为政治服务这个口号不理解,除了认识上的问题外,还有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因为长期以来,在“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前提下,形成了一套老的领导思想、方法和作风,不再提这个口号,势必要有一套新的领导思想、方法和作风,如果不认真解决这个问题,也不利于文艺事业的发展。解驭珍(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说:“二为”的口号在大学教师和一些担任文艺领导工作的同志中不能很好地接受,甚至有人把“为政治服务”与“二为”看成是一回事,也有人把不提“为政治服务”的口号看成是自由化,因此,有必要写点文章来讲一讲这个问题。

李松涛(中国美术协家协会《美术》杂志社)就美术创作领域里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发言说: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其寿命往往很短。他举例说,如开国以来最好的一幅历史画董希文的油画《开国大典》,前后修改了三次。第一次修改是去掉了高岗。第二次修改是去掉了刘少奇第二次修改,是作者用香蕉水洗去的,换成了董必武。[6]现在作者死了,已经没有办法再改了。这幅画现在收藏在历史博物馆。杀来杀去,只剩下表现历史题材与山水题材的作品了。陈涌接着话题说:吴冠中在《美术》上发表文章说,不能说内容决定形式,艺术就是形式。这种观点也没有人批评。美术方面,提倡现代主义很厉害呀。

在文艺评论工作座谈会开幕前夕刚刚出版的《时代的报告》第7期,重新发表了受到《文艺报》以及多种外省文艺刊物批评的《本刊说明》,并在《重新刊登〈本刊说明〉请读者评说》的题目下,编发了一组火药味十足的“读者来信来论”,并加了编者按语,对《文艺报》第5期发表的雨东撰写的关于“十六年”问题论争的综合报道进行了反驳,给《文艺报》扣上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大帽子。719日下午,刘锡诚(《文艺报》编辑部)发言说:我要借这个讲坛就《文艺报》与《时代的报告》的争论说几句话:(1)《时代的报告》用道听途说、编造谎言的做法混淆视听,认为《文艺报》要把《时代的报告》打成“极左刊物”,我们是不能同意的。哪家刊物是什么样的面貌,自有公论。(2)《时代的报告》指责“《文艺报》近几年来对待自由化的态度是很值得研究的,戳到了《文艺报》的痛处。”在思想战线文体座谈会之前,《文艺报》存在着软弱涣散的缺点,这一点我们已向中宣部写了报告,中宣部也没有给《文艺报》做出“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结论。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文艺报》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扶植新人、同“凡是派”斗争、恢复文学艺术的革命现实主义上。三中全会之后,我们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两面作战,是有目共睹的。我们评论或批评了几十部有倾向性错误的作品,如《调动》、李剑的作品、《花溪》的问题、存在主义倾向等,我们虽然很不敏感,但毕竟还是提出了一些问题,就一些问题发表了评论。很遗憾,《时代的报告》提出了什么样的有倾向性的作品,发表了什么样的批评文章呢?(3)《时代的报告》提出“十六年”的论调,混淆十年诰劫和新时期六年的本质不同,是我们所不能同意的。《时代的报告》第7期的文章再次责难《文艺报》,把“有些人把《讲话》当成框框来突破,结果不能不使自己陷入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泥坑”强加到《文艺报》的头上。(4)《文艺报》批评《时代的报告》,不是什么“围攻”,而是贯彻中央的“双百”方针,对明目张胆地反对三中全会和违反十一届六中全会精神的言论进行的正当的批评。

参加座谈会的《文艺报》的主编冯牧、孔罗荪,副主编唐因、唐达成,编辑部主任刘锡诚、副主任陈丹晨,于23日晚在涿县旅游饭店里开了一个小会,研究如何回应《时代的报告》对《文艺报》的攻击。唐达成提出,徐非光(碰头组的副组长)提出,《文艺报》要再写一篇文章谈《时代的报告》的办刊指导思想。要说理,不要意气用事,指出他们是在批小平、批乔木。唐因说:要给中宣部写个报告,要求《时代的报告》就对我们的指责做出澄清。按非光的意见,写一篇文章。同时,要争取发表胡乔木同志在文联全委会上的讲话,如不能发,就根据讲话的精神写一篇文章,与中央保持一致。

先后在座谈会的大会上发言的有:陈冰夷、陈涌、王昊、钟惦棐、冯牧、陈荒煤。

 

贺敬之:进行两条战线的思想斗争

 

文艺评论工作座谈会的最后一天,即724日下午,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贺敬之作总结。他讲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会议本身的小结;第二个问题是“做一个坚定的、清醒的、有作为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评论家”。在后一个问题中,讲了文艺界存在的“左”、右两种倾向,特别是讲了文艺界的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他的总结讲话篇幅很长,笔者将其中重要的、涉及文学运动史的相关部分引录在下面:

 

这句话(指“做一个坚定的、清醒的、有作为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评论家”——引者)是从(胡)耀邦同志讲话里引来的。他提出,要做一个坚定的、清醒的、有作为的马克思主义者。耀邦同志的号召,是对每一个革命者特别是共产党人的要求,也是我们从事革命文艺工作的同志奋斗的目标,更应该是文艺评论工作者的奋斗目标。……只有很好地掌握了马克思主义,才能在复杂的情况下,保持清醒的头脑,保持理论的彻底性和坚定性,并真正有所作为。因此,我觉得胡耀邦同志的话对我们是一次很好的提醒,是向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陈涌同志发言中也提到,像鼓浪屿会议那样的情况,我们的一些同志要引为教训。参加那次会的有许多老同志,但所表现的思想情绪能说明他们是坚定的、清醒的吗?我们大家都应当记取这个教训。现在看来,去年中央召开思想战线座谈会期间,严肃地指出这种错误的思想情绪发展下去会达到什么程度,指出如果照此发展下去的危险性,是多么必要。像有些人提出要“突破”一切,要“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提出“可以和中央唱对台戏”等等,照这个样子发展下去能不是危险的吗?对这件事,不管是文艺界内部还是外部,多数同志(包括干部和群众)是很不满意的。有的老革命家,多年来一直是为文艺界讲话,并且尽一切努力保护文艺界同志的,在知道鼓浪屿会议的情况时也很痛心,很生气,这确实是值得我们很好想一想的。这能说明我们的一些同志是清醒的马克思主义者吗?

关于进行两条战线的思想斗争,中央很早就讲过,而且不断在讲。但在实际上,我们有一些同志却是不赞成的。我们有些同志喜欢单打一,只看到或只强调一方面的倾向性问题,看不到或不愿看另一方面的倾向性问题,有相当大的片面性。这边有的人不承认有什么“左”的问题,那边有些同志则用各种办法否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存在及其危害性,这都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关于文艺工作的若干意见》中讲:“左的思想根深蒂固”,有些同志就不同意,但我是同意的。可是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也决不能够低估,从已经表现的情况来看,低估了这方面的问题我们会犯严重的错误。如果说“左”的流毒用“根深蒂固”来形容,那么,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恐怕也必须用类似“源远流长”这样的词句来形容。要看到这个情况,有历史根源,有国际的条件嘛!共产主义不是一蹴而就的。肃清封建思想,我们还有这项任务,但资产阶级思想不能轻视。两条战线斗争不是很容易的,我们要经常清醒地看到这两种倾向,自觉地进行必要的、有效的斗争,这不是件小事。要有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防止主观片面性。在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上,我们就有过很大的片面性。党中央提出用“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来代替“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有的同志就是接受不了,(胡)乔木同志在文联全委会最后一天的茶会上讲了这个问题,讲得很好。他讲话的基本精神已被绝大多数文艺工作者所接受,有些原来思想不通的同志,也表示“心服口服”了。但是不是所有人都接受了?也不一定。现在就有这种情况,有的暂不发言,有的采取保留态度,也有人继续持反对态度。即使在赞成的人中间,也还有另一种情况值得注意,这就是不要用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如果有人把乔木同志讲话精神理解为文艺可以脱离无产阶级政治的,那是绝大的误解。我们不再提文艺从属于政治,但也不赞成文艺脱离政治。这是小平同志代表中央在1980年初正式讲话中说过的,也是乔木同志和其他同志一致的意见。乔木同志这次讲话中还特别提到“我们文学的主流要拥护社会主义和人民的利益,要表现强烈的政治主题”。因此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评论、马克思主义的美学来说,当然也不能是与政治无关的,不能是脱离政治的。我们是坚决反对庸俗社会学的,一定要讲艺术规律,但我们也绝不主张并且也不认为有什么“纯美学”,有什么与社会生活、与意识形态绝缘的美学。更不认为有与政治根本无关的“马克思主义的”美学。在党对文艺的领导这个问题上,在强调艺术规律、反对简单粗暴的同时,也要注意从另一个片面来做的曲解。重新翻译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报刊》和解释的文章大家已经看到了。狭隘地把文学这种广阔的社会现象理解为只是党的工作的齿轮和螺丝钉,是错误的,这是多年来文艺上“左”的思想的一个重要理论支柱,现在到了必须纠正的时候了。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认为党员文艺工作者不应该首先是个党员,其次才是文艺工作者。现在,偏偏有些党员文艺工作者口头上是党的“螺丝钉”,而行动上却根本不遵守党的纪律,没有党的观念。这次会上,同志们就党领导文艺评论工作的问题进行了讨论,我赞成同志们的意见。党对文艺工作的各个方面的领导,都有一个既要加强,同时也必须改善的问题,对文艺评论工作的领导也是如此。我们必须注意不能借加强之名恢复过去“左”的一套,同时也要注意借改善之名削弱或否定领导。党对文艺评论工作必须领导,党领导文艺评论工作是实现党对整个文艺工作领导的重要方式。我们这样提出问题和认识问题,应该说没有什么不对。有同志担心现在我们这样提法,会不会影响争鸣的积极性,也就是影响双百方针的执行?不,不能这样看。党委对文艺评论工作的领导,首先是方针政策的领导,党的领导不仅不会妨碍双百方针,而恰恰是为了纠正那些妨碍贯彻双百方针的错误的东西。另一方面,我们大家谁也会这样认识:双百方针不是不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执行双百方针恰恰是为了发展马克主义和繁荣社会主义文艺。正是因为这样,我们也就不会认为党的领导在坚决贯彻双百方针的同时,必须组织和壮大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评论队伍是不必要的;也就不会认为在发挥争鸣、各抒己见的同时,必须对重大的理论原则、方针政策问题有计划地组织具有说服力的、马克思主义的评论文章是不恰当的了。在去年批评白桦同志的时候,中央及时地作了一系列指示,直接地领导了这个问题的解决,这次批评是方针正确、具有马克思主义水平的一次成功的批评。总之,我们应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一定要做一个清醒的马克思主义者,防止出现主观片面性,特别要防止在观察、分析问题时夹杂个人的情绪,个人利害的考虑。夹杂了这种因素是不可能保持清醒的头脑的。

……现在文艺界有些同志不大能够听取批评,另外,有些人不仅自己不接受批评还要盲目地替别人打抱不平。有的同志也讲开展批评,但他只能批评别人,而他自己则老虎屁股摸不得。《文艺报》在批评白桦同志的问题上曾作了自我批评,态度是好的,效果也是好的,证明做自我批评是不会影响自己的威信的。我们要树立起正常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好作风。文艺评论工作者是评论别人的,其中有表扬,有批评。既要批评别人,首先自己要有自我批评的精神。这样,就可以由我们带一个好头,在文艺界带出一个好的风气,并以此影响整个社会的风气。若能在文章中做诚恳的自我批评,在“本刊评论员”一类的文章中对本刊物的问题做自我批评,这正是坚定的、清醒的、有作为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表现,是有出息的表现,而决不是示弱的、丢面子的表现。(据会议简报)

 

贺敬之在总结报告中分析和批评了1981年以来文艺界出现的“左”的和右的两种倾向,强调“左”右两条战线作战。两条战线作战,成为1982年文艺评论的主题词和关键词。但聆听和细品他的讲话,也许是因为胡乔木在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已经明确地说了,“左”的问题在我们党内已经解决,所以,作为听众我的感受,贺讲话的主要矛头和向文艺评论工作者们强调的主要倾向,却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和对自由化的姑息情绪。

历史是意味深长的。30年后,2011年纪念毛泽东《讲话》发表69周年时,贺敬之接受中国新闻网记者高昌的采访时,对记者说:“有的同志认为文学是人民的文学,不是党的文学,所以不应该提党性。这种提法是大有问题的。《讲话》中多次提到“党性”这个词。社会主义文艺的党性与人民性,从根本上来说是一致的。党员作家的党性表现有许多方面。我们的文艺队伍中的许多党员作家是做得很好的,但也有少数人就不同了,他们抛弃了党性,不遵守党纪,不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却还要保留一个党员的名义,要享受“党员名作家”的光环。”[7]

他对记者所阐述的“党的文学”和“文学的党性”,说明他的思想和认识,退回到了前面提到的胡乔木30年前在文联全委会上批评纠正了的那种“左”的错误观点。19826月,胡乔木在阐释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老译文中的“党的文学”时说:“一、‘党的文学’的提法是不能成立的,正如‘党的农业’、‘党的工业’、‘党的自然科学’……等不能成立一样。只能说‘党的农业政策’、‘党的农村工作’、‘党的工业政策、工作’。文学是一种社会现象,不能用党与非党来划分;二、关于‘党性’,也搞得很糊涂,讲得比较乱。‘党性’实际就是‘倾向性’,对是非要有一种观点。‘非党文学家’的提法要改,‘非党性’也不要,只能讲‘无倾向性文学’。(总之),理论上造成的很多混乱,有必要说清楚。”[8]

如胡乔木所说,“党的文学”和“文学的党性”,作为一对错误的理念和原则,在我国的国情下,曾经成为我国文学艺术创作和理论的指导方针和原则,这种“左”的倾向给文学艺术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以加强文艺评论和组建一支马克思主义评论队伍为目标的“文艺评论工作座谈会”,带着“既要克服‘左’的干扰及影响,又要坚定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人民日报》记者报道:《文艺评论工作座谈会》,1982726日),亦即开展两条战线斗争的共同认识,为在文艺界继续批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作了思想准备。

2012818脱稿

 

发表于《南方文坛》2013年第1期(115日出版)


[1]徐庆全《“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提出》,《学习时报》200497

[2]胡乔木《当前思想战线的若干问题》,《文艺报》1982年第5期。

[3]周扬《一要坚持 二要发展》,《人民日报》1982623,后收入《周扬文集》第5卷第40441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

[4]“鼓浪屿会议”是指17家省级文学期刊主编于198011月在厦门召开的一次会议。参阅笔者在《在文坛边缘上——编辑手记》(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9月第1版)第五章《在风雨中跋涉(1981)》中的《鼓浪屿会议》与《顾尔镡〈也谈突破〉挨批》两节的介绍。第504506页,第528530页。

[5]《文艺评论工作座谈会今日开幕》,《文艺评论工作座谈会简报》第1期,1982717

[6]据周冉《〈开国大典〉:四次修改折射风云变幻》(《新民晚报》20111022),第三次修改,是文革中的1973年,根据上级的指示,作者已病重,改由他的学生靳尚谊修改,抹掉了林伯渠。

[7]见中国新闻网2011520记者高昌《文学应该提党性〈讲话〉基本精神永存》。

[8]丁世俊《记一篇列宁著作旧译文〈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的修订——兼记胡乔木与修订工作》,见《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200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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