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 馗 论

刘锡诚

　　钟馗是个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传说人物。钟馗这个角色与一般的传说人物不同，他是活人死后变成的大鬼，其主要活动是以鬼的面目出现，斩鬼除妖、惩恶扬善、驱疫逐鬼、护佑人间平安。钟馗又与一般的传说人物有相同之处，其形象虽然是鬼，实则是人，是神，不仅有人的七情六欲，所做的事也是人间的事。作为亦鬼亦人亦神的形象，在中国众多的民间传说人物中，钟馗实在是独一无二的，特别值得研究者重视。即使在当代条件下，钟馗传说也还在大陆沿海一带若干省份的一些地区的民间流传。大陆和台湾的戏曲舞台上，钟馗戏依然受到欢迎，因而还相当活跃。台湾的跳钟馗也还在祭祀场合演出。[1]因此，研究钟馗传说及信仰，不是没有意义的。

  　　　　　　　　　　   钟馗传说和信仰的滥觞

　　关于钟馗的原始，争论甚多，迄未停息。传统的看法多认为钟馗的原型就是《周礼·考工记》“大圭长三尺，杼上终葵首，天子服之”里所说的终葵。也有学者从其他角度（如从古傩的发生和演变的角度）立论来探讨钟馗的起源。[2]这些研究工作，大大地推动了对这个人鬼神兼而有之的角色的理解。

   近来，王正书先生指出：“钟馗其人及历代传其驱鬼辟邪的观念，实起源于上古巫术，他是由先代位居祝融之号的重黎衍生而来的。”他认为良渚文化反山、瑶山出土的玉琮上的兽形人面纹，乃是传说中的重黎的形象，亦即后来出现的钟馗的原型。[3]

   玉圭、玉璋、玉璧、玉琮等玉器，原本都是原始社会时代东部原始人群的图腾徽号，服务于巫术和原始宗教目的，后来成为少数贵族人物的权力的标志。奴隶制确立后，玉器作为礼器而为王室服务，带有神圣性。《大宗伯》说：“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国：王执镇圭，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谷璧，男执蒲璧。”镇就是安镇、镇压的意思。这可能仍然是原始古玉的遗意，而这遗意传承又与其上的特定纹饰不可分割。从已经发掘出土的众多的原始玉圭来看，其顶部刻绘有兽形人面，“杼上钟葵首”大概就是指这兽形人面而言。综合前辈学者从《考工记》“杼上钟葵首”所提出的钟馗神话和钟馗信仰起源的解说，与已经出土的原始玉圭实物来对照分析，可以推论，这些原始玉器上的兽形人面纹，应该是某个神话意象－－不排除就是具有镇邪杀鬼功能的钟馗－－的造型，不过由于年代相去甚远，我们无由解读罢了。

　　根据考古发掘的史前资料，从原始宗教和巫术的角度来探讨钟馗传说和钟馗信仰的起源，不失是一条新径。但在目前阶段，这毕竟仍属于推论。探寻关于钟馗的最早文字记载，对于了解钟馗传说和钟馗信仰的产生和初期形态仍然是必要的。

   李丰楙教授曾指出，钟馗斩鬼的传说，最早见于记载的，是唐高宗麟德元年（西元664年）奉敕为皇太子于灵应观写的《太上洞渊神咒经》，而该经最初的十卷成书时间约在陈隋之际。[4]他的立论所据，系吉冈义丰所作《道教经典史论》和大渊忍尔所作《道教史之研究》第二章《道教经典史之研究》。任继愈先生主编的《道藏提要》说：“本经（指《太上洞渊神咒经》）前十卷为原始部分，乃晋末至刘宋时写成。……《太上洞渊神咒经》有敦煌写本，今存一、二、七、八、九、十。”[5]任著所据，也是吉冈义丰所著《道教经典史论》第二编《经典之研究》第一章《六朝之图谶道经》。吉冈义丰后又在《六朝道教的种民思想》一文里修改了自己的观点，认为《太上洞渊神咒经》出于梁末以前。我国学者卿希泰教授在《中国道教思想史纲》里说《太上洞渊神咒经》出现于晋代。[6]如果晋代说的观点不错的话，那么，钟馗传说和钟馗信仰产生的时代，就比唐代说、也比南北朝说大大推前了，换句话说，钟馗传说和钟馗信仰在西晋或东晋末，就已经在民间相当流行了。如此说来，明·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里所说的“余意钟馗之说，必汉、魏以来有之”[7]也就并非只是臆断了。

   敦煌写本标号为伯2444的《太上洞渊神咒经·斩鬼第七》关于钟馗是这样写的：

　　今何鬼来病主人，主人今危厄，太上遣力士、赤卒，杀鬼之众万亿，孔子执刀，武王缚之，钟馗打杀（刹）得，便付之辟邪。[8]

敦煌本与《道藏》本的文本略有出入，“孔子执刀，武王缚之”的字样，在《道藏》中是没有的。这段显然是驱除病疠之鬼的早期道教经典，尽管对钟馗斩鬼的传说语焉不详，甚至也还没有出现钟馗形象的具体描写，但钟馗作为专门的斩鬼者的角色，与孔子、武王这二位著名历史人物、也是传说人物一起出现在经中，其形象又是十分鲜明的。这说明，在写本中，斩鬼的钟馗，不是作者随意创造出来的一个驱鬼逐邪的道具，而是取自当时已经家喻户晓的民间传说中的人物。

　　作为捉鬼杀鬼者和驱邪治病者的钟馗，在其他敦煌写卷里也留下了身影。据法国敦煌学家艾丽白(Danielle Eliasberg)研究，在负责驱邪的诸神中，钟馗的作用位居首席。斯2055《除夕钟馗驱傩文》（王重民拟题）中，关于钟馗是这样叙述的：

　　　　正月扬（阳春）秸（佳）节，

　　　　万物咸宜。

　　　　春龙欲腾波海，

　　　　次端（异瑞）祈敬今时，

　　　　大王福如山岳，

　　　　门兴壹宅光辉。

　　　　今夜新受节□（仪），

　　　　九天龙奉（凤）俱飞。

　　　　五道将军亲至，

　　　　□（部）领十万熊罴，

　　　　衣（又）领铜头铁额，

　　　　魂（浑）身物（总）着豹皮，

　　　　□（敕）使朱砂染赤，

　　　　咸称我是钟馗，

　　　　捉取浮游浪鬼，

　　　　积郡扫出三峗。

　　　　学郎不才之庆（器），

　　　　取（敢）请宫（恭）奉□□。音声[9]

　　在这段可能作于中晚唐的愿文中，不仅出现了角色的转换，重要的是，钟馗的形象丰富鲜明得多了。第一，连五道大将军也装扮成钟馗的样子，冒钟馗的身份：长着“铜头铁额”，身上蒙着豹皮，身上（或脸上？）涂着朱砂；第二，“咸称我是钟馗”者，又是出现在除夕之夜驱傩的仪式（“今夜新受节仪”）之中，与岁暮新岁联系起来。胡万川教授曾指出，钟馗的特点之一，是与年节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出现在除夕之夜的大傩之中。[10]这很容易令我们联想起商周以至秦汉之际古傩仪式记载中的方相氏。方相氏最初的形象也是“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周礼·夏官司马第四》），与《除夕钟馗驱傩文》中的钟馗形象颇为相似。正是这个铜头铁额、蒙着兽皮的钟馗，在方相氏逐渐消声匿迹之后在除夕驱傩仪式中继之而起。他在除夕驱傩仪式中的使命，不是如上所说的仅只是驱除病疠之鬼，而是捉拿一切浮游浪鬼。

   还可以举出伯4976号写卷：

       儿郎伟

       旧年初送玄律，迎取新节青阳。

       北（？）六寒光罢末，东风吹散冰[光]。

       万恶随于古岁，来朝便降千祥。

       应是浮游浪鬼，付与钟夔大郎。

       从兹分付已讫，更莫恼害川乡。

       谨请上方八部，护卫龙沙边方。

       伏承大王重福，河西道泰时康。

       万户歌谣满路，千门谷麦盈仓。

       因兹狼烟殄灭，管内休罢刀枪。

       三边扱肝尽髓，争驰来献敦煌。

       每岁善心不绝，结坛唱亻厶（^）八方。

       缁众转全光明妙典，大悲亲见中央。

       [如][斯]供养不绝，诸天助护阿郎。

       次为当今帝主，十道归化无疆。

       天公主善心不绝，诸寺造亻厶（^）衣裳。

       现今宕泉造窟，感得寿命延长。

       如斯信敬三宝，诸亻厶（^）肋护遐方。

       夫人心行平等，寿同劫石延长。

       副使司空忠孝，执笔七步成章。

       文武过于韩信，谋才得达张良。

       诸幼良君英杰，弯孤百兽惊忙。

       六蕃闻名撼颤，八蛮畏若秋霜。

       大将倾心向国，亲从竭方寻常。

       今夜驱傩之后，直得千祥万祥。

       音声[11]

这是一篇以“儿郎伟”为开篇、以驱傩为目的的“愿文”，由于其中有“伏承大王重福，河西道泰时康。万户歌谣满路，千门谷麦盈仓。因兹狼烟殄灭。”等词句，说明其写作年代在公元851年张议潮逐走吐蕃守将、夺得沙州，被唐宣宗任为沙州防御史之后不久。这篇“儿郎伟”是在除夜诵读的愿文，将其与当代搜集到的傩仪和傩舞遗存相对照，可以想象，当年在诵读愿文时，必定同时会有某种傩仪相配合。在这场“旧年初送”“迎取新节”的傩仪中，驱邪的主角应是钟夔（馗）。如果说在《太上洞渊神咒经》里的钟馗，是个捉鬼治病的角色，那么，在这里，钟馗的职责则不仅是捉赶“浮游浪鬼”（所谓“浮游浪鬼”，是指那些死后没有墓葬的孤魂野鬼），还能驱除一切邪魅，护佑“来朝”边关平安、“千祥万祥”。

  提到和描写钟馗的其他敦煌写本，还有伯2569（背面）即Pt（藏文写本）113和伯3352。伯2569中写道：“驱傩之法，自昔轩辕，钟馗白泽，统领居（仙）先。怪禽异兽，九尾通天。总向我皇境内，呈祥并在新年。”下面还写到驱邪的场面：“适从远来至宫门，正见鬼子一郡郡（群群）。就中有个黑论敦，条身直上舍头存。眈气袋，戴火盆。眼赫赤，着非（绯）褌。青云烈，碧温存。中庭沸氵匝（^）氵匝（^），院里乱纷纷。唤中（钟）馗，兰（拦）着门。弃头上，放气薰。慑肋折，抽却筋。拔出舌，割却唇。正南直须千里外，正北远去亦（不）须论。”这个写本突出了钟馗在傩仪中的“统领”地位（至少在唐代敦煌和西北地区的除夕傩仪中是这样），并把他与另一名驱鬼神白泽联系起来。（关于白泽，饶宗颐有专文论述，见《跋敦煌本白泽精怪图两残卷》，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41卷第2册，1969年，第539～543页。）怪禽异兽，九尾（狐）神兽，都在他的通领之下，于除夕之夜举行的大规模的驱邪傩仪中，捉住一群群的鬼魅，放气薰，折其肋，抽其筋，拔其舌，割其唇，将其逐出千里之外。这篇愿文中也有些提示时代的词句，如：“自从长史领节，千门乐业欢然。司马兼能辅翼，鹤唳高鸣九天。”“北狄衔恩拱手，南戎纳款旌旃。太夫人握符重镇，即加国号神仙。”张议潮的侄子张淮深853年起任敦煌刺史，张议潮本人于866年入朝任司马，“太夫人”显系指张议潮之妻“河内郡君太夫人广平宋氏”。可见，这篇卷子写作的时代，在853年之后不久，与伯4976年代相近。

   在写本伯3552（Pt．113）中也有一段钟馗和白泽捉鬼杀鬼的形象描写，可以与伯2569对照研究：“适从远来至宫宅，正见鬼子笑赫赫。偎墙下，傍篱棚。头朋僧，眼隔搦。骑野狐，绕项脉（巷陌）。捉却他，项底揢。塞却口，面上掴。磨里磨，硙里侧。镬汤烂，煎豆豆昔（^）。放火烧，以枪劐。刀子割，脔脔擗。因今驱傩除魍魉，纳庆先祥无灾厄。”钟馗捉鬼杀鬼的和场面，极富动感和情趣。

   如此看来，第一，钟馗在这些说唱体的敦煌写本（愿文）中，已经具备了足令一切鬼祟避让、能够捉鬼杀鬼的神性形象（未见“啖鬼”的词句），而这个形象肯定与当时民间传说中的叙事形象是一致的；第二，至少在西北地区，钟馗已经进入了岁末年初的乡傩仪式行列，成为其中的一个驱鬼逐疫、祈求平安的重要、甚至首要角色；第三，钟馗的名声和权限都很大，作为“部领十万熊罴”的五道将军，也袭用钟馗的大名，他不仅能捉杀致主人生病的鬼（《洞渊神咒经》），而且也能捉杀一切浮游浪鬼，总之，一切鬼厉都在他的捉杀统辖范围之内，这就开始具备了后世传说中由玉皇大帝或阎罗王封给他的鬼族统领－－驱邪斩祟将军或世游大使的特点。

　　唐玄宗朝，大臣张说（667－730）所撰《谢赐钟馗及历日表》一文记载了钟馗画融入新春年节民俗的情景：“中使至，奉宣圣旨，赐画钟馗一及新历日一轴……屏祛群厉，纟贵（＾）神象以无邪；允授人时，颁历日而敬授。”[12]在岁终春临之际，宫中将钟馗的形象绘制成画幅，连同新日历各一轴，“奉宣圣旨”颁赐给朝廷官员，悬挂在家里，以为“屏祛群厉”，驱除邪祟之用。如果说，钟馗传说早就在晋代或更早的时代形成并在民间广为流传的话，那么，从交感巫术的心理出发，将传说中斩鬼的钟馗制作成画像，在岁除（除旧迎新）之际颁赐给官员们，作为镇鬼之灵物，则是从张说供职的唐玄宗朝才开始有记载的。这种年节悬挂钟馗像镇鬼的做法，得到了后世朝廷的认同，形成风俗，世代延续，而且逐渐流到了民间。

　　诗人刘禹锡（722－842）也撰写过二份同类性质的文书《为李中丞谢钟馗历日表》和《为杜相公谢钟馗历日表》，记载了德宗朝颁发和悬挂钟馗画驱邪的年俗。《杜相公谢钟馗历日表》说：“臣某日，高品某乙至，奉宣圣旨，赐臣钟馗一，新历日一轴。星纪方回，虽逢岁尽；恩辉忽降，已觉春来。伏以图写神威，驱除群厉，颁行律历，敬授四时。施张有严，既增门户之贵；动用协吉，常为掌握之珍。”[13]这份文书的作者标明写于（德宗）贞元二十一年，即西元805年。与张说的时代相比，时间已经过去了一百多年，而这时奉宣圣旨向朝廷官员们颁赐钟馗画的风俗和钟馗驱鬼的观念，在民间不仅没有减弱或消匿，反而越加盛行起来。而且刘禹锡对朝廷颁至的钟馗像本身，作了比张说较多的描绘：“图写神威，驱除群厉”。朝廷颁发的钟馗之像具有“神威”之貌，能使主人家增添“门户之贵”，加上人们群体的原始思维和灵魂观念所赋予钟馗像的“捉鬼驱邪”象征意蕴，因而才能具有祈新岁之安、一年吉祥的功能。

   与张说、刘禹锡的“表”说同一件事的，还有生活于晚唐的周繇所写的《梦舞钟馗赋》。此赋对钟馗形象的描写，其细腻生动，远在此二“表”和上述敦煌愿文之上：

……扃禁闼兮闲羽卫，虚寝殿兮阒嫔嫱。虎魄枕欹，象榻透荧荧之影；鰕须帘卷，鱼灯摇闪闪之光。圣魂惝恍以方寐，怪状朦胧而遽至。石聿（^）石兀（^）标众，幽页（^）类特异。奋长髯于阔臆，斜领全开；搔短发于圆颅，危冠欲坠。顾视才定，趋跄忽前。不待乎调凤管，拨鸾弦，曳蓝衫而飒纚，挥竹简以蹁躚，顿趾而虎跳幽谷，昂头而龙跃深渊。或呀口而扬音，或蹲身而节拍。震雕栱以将落，跃瑶阶而欲折。万灵沮气以忄章（^）惶。一鬼傍随而奋踯。烟云忽起，难留舞罢之姿；雨雹交驰，旋失去来之迹。睿想才寤，清宵已阑。祛沉疴而顿愈，痒御体以犹寒。对真妃言寤寐之祥，六宫皆贺。诏道子写婆裟之状，百辟咸观。彼号伊祁，亦名郁垒，傩祆于凝冱之末，驱厉于发生之始。岂如呈妙舞兮荐梦，明君康宁兮福履。[14]

傩舞或巫舞，是行傩祭或做巫事时不可或缺的通神仪式。周繇所描写的，虽然是唐明皇梦钟馗捉鬼的一段轶事，却实在是一幅“圣鬼”钟馗驱邪仪式图。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充满着动感的、活生生的钟馗。钟馗的形体：怪状朦胧，形象特异，长髯、短发，阔臆、圆颅。装束：着斜开领（衽）的蓝衫、戴危冠。手执法器：凤管、竹简（还没有出现后来的青锋剑）。舞姿：开始时，调凤管、拨鸾弦，摆动着蓝衫身躯飘逸，舞动着竹简舞步蹁躚，继而如虎跳幽谷，似龙跃深渊，令雕栱将落、瑶阶欲折。钟馗的粗犷雄健、气势逼人的巫舞，终于使所有的精怪（“万灵”）不得不沮气而回避。赋中还写了唐玄宗梦觉后，将梦中之祥告之杨贵妃，六宫皆贺的情境，和诏画工吴道子依照他梦中所见画钟馗捉鬼的情节。

　　到唐末五代十国，旧将胡进思拥兵废吴越王钱倧的史事，透露出钟馗信仰在当时深入人心的信息。吴越王钱佐卒，其弟倧以次立。旧将胡进思对其卑侮，钱倧在碧波亭阅兵犒赏军士，胡进思前谏以赏太厚，无意中惹脑了新王钱倧。“倧怒，掷笔水中，曰：以物与军士，吾岂私之，何见咎也！进思大惧。岁除，画工献钟馗击鬼图，倧以诗题图上。进思见之大悟，知倧将杀己。是夕，拥兵废倧，囚于义和院，迎俶立之。”[15]这桩史实发生在西元947年。这段记载透露出岁除献钟馗击鬼图的习俗，在五代以前，也许就在唐代，就从都城长安传到并在吴越地区广泛流行，而钟馗击鬼的传说和信仰也早已成为吴越民族族众的集体意识，以至胡进思一见到倧在画工所献的钟馗击鬼图上所题的诗句，便明白自己将被当作鬼魅除掉，于是不得不拥兵废倧。据美术史家认为，这段记载“是为钟馗击鬼驱邪的独幅画始见于史书者”。[16]

　　一般说来，一种信仰民俗、特别是有神格的信仰民俗的形成和延续，必是有某种神话和传说所支持的。钟馗信仰从两晋、南北朝逐渐形成并得到广泛流传，到唐末，又经五代十国，五、六百年间，不仅从未中断，而且在流传中愈来愈形成体系，无疑是由于有钟馗这个具有神格的人物及其愈来愈丰富的传说的支持。到了北宋科学家沈括（1031－1095）所撰的《梦溪笔谈·补笔谈》中，钟馗其人及其传说则变得完整和丰满起来：

　　禁中旧有吴道子画钟馗，其卷首有唐人题记曰：“明皇开元讲武骊山，岁翠华还宫，上不怿，因痁作，将逾月，巫医殚伎，不能致良。忽一夕，梦二鬼，一大一小。其小者衣绛犊鼻，屨一足，跣一足，悬一屨，搢一大筠纸扇，窃太真紫香囊及上玉笛，绕殿而奔。其大者戴帽，衣蓝裳，袒一臂，鞹双足，乃捉其小者，刳其目，然而（后）擘而啖之。上问大者曰：尔何人也？奏云：臣钟馗氏，即武举不截之进士也，誓与陛下除天下之妖孽。梦觉，痁苦顿瘳，而体益壮。乃诏画工吴道子，告之以梦曰：试为朕如梦图之。道子奉旨恍若有睹，立笔图讫以进。上瞠视久之，抚几曰：是卿与朕同梦耳，何肖若此哉！道子进曰：陛下忧劳宵旰，以衡石妨膳，而痁得犯之，果有蠲邪之物，以卫圣德。因舞蹈上千万岁寿。上大悦，劳之百金。批曰：灵祗应梦，厥疾全瘳。烈士除妖，实须称奖。因图异状，颁显有司。岁暮驱除，可宜遍识，以祛邪魅，兼静妖氛。仍告天下，悉令知委。”熙宁五年，上令画工摹拓镌板，印赐西府辅臣各一本。是岁除夜，遣入内供奉官梁楷就东西府给赐钟馗之象。[17]

　　沈括记录的这个传说，历来被学术界公认为是一个情节最丰富、最完整的异文。它标志着钟馗传说发展中的一个转折。稍后出现的有关钟馗传说的记载，还有已经亡佚的《唐逸史》（学术界普遍认为是唐末以后的作品，明代陈耀文《天中记》卷四《梦钟馗》条注引）[18]和高承（1078－1085）的《事物纪原》[19]。为了对照研究，不妨也把《唐逸史》的移录如下：

   明皇开元，讲武骊山，翠华还宫。上不悦，因痁疾作，昼梦一小鬼，衣绛，犊鼻，跌（按：应为“跛”字）一足，履一足，腰悬一履，搢一筠扇，窃太真绣香囊及上玉笛，绕殿奔，戏上前。上叱问之。小鬼奏曰：臣乃虚耗也。上曰：未闻虚耗之名。小鬼奏曰：虚者，望空虚中，盗人物如戏；耗，即耗人家喜事成忧。上怒，欲呼武士，俄见一大鬼，顶破帽，衣蓝袍，系角带，靸朝靴，径捉小鬼，先夸其目，然后劈而啖之。上问大者：尔何人也？奏曰：臣终南山进士钟馗也，因武德中应举不捷，羞归故里，触殿阶而死。是时，奉旨赐绿袍以葬之，感恩发誓，与我王除天下虚耗妖孽之事。言讫，梦觉，痁疾顿廖。乃诏画工吴道子曰：试与朕如梦图之。道子奉旨，恍若有睹，立笔成图进呈。上视久之，抚几曰：是卿与朕同梦耳。赐与百金。

《事物纪原》文本的情节与此基本相同。这两个稍后记载的文本，与《梦舞钟馗赋》和《补笔谈》相比，又增加了两个重要情节：一，明确说明钟馗的身份系终南进士；二，钟馗所捉之小鬼名为“虚耗”。

　　从传说学的特点来说，从产生于西晋或东晋末的《太上洞渊神咒经》及产生于中晚唐的其它敦煌写本起，经张说、刘禹锡的简单记载，周繇《梦舞钟馗赋》的描写，到沈括《补笔谈》、《唐逸史》和《事物纪原》止，围绕着钟馗这个人物，已经形成了由三个故事素（亦称情节单元）构成的传说。这三个故事素是：唐明皇梦鬼、钟馗啖鬼和吴道子画鬼。（另外还有一个情节，即钟馗嫁妹，留待下面再论。）随着时代的演进，故事情节层层累积，使钟馗这个箭垛式的传说人物，在动态的叙述和静态的描写中变得立体化了。

   钟馗是原始巫的产物。鬼的观念出现后，神鬼分开，人们需要塑造出一个治鬼的神和统领诸鬼的大鬼（“圣鬼”）。钟馗就是适应这样一种需要而人们被塑造出来的神和大鬼。新石器时代的史前玉圭上所刻画的兽面人像，可能隐含着某个神话意象，这个神话意象中的神，可能就是钟馗或钟馗的原型。最初的文字记载，出现较迟，见于晋末的道经敦煌写本。以方相氏为傩仪主角的大傩，到汉唐开始发生深刻变化。一方面，“四时以作”的古制，已土崩瓦解，只保留着一年一度举行的送旧迎新的岁除之傩了；另一方面，方相氏在作为神的“十二兽”出现后地位逐渐下降的趋势下，钟馗以统领诸鬼的神（圣鬼）的资格进入大傩队列中，取方相氏而代之。钟馗由于在神话传说中被塑造出来之始，就被人们赋予的捉鬼驱邪的特性，因此也从其形成起，就进入每年岁暮年初的大傩仪式中，成为一个驱邪纳吉的重要角色。同时，与送旧迎新的岁除节仪相关联，也就成为钟馗信仰的一个重要特点。钟馗传说与钟馗信仰是共生的，二者相互交织，相互依存。钟馗信仰只有在传说的支持下，才得以不断发展；钟馗传说也由于有了钟馗信仰的附丽而得以世代传承。

   在古代中国，傩仪是原始信仰的一种普遍形态，其流行范围十分广阔。在唐代及其以前，钟馗传说和信仰似乎主要存在和流传于以长安为中心的中原傩文化地区以及以敦煌为中心的西北一带；五代十国时期，钟馗信仰显然已传播到吴越地区并得到了广泛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