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景深：独步故事学坛

——赵景深诞辰110周年

刘锡诚

赵景深先生（1902—1985）一生在戏曲、民间文学、儿童文学研究领域里耕耘，做出了独到的贡献，留下了丰富的学术遗产。有材料说，他一生一共写了104种以上的著作。他是中国民间文学学科的奠基者之一，中国民间故事学的先驱者和创始者。他在民间文学方面的成就和学术思想，大体可以其早年的《童话评论》（开明书店1924年）、《童话概要》（北新书局1927年）、《童话论集》（开明书店1927年）、《民间故事研究》（复旦书店1928年）、《童话学ABC》（世界书局1929年）、《民间故事丛话》（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1930年）等著作为代表。已故美籍华人学者丁乃通先生称他是“中国最大的故事研究权威之一”（《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导言》，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年。）

他的第一批研究童话的文章，是1922年1月22日、2月12日、3月28-29日、4月9日在《晨报·副刊》上与周作人就童话问题所作的讨论。文学研究会成立之后，结识了郑振铎和文学研究会的其他成员，受其影响，研究领域从民间文学逐渐扩及到俗文学的其他门类，如戏曲、曲艺、鼓词、小说等，并逐渐形成自己的特点。他说过：“我对于民间文学的探索是从童话开始着手的。……系统地探讨民间文学是在1927年以后。那时，在许多零星文章之外，我先后发表了几本专著，如《童话概要》、《童话学ABC》、《童话论集》和《民间故事研究》等。那时，国际上民间文学的研究，人类学派及其比较研究故事的方法正在流行，我国的研究也深得这一学派的影响。……在那一时期（20年代后半期到30年代），我国主要从事民间文学研究的，除我之外，还有顾颉刚、钟敬文、董作宾和黄石等人。顾颉刚、钟敬文、董作宾等虽然也研究民间故事，却偏重于民间文学中的韵文部分即歌谣的研究。著作有《吴歌甲集》、《蛋歌》、《看见她》等等；而我及黄石则主要从事散文部分，即民间故事、童话故事传说等等的探索，很少涉足民间歌谣的园圃。”（《民间文学丛谈·后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也就是说，在上世纪的二三十年代，赵景深无疑称得上是独步中国故事学坛的学人。

就其民间文艺学的学术思想而论，赵景深的一生，大致可以分为前后两期。在其学术生涯的早期阶段，主要研究领域是童话学（《童话学ABC·例言》：“童话即民间故事”），而这个时期，在学术思想上，深受受英国人类学派民俗学的影响。后期则受到郑振铎的俗文学思想的影响，并成为民间文学研究中的“俗文学”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坦言说：“我在古典小说和戏曲以及民间文学、儿童文学方面都是他的忠实的追随者。”（《郑振铎与童话》，《儿童文学研究》1961年12月）

20世纪20年代初，赵景深开始在天津、上海、杭州等地的报刊上发表英国人类学派学者的民间故事研究著作译文，如哈德兰德的《神话与民间故事的混合》（天津：《新民意报·副刊》1923年第8期）、《神话与民间故事》（上海：《小说月报》1926年第17卷第8期）；麦苟劳克的《民间故事的探讨》（上海：《文学周报》（1927年第4期）、《童话学——童话讲座》（上海：顾凤城编《文艺创作讲座》第1—4期，光华书局1931年—1933年）、《兽婚故事与图腾》（杭州：《民众教育季刊》1933年第3卷1期）、《民间故事之民俗学的解释》（上海：《青年界》1936年8卷4期）和《季子系的童话》与《友谊的兽的童话》（后均收入《民间文学丛谈》，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等。同时，他运用该学派的理论和比较研究方法于中国的和外国的民间故事研究，陆续写作和发表了一些民间故事的研究和评论以及介绍外国民间故事学说的文章，重要的如：《关于西洋童话的著作》（天津：《新民意报》副刊《朝霞》1923年第1期）、《西游记在民俗学之价值》（上海：《民国日报·觉悟》1923年7月5日，后收入《童话论集》）、《研究童话的途径》（上海：《时事新报·学灯》1924年2月11日,后收入《童话论集》）、《童话的分系》（《上海《文学周报》1925年，第200期》、《童话的意义的来源和研究者的派别》（《时事新报·学灯》、《夏芝的民间文学分类法》（《文学周报》1926年，第237期）等。前面所说的六部著作，加上陆续发表的这些文章，奠定了他在中国故事学上的地位。

他的民间故事专著和论文集中，始终取法于英国人类学派的学术理念和研究方法，把文明文化与原始文化贯通起来作为价值取向，排斥儒家思想对民间故事研究的参入。要么直接收入英国人类学派学者的文章，如《童话论集》中收入了哈特兰德的《神话与民间故事》和麦苟劳克的《民间故事的探讨》；要么干脆以人类学派学者的著作为蓝本，如《童话学ABC》，就是以意尔斯莱的《民间故事的民俗》为蓝本，并参照麦克劳克的《小说的童年》和哈特兰德的《童话学》写成的。显示了他在学术思想上、研究方法上与英国人类学派民俗学的故事学或充分认同、或血脉相通。当然，他在运用人类学派的理论方法中，也多少显示出某些矛盾。譬如，《童话ABC》的开篇说：“童话是原始的文学，……童话是神话的最后形式，小说的最初形式。”而“童话学是研究文学的基础常识”。同时，他又说：“本书系从民俗学上立论，不是从教育学上立论”，亦即撇开了童话的教育意义和审美功能不论。

赵景深早期的民间故事（童话）研究上的成就和贡献，主要表现在两个领域：一个是故事型式与分类的探索；二是对蛇郎故事、海龙王的女儿、徐文长故事的分析论述。

1928年，钟敬文把自己与杨成志合译的《印欧民间故事型式表》以及所撰之《中国印欧故事之相似》赠给赵景深。赵遂写了一篇《中国民间故事型式发端——英国谭勒研究的结果》（《民俗》1928年第8期），介绍并评价了第一个把中国民间故事编制到世界民间故事型式表中去的英国人谭勒(Denny)所著之《中国民俗学》(The Folklore of China)作为呼应。指出编制民间故事型式表“绝对办不到一切故事都能包括在少数的型式中”。尽管如此，他还是对谭勒的故事分类（分八大类）逐类逐条地补充了中国民间故事的材料，他文章中的观点和材料既是对钟敬文中国故事型式研究的补充，也同时表达了他自己的独立见解：“最要紧的，我以为还是要先研究大类。大类似乎稍可包括一切，也许可以弄到包括无遗的地步，而型式恐怕是永远不会完结的。”也就是说，他并不赞成拿型式的编制来代替民间故事的研究。他的童话研究，没有停止在型式上，还注意梳理童话中的初民风俗、信仰、禁忌等原始遗留，从民俗遗留的角度剖析了“灰娘”、“天鹅处女”以及“禁室式”（蓝须式）、“贼新浪式”、“不忠心的妹妹式”等故事类型及其原始文化内涵。

他认为，中国的《灰娘》、《蛇郎故事》和《海龙王的女儿》等故事，在国际故事型式表中都属于天鹅处女型故事，或被“吸引”（粘连或附着）到天鹅处女故事上的。“在广州，《蛇郎》不但把‘天鹅处女’（此式故事详见拙编《童话学ABC》第八章）拉在一起，还与‘灰娘’（此式故事详见拙编《童话学ABC》第四章及《童话概要》第五章）结了因缘。也就是说，这两篇故事的任何一篇都是三篇故事的结合体。”他的结论是：“灰娘后来嫁了王子，但是中国女人的虚荣心却要低一点，只想攀秀才；所以王子到了中国，便变成秀才。从秀才推想，我又疑心这是由于五口通商后（早一点在鸦片之战前后），洋鬼子把他们的童话也搬了来，因此《蛇郎》像海绵似的，又把《灰娘》吸收了去，因为我总不相信《灰娘》是我国本来就有的童话。”至于“老虎外婆”故事，他在与格林的同型故事比较后说：“说中国故事比德国故事进化者，自然并不是说要与德国争个短长，学一学浅薄的爱国主义者的口吻说：‘你们外国的东西，在我们中国已是古已有之的，并且还比你们外国货好！’我的意思也不过是说德国的发生较早，而中国的发生较迟罢了。”（《中西民间故事的进化——序刘万章的〈广州民间故事〉》）

关于徐文长故事，赵景深先后写过三篇长文：一篇是《徐文长故事与西洋传说》（发表于他和田汉、叶鼎洛等主编的《潇湘绿波》，1925年，长沙）；一篇是《答钟敬文先生——关于徐文长故事的讨论》（《京报副刊》1925年12月9日）；一篇是《徐文长故事的研究》（《草野》第5卷第第3期，1931年）。传说中的徐文长是个性格多面、既助人又害人、既机智又作恶、颇受民众喜欢的人物。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以林兰的笔名先后编了四本《徐文长故事》，成为我国民间文学出版史上最为畅销的故事集之一。赵景深三论徐文长，对这个传说人物做了相当充分的分析和评价。“故事之加在名人身上，犹之蒲公英种子一样，撒到何处，彼岸在何处生根，它本来是有流动性的。”《徐文长故事与西洋传说》并不以人物的性格和行为的分析为题旨，而扩展到对民间故事传播和变异规律的探索：以安德留·兰的学说为依据，对林兰和他自己所搜集的多种故事异文的比较，以及与荷马史诗、德国传说浮士德、英国儿童剧的比较，得出了故事传播的两条规律性的结论：（1）“传播地区愈远大，转变也愈分歧。”（2）“传播时间愈长久，真实也愈减损。”（原载《潇湘绿波》1925年第2期，见《徐文长故事》，北新书局1933年）

回顾20世纪初，以进化论为思想基础的人类学派神话学和民俗学之风吹进了中国，使中国的人文学界耳目一新，甚至曾经一度席卷了中国的文学界和文化界，如鲁迅、周作人、胡愈之、茅盾、郑振铎等文学大家，都莫不加入了介绍和阐扬人类学派神话学和民俗学的行列。赵景深也是其中的一员。兵法有言：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学术上也一样。专攻一路者总能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茅盾如此，赵景深亦如此。前者专注于神话学，后者则专注于童话学即故事学。赵景深早期的童话学翻译和研究，对20年代在北方兴起的歌谣运动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补充，对中国民间故事学的初建起了奠基的作用。

写于2012年4月10日

 （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5月7日《学林》版，编者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