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文人多自谦,戒浮燥,胸怀平常之心,甘为边缘人。粗茶淡饭,布衣裘褐,倒可以冷眼洞察社会,静观人生百态,写出多少能够传世的作品来。——录自随笔《边缘人》(1998)

故事家及其研究的文化史地位(2)

上一篇 / 下一篇  2012-03-22 09:00:35 / 个人分类:民间文学

故事家及其研究的文化地位(2)

刘锡诚

 

 

 

3)区域叙事传统与个人叙事风格

 

民间故事比较研究,一般的是把文人文学比较研究的方法和模式,移植到民间故事的比较研究中来,亦即只是作文本的比较。这样的比较研究,固然也有一定的价值,但最大的弊端是,抛弃了民间故事的讲述过程中对文本形成起着决定性影响的叙事传统,以及传承链(主要是家族系统)上的文化环境、社会遭遇,讲述者个人的经历、遭遇、眼界、年龄、性格、素养、家庭环境等因素。而这些起着重要影响的因素,往往导致不同的讲述者所讲述的故事,在内容、结构、观点、叙事语言和叙事风格上出现很大的差异。

 

以出现过尹宝兰、胡怀梅、王玉兰、刘文发四位故事家的沂蒙山区为例,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是差不多的,但他们的题材取向、讲述方式和讲述风格却很不一样。即使一个村子里有几个故事家,他们讲同一个母题的故事,而各人所讲的却很不一样,这种差异不仅反映在语言的表达上,甚至反映在对故事中人物和事件的评价上。胡怀梅和尹宝兰以及辽宁岫岩李马氏和李成明讲述的故事中,都有《蛤蟆儿》这个故事,她们的讲述在语言上、风格上却大相径庭。胡怀梅讲述《蛤蟆儿》,一开头就说:“腊月二十四烧纸辞灶,老嬷嬷说:张灶王,张灶王,年年辞别你上天堂,俺男根女花没一点,你哪怕是叫俺有个蛤蟆儿呢,俺也成年给你烧香烧纸把头磕!果然十个月后,生了个蛤蟆儿呢。”尹保(宝)兰讲的《蛤蟆儿》故事,开头这样说:“人说这家子行好,冬舍衣夏舍茶,修桥叠路积儿,积个‘蛤蟆儿’是个蛤蟆。”胡、尹讲的故事,开头都是说行好积德,盼望生儿——哪怕是个蛤蟆儿。两人用的都是有韵脚的句子,用来交代人物、情节,显得生动而有趣。

 

李马氏的《蛤蟆儿子》开头是这样的:“有一家两口子,手脚勤快,心眼也好,可就有一件事不顺心:无儿无女。眼看一年年过去了,岁数渐渐大了,老两口子盼子心更切了。一天,老太太在河边洗衣服,看见一群癞蛤蟆从石板里蹦蹦哒哒,出来进去的。不由得长叹一声:‘唉,哪管有个癞疥巴子儿子,在我眼前蹦跶着,也算我没白活人世一回呀。’说玄真就玄,老太太洗完衣服回去,真就有了孕,怀揣九个月,一生生下个肉蛋子。肉蛋子‘嘣’地一声裂开了。从里跳出个癞蛤蟆,别看癞蛤蟆长得寒碜,老太太可稀罕得了不得。……”搜集者附记里说:“李成明的《蛤蟆儿子》与李马氏讲的基本相同。所不同的是,蛤蟆在石板底下喊阿妈,老头便把蛤蟆领回家,成为其儿子。蛤蟆脱下皮变成人形,老两口看到后,乐得了不得。”

 

与胡怀梅和尹宝兰讲述的故事相比,李马氏和李成明讲的就是另一个样子了。尽管蛤蟆儿故事在全国各地流传广泛,有着共同的母题和叙事传统,但具体到不同地区,受到不同地域文化和习俗的影响,使这同一母题的故事出现了不同的叙事文本。生活在临沭县的胡怀梅和生活在费县的尹宝兰,尽管使用的语言不同,但可以看出,她们的共同基础,是沂蒙地区的民间叙事传统。而李马氏讲述的蛤蟆儿故事,不像胡怀梅、尹宝兰讲述的故事情节那样单纯,语言那样简练,而是包容了很复杂的故事情节,有很细致的描写,可想而知,他们所遵循的共同的基础,是东北地区的民间叙事传统和习俗文化。

 

21世纪:故事讲述家的未来命运

 

进入21世纪,复兴中华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软实力,提高全民族的文化自觉,成为大家的共识。2002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启动了民族民间文化抢救工程。2003年我国政府启动了“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4年我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了《公约》,我国成为第一批缔约国。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八年来,建立了国家、省、地市、县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分级对进入名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迄今已公布了3批,进入名录的项目达1219项,其中民间文学类155项,故事类61项,计有:

 

第一批(7项)

白蛇传传说、梁祝传说、孟姜女传说、董永传说、西施传说、济公传说、满族说部

 

第二批(27项)

八达岭长城传说、永定河传说、杨家将(穆桂英)传说、尧的传说、牛郎织女传说、西湖传说、刘伯温传说、黄初平(黄大仙)传说、观音传说、徐福东渡传说、陶朱公传说、麒麟传说、鲁班传说、八仙传说、秃尾巴老李传说、屈原传说、王昭君传说、炎帝神农传说、木兰传说、巴拉根仓传说、北票民间故事、(辽东)满族民间故事、徐文长故事、崂山民间故事、都镇湾故事、盘古神话、邵原神话群

 

第三批(27项)

天坛传说、曹雪芹传说、契丹始祖传说、赵氏孤儿传说、白马拖缰传说、舜的传说、禹的传说、防风传说、槃瓠传说、庄子传说、柳毅传说、禅宗祖师传说、布袋和尚传说、钱王传说、苏东坡传说、王羲之传说、李时珍传说、蔡伦造纸传说、牡丹传说、泰山传说、黄鹤楼传说、烂柯山的传说、珞巴族始祖传说、阿尼玛卿雪山传说、锡伯族民间故事、嘉黎民间故事、海洋动物故事

 

与其他类别和形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相比,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的民间文学的数量实在是太少了,与我们常说的“浩如烟海”不相适应。而且进入名录的,多数是具有开发潜力的传说类项目,属于民间故事类的项目很少,狭隘的民间故事只有烂柯山的故事一个。令人欣喜的是,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和提升,能讲述1067个故事的谭振山收到了重视,“谭振山民间故事”进入了国家名录。此外,耿村、伍家沟,以及稍后发现的走马镇、下堡坪、都镇湾、古渔雁等故事村落,和北票、辽东六县、崂山、邵原等县的故事和神话,相继进入了国家名录,在国家的层面上受到了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关键在保护传承人。为了保护杰出的、代表性的传承人,国家建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录,制定了传承人申报和认定办法。由地方上申报,国家聘请专家评审认定,再由国务院批准公布。迄今已公布了三批国家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1558人。民间文学的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为57人,其中民间故事的代表性传承人是11位。这11位传承人的申报与认定,与研究工作的成绩是分不开的,换言之,与地方文化工作者和专家的工作分不开的。试想,如果没有基层文化工作者和学者们的发掘和多年的研究与宣传,也许这些传承人,至少其中的一部分人,至今也还没有“浮出水面”呢。他们是:

 

河北省2:靳景祥(藁城耿村民间故事)、靳正新(藁城耿村民间故事)

 

辽宁省4谭振山(新民县谭振山民间故事)、刘则亭(大洼县古渔雁民间故事)、爱新觉罗·庆凯(金庆凯)(六个县满族民间故事)、刘永芹(喀左东蒙民间故事)

 

湖北省3:刘德方(宜昌夷陵区下堡坪民间故事)、罗成贵(丹江口市伍家沟民间故事)、孙家香(长阳县都镇湾民间故事)

 

重庆市2魏显德(九龙坡区走马镇民间故事)、刘远扬(九龙坡区走马镇民间故事)

 

 

故事家的研究于80年代异军突起,至世纪末已是硝烟散尽。名噪一时的南方故事村的伍家沟、北方故事村的耿村,双双陷于寂寞萧条之困境,甚至连网民在网络上提出的诘难和追问,也一直没有人回应。进入21世纪第一个十年,民间文学又时来运转,遭遇了大好时机,一方面,政府启动了非遗保护计划,一方面,学界君独辟蹊径,抛却研究室的舒适安逸,开始对一些民间故事家作跟踪研究,沉潜数年,终于做出了斐然的成绩。

 

江帆对故事家谭振山的研究锲而不舍,对其作了20年的跟踪研究,记录(或录音)他的故事,撰写研究论文,探讨谭振山故事的文本叙事和讲述活动的文化玄机。她几乎变成了谭振山家庭中的成员。2004年她所撰写的《民间叙事的即时性与创造性——以故事家谭振山的叙事活动为对象》[29],荣获中国文联主持的第五届“中国文艺评论奖”(2005)理论文章一等奖。她对自己的追踪研究作了这样的自我剖析:“从宏观上看,对一个民间故事家进行的持续性的追踪研究,对我国乃至国际民间文学研究均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这是因为,民间故事作为一种口承文学样式,其基本特征是以人为载体进行传承和流动的。对民间故事的研究离不开对其载体的研究,尤其是对这一传统的积极携带者——故事家的研究。民间故事家由于彼此生存环境、经历、信仰、价值取向不同,性别、年龄、文化、个人资质各异,在其故事活动中,无一例外地体现出各自的风格与特点。……每一位民间故事家所展示给我们的‘文化之网’都是独特的。而对一个故事家进行长时段的追踪研究,可以使我们真实地把握到这张‘文化之网’的一个个网扣是如何编结出来的。”[30]

 

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就跟踪记录和研究沂蒙山区临沭县郑山乡轩庄子村的女故事家胡怀梅的靖一民,这么多年来他一直没有中断过这方面的研究。过去他曾和靖美谱曾合作写过《民间故事家胡怀梅的调查报告》[31],成为研究胡怀梅的学者们的主要参考材料。他的一部花费了20年的30万字新著《口头传统新档案》就要问世。他把著作的全文电子档发给我看,我写了这样一句话回赠他:“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中国的文化界把默默无闻的民间故事家推到了文化史上,给他们以文化创造者的身份和地位。靖一民先生就是当时为数并不多的文化人之一。”多年来,作者对这位已经过世了的老婆婆故事家讲述的故事,逐字逐句进行深入研究,从口头传统研究的角度对这些故事进行了重新整理,添加了详细的方言注释,并为每篇故事都撰写了“整理笔记”。胡怀梅也许早已被乡民们忘记了,但她却因靖一民的著作而活着,活在中国民间文艺学史上。施爱东在给他写的序言里写道:“其实,靖一民先生自己就是个故事家。……每则胡怀梅的‘录音整理故事’后面,都有一篇靖一民的‘整理笔记’,有些是对胡怀梅故事的补充,有些是异文,有些是语境说明,有些是历史对照,还有些是靖先生自己对于故事文本或者故事演述的心得体会,他会告诉你故事为什么这样讲而不那样讲,不同讲法各有什么奥妙。这些笔记体例虽不拘一格,却篇篇都有闪光之处。靖先生的注释和整理,决不是止步于订正字词,理顺文句,读者很容易从中看出靖先生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他在并不拥有一个学院图书馆的不利条件下,却翻查了大量的文献,试图在历史和故事之间搭建一座便捷的桥梁,方便读者理解和认识故事与历史的关系,他用笔记的形式记录了一个故事整理者的所思所学所悟。”他以采访者、记录整理者的亲身经历,对故事家与整理者的关系所作的学理阐明,对研究故事家与记录整理者的关系有参考价值的。

 

另一个类型的故事传承人,是周正良和陈咏超笔下的陆瑞英。周正良对陆瑞英的关注始于1959年,那年他与路工、张紫晨一起曾对她做过观察研究;陈咏超也在她身上倾注了多年的观察研究的心血。陆瑞英是常熟白峁的故事家兼歌手。2007年,周、陈主编的《陆瑞英民间故事歌谣集》出版,是他们根据陆瑞英讲述和歌唱进行记录和录音的成果,正文分语体文本、方言文本和录音光碟三部分。堪称是一个我们多年来梦寐以求的科学版本。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陈把陆瑞英定为“综合性传承人”:“民间文艺的杰出传承人很多,但是像陆瑞英这样在故事、歌谣两方面都具有很有造诣的综合性传承人,在汉族地区还很罕见。”[32]情况确如他们所说。就已经发现和得到研究的著名故事家而言,没有一位是陆瑞英式的“综合性”的讲述者或传承者。因此,如果说,80年代民间文学界对民间故事讲述家的发现和研究,是中国民间文学理论研究的重要进步和贡献,那么,新世纪学者对“综合性传承人(讲述人)”陆瑞英的发现和研究,无疑称得上是在民间文学搜集和研究领域里是一次新的开拓。《集》中收入的故事和歌谣,同样是以口传心授的方式传承延续,同样是口头语言艺术的不同体裁,但相比起来,歌谣的文本虽然也有变化,但相对比较固定,而故事,则更多地显现出讲述者的个人风格和艺术个性多年来在脑际萦绕不去的对“型式”理论无法解决中国故事问题的困惑,在研读了陆瑞英讲述的民间故事之后,茅塞顿开,豁然开朗。作品内容、情节结构、叙事模式、讲述风格、审美意象等的研究,仍然是民间文学学科不能弃置的重要内容和课题。

 

与江帆、靖一民、周正良和陈咏超的以某个故事家为追踪研究对象相比,从“问题意识”出发的林继富的研究则是另一类。他另辟蹊径,以民间故事家的讲述活动与叙事传统的动态关系为题旨,对巴蜀文化背景下的土家族的多位故事家进行了长达十年的观察研究,其研究成果以博士论文《民间叙事传统与故事传承》的形式面世,所论涉及到并提出了故事传承和叙事传统的诸多的学理问题。故事学学理的探索,是林著的一个显著特点。在此,我愿意引用他的导师刘魁立的评价:“说起民间叙事传统,没有人敢否定它的存在。因为这一传统明明白白体现在各个时代乃至每一个讲述人的讲述活动中,它是‘顽固的’,但它又是潜在的,像灵魂一样是难以描述的;在许多人的著述里,它往往被扩大成为民间叙事的决定性的甚至是唯一的重要因素。例如,仅仅痴迷于类型学研究的绝对主义者就是最好的例证。另外,也有的学者把传承人的个性夸大到不适当的地位,忽视了它仅仅是民间叙事传统中间的一环和一个具体时空中的表现。在这两种情况下就很难揭示出民间叙事发展进程和现实表现的真谛。继富的这部著作在民间叙事传统的问题上进行探索,追求学理的发现,应该说他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一定的成绩,为进一步的深入探索提供了极为有益的思考基础。”[33]

 

当然,这些年来,在这个领域里还出现了一些纯粹的理论研究的优秀成果,其学术意义和现实指导作用不可忽视,限于篇幅,就恕不赘言了。

 

随着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结束,中国农村的现代化步伐急剧加快,农村人口的结构出现了历史性的变化,原本在漫长的家族血缘社会结构下形成的农村聚落,或多或少出现了解体的趋势,自给自足的农耕社会逐渐瓦解,作为口头文学重要题材之一的民间故事的载体,老故事家群体自然老龄化,甚至相继辞世,民间故事的传承遭遇到了空前的困境。前面提到,20世纪90年代,研究者提供的全国能够讲述50则故事以上的故事的故事家为9000人。到21世纪第一个十年末,记忆并能讲述较多故事的人究竟还有多少,没有人做过统计,2009年结束的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也未能提供这方面的数据,进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三批保护名录的民间故事代表性传承人(笔者参加评审时,专家们的共同意见是以能讲述400500个故事及其以上者为进入国家级传承人的门槛)只有十人左右,如今已有4人去世了。省级代表性传承人无法统计。难道21世纪将成为传统意义上的民间故事、民间叙事的绝唱之期?难道我们今天谈论的民间故事讲述人,将在我们这个伟大时代里成为历史的记忆吗?

 

200910月笔者在一篇尚未发表的文章《非遗:一个认识的误区》里曾就民间文学的传承人问题说过一点补充性的意见,我愿意引出一段作为本文的结尾。

 

如今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和学界普遍认识到,“非遗”保护的核心在对传承人的保护,并建立了传承人名录制度。一般地说,这是没有疑问的。在传统戏剧、传统曲艺、传统手工技艺、中医药等个人作用显著的领域,传承人的意义特别明显,他们的地位也较为容易确立。关于传承人的见解,同样也大体符合民间文学的情况。卷帙浩繁的史诗和近年来发现的许多民间叙事诗,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有演唱艺人在演唱,史诗因艺人的演唱而得以存世。史诗《格萨尔》、《玛纳斯》、《江格尔》等长篇巨制的传人,已广为国内外所知。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各国,著名史诗艺人对民族文化的巨大贡献,是无庸质疑的,那些杰出的演唱艺人得到了社会很高的尊重与荣誉。在民间,唱歌的能手(歌师)也是名声很大、备受尊崇的。歌仙刘三妹(姐)就是一例。相比之下,说故事的能人——故事讲述家,则没有著名歌手那样的声誉。但他们的历史功绩不能、也不会永远被埋没于山野。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情况已经有所改变,我们改写了中国文化史没有农民故事家地位的记录。各省的民间文学研究者在民间、在底层陆续发现了一些著名的故事讲述家,他们当中既有一生未曾出过远门而只在本乡本土、语言个性突出、口才超拔的农村老妪故事讲述家,也有见多识广、博学多才、能言善辩的故事讲述者。……一大串男女故事讲述家已经知名于世,有的故事家还应邀走出国门,登上了外国大学的学术讲堂。

 

200765公布的《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单》,认定了民间文学传承人32名。这是一个令人高兴的开端。普通农民故事讲述家和歌唱家,竟然登上了国家的“非遗”传承人名单!当然,也有令我们感到遗憾的,就是民间文学的传承人,只有32人,占全部“非遗”传承人777名的0.04%!这样一个比例,无论怎么说,都是有欠公正的。这是一个令人心痛的比例!也许,我们当初就不应该拿城市里那些专业从事某种技艺的人一样的标准,来套农村里讲故事、唱民歌的那些人。他们是在生活极其艰难的环境下,民间文学及其传统的守护人!他们在讲述故事时,在歌唱时,在说笑话时,会忘记他们生活的艰难,忘情于他的讲述和歌唱。这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恩格斯说的:“民间故事书的使命是使一个农民作完艰苦的日间劳动,在晚上拖着疲乏的身子回来的时候,得到快乐、振奋和慰藉,使他忘却自己的劳累,把他的硗瘠的田地变成馥郁的花园。民间故事书的使命是使一个手工业者的作坊和一个疲惫不堪的学徒的寒伧的楼顶小屋变成一个诗的世界和黄金的宫殿,而把他的矫健的情人形容成美丽的公主。但是民间故事书还有这样的使命:同圣经一样培养他的道德感,使他认清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权力、自己的自由,激起他的勇气,唤起他对祖国的爱。”[34]这也是故事家、歌手们的神圣使命!

 

有些做基层保护工作的朋友们提出,他们看到,农村里的故事传承、民歌传承,往往并不是靠有名有姓的传承人来传承、传习,而是靠群体、靠社会来承袭的。其实,这是一种误解。我们心中记得的故事,大半是在孩提时代,依偎在妈妈或奶奶的怀抱里,无意中听她们讲给自己听,而后就记住了的。也有的时候,是夏天在树阴下、冬天在地窖里,聚精会神地听那些会讲故事的人讲的。那既是我们的娱乐,更是我们的启蒙教育。我们的知识,就是从听故事、听唱歌开始的。那些讲故事、唱歌者,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传承者,我们每个人的启老师,不过他们或许没有那么杰出,或许是因为我们在不经意中给忘记了罢了。我们没有权力埋没他们。应该在普查中所做的调查采录的基础上,给他们以特别的注意,留下他们的名字、他们的形象、他们的业绩以及他们对中华文化的贡献。

2011106北京

 

(作者: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研究员)

 

(本文系为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传播学院于20111015日召开的“中国民间叙事与故事讲述人学术研讨会”而撰。发表于《民俗研究》2012年第2期。)



[1]《刘守华<民间故事的艺术世界>序》(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库),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12月,武汉。

[2]理查德·鲍曼著、杨利慧、安德明译《作为表演的口头艺术》,第2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0月,桂林。

[3]阎云翔《民间故事的表演性》,《民间文学》1985年第7期,第3334页。

[4]巫瑞书《民间故事家资料索引(一)》,见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研究部编《民间文学研究动态》1986年第23期合刊。

[5]刘守华《中国民间故事的传承特点——对32位民间故事讲述家的综合考察》,见所著《比较故事学》第300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9月。

[6]据刘守华《中国鄂西北的民间故事村伍家沟》,《民俗曲艺》民俗调查与研究专号第111期,财团法人施合郑民俗文化基金会,19981月,台北。

[7]见巫瑞书《传统故事讲述家今昔谈》,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研究部编《民间文学研究动态》1986年第23期合刊(总第1718期合刊)。

[8]鲁迅《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十)》,《鲁迅全集》第六卷。鲁迅说:“这讲手,大抵是特定的人,他比较地见识多,讲话巧,能够使人听下去,懂明白,并且觉得有趣。”

[9]裴永镇《朝鲜族民间故事讲述家金德顺和她的故事》(19828月),见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辽宁分会理论研究组编《民间文学论集》第1集第16页,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辽宁分会1983年印。

[10]何伙《民间故事大王刘德培》,《长江日报》19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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