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曰凯长篇小说《悠悠玄庄》研讨会

张曰凯长篇小说《悠悠玄庄》研讨会

今天上午在中国作协十楼会议室召开张曰凯长篇小说《悠悠玄庄》研讨会。我应邀去参加了会议，并在会上发了言。我的发言题为《我读〈悠悠玄庄〉》。全文如下：

我离开文学评论很多年，转向了文化研究，对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已经很落伍、很陌生了。今天来到这个会场，主要是来向《悠悠玄庄》的作者张曰凯表示祝贺的。他在这部作品里所写的鲁西北农村的各色人物、社会情状和生活场景，离我的家乡不算远，也许就同属于一个文化圈吧，总之给我一种特殊的亲近感，激起我许多的记忆、感想和思考，所以就鼓起勇气来了。

小说《悠悠玄庄》所写的，大体是20世纪前半叶、亦即在孙中山领导下推翻帝制、走向共和之后的五十年间的一个叫做玄庄的乡民小社会，作者通过这个乡民小社会所展现出来的社会历史和生活场景，我把它叫做一个正在从旧民主主义向着新民主主义转变中的“乡土中国”。在作者笔下，生活在以黄河故道为家园的那些诚实质朴、勤劳坚韧的村伕怨妇们，承载着中华民族尊崇先祖、慎终追远、吃苦耐劳、忍辱负重、坚忍不拔、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但他们也无可选择地遭遇了旱灾祈雨、黄河决口、抢劫绑票、军阀兵燹、日本铁蹄等离乱，以及封建家训、礼俗制度、道儒混合信仰、以及民规乡约等的束缚和威胁。他们的苦涩而悲壮的人生故事，映照出这个小小的“乡土中国”的历史面貌，到了40年代边区政府的成立和以周玉熙为区长的共产党的理念和政策的影响，激发了玄庄的、也是赵家的第三代人赵明理、赵宝成们的朦胧的觉醒意识，力图摆脱愚昧落后的黑暗王国，走上光明坦途，与旧的社会制度和旧的时代决裂的愿望与决心。

在叙事模式的选择上，如同文学史上许多现实主义经典大家曾经做的那样，作者也是选取了赵太世、赵占魁、马德昌三个家庭的纠葛和兴衰作为小说的主线，而把主要的笔墨，放在了赵太世这个世代务农的家庭的命运和家族的兴衰史上。贯穿全书的赵太世，是一个性格极其复杂的人物，唯其复杂，他的形象也被塑造得最为丰满和最为成功。一方面，他是一个老老实实以务农为本的地道的农民，既有着艰苦创业、勤劳致富、勤俭持家、忍忍为上的素质，又有行善助人的高尚品德。他无疑称得上是中国漫长的农耕文明发展史上的一个自给自足的农民的典型。另一方面，他又是玄庄最有势力的赵氏家族的领头的族人，一个老传统、老规矩、村规乡约的始终不渝而也偶尔会内心不忍的执法者，一个旧的制度和好坏礼俗的守护者、代表者和殉葬者。他一方面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一些优良的传统和朴实的品质，同时，他又是一个极力维护着与落后的生产力、生产方式相适应的血缘家族制度和伦理道德规范，扼杀人权和情欲的刽子手。好像时光经历了50年，他的脾性和作为，都没有多少改变。作者通过小说叙事给读者提出了一个不能回避、必须思考的严峻问题：玄庄这样的一个“乡土中国”，何以能够如此长期稳定而发展缓慢？由于这个活生生的人物的生命史，就很有说服力地对这一问题作出了回答。毫无疑问，这是小说最无庸置辩的精彩的一笔。当然，在小说中，写的成功的人物，不只赵太世一个，作者对玄庄的那些甚至连名字都没有的女人的描写，特别是对她们的心理的刻画，不仅让我们体味到了作者对处在社会底层的妇女的深切同情和悲悯，而且让我们看到了作者白描的语言功力。

与此相联系的，是作者对生活于玄庄这个小小的“乡土中国”里的各色人等所恪守不渝的各种礼俗的细致而微的出色的描写。礼俗是中国封建半封建社会最重要的规定性特点。也是与西方社会最为不同的区别之所在。何为礼俗？礼俗是人类的一切生活、一切秩序。邓子琴在1947年出版的《中国礼俗学纲要》里说：“今谈者，谓中国为伦理社会。”笔者认为，中国的礼俗盖来源于中国的伦理社会。所谓伦理社会，一是被血缘关系联结在一起的家族制度和家族体系；二是以伦理（通常说的道德）所维系着的社会，所有的人都毫无例外地生活在这种礼俗中，礼俗塑造着各色人物，各色人物又维系着礼俗。人物的生存状态，都离不开一定的民俗，民俗不是外在的，而是与人物的行为与状态紧密扭结在一起的，成为人物性格的渊薮或驱动力。赵宝成和高家小闺女菊个儿的婚礼仪式，在作者笔下，每一个环节都入规入矩，都不是根据自己的想象随便写出来的。天井里搭起大棚，院里院外贴满大红纸洒金对联和双喜字，大门上挂两盏大红纱灯笼。新房布置一新，顶棚和炕帏都扎糊了一色的牡丹花花纸。迎面八仙桌上一面穿衣镜，两个红漆雕花梳妆匣子，两支锡蜡台。右首一架黑漆躺柜，靠窗大炕上铺了绣花大红狮子，炕梢被阁子上又摞了几床红红绿绿的被褥，窗户上贴了大红双喜字和喜鹊登枝的窗花。至于新娘子下轿后，那一套繁琐的礼节，更是丝丝合扣，样样合辙。“唢呐、笙笛、鼓嚓越发吹打起来，鞭炮噼噼啪啪震天价响。鼓乐声中，先有两位老嬷嬷各举三柱香，围轿走三匝，口里念道：‘新人吉祥，新人吉祥。’接着，由一位子女双全的中年妇女掀开轿帘，边往新娘脸上扑粉，边说：‘给新人添缘分儿。’这才由两位喜娘搀扶着新娘下轿。新娘小心翼翼迈过了放在捶布石上的马鞍，又踏上红毡步入婆家门。一位少女抓把篮里的碎草撒到新娘头上，边撒边唱道：‘新媳妇，撒草儿草儿，入洞房，抱小儿消儿。’”婚礼仪式如此，丧礼仪是也写得细致入微。总之，随着故事情节的进展，每一个事件，作者都一丝不苟地把相关的礼俗及其来龙去脉和被遮蔽着的象征含义都细细地揭示来，小说中的人物也就在特定的环境中被写活了，这真是值得称道的功力。

作者取材的眼界是宏阔的。把小小玄庄的各色人等和种种事情，放在了中国之命运的大背景上；作者描写的笔触却是细腻的，对每一个人物的脾性和行为、每一桩事情的发生到解决，都是用最朴素洗练的语言，不动声色地从细微处娓娓道来，从不放弃或略过任何一个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小小细节。而细节的真实和描写功力，使他在艺术上达到了成功的彼岸。因此，我认为，与其说作者的写作智慧，主要表现在长篇小说的结构上，毋宁说主要表现在细节描写上，尤其是农村女性的心理揭示上。也因为此，对玄庄这个“乡土中国”社会形态的描写，远胜于对战争、战场、战事的描写。

过往的一些优秀的中国作家，在自己的经典性作品中，曾经为我们塑造了一系列不同类型的从封建家庭出走的叛逆者的形象。如巴金的《家》中的觉慧，路翎的《财主的女儿们》中的蒋纯祖等。这些叛逆者的情况各不相同，不可一概而论，但研究者们把这种创作倾向名之为作者们的“家国同构”理念。张曰凯在他的小说里，也塑造了两个可以称之为“叛逆者”的形象。一个是赵太世的二儿子赵安禄，在红枪会大战奉系军阀张宗昌遭到惨重损失后，毅然出走参加了国军，最终战死沙场为国捐躯。一个是赵安福的小儿子赵宝成，在赵家养女、与宝成青梅竹马的宝雁死后，对家里包办婚姻一直采取抗拒的态度，几年中不与包办结婚的妻子菊个儿同床，最后离家到德州上学，随后参加了边区政府的工作。这样的构思，不仅体现了作者对以赵太世所代表的封建家庭和封建制度的不满与否定，体现了“家国同构”的政治理念，而且起着把由封建宗法家族制度下的玄庄和走向民主政治格局下的新民主义的玄庄打通的作用。但应该指出的是，无论是赵安禄也好，还是赵宝成也好，都写得有欠丰满，性格有欠鲜明，作者没有给他们展示自己的性格和抱负以广阔的空间，因而也减弱了他们的理想和抱负与以赵太世为代表的宗法制度下的家庭之间的矛盾。

2012年1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