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跋 本书是在我所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研究》（项目编号为：03BZW055）最终成果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
在步入古稀之年，决心写作这部规模如此之大的、带有拓荒性质的学术著作，实在是件自不量力的事情。所以下决心要写这本书，一是考虑到曾在民间文学工作岗位上前后工作了40年之久，需要为这门学科做一点事情，至少是表达一下自己的学术观点，也算了结多年来的心愿；二是这门学科虽然走过了一个世纪的漫长途程，却至今没有一部类似的书来梳理一下其发展的历史，总结一下它的成就和不足。从学科建设来说，民间文艺学是由民间文学理论（包括原理体系和方法论）、民间文学史和民间文学学术史三者构成的，如果说，前二者先后都有人做过一些工作的话，而学术史的建构，理所当然就是一件刻不容缓的事情了。于是，我便不顾浅薄和年迈，在2003年的春天下了这个决心。
我已于1991年春起，就列名为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理论研究室的研究员，但其实并未在那里接受过任何研究任务，也未作过任何实质性的工作，到1997年3月，我62岁时，办理了退休手续，彻底与研究室脱离了工作关系。要申报这项研究课题，首先要有一个名份，即要有一个所属单位。在这个时候，中国文联副主席仲呈祥同志和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的领导慨然同意了我的要求，同意我仍继续列名为该研究室的研究员。课题于2003年9月2日正式由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批准立项；2006年3月5日完成，历时三年。研究过程颇为艰难。其所以难：一，此前没有任何同类著作（不算民俗学的和思想史的著作）可资借鉴，除了我的亲身经历和年轻时积累的资料外，许多急需的资料均须从头做起，一件件、一桩桩地翻阅、梳理、阅读、摘抄，而早期的资料又因淹没日久颇难找到；二，既然是学术史，就要对学术史上的代表人物的学术思想进行评论而不是大事记，而这既需要亲自读过而不是间接的获得，又要不怕世人非难，特别是对于那些已有定评的或尚健在的学界人物或学术思想；三，百年历史漫长，跨度太大，无先例可循，民间文学学术史既与文学发展史交叉重叠较多，受其影响，又跨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考古学等学科，神话学的发展历程尤为突出。但这些困难，终于在某种程度上被克服，顺利完成了课题的研究与写作。
笔者以百年民间文学学术史上是否存在着流派和流派的消长为切入点，对学术史进行了深入的耙梳与研究，并力求在各流派下选择有代表性的代表人物加以评述。这是一个全新的角度和体系。为此，作者曾于2003年夏天在武汉华中师范大学举办的两岸民间文学学术研讨会期间约集一些同行进行过座谈，并在《文艺报》上发表过由华中师大文学院的研究生李丽丹同学撰写的座谈报道。参加座谈的朋友，对我的“流派”观点的提出、特别是对民间文学学术史多元构成的设想，是有不同看法的。2005年我又邀请10位海内外相关学者以《民间文学学术史百年回顾》为题举行过一次笔谈，以切磋百年民间文学学术发展的规律和特点，后得到《民间文化论坛》杂志主编的支持在该刊上发表。这些交流和切磋促使我做更多的思考，也更坚定了我的看法：一部中国民间文学的百年学术史，其学科内部，大体上是两种思潮：一种是以文以载道的中国传统文学价值观为引导和宗旨的文学研究和价值评判体系；一种是以西方人类学派的价值观和学术理念为引导的评价体系。这两种思潮几乎是并行或错落地发展，既有对抗，又有吸收，从而形成了多种学派共存的格局。而学科外部，由于属于下层民众所传承的民间文学，始终与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上层文化或主流文化处于对抗的地位，在对抗中又互相吸收、融合，虽有一大批文化名流提倡，但始终未能获得西方社会那种人文条件，民间文学始终处于被压抑和被忽略的地位，故而，尽管学科已有了百年的发展史，却仍未能够达致成熟与完善的境地。
笔者所持的学术立场是：民间文学是文学；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民间文学因其创作多是不自觉的、是群体性的、是口传的，故而在诸多方面与作家文学不同，而是特殊的文学。具体说来，一，民间文学首先是文学，是民众的集体口头文学，具有共时的类型化和历时的流变性特点；二，研究百年民间文学学术史，不仅需要普通文艺学的武器，还要借用民俗学和文化人类学的武器——理论和方法；三，打破“民俗学80年”体系成说，建立独立的百年民间文艺学学术史体系；四，展现文化对抗与文化融合的文化发展大背景下的民间文学学术发展历程的特殊性。然而，通观已有的民俗学史类著作或俗文学类著作，多以历史发展线索和大事纪的记述为特点，而缺乏或不重视对民间文艺学思潮和对有代表性的学者的学术思想的评论。笔者则力求把每个有代表性的学者放到一定的时段（历史背景上）和学术思潮中间，对他们的学术思想或著作的创见作出简明扼要的历史评价。把百年多种学者学术的学术思想排列与组合起来，就成为笔者所重构的学术发展史。
民间文学（口头文学）与作家文学不同，是民众以口传心授的方式世代相传的群体创作，与人民生活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即：一方面以民众自己的立场认识生活描写生活，另一方面与民众生活形态（物质的和精神的）不可分割，有时甚至就是生活形态本身，如粘连着或某些民间信仰或干脆就是民间信仰的说明或民间信仰的一部分。这就决定了，即使运用文学的研究方法去研究民间文学，也与作家文学有所不同。民间文学的研究，不论采用何种具体的方法，都必须遵循唯物史观。
由于这项研究，犹如开垦一片处女地，学科积累和基础甚是薄弱，有些方面几乎没有前人涉足过，加之时间跨度大、资料多、涉及面广，在论述中，时段、人物、学说、体裁等不同领域，可能出现轻重、简繁、详略失当的弊端，评价上也可能出现有欠准确的地方。由于我的研究和写作，始终为个人独力完成，没有助手，借阅资料也颇困难，虽尽力而为，但眼界受限，疏漏或错误之处，在所难免。加上三年来夜以继日工作，到最后已感筋疲力尽，体力难支，故有些章节段落，未能做到完美，只好留待日后继续深入的研究。还要声明的是，本书中有个别章节，如鲁迅的神话思想、程憬的神话研究等章节，在写作时参考了或借用了我的老伴马昌仪的论文中的观点或文字。由于材料的不足和本人缺乏深入的研究，台湾神话学的发展历程没有能够列入本书，是一大遗憾，也有待日后补写。
在研究和写作过程中，得到了许多朋友的帮助，王孝廉（日本福冈西南大学）、王汎森（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鹿忆鹿（台湾东吴大学）、钟宗宪（台湾辅仁大学）、徐迺翔（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徐华龙（上海文艺出版社）、陶思炎（东南大学）、杨利慧（北京师范大学）、安德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吴效群（河南大学）、张静（中国艺术研究员戏曲研究所）、李丽丹（华中师范大学）、刘晓路（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刘涟（学苑出版社）等，以不同的方式给我提供资料，使我的研究得以顺利进展。中国文联副主席仲呈祥同志，研究室的前后两位主任夏潮、许柏林和理论评论处处长刘爱民同志，财务科郭丽同志，中共中央党校科研部高延斌同志，为我的课题的申报和成果的鉴定以及财务管理，付出了许多辛劳和精力。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和中央党校科研部主持了对我的项目的评审，几位特邀的专家，仔细慎重的评审和对拙著提出的修改意见，对我帮助很大；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最终认定拙项目成果以“优秀”等级。但由于是匿名审阅，至今我也不知道这些专家究系何人，借此出版的机会，谨向他们表示敬意和感谢。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前期成果，有些章节，曾先后在一些学术期刊上发表，这些期刊的主编和编辑，对拙文进行审阅、编辑、加工、修改，帮助甚多，在本书即将付梓的时候，对这些认识的和至今还没有谋面的朋友表示感谢。
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文化与民俗研究所所长高有鹏教授将拙著纳入他所策划的《中国民间文学百年研究丛书》，河南大学出版社资深编审和老友袁喜生先生在编完拙著《在文坛边缘上》之后又着手编辑本书、承担了繁重而琐细的编校任务。学术著作出版困难，是人所共知的事实。河南大学出版社的社长王刘纯、总编辑马小泉等领导人以出版家的远见和胸怀，毅然决定出版拙著，令我既敬佩又感谢。希望拙著的出版不辜负他们和读者的期望。也热切地期待着读者和专家们的指教。
三年来，我的老伴马昌仪几乎放弃了她自己的研究项目，承担了所有的家务、照顾我的健康，让我能够专心致志地投入研究和写作。
在本书即将付梓之际，对所有帮助和支持过我的朋友和亲人，表示最衷心的谢意。
刘锡诚 2006年8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