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谷声中雨满犁

刘锡诚

　　清明时节，桃红柳绿，是小伙伴们最高兴的时候。我们常常踏着路边的青草，跑来跑去放风筝。风筝飞在天上，是那样自由自在。毕竟天空不是风筝独占的，能和风筝争夺天空的，却还有布谷鸟。布谷鸟来了，迎着春风，披着春雨，发出凄婉艾怨的叫鸣，催促农人快快耕作。鉴于它飞来的时候，正是春耕的时节，所以农人们把它称为催耕之鸟。陆游《嘲布谷》诗云：“时令过清明，朝朝布谷鸣，但令春促驾，那为国催耕，红紫花枝尽，青黄麦穗成。从今可无语，倾耳舜弦声。”渐长，离开家乡移住在大都市里，布谷鸟不敢来这人口密集、高楼林立的去处，而且城里也没有庄稼可以耕作，于是，多年来再也听不到布谷鸟那凄婉的催耕之声了，然而，每到清明时，却还是常常思念起那个不停地“布谷，布谷”地叫着的小鸟来。

　　布谷鸟是毛虫的天敌，是一种大有益于森林树木和农作物生长的益鸟。它的名字很多，但大都是根据它的叫声拟音而成的。诗人们对这种鸟的描写，则多从它的艾艾怨怨的叫声而流露出对农民痛苦生活的同情。而在民间文化中，它又有着一般文人文化中所不见的深厚的文化内涵，特别引人注目的是鸟与女人的文化关联。

　　读黄华早年编选的《民间故事》（上海正气书局１９４８年版），其中所选《芝麻鸟》故事，不知流传于何地，说的是一个小小年纪的童养媳的悲惨命运。年老的婆婆要童养媳和小姑去种芝麻，恶毒的小姑偷偷地把童养媳的那一份种子置于锅里炒熟了。结果，一边地里是鹅黄色的嫩芽从地里钻出来，一片茂盛；一边地里却仍是一片黄土，笼罩着凄凉和恐怖。于是善良的童养媳成了丧门星，受尽辱骂和殴打，终于自缢于森林之中。她的灵魂变成了一只芝麻鸟，每当芝麻下种的季节，便夜夜在山中悲怆地啼叫。这芝麻鸟就是布谷鸟。另有一篇叫《狗误我》的故事，说婆婆虐待童养媳，叫她在客人到来之前同时烧好罐肉和磨好豆腐。由于一人无法同时照顾这两件本来无法照顾好的事情，终于在磨豆腐的时候，肉被狗吃了。童养媳想，与其被活活打死，莫如自尽。死后，即被装殓在棺材里，当亲生父母来看尸体时，尸体不见了，却从棺材里飞出来一只褐色的小鸟，凄惋地叫着“狗误我！”便腾飞而去。（王忱石编《民间故事》第一集，上海经纬书局１９４６年版）这“狗误我”之名，也是“布谷”的拟音。

　　与上面两篇关于童养媳的故事不同，流传于山东省的故事《光棍夺雏》，讲的是媳妇和继母的关系。恶毒的继母为了加害于媳妇，命她一个人去蛮荒的南山里收割成熟了的小麦。而好心的小姑违背母命，执意陪着嫂嫂，不料被一伙光棍抢夺而去。嫂嫂无奈，只得跳崖而亡。嫂嫂死后，变成一只小鸟，飞到家中向婆婆叫着：“在南山谷，光棍夺雏！”后来，每到割麦的季节，小鸟就叫着飞来。于是人们就给这种鸟起名叫“光棍夺雏”。（方明编《民间故事集》，上海元新书局１９３７年版）著名老作家董均伦搜集写定于５０年代的《找姑鸟》，也是流传于山东半岛上的一个女人变怨鸟的故事。说的是受婆婆虐待的媳妇被派到山里去采桑，但山野里只有柞树而无桑树。深深同情着嫂嫂遭遇的小姑，自愿陪同嫂嫂前去采桑，并在山野里指天明誓，只要山大王把满山的柞树变成桑叶，她愿意嫁给他为妻。山大王果然把柞树变成了桑叶，救了嫂嫂，而自己却被山大王刮起的旋风卷走。嫂嫂失去了知疼知爱的小姑后，痛不欲生，满山遍野地呼唤着小姑的名字，变成了一只“找姑鸟”。（见《聊斋汊子》，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

　　关于女人变鸟的故事，一部分是讲述旧社会里童养媳的悲凉命运的，一部分是讲述凶恶的婆婆虐待媳妇而悲惨致死的。不论是哪一类故事，都是讲妇女不堪社会、家庭、神权和男权的压迫、虐待和蹂躏，而死后灵魂变成一只自由的鸟。其基本格调是艾艾怨怨、凄凄切切的；其基本思想却是对自由、对幸福的追求。所以这种由女人变成的鸟，应该叫做怨鸟。中国社会长期宗法农民的社会环境、伦理道德，使妇女处于一种卑微的地位，婚姻的不幸是这种处境的一个集中表现。童养媳作为一种婚姻形态在旧中国广泛而长期地存在，不仅把爱情物化为劳役，反人道地窒息了少女的青春，自然是不必多说的；有趣的是长时期受着这种思想奴役、同时也奴役着他人的农民们，为什么又反过来给予受害者的童养媳以如此撕心裂肺的同情？为什么总是异口同声地把屈死的童养媳幻化为一只小鸟呢？

   要解答这个属于文化学的问题，我想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着手：

　　一，农民中普遍地受着灵魂不灭的原始信仰的影响，认为人死后他的灵魂是永存的，不过是变化一种存在形态罢了。人既然在现世中得不到公正的待遇，屈死而变成一只怨鸟，实际上是对那个反人道的社会制度的一种抗议。人类学家业已证明，鸟是人类灵魂的一种常见的寄住形态。原始先民认为，人活着的时候，有时他的灵魂就藏在鸟的身上或寄驻在鸟身上；人的肉体死后，灵魂还可以继续在鸟体中生存。由于人类与鸟类的关系极其密切，特别是在狩猎中积累了对飞鸟习性的认识，所以人类对鸟类的观察是那样的细致入微，以至于把它们怎样啼叫（布谷，狗误我，找姑，光棍夺雏）等，什么季节来归（如清明前后，隐含着鸟与农业生产的关系），是否啼血（如杜鹃），都与人的遭遇和人的脾性联系起来甚至等同起来，从而创造出哀怨的鸟、悲怆的鸟、屈死的鸟等种种鸟的艺术形象。

　　二，鉴于殷商时代及其以前，人们曾经想象人类先祖契是他的母亲在洗浴时感鸟卵而生，进而认定女人可以不通过与男子的交媾就能生孩子，因此这种感生的观念不仅被看作是女权对男权的蔑视，而且很长时间里影响着人类的观念形态。鸟也就被某些民族看作是人类的祖先。东夷部族是信仰鸟图腾的一个大部族。是否可以设想，山东半岛流传着如此丰富的女人变怨鸟的传说，与这种远古的鸟图腾信仰有某种关联呢？答案应当是肯定的。

　　鸟与女人的故事，其道德的锋芒是指向窒息人类精神的封建婚姻制度（特别是童养媳制度）和低下的生产力及落后的生产方式。现在这种制度固然已经被彻底埋葬而一去不复返了，怨鸟的故事却永远作为人类的精神遗产而留存下来。但新闻媒体揭发出来的大量拐卖妇女、遗弃妇女、买卖婚姻等丑恶现象的死灰复燃，倒是提醒我们对市场经济下的妇女地位和妇女权益，对婚姻物质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应当保持足够的警惕。同时，时代前进了，妇女应当提高用法律保护自身利益的意识。一部电视剧里说：“女人不是月亮。”我想套用说：“女人不是怨鸟。”愿女人不再变成怨鸟！

　　春天已经来了。

　　　　　　　　　　　　　　　　　１９９４年１月２７日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