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朵雅云——深情怀念李子云》
收到的赠书很多，差不多每周都会有一两种。每每感到不被朋友忘记，是多么好的幸事。昨天收到已故女评论家李子云的弟弟李燕生先生寄来的《一朵雅云——深情怀念李子云》，顿时激起一种消失已久了的对文学的激情。翻阅一些怀念李子云的文章，脑际浮现出李子云对当代文学的贡献和她的风采。李燕生在他文末附录了我在《在文坛边缘上——编辑手记》中写李子云的一节文字。这段文字是：
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是“四人帮”被粉碎之后评论界思考最多，也是最为难解的问题，在文学理论批评工作座谈会上成为与会者关注的话题之一。而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最集中地体现为“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这一口号。时任《上海文学》编辑部负责人兼理论组组长的李子云，在3月18日的会上，对这个多年来困扰我们的命题提出了质疑。后来，她又在这次发言的基础上，为《上海文学》写了一篇专论，对这个口号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和剖析。作为一个批评家和编辑家，她的这次发言和日后所写的专论，对新时期文学的发展，是起过积极作用的。现将她的发言要点引录在下面：
当前文艺创作普遍存在着公式化、概念化倾向，原因主要在于两年多来我们仅仅批判了“四人帮”的从反革命路线出发，从“四人帮”大小头目那里找主题的创作原则，没有从根本上肃清“从路线出发”、“主题先行”的影响，因而不少作者至今没有摆脱它，甚至有人还把它当作创作“捷径”。
这种唯心主义的创作方法，是有着比较深远的历史原因的。建国以来，我们文艺战线没有按照文艺的客观规律办事，一次连接一次的政治运动，一次比一次片面强调文艺和政治的关系，一次比一次更厉害地批判那些主张重视文艺和生活的关系的论点，而对于文艺自身内容和形式的关系，则越来越少研究。
1955年，批判胡风鼓吹“主观战斗精神”，以及用“到处有生活”来反对作家深入生活，由于他援引过斯大林的一段话：“写真实！让作家在生活中学习吧！如果他能用高度的艺术形式反映出生活真实，他就会达到马克思主义。”许多文章陷入另一个片面性，把“写真实”批成一个反动口号，给戴上修正主义文艺观点的帽子；同时片面强调文艺和政治的关系，破坏了文艺和生活的关系。
1957年反右派斗争，继续批判“写真实”，批判“干预生活”，把“写真实”等同于揭露社会的阴暗面。《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和《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被作为这方面的代表作品受到批判，作者被划成右派。
大跃进之后，三年经济困难期间，文艺政策进行了某些调整。周总理针对当时文艺上简单片面的情况，反复讲必须“两条腿走路”的问题，号召研究艺术规律，发扬艺术民主，扩大题材范围，拨正了文艺和政治、文艺和生活的关系，于是出现了一大批优秀作品，它们以各种不同的风格反映广泛的社会生活。
接着不久，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1963年提出抓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阶级斗争，作为阶级斗争前哨的文艺战线，首当其冲。从“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是一大发明”开始，到《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一批又一批文艺作品被索隐考证为假想出来的阶级敌人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的武器，不但《刘志丹》、《红河激浪》、《北国江南》是替阶级敌人发难，连《早春二月》也被批判为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进攻。在创作思想上，大批所谓“中间人物”论、“现实主义深化”论，其结果是把各种各样的人物彻底排除在文艺作品之外，认为文艺创作只能写工农兵，写工农兵的英雄人物，只能写没有任何缺点的英雄人物。在上海，柯庆施在江青的授意指挥下，对文艺工作者提出不要天上、不要地下，只要人间，只要十三年，不仅李慧娘之类的古代女鬼，连共产党的烈士也在禁写之列。于伶同志的《七月流火》写了抗日时期牺牲的女共产党员，被指责为替反革命分子扬帆翻案。而话剧《杜鹃山》没写死人，但说是为王明路线翻案。这种扫荡，到了1963年上海市委思想工作会议达于顶峰，柯庆施在会上提出：《杜子美还家》是号召蒋介石反攻大陆，《陶渊明唱挽歌》是为共产党送葬，《魏征与李世民》是攻击毛主席、共产党不民主，甚至一篇游记散文中作者有感往昔的两句诗“民心若不顺，皇帝下龙廷”，也被说成是要毛主席下台，等等，真是棍棒齐舞，帽子乱飞，白色恐怖达于顶点，文艺被挤进了死胡同。
1966年文化大革命，林彪、“四人帮”共同炮制了《纪要》，将历次运动批判过头的这些“论”，拼凑成黑八论，进一步鞑伐，并总结出“三突出”、“从路线出发”、“主题先行”等一系列所谓“创作原则”，从根本上彻底否定了文艺与生活的关系，否定了文艺必须从生活出发，这时候反映生活的原则，把文艺和政治的关系强调到了极端，把文艺直接当作他们的政治传声筒，实际上就是公然鼓吹政治即文艺。
由此看来，“从路线出发”、“主题先行”、这一套创作原则，并不是“四人帮”凭空发明出来的，它是建国以来这样一条不断片面强调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而不讲文艺与生活的关系的文艺路线发展的必然结果，“四人帮”起了归纳、总其大成的作用，使之发生了从量到质的变化。
为了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对文艺界长期使用的一个口号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提出质疑。在阶级社会里，文艺是有阶级性的，不论作家自觉不自觉，文艺总是从属于一定阶级的政治利益。但是不是就可以把文艺简单化，直接地仅仅就当作阶级斗争的工具呢？我认为这是一个不全面、不科学的口号，对文艺创作起着至少以下几方面的有害的影响：
一，取消了文艺的特性。这种在理论上忽视文艺和其他社会意识形态的区别，不承认文艺的特殊性，在实践中将导致取消文艺。
二，限制文艺的多种功能。历来进步的文艺，都是真、善、美在不同程度上的统一，因此，这样的文艺对人民大众就具有认识作用、思想教育作用和审美作用。如果把文艺仅仅看成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就会不仅排斥文艺的认识作用和审美作用，同时还会导致削弱甚至取消文艺的思想教育作用，因为文艺是通过审美和认识生活来达到思想教育。
三，堵塞文艺的丰富源泉。人类的社会生活是绚丽多彩的，文艺的源泉无比丰富，创作的题材非常广阔。如果文艺仅仅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就会仅仅根据阶级斗争的需要，对创作题材作出不适当的规定和限制，就会不利于题材的多样化和文艺的百花齐放。
从上述三方面看，“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这个口号，在文艺的本质问题上只讲共性不讲个性；在文艺的功能问题上，只讲一点不讲全部；在文艺的源泉问题上，不讲客观生活只讲主观需要，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文艺上的反映，我们必须拨乱反正，恢复马列主义文艺理论的本来面目，促进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和繁荣。（据《简报》第7期，3月19日）
李子云的发言提出了十分重要的问题，阐述了启人深思的观点，受到与会同行的重视。会议简报组专门为她编发了一期简报。她认为，“四人帮”的文艺路线是“十七年”时某些错误理论和实践的必然结果。
在这次会议上，还有其他的评论家持这样的观点。如《雨花》编辑部的陈辽。他在发言中也说：“‘四人帮’‘左’倾文艺路线的形成，不是偶然的，是过去‘左’的文艺观点、倾向、思潮发展的必然结果。”（《简报》第11期，3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