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民间藏珠宝 艺惊大雅堂

　　云南民间藏珠宝 艺惊大雅堂

　　http://qcyn.sina.com.cn 2010-12-01 云南省文联

　　民间文艺是最原始、最古老而又最独特的艺术，它伴随着人类的文明而诞生，在孕育和滋养其它文艺形式的过程中逐渐发展。可以说，民间文艺是一切文学艺术的源头，没有民间文艺的诞生和发展，就不会有其它艺术的繁荣和发展。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中，民间文艺这朵光彩夺目的奇葩，一直散发出迷人的芳菲，使无数人陶醉其中。在我们每个人的童年时代，无论多少都会受到民间文艺的熏陶和滋润。民间文艺曾经创造过无数辉煌和奇迹，开启着各民族的智慧和创新思维，为人民的生活增添了丰富有趣的内容和神奇亮丽的色彩。民间文艺像一颗璀灿耀眼的明珠，在人类的艺术殿堂中，格外耀眼夺目。

　　云南有26个民族，是全国民族最多的省份。由于历史和地理等原因，在解放初期，云南还保留着从原始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所有社会形态，被称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博物馆。云南民间文艺蕴藏量之大，品类之繁多，风格之特异，特色之鲜明，不仅在中国，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深为世人所惊叹。五十年来，云南民间文艺也和其它文艺门类一样，在党的领导和“双百”方针的指引下，经过成千上万民间文艺工作者的不懈努力，取得了令人振奋和可喜的成就，以它特有的文化形态和迷人心魄的魅力，从远古走向现代，从尘封走向殿堂，给新时期的文化大观园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50年来，云南在民间文艺的开掘、发展和繁荣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显著的，甚至已经形成了一种文化现象，引起了国内外的关注和人们普遍的赞赏。主要表现在：民间文艺屡获国家级大奖，民间艺术表演大受欢迎，民间文学成果突出，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进展顺利，理论研究独树一帜，民间文艺正以各种形式和渠道进入人们的生活，在建设旅游大省和云南民族文化大省的建设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搜集整理

　　云南民间文艺的搜集，最早开始于上世纪的三十年代，那些钟爱民间文化的文艺工作者，在解放前就己开始了他们对民间文学的搜集记录工作，但那时的搜集是零星的，不系统的。1950年2月，云南全境解放，云南文化随着历史性的变革，同政治经济的发展一样，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云南人民以“金凤子，开红花，一开开到穷人家”的欢乐歌声来欢庆解放，歌颂自己从此当家做了主人。人民的喜悦，就是文艺工作者的喜悦，人民的心声深深地感染了文艺工作者，激发了他们前所未有的工作热情和创造性。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云南民间文艺开始了系统的搜集，这首先要从长诗《阿诗玛》说起。

　　“阿诗玛”的故事早就在石林、弥勒一带的民间流传，深受人民的喜爱。那里是彝族的支系——撒尼人生活的故乡，也是滇桂黔边区纵队的一个游击区，曾经有过火热的革命斗争，游击队员与撒尼人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对他们的文艺也有浓厚的兴趣。在新中国建立之前，中共云南地下党的同志对《阿诗玛》已开始搜集，并将搜集到的部分歌词在刊物上发表，文艺部门根据故事梗概，还作过改编成京剧的尝试。1951年11月，云南省决定成立兄弟民族文艺工作委员会，1953年云南省文联筹委会、民族文艺工作委员会根据《共同纲领》》“提倡文学艺术为人民服务，启发人民政治觉悟，鼓励人民的劳动热情”的要求，立即有计划地组织了200多人深人到农村工矿对民间文艺进行调查，其中云南文工团圭山工作组对彝族撒尼人长诗《阿诗玛》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调查。经过几个月的深入采访;搜集到《阿诗玛》原始资料20 多份，还有相关的民歌、音乐、历史及民俗资料，为今后的整理工作打下了基础。1953年5月，在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和云南省文联的统筹安排之下，重新组织了包括有文学、音乐、舞蹈方面专业人才参加的文艺队伍深入《阿诗玛》流传的地区进行全面的搜集。这次又搜集到长诗21首，民间故事38个，民歌200多首。经过这次搜集，为《阿诗玛》的成功整理以及发表、出版和后来对该诗的研究打造了坚实的基础。经过领导与整理者的共同努力，一个划时代的，具有强大艺术生命力的民族民间长诗《阿诗玛》于1954年出版问世了。《阿诗玛》的公开问世，使人们对少数民族具有优美文学的客观事实增加了认识，而且把眼光扩展到了其他少数民族文学遗产的发掘和整理上，促进和推动了这方面的工作。《阿诗玛》在国内多次再版，并以八种文字传播于海外。后来，《阿诗玛》被改编成电影在国内外放映，好评如潮，很快产生了轰动效应。在当时的交通和信息都很封闭落后的情况下，她使外面的世界看到了一个神奇美好、令人向往的云南，对提高云南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阿诗玛》所获得的巨大成功，不仅是这件作品本身的成功，也不仅仅是她成了云南民族民间文学一个历史性的新起点，而是它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逐渐成为了我国民间文学的一个前进路标和典范，为以后推动我国民间文艺如何进行发掘、整理、研究和开发利用开辟了一条道路，树立了一面旗帜、一座丰碑。

　　在《阿诗玛》出版之后，白族的优美传说《望夫云》，傣族的优美叙事长诗《孔雀公主》(即《召树屯》)等一大批优秀作品从云岭高原破土而出。云南这块长期被封闭的神奇土地，一时名扬四海，被众多的朋友誉称为“民间文学的宝库”、“神话的故乡”、“诗歌的海洋”“艺术的天堂”。神奇、美妙、富饶的42万平方公里的锦绣山河，勤劳智慧的二十多个民族，逐渐为海内外人士所注目。在今后的几十年里，云南民间文艺家协会接待过来自东南亚、北欧、日本、大洋州的国际友人，他们无不为多姿多彩云南的民间文学艺术而羡慕不已。我们的民间文艺家、学者外出欧洲、日本等地讲学或应邀出访东南亚各国，外国朋友都认为云南民间文学艺术尚有许多精品很值得向外传扬，希望进一步扩大交流与合作。

　　民族民间文学是各民族劳动人民的文学创作，最大的本质特征是具有人民性。它的外部特征是集体性、口头性、变异性、匿名性和传统性。民间文学的故事、歌谣，尤其是长诗能够形成一种定型的格式不多，一般都有它的变异性和多样性。这种变异性和多样性反映了不同的时代，不同地域或故事家、歌手不同的个人才华。对每一件作品，特别是份量较重的作品，需要进行全面搜集，才能了解作品的形成和传承过程，也才能够全面了解每件作品的精华和时代的局限。流传在民间的口头文字，如果没有搜集，就不清楚它的蕴藏量究竟有多少。云南民族众多，但族群之间有着许多历史渊源。要了解族群之间的关系，如果对各民族的民间文学没有全面的搜集，没有对各个民族不同分布区域文学的了解，就难以看出他们之间的共同点和不同点。如果没有对各种题材的全面搜集，就难以了解一个民族文学的发展脉络，同时也难以鉴别比较它的精华和糟粕。云南民间文艺的组织领导者，本着全面搜集的指导思想，从五十年代起，就为云南民间文学的发展开始了艰辛漫长的基础工程。1956年8月，省里又组织了三个调查组分赴红河、大理、思茅、丽江等地区，初步调查了傣、白、彝、纳两、哈尼等民族的文学情况，写出了这些民族文学情况的调查报告。1958年3月，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发出搜集民歌的通知，《云南日报》为此发表了社论，要求各县开展搜集民歌的活动。一场由党委和政府组织的、广大群众积极参与的群众性搜集民间文艺的活动，在云岭大地上有声有色的展开。此后，不少地、州、县都搜集或出版了民歌选、民间故事选和长诗选。1958年9月，省委宣传部和省文化局又组织了云南大学、昆明师范学院一九五五级全体学生和部分教师以及部份文艺干部、基层干部100多人组成了七个调查队，分赴丽江、大理、德宏、西双版纳、楚雄、红河、文山，对纳西、白、傣、彝、哈尼、壮、苗等民族民间的文学情况作了比较全面的调查和搜集。同时，对傈僳、瑶、爱伲、云南蒙古族的文学情况也作了调查。仅这次调查的有关资料在一万件以上。后来以上述调查资料为基础，经过整理，撰写了丽江地区纳西族、楚雄彝族、红河彝族、西双版纳傣族、德宏傣族、红河哈尼族、文山州壮族、文山州苗族、潞西傣族、盈江傣族、鹤庆白族、剑川白族、邓川白族、洱源白族、永平白族等十六个地区的民族文化概略，以及傈僳、蒙古、瑶等八个民族的调查报告，同时还整理了许多叙事诗、抒情诗、故事、童话、寓言等，约五百多万字。1958年是云南民间文学取得重大成绩的一年。1960年5月，又组织云南大学中文系部份师生和昆明师范学院部分师生共100多人分赴耿马、金平、德宏、澜沧、昭通等地对傣族、景颇族、拉枯族、苗族的文学情况进行搜集调查。调查的四个月中，获得许多资料，调查结束，编写出《景颇族文学概略》、《拉枯族文学概略》和《昭通苗族文学调查报告》。1960年9月，省委宣传部文艺处、中国科学院云南分院文学研究所、昆明作协及部份文艺表演团体又分赴沧源，对佤族文学、音乐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束编写了《佤族文学概略》和音乐、民歌、长诗等初稿。1962年3月，在省委宣传部领导下昆明作协又组织云南大学中文系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部分师生到西双版纳、迪庆、宁浪等地，对傣族、藏族、彝族民间文艺进行调查，历时三个多月，搜集资料三千多件，其中长诗八十三部，分别写出了各族的文学调查报告。1953年至1962年的十年间，云南自己组织的民族民间文学调查，规模大小不等的调查队伍约二十八个。还有1958年由国家民委、中国科学院、音乐学院、戏曲学院、儿童剧院进行的文学、艺术调查，以及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和省外其它文学艺术出版团体直接组织来我省对民族文学、艺术进行的多次调查，对了解我省民间文艺状况、丰富我们的民族文学资料起了很大作用。云南民间文学的资料搜集工作由于较好地照顾到族源、族属以及地沿分布等因素，遵循了全面搜集的原则，为优秀作品的问世，为编写民族文学历史、研究文学与其它学科的关系提供了丰富的原始资料。

　　云南民间文学的资料搜集工作，是民间文学事业的起点，也是这项工作最大的难点。由于需要采访的歌手、故事家多数分布在交通极不方便，经济非常落后的山区村寨，歌手和故事家绝大多数都不通汉语。五六十年代又处于我国经济困难时期，采访搜集工作更是难上加难。从事采集的民间文艺工作者，克服了种种障碍与困难，翻越高山峻岭，渡过江河湖泊，走遍了全省无数的民族村寨。他们东到剥隘岭，西去神护山，南至中越、中缅边境，北至金沙江，在4000多公里的边境线上，几乎都留下了民间文艺工作者的足迹和汗水。为搜集怒族、傈僳族文学资料，曾多次全程步行进入怒江峡谷;为编选民间文学集成，全面了解独龙族文学资料，追踪东巴文化根源，深入到人迹稀少、深山老林的独龙江两岸;他们还翻越了海拔五六千公尺的阿里雪山，到达西藏的昌都和拉萨，一路上风餐露宿，长途跋涉，历尽了千辛万苦。那时的采集方法也很落后，一字一句翻译，一字一句笔记。因此，采访一件作品，乃直一首民歌，总是几经周折方能完成。民间文学是各民族的文化财富，但是要采集到这份财富并形成文字需要付出很多。民间文学资料的搜集是组织者、采集者与歌手、故事家共同配合的成果。所以，这份成果来之不易。

　　“文革”十年中，民间文学原始资料采集中断，有的资料、作品失散，十分可惜。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各级党政部门的关心帮助下，省社科院于1980年组建了云南民间文学研究所。1981年7 月召开了云南省第一届民间文艺家代表大会，省民协正式成立。1983年8月又成立了民间文学集成办公室，省和各地、州、市先后成立了二十多个民族文化学术团体和专门研究机构，开始了全省性的民间文学工作。这是重大的全局性的措施，对民间文学全面搜集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云南民间文学工作又步入了复苏与发展的新阶段。在这些组织的全力推动下，又大力开展了民间文学的采集工作。1981年、1982年为撰写云南民族文学概况，派出了9个调查组深入云南13个地州进行调查，这次搜集到大约七八百万字的文学和历史资料。其中有新的民间文学作品，为撰写各民族文学史积累了丰富而很有史学价值的资料。此后还有多次调查，这些调查除为后来撰写文学概况、文学史提供了基础之外，也为一大批文学作品的出版创造了先决条件。继五、六十年代发表、出版的长诗之后，八十年代又出版了更多的长诗和史诗。如傣族长诗《相励》、《兰嘎西贺》、《罕佐与冒弄央》、《阿暖贡玛纳》，神话史诗《巴塔麻嘎捧尚罗》、《傣族古歌谣》、《缅桂花》、《九颗珍珠》，以及傣族古典诗歌论著《论傣族诗歌》;白族《本主神话》;纳西族《祭天古歌》;阿昌族神话诗《遮帕麻与遮米麻》;拉枯族史诗《牡帕密帕》;彝族神话史诗《阿鲁举热》、叙事长诗《南诏国的宫灯》、《赛玻候》;哈尼族史诗《哈尼阿培聪坡坡》、《奥色密色》;藏族叙事长诗《格萨尔王传》、《窝果策尼果》;景颇族史诗《目消斋瓦》，以及汉族的《赶马调》等一大批长诗。据不完全统计，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公开发表出版各民族长诗、史诗达130多部。发表的民间故事、短篇、歌谣数以千计。这个时期搜集发表的各类作品，不仅数量多，质量也比较高，作品的文化含量和科学价值大大超过了从前。

　　理论研究

　　随着搜集云南民间文学工作的深入开展，就开始了对它的理论研究工作。1955年3月，徐嘉瑞先生提出了“在党的领导下，团结专业、业余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搜集材料，整理研究为主”的原则。同年7月，《边疆文艺》发表了“关于发掘整理民族文学遗产的讨论”文章。这篇文章具体指出要划清创作与原传统的界限等有关搜集整理的要求，对研究工作提出了一些看法。民间文学是口传文学，但它不仅是文学，还具有多元文化载体的特征。它口传的特点、变异的特点、多元的特点，使民间文学研究具有多方面、多角度的丰富内涵。但是在实际的工作，整理与研究中接触的问题很多，有的非常具体。如一件作品有多种异文，这些异文涉及故事的演变过程(包括时代背景)、故事主题、人物形象、语言的差异等。作为整理者如何处理这些问题，都是研究的课题。在有的古老歌谣中，有的把天比喻为像蔑帽，把地比喻为像门板;有的又把天比喻为像伞，把地比喻为像轿子。形容滚动的东西像麻团，有的异文又把它形容为像皮球。类似的有差异的比喻和形容，都是歌手、故事家演唱和讲述的，同时也是翻译者翻译的，它们都是真实的。但不同的“真实”在一件作品中同时出现，那就不一定都是合理的了。因为比喻与形容的物品，它们在人类生活中的出现，因人类文明程度发展的不同，有先有后，存在着很大的历史时差。入选只能采用一种比喻，一种形容，我们只能选用与那个时代相吻合的，扬弃那个时代不可产生的东西。在《阿诗玛》的整理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诸如作品的时代背景、主题思想、人物关系、人物形象等，不同异文都有不同的唱词。据参与整理工作的杨知勇先生回顾他们整理的过程，则是我们民间文艺研究工作者初期涉及的许多基本理论问题。如阿诗玛的形象问题，杨知勇先生说：“撒尼人民之所以喜爱阿诗玛，是因为她美丽、勤劳、不畏强暴、不羡慕豪富，与劳动人民有着深厚的阶级感情和密切联系”。原来的唱段中有阿诗玛羡慕头人热布巴拉家的富有。有被抢走后安心在头人家生活的内容。据此，就把凡是有损于阿诗玛形象的内容予以删除。 20世纪50年代的民间文艺研究，强调真实性，反对粗暴的篡改。但对真实的实际理解和应用是：真实不是形式上的真实，而是本质的真实，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真实。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云南民间文学研究工作是起步阶段，发表有论文约50篇、这些论文大多是针对民间文学作品进行主题、思想性、艺术性的分析评论。还出版了《白族文学史(初稿)》、《纳西族文学史(初稿)》，还有一部份民族文学略概和调查报告。云南民间文学己取得可喜的成就，已引起地方和中央的关注。中央和地方为了推动云南文艺、云南民间文学的发展，召开了许多有影响、有声势的会议，如：1958年12月，文化部主持在大理白族自治州召开了有四百多人参加的“西南区民族文化工作会议”;1960年2月，云南省文联、昆明作协召开了有文艺干部、民间歌手120多人参加的座谈会;1960年3月，云南省文联召开了全省有600多人参加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代表中有17名民间歌手。这些重要会议，肯定了云南民间文艺所取得的成绩，并学习毛泽东文艺思想，提高文学理论水平。另外还讨论了民间文艺中的整理、翻译问题。这些会议，对于与会者无疑是动员、是鼓舞，又是民间文艺搜集者和研究者的培训。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研究工作突破了“左”的思想和教条主义的束缚，不断开拓新的领域，以实地调查的第一手资料为基础，重视材料的文化涵量及其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理论联系实际，开展多学科、多角度、多层次的研究，取得了新的进展。云南民间文学研究工作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有了更重要突破。这次重要突破，首先来自重要的发现。1980年，在西双版纳发现了一部傣族的珍贵文献《论傣族诗歌》，这部著作是三百多年前由一位学识渊博的署名枯巴勒的僧人用傣泐文写成的。《论傣族诗歌》还附有一篇《谈寨神勐神的由来》的论文，这部著作在诗歌的起源、诗歌与佛教的关系、诗歌的种类和特色问题上都有精辟新颖的见解。《论傣族诗歌》的附录《谈寨神勐神的由来》还为傣族远古的历史和傣族宗教文学的发展提供了许多宝贵的资料和线索。这部论著在1980年出世，1981年5月由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论傣族诗歌》的发掘与出版，是云南民间文艺的轰动事件，也是民间文艺研究的一个重大发现。I981年秋天由云南民族文学研究所、云南民间文艺家协会主持召开了傣族文学学术讨论会。到会的省内外学者、专家60余人，征集到以论傣族文学、论《论傣族诗歌》为中心的论文约60篇。这些论文对傣族文学的发展、傣族文学与宗教、傣族文学的起源、傣族文学与民族风俗的关系等方面都有自己的观点，并具有一定的学术水平。与会者读过《论傣族诗歌》的原著深受启发，惊叹不己。经过这次大会讨论，大家不仅纷纷赞扬傣族的丰富文化遗产，还进一步激发了民间文艺工作者研究的积极性。云南民间文艺研究以作品发掘推动研究，从而大大推动了云南的研究工作。《傣族古歌谣》、傣族史诗《巴塔麻嘎捧尚罗》的出版，彝族古歌谣的发掘，都举行过专题学术讨论会。每一次学术讨论会，邀请学术界带头人撰写论文，同时也邀请鼓励许多年青人撰写文章参加会议，有力地推动了云南民间文艺研究工作的发展。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云南创办了民间文学刊物《山茶》，1984年，云南民间文艺家协会、云南省民间文学集成办公室创办了《云南民俗集刊》、《边疆文化论丛》、1986年，云南民间文艺家协会和省民族文学研究会编有《云南民间文艺源流新探》，民间文艺工作者有了发表作品和研究作品的园地，对推动云南民间文学研究创造了有利条件。八十年代中期，云南民间文艺研究出现了新的局面，研究领域不断扩展，诸如神话与巫觋、神话与宗教、蛇与龙、葫芦与洪水、父权制与古代英雄，这类单篇论文就有900多篇。还有神话结构与神话系统的研究，也有不少新意的探索。云南有诸多民族，社会形态的差异甚大，因而不同的神话类型、神话思维为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基础。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怒、独龙、基诺、佤等民族留存有不少原生态神话，这些为现代生活少见的资料，印证了神话现象与人类早期的历史。从神话思维联想律中，可以看到不同历史阶段的神形神职所体现的灵性、神性、人性的共同点和特殊点。由我省研究者自己撰写的专著《中国神话思维结构》、《原始人心中的世界》就是这类研究主题的代表。反映我省16个民族文化丛书《中国民族文化大观。云南卷》内容包涵民族渊源、历史、语言、文字、信仰、建筑和生产、生活方式等，是全面了解16个民族的工具性丛书。《云南少数民族文学史丛书》是国家在“七五”和“八五”期间的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项目，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完成了傣、德昂、独龙、基诺、哈尼、拉祜、傈僳、纳西、佤、怒、普米、阿昌、布朗族等13个民族的13部文学史专著，填补了我国民族文学历史的空白。云南民间文艺理论的研究逐步形成了一支队伍，在纳西族的东巴文化研究、彝族的毕摩文化研究、梯田文化研究、稻作文化、生死礼仪等方面的研究都出版了10多部令人称道的专著。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大理白族文化研究所和云南大学中文系等都取得了可喜的研究成果。进入新世纪，我省民间文艺的学术研究频繁，成果迭出。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与曲靖市文联共同举办了“布依族文化研讨会”，并将论文汇编成《布依族文化论文选》出版。省民协还派出专家学者参加了在南宁举行的“西南五省区民间文化研讨会”，在张家港举行的“长江流域文化研讨会”，在广东讪尾举行的“泛珠三角(9+2)民间文化研究会”，在大理举行的“白族文化国际学术理论研讨会”，在红河举行的“哈尼族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怒江举行的“傈僳族传统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等等。通过这些学术活动，加强了国内外同行的学术交流，展示了云南的整体学术水平，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发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期间，一批老学者和专家奉献出了自己的学术专著，如：张文勋的《民族文化与文学》、李赞绪的《民族文化新论》、杨知勇的《在文化深层结构中探索》、张福三的《人的觉醒》、王明达的《马帮文化》、刘辉豪的《天堂文化论》等。这些学术专著的出版发行，再次显示了云南在民族文化研究领域中的雄厚实力和整体领先水平，赢得了省内外学术界的瞩目和赞誉。与此同时，我省的一批学者的著作和论文也获得了中国民间文艺的最高奖“山花奖”，李子贤、杨海涛、王明达、陈烈、吴志刚等同志获“山花奖·学术著作奖”，康朗甩先生获“山花奖·终生成就奖”。省民协还组织、帮助和推荐老民间文艺家的述著进入“云南省晚霞工程文库”，使李鉴尧、张文勋、李赞绪、杨知勇、张福三、刘辉豪、戈阿于等同志的著作出版发行。

　　培养人才

　　发掘、整理、研究民族民间文艺需要人才。发现与培养人才是协会的职责，也是协会工作的关键。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云南就建立了“兄弟民族文艺工作委员会”和“民族文艺研究会”。在这些组织的指导下，开展了民族民间文学的发掘、整理与研究工作。调查实践证明，云南各民族蕴藏有丰富的民间文艺，它象地下矿藏一样丰富。发掘这个矿藏就需要各种人才、需要发现各民族的歌手，需要各民族的语言文字翻译，需要搜集整理者与研究者。有民间文艺的人才，才有民间文艺事业的发展。通过长诗《阿诗玛》的调查，发现流散在民间有大量的彝文藏本。要使用这些民族文字典籍，就需要歌手，需要翻译。在彝族撒尼人中有了毕仕明、虎占林、曾振邦、普振有等一批歌手和翻译，才为长诗《阿诗玛》的公开问世创造了基本条件。许多份量较重的民间文学作品，如彝族史诗《梅葛》有杨森作翻译，《查姆》有施学生作翻译，彝族《六祖分支》有杨志荣作翻译，傣族论著《论傣族诗歌》有岩温扁作翻译。这些作品由民族文字翻译成汉文，既看到作品在民族文学中的地位和价值，也使我们体验到翻译的重要性。云南有二十多个民族，对每个民族民间文学的发掘搜集，都需要一批民族歌手和民族作品的语言文字翻译。省委宣传部的袁勃部长和云南省文联的领导等领导非常关心重视对云南民间文艺人才的发现和培养，省文联多次派出调查组，了解和发现民间文艺人才。云南早期发现和培养的民间文艺人才有苗族歌手陆兴凤(鲁扎夫尔、扎猛)，傈僳族歌手祝发清、李四益，傣族歌手康朗甩、康朗英、波玉温、毛相，白族歌手杨汉、张明德、黑明星，景颇族歌手沙万福等。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继续发现与培养了一批歌手与翻译，如哈尼族的朱小和，藏族的和才，傈僳族的余二妮等。这批人才懂得本民族的历史，能演唱本民族的传统歌谣，讲述本民族的传统故事，还熟悉本民族的各种演唱曲调。其中有的还有一副表达歌曲情感的优美歌喉，当他们弹起琴、吹起笛、唱起那优美的歌声，叙述曲折而动人的故事情节时，令人陶醉。歌手是民族文化的传承者与保护者，他们也是受到本民族尊重的文化人。关心尊重民间歌手，就是对一个民族文化的尊重，也为各民族广大群众的认可与欢迎。协会关心民族歌手的生活，关心他们文艺水平的提高。一般的做法是：首先为不精通汉语的歌手配备汉文翻译，如对几位傣族歌手配备了陈贵培、岩峰那样的得力翻译，对傈僳族歌手李四益配备了赵鉴新那样的得力翻译。使得他们具有重要影响的作品能够得到准确表达。尤其是那些古奥的民族史诗，需要精通民族语言文字的翻译进行翻译。由少数民族语言译成汉文，要求表达准确而雅致。所以，既要有好的诗歌、故事，又要有好的翻译。一件完整的优秀作品，要让歌手自己满意，广大的读者也能领略、鉴赏到不同民族不同特色的精彩文字。一些成功的作品经过认真润色便在刊物上公开发表，如苗族的长诗《红昭与饶觉席娜》、《勒加》，傈僳族的《生产调》，傣族的长诗《召树屯》、《傣家人之歌》、《流沙河之歌》、《彩虹》、《三个歌手唱北京》、《幸福的种子》，纳西族的《玉龙第三国》、《纳西大调》，白族的《上关花》、《二万五千里长征》，傈僳族的《琵琶声响幸福来》等十多部长诗，都是以歌手个人名义在《边疆文艺》等报刊上先后发表的。他们的作品得到发表，对整个文艺界。对社会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对于歌手本人，对翻译者、搜集者都是最大的鼓励。有的民族为本民族的作品公开发表、出版而表示庆贺。民协还从思想上、业务上、政治上关心这批民族歌手，云南文艺界召开的代表人会，重要的学术会议都要安排他们参加，组织他们学习。如1956年11月召开云南民族文学工作会议，就有13个民族的民间歌手参加了会议;1958年文化部在大理召开“西南区文化工作会议”，又有21个民族的歌手、代表参加了会议;1960年2月在昆明举行了为时一个月学习毛泽东文艺思想座谈会，不少民间歌手，业余民间文艺工作者参加了学习;1960年7月在北京召开全国文学艺术工作第三次代表大会，在代表名额不多的人数中，有纳西族歌手和锡典，白族歌手张明德、杨绍仁，傣族歌手康朗甩和毛相。后来还不断组织歌手，民间文艺工作的基层干部、翻译等到昆明、北京等地参加庆典或参加专业座谈会等活动。尤其在1959年至1962年这段时间，在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的关心下，对一部分著名歌手在政治生活上给予了特殊关照。如安排白族歌手杨汉为大理州政协委员，白族歌手张明德安排为县政协委员，几位傣族著名歌手、傈僳族著名歌手都由业余歌手转为职业歌手，享受国家干部待遇。其中傣族歌手康朗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至八十年代，被选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云南省民间文艺协会副主席。对这些歌手各方面的关心，大大增强了他们的自信心、责任心和民族自豪感。这些少数民族歌手和故事家，都为发掘民族民间文艺作出了贡献，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白族著名的民间歌手张明德在五十年代参加修建滇藏公路，到了临近除夕的时候，许多人都想回家过年，思想波动很大，影响了工程的进展。张明德就自己编了一些民歌演唱，释疑解惑，安定人心，做通了群众的工作，稳定了大家的情绪，保证了工程按期完成，充分显示了民歌的独特魅力和作用。在工程完工的时候，指挥部给张明德记功嘉奖，并奖励给他一头大黄牛。傈僳族著名歌手李四益通过民歌这种独特的方式，在中缅边民中演唱，对稳定边疆边防，促进民族团结，作出了特殊的贡献。“文革”十年，民间文艺受到很大损失，不少歌手、故事家受到批判和迫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批判了文艺界中的极左思想，为曾经受到迫害的歌手平反、正名，使民间歌手、民间文艺工作者的信心逐渐得到恢复。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国家要求编辑各民族民间文艺史和编辑各民间文学故事集成、歌谣集成和谚语集成。要承担与完成这项任务，就需要继续培养新人，以适应这项新任务的要求。为此，云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云南省民间文学集成办公室举行过多次学术讨论会，参加讨论的人。有老一辈的专家、学者、教授，也有中青年民间文学工作者和爱好者。为了开展民间文学集成选编工作，省和地、州、市各级都举办了培训班。据统计，1984年至1990年的六、七年间，我省举办的集成选编培训班达180余期。参加培训的有4500多人次。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云南大学、昆明师范学院就组织文科学生参加民间文学调查，让他们受到民族优秀文化的熏陶。云南大学、云南师范大学、蒙自师专的文科为三千多名学生开设了民间文学专业，壮大了云南民间文学的队伍，提高了他们的民族文化知识和科研水平。这支专业的业余的民间文艺队伍，受到丰富、深厚的云南各民族文化的哺育，后来，他们中的一部分成了卓有成就的民间文艺理论家、作家和教授。这些有成就的民间文艺人才，有的又输送到文教、党政部门为社会主义事业做出了新的贡献。

　　半个多世纪的云南民间文艺家协会，先后有二十多个驻会干部，绝大多数都受过专业训练，有较高的民族文化知识。他们在省文联党组的领导下，热爱民间文艺工作，坚守职责，甘当助手，出色地进行组织服务工作，为云南民间文艺事业的辉煌成就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为此，云南民间文艺家协会曾获得文化部、国家民委、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的多次表彰与奖励。

　　“三套集成”

　　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文学集成的选编工作，并且列入了八、九十年代的国家重点文化建设项目。这项任务也成为我省民间文艺集中全力进行的主要工作。1983年8月，云南省民间文学集成编辑办公室成立了，1984年，遵照文化部、国家民委、中国民协要求，开始了民间文学集成工作。省民间文艺家协会承编的是整个集成十套中的三套，即：云南民间故事集成、云南歌谣集成、云南谚语集成，简称“三套集成”。经省文化厅、省民委、省文联三家协商，并由各州市推荐代表组织成立了中国民间文学集成云南卷编辑委员会，先后聘请赵廷光任名誉主编，石有才、史宗龙、李仕良、李正荣、杨知勇、张文勋为顾问，李鉴尧担任主编，李赞绪、刘辉豪、杨利先担任副主编。编委会下设民间故事、民间歌谣、民间谚语三个分编委会。民间文学集成的编纂，是对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全面发掘，云南17个地州市，128个县都相继成立了民间文学集成办公室，并按照“科学性、全面性、代表性”的原则，在云南进行了约有12000多人参加的民间文学普查，这项工作直到1992年才基本结束。这次普查活动，搜集到的资料约1亿1仟多万字，全省先后出版印刷集成资料和读物约400多部，7000多万字，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在总编委会领导之下，认真进行了云南民间文学集成的选稿、编辑和讨论审定工作。故事卷初选为250多万字，歌谣初选8万多行，谚语初选22万多条，于1997年经省总编委全体成员初审原则通过。谚语卷，歌谣上下卷于1997年下半年经全国集成总编委初审通过，1998年故事上下卷经全国集成总编委会初审通过。

　　2003年，广大民间文艺工作者为之奋斗了近二十多年的国家级重大社科项目“民间文学三套集成”云南省卷，正式出版发行。云南省卷共包括《中国故事集成·云南卷》(上、下)、《中国歌谣集成·云南卷》(上、下)和《中国谚语集成·云南卷》，共600余万字，图片270余幅。这部鸿篇巨制是从全省搜集到的1.1亿多字的民间文学资料和编撰出版的400余部民间文学集成、州市县卷和民族卷中精选出来的，集全省26个民族优秀民间文学作品之大成。2004年，在昆明举行了“民间文学三套集成·云南卷”的首发式，与会领导和专家对“云南卷”作了高度的评价，省内媒体也进行了充分的介绍和宣传，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套书的编纂、出版和发行，凝聚着云南省广大民间文艺工作者的辛勤劳动和汗水，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标志着云南省民间文学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也为云南省民间文学集成工作划上了较为圆满的句号。云南的十大集成，民间文学三套集成是率先完成的。在全国，三套集成一次全部出版发行也较为罕见。为此，国家文化部在1988年、1997年、2000年和2004年多次表彰云南省的集成工作。一批长期从事集成工作的同志，如施珍华、刘本学、刘辉豪、杨利先、张绍祥、钱勇、陈烈等20余位同志先后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表彰。这期间，各州、市、县的民间文学集成卷也继续编纂和出版，如《宣威民间文学综合卷》、《贡山县民间文学卷》、《白族民间歌谣集成卷》、《富源水族民歌卷》、《五华区民间文学卷》等。一批民间文学作品也相继搜集整理和编纂出版，如《老昆明的故事》、基诺族血缘婚恋古歌——《贝壳歌》、《白族本子曲》、《云南回族歌谣》、《石宝山传说与剑川木匠故事》、《石宝山传统白曲》、《德宏民间叙事长诗》等。这些作品的搜集整理和出版，极大地繁荣了民间文艺园地，再度引起了人们对云南民间文学的关注。

　　艺术表演

　　云南民间艺术在各民族中有深厚的基础，各民族都有自己个性鲜明，独具特色的民间文艺活动和项目。各民族除喜庆节日和婚丧嫁娶等场合举行文艺活动外，随着旅游业的兴起，一大批民间文艺表演项目进入了旅游内容，形成了旅游业的一大品牌。在全省城乡群众娱乐活动中，民间文艺的活动占了很大的比例。有这样雄厚的文化和群众基础，云南省的民间文艺活动才得以迅猛发展，并屡屡获得全国民间文艺重要赛事的大奖，使全国民间文艺表演刮起了一股“云南风”，并形成了一种文化现象，民间文艺由民间进入艺术神圣的殿堂。1999年澳门回归祖国之际，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隆重的庆祝大会，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出席了这一盛大隆重的庆典。省民协率领石屏县花腰彝女子舞龙队参加庆祝大会的舞龙表演，使云岭高原的神“龙”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舞动，女子舞龙队获得了此次舞龙大赛金奖。2001年，在庆祝建党80周年之际，省民协派出了建水县哈尼族鋩鼓舞、景谷县傣族象脚鼓舞和晋宁县彝族秧佬鼓舞三支鼓舞队，共182人的强大阵容，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锣鼓喧天庆七·一暨首届中华鼓舞大赛”活动，使云南高原雄浑有力的鼓声响彻在比赛地点居庸关长城，震撼在中华世纪坛。此次活动和大赛中，哈尼族鋩鼓舞和傣族象脚鼓舞双双获得中国民间文艺最高奖“山花奖”，彝族秧佬鼓舞获得金奖。省民协还组织选派了大理白族民间艺术团，参加了在江苏省无锡市举行的第四届中国民间艺术节;选派了景谷县傣族象脚鼓舞队参加了在湖北荆门市举行的第五届中国民间艺术节;选派了永平县文工团、剑川县阿鹏艺术团和丽江玉龙县歌舞团参加了在山西榆次市举行的第六届中国民间艺术节。在这三次国家级的艺术节上，云南都获得了众多的奖项，其中玉龙县的《玉龙风》节目获得了艺术节金奖，回省后受到了省委宣传部等部门的表彰和奖励。景谷县象脚鼓舞获得金奖，大理州的节目获得银奖，优秀奖等。还选派了曲靖民间艺术团参加了在杭州举行的首届中国广场舞大赛，并获得金奖。选派了大理白族艺术团参加了河南省民间艺术节等，同样深受欢迎，获得佳绩。2005年，我们组织选送的南涧县彝族“跳菜舞”参加了在广东举行的“第七届山花奖·民间广场舞”大赛，以第一名的成绩摘取桂冠，荣获“山花奖”;组织选送了东川区彝族“神鼓舞”，参加在山西举行的“第七届山花奖·民间鼓舞鼓乐大赛”，以第一名的成绩荣获“山花奖”，让久负盛名并是东道主的山西“威风锣鼓”仅居第二名;组织选送双柏县彝族“老虎笙舞”参加了在江西南昌举行的“中国首届傩文化艺术节”，并获艺术节金奖;组织选送富源县水族“吞口舞”获“中国首届傩文化艺术节”优秀节目奖。组织选送的景谷县傣族象脚鼓舞参加了在广东举行的“泛珠三角(9+2)民间艺术大赛”，获大赛金奖。上述五个节目先后受到了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厅和省文联的隆重表彰和奖励。此外，还组织选送了石屏县花腰彝艺术团、玉龙县纳西族艺术团参加了分别在江苏省张家港市和江西省婺远县举行的“长江流域民间艺术节”和“中国首届(江西婺远)乡村艺术节”，节目深受欢迎，演出大获成功。

　　通过这些重要赛事和民间艺术活动，使人们更深刻地去感受和了解云南民族文化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独特的魅力，从而为云南文化大省的建设、让世界了解云南、最终让云南走向世界起了推动作用。

　　其它方面

　　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是我国为保护、开掘和发展民间文化所进行的一项战略性工程，意义十分重大。该工程项目多，要求严，难度大，时间跨度长，给实施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在中国民协的指导和支持下，我省首先实施了“中国民间故事全书·大理州部分”的编纂项目。经过努力，该项目共12卷文稿，300余万字已编纂完成，并由北京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2005年10月，中国民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该套书隆重的新闻发布会，并将这套书作为中国民间故事全书的编纂样板发往全国各地，用以指导工作。抢救工程中的另一项目《中国木板年画·云南甲马卷》的编纂工作也进展顺利，已初步编纂完成，可望于2006年内出版发行。抢救工程中的其它项目也将陆续予以实施。省民协已经在2006年6 月下发文件，要求2006年7月开始在全省启动“中国民间故事全书”的编纂工作，每个县、市编一卷，争取在三年左右的时间完成这项任务。省民协与省民委古籍办的合作项目“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及《云南民族口承文化总目提要》的编纂工作也进展顺利，目前已完成条目撰写任务，待修改统编后出版。

　　随着协会工作范围和内容的不断扩大，省民协在民间工艺方面也作了一些积极的尝试和努力，力图把云南丰富多样的民间工艺项目推向全国，扩大影响，做大做强，使之产生文化影响和经济效益，并成为我省又一新的经济增长点。99‵世博会前夕，在昆明科技宫举办了全国根雕艺术精品展，展出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数千件根雕艺术精品。此次根雕展是省民协举办的最大规模的展览，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和效果。此外，在宣威和开远也分别举办了云南根雕艺术精品展和全国根雕艺术大展，展出近万件作品，共有十余万人次观看了展览。在此基础上，编纂出《云南根雕作品选》和《中国当代根雕艺术精品选》两本画册，其中《中国当代根雕艺术精品选》已由云南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在北京举办的第二届中国民间工艺品博览会上，我省作者华品的《龙之神》、恭开华的《追星赶月》、李启忠的《冬至》获优秀作品入围奖。根据省民协的推荐和申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授予大理州鹤庆县新华村白族工艺家寸发标“民间工艺大师”的称号。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协主席冯骥才同志亲赴大理州鹤庆县，向寸发标同志颁发了证书。

　　长期以来，全省各地民协活动精彩迭出，亮点频现，民协系统影响日益扩大，极大地丰富了城乡人民的文化生活，繁荣了民间文艺园地。同时，这些活动作为一种活的载体，保护和传承了民间传统文化。如今，走遍云南各地的山山水水、村村寨寨，到处都有民间文艺活动的踪影，到处都有民族传统艺术表演的项目，到处都有传统文化的观赏窗口，民间文艺在云岭高原上大放异彩。如昆明市民协共举办了四届民间文艺调演，参演的队伍达数百个，使一大批优秀民间文艺节目脱颖而出。昆明市民协还举办了民间文艺“茶花奖”，使一批民间文艺类优秀项目获奖。曲靖市民协成立了民间艺术团，下辖近30个分团，从而使全市的民间文艺表演团体纳入了市民协的指导和协调范围，极大地扩大了协会的影响，提高了协会的知名度。大理州民协举办了民间传统文化传习班，培养了民间文化的传承人。红河、文山、楚雄、昭通、玉溪等地联合举办了根雕艺术精品展等等。

　　多年来，省民协还积极组织文艺家深入生活，到省内外采风，通过采风活动，文艺家们亲眼看到了省外的发展变化和边疆民族地区的生活，开拓了眼界，增长了见识，并搜集了大量的民间文艺素材和创作素村，创作出了一大批各类文艺作品，尤其是民间文艺方面的作品，极大的丰富了我省民间文艺的园地。全省民协的会员队伍也不断壮大，现有省级会员862名，中国民会员165名。在民间文艺领域，一代新人正在茁壮成长，各民族都有自己民间文化领域新的领军人物出现。民间文艺，后继有人。

　　在取得辉煌成绩的同时，目前也还有不足和缺憾。一是整个民间文艺领域开拓精神还不够，还没有充分利用好云南民间文艺富矿的资源，资源优势还没有转化成文化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就文学而言，过去我们搜集过许多长诗、歌谣，但这仅是其中的一小部份。据了解，蕴藏在各民族中的长诗至少还有四五百部还未翻译和整理。傣族、彝族、纳西族的民族文字典籍也需要进一步进行系统的翻译整理。佤族、德昂族、布朗族和一些居住分散、交通不便的民族支系，始终是我们调查工作中的薄弱环节。对他们的文学艺术状况了解还很肤浅。第二、研究工作的系统性和深度还不够。民族文化是民族的精神支柱，是一个民族生存发展的内在动力，这种“内在动力”可以引伸出文化人类学，文化地理学，文化心理学，文化宗教学。类似的学术探讨，有的有所接触，有的还根本没有接触。研究领域尚有许多空白。民间文艺家协会和他们的成员们，就过去的工作基础，应当而且可以在上述研究领域中承担主角。三是缺乏民间文学作品的发表园地，使搜集整理的民间文学作品难以发表，比起辉煌时期，民间文学呈萎缩趋势;四是学术活动不够，还没有形成以协会为中心的浓厚的学术氛围;五是与国外学术活动和交流互访不够，还需打破僵局;六是需要进一步加强与会员的联系，充分发挥每一个会员的作用。

　　展望未来，云南民间文艺这朵奇葩，将会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云南民族文化大省、旅游大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更加魅力四射，亮丽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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