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文学经典回顾展：《泰山民间故事大观》

民间文学经典回顾展：《泰山民间故事大观》

20世纪后半叶，在我国民间文学的搜集记录史上是一个成绩辉煌、甚至是再也难以再现和超越的时期。仅从个人的立场作一次盘点回顾，将陆续成篇。——作者小启  2011-05-13

建国以来，由于民间文学队伍构成的多元来源，研究队伍和研究工作的薄弱等，在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原则上，多有分歧。情况大体上是这样的：搜集者和研究者长期处于割裂状态，搜集者队伍，多为文学爱好者、初学写作者，和未经学科训练的基层文化工作者与中小学教师，他们大多主张对搜集来的民间作品进行加工修改，到60年代甚至出现了“改旧编新”说；研究者队伍，多为高校专业教师和研究所人员，或可把他们称为学院派，则主张忠实记录，对民间作品不要擅自修改，过去发生论争中甚至出现过“一字不动”论，但他们没有田野调查和搜集采录的实践，更没有提供出科学记录的民间作品样板。1962年，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研究部曾将历年来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文章选编为一集《关于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问题》。[1]但问题远未解决，“文革”后，再次上升为一个突出的学术顽症。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派出研究部的陶阳、徐纪民、吴绵三人组成调查组，于1980年5月15～7月2日到泰山、徂徕山地区的一些公社和灵岩寺一带调查采录民间故事，其目的，就是为了探索搜集记录民间故事的科学性和可能性。这次调查实行“全面搜集”的方针和采用“有闻必录”的方法，用笔录和录音并用的手段，采录到泰山神话、传说、故事、童话，包括异文，近300篇；徂徕山革命故事和传统故事100篇，革命民歌近300篇。在这次实地调查之前，北京和长春的刊物上，正开展民间文学作品“改旧编新”的讨论。他们的调查目的在回答“改旧编新”论者。他们所调查采录到的民间故事编为《泰山民间故事大观》。[2]调查者所追求的是一种科学采录的境界，他们希望能向民间文学界提供一种“忠实记录”的样板。

贾芝在《序言》中评价说：“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工作，由于各种原因，例如不熟悉这项工作，尤其是对口头文学的特点认识不足，在理论上与实践上至今还有分歧。但大多数民间文学工作者是赞同和遵循‘忠实记录，慎重整理’这一原则的。我们必须重视不注意工作的科学性，即不注意记录和整理民间创作应力求忠实于原作而任意编、改的危害性。……我们为了摸索‘忠实记录，慎重整理’的经验，特派研究部的陶阳等三位同志去泰山实地调查，这次调查是实习性质，也是为了能够从实践中做出一个符合搜集、整理科学性的一个实例来。……他们摸索的经验不仅有力地说明了‘忠实记录，慎重整理’原则的正确性，具体做法还有值得人们参考的是：（1）依靠地区文化部门的领导；（2）坚持做到全面搜集、全面调查（包括口头记录与考察历史文献）；（3）利用录音机，同时笔记，还要力求做到有闻必录；（4）记录同一母题故事的异文；（5）研究每一尊神的来历，对故事的异文作比较研究和有关理论上的探索。”[3]

多年来，我国民间文学界在民间作品的记录和整理问题上，存在不同意见。前面说到，从1957年起，曾不止一次地在报刊上发生过公开的争论。1982年1月2日，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常务理事扩大会通过的决议中，写入了计划编纂《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民歌民谣集成》、《中国谚语大观》的计划。搜集记录的问题，再此提到了领导者和学者们的面前。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胡乔木看了“决议”后，就民间文学作品的记录原则发表了如下意见：

编这三部书，我赞成。民间故事内容很多，《中国民间故事集成》是一部很大的书，编十年没有问题。《民间文学》（月刊）发表了不少民间故事。过去“五四”时代北京大学搜集歌谣，北新书局也出版了一些民间故事。那些东西，作为《集成》，可以收进去。

我有一次看到《人民日报》发表了黄永玉的一篇文章，他主张不随便改过去时代的作品，我很赞成他的意见。民间故事，有的改得很厉害；改的结果，就不能成为研究的对象，而成了70年代、80年代文人的作品了。我们对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间故事，主要的是要注意保持原来的面目；失掉原来的样子，就没有科学价值了。比如用比较研究法研究民间故事，我们搜集了中国的民间故事，还有印度的、欧洲的，研究它们的历史也好，源流也好，如果都是经过加工了的，那就不能研究了。

我想起20年代起收集的民间故事，大体上是比较真实的。解放后，大家都看不起那些故事，认为没有多大意义，没有社会意义。但这也很难说。比方，巧媳妇的故事，呆女婿的故事，都有益于提高人民的智慧；说呆，也能从反面提高人民的智慧。另外，像笑话、谜语、巧对，这类故事流行的很多。现在搜集民歌、民间故事、谚语，当然很好。谜语是历史上留下来的，有的连带着一个故事，也可以搜集。民间的巧对，大都连带一个故事。这种巧对，带有汉语的特点。别的国家不会有对联，只有中国有。这些东西，我想应当收集。编辑《集成》，是大规模的；另外，也可以有小规模的，出些小册子。《中国民间故事选》，选得窄了些。有政治内容的，有社会意义的，固然应当入选，但不能只选这类作品；如果仅仅是地主与长工、革命领袖的故事，就把民间故事贫乏化了。解放后出版的民间故事，比较地贫弱。50年代，莫斯科大学有一个副教授问我：中国出版的民间故事为什么这样少？中国是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有这么悠久的历史，民间故事书出版得太少了！过去，这也是一种“左”的思想。1964年我同你谈话，那时，思想就不敢解放，认为流传的东西统统都应否定。有一派人就是这样主张的。民研会有一个人，他把民间文学全否定了。强调新创作，还有什么民间文学？通俗文艺，有它的需要，但通俗文艺，不就是民间文学。

民间文学是人民长期历史遗留下来的作品。是些什么样的故事、民歌，出在哪个朝代，都应搞清楚。现在不搜集，还要作假！“改旧编新”那是另一回事。民间文学不能改。把唐诗统统改一遍，杜甫的诗，李白的诗，统统改一遍，然后还说是唐诗，行吗？那是假古董，连假古董都不如，因为假古董还要模仿，在市场上还要求它像。一改，就没有底了，改到了什么程度算是民间文学？没有标准了，意义就失掉了。民间文学如修改了，那是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真假不分，子孙后代都要遭殃，失掉了研究的基础。

选民间故事，要采取客观的态度，眼界要放得比较宽。有的故事，今天选也许没有好处，但可作为资料，供专家研究。（作为读物）出版，选的范围可以小一点。

民间故事的出版是一回事，搜集整理是另一回事。民间故事要注意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过去强调民间故事的社会意义，强调掉到了不适当的程度，把编选、出版的范围都缩小了；另一种情况，就是随便修改，改得面目全非。民间故事，搜集的人不能任意修改。一个是，不要人工地缩小它的范围；一个是，不要人工地修改它的真相。这两条是前提。不解决这个问题，工作做不下去，越做越坏。[4]

《泰山民间故事大观》的出版，实际上是在中国语境下对民间文学“忠实记录”的可能性和可行性的一个实验，也可看做是多年来关于记录与整理的争论的一个总结。

（注：此系拙著《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这个小题目的增订改写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