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郑元者：中国问题、中国话语与中国理论

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HANGZHOU TEACHERS COLLEGE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04 No.6 P.54-55

郑元者教授主持 艺术人类学与民间文学论坛

                主持人的话：中国问题、中国话语与中国理论

The Editorial Advisor's Commentary--The Chinese Issue, Discourse and Theory

郑元者

（复旦大学  中文系，上海  200433）

   

回顾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当代中国学术史，我们或许会不无惊异地发现，“艺术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Art）这个字眼开始变得越来越跳跃，越来越醒目，以至于如今已悄然成长为一门独立的新兴交叉学科。虽然复旦大学中文系从1995年开始率先在国内高校开设本科生系列课程《艺术人类学》和《人类学美学》等，并分别于1998年、2001年开始在文艺学专业招收人类学美学方向的硕士生和艺术人类学方向的博士生，但对艺术人类学这门学科来说，2003年11月1日应该是一个重要的日子，是日召开的复旦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第59次会议，在院系学位分委员会汇报讨论和研究生院组织的专家组严格论证的基础上，表决通过并同意设置由我领衔的“艺术人类学与民间文学”博士专业，2004年2月经国务院学位办公室正式批准，艺术人类学与民间文学博士授权点正式建立，这标志着艺术人类学在我国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学科建制上奠定了关键的一环，同时也意味着复旦大学中文系在特色学科建设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从此以后，在21世纪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蓝图上，艺术人类学得以开始塑造学科自主成长的环境，有望形成与其它学科之间的复杂交响。
   

 相比之下，“民间文学”在中国可以说是一个散发着成长阵痛的字眼，其中最令人伤心的一笔，莫过于前些年在全国高校学科布局调整时，有关部门和专家将民间文学归入社会学门类的民俗学，客观上把民间文学降格为三级学科，模糊了民间文学与民俗学之间必要的学科边界，其结果就是弱化甚或抹杀了民间文艺学的学科特质。这对民间文艺学界来说无异于一场致命的总体性打击。幸运的是，近年来复旦大学、华中师大、山东大学等高校的相关学者和职能部门已大力开展学科自救，把民间文学提升到应有的二级学科地位，让它重新在自身学术逻辑的轨道上穿行，重新获得现代学术的成长机会和空间。
 

  尘埃落定之后，更多的是渴望。也许，寄寓在艺术人类学与民间文学学科上的学术梦想，何时能作为不可辩驳的“真理”被大多数人所接受，我们不敢奢望，但这两个学科里面的确洋溢着一股股让人兴奋的、不断生长的生命力量，潜藏着一种可以不断抒写梦想的诗学。在这样的梦想和诗学面前，正像美学等学科一样，建立一个“不断走向反思、走向实验性写作的话语系统和世界性对话系统”[1]（P246），应该成为它们的基本理念、策略和立场，而实验性写作自然需要强有力的实验平台，我们除了陆续推出《文化与艺术人类学译丛》（中央编译出版社）、《艺术人类学与民间文学评论》丛刊（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等重大的学科建设举措以外，开设相关的前沿论坛无疑也是最佳选择之一。在这个意义上，《杭州师范学院学报》不定期开设的“艺术人类学与民间文学”前沿论坛，很可能会成为中国艺术人类学和民间文艺学学科发展史上的一份珍贵档案。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J.Toynbee）曾指出，挑战和应战是文明成长的主要动力[2]（P74）。学科的成长何尝不是如此。我始终认为，面对西方学术话语霸权的世纪性挑战，21世纪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必将走向一个实验性的时代，而头等重要的应战策略和目标程序，则是中国问题、中国话语和中国理论的生成。关于如何在艺术人类学研究中生成中国问题、中国话语和中国理论，我在拙著《本土化的现代性追求：中国艺术人类学导论》中已有周详的阐释和论证[3]，兹不赘述。上述应战策略和目标程序对民间文艺学研究也不例外。我在1998年12月撰就的《当代中国美学的四大遗憾》一文中曾明确表示，在遭逢形形色色的西方现代思想资源时，“当代中国美学的中国性问题”[4]（P172）鲜有较深入的理论应对，是研究层次上的“元美学欠缺”的一个集中体现。其实，从20世纪中国民间文艺学的学科发展状况[5]（PP2-62）来看，我以为当前至关重要的一个工作是要健全“元民间文艺学”这样一个研究层次，其思维格调和问题脉络与我所极力倡导的“元文艺学”相仿[6]，着力要反思的是民间文艺学之为民间文艺学的根据之所在，籍此对通行的民间文艺学的理论构架和基本概念进行更为深入的批判式研究，对其有效性程度和合理性因子做出审检。比如，20世纪中国民间文艺学到底有多少中国的意味？其中的“民间”主要意指中国下层老百姓的生活世界？抑或其本身就是一个有待于阐释和验证的生活世界和价值空间？如果我们强调民间文艺学是一种“特殊的文艺学”[7]（P65），那么，我们迄今为止对民间文艺学的特殊性的诠释是否足以让该学科在学理上获得完全的合法性？针对眼下民间文艺学界的种种危机呼声，当我们把思维触角一次次伸入到上述问题层次时，或许就会感觉到难以言说的焦虑和惶恐。而问题的症结，恐怕就在于我们一直未能在该学科领域足够自主地提炼出一系列具有原发性创造空间的中国问题、中国话语和中国理论。
   

文化人类学研究确乎已经表明，各个民族都会试图建立起一种适应其独特需要的文化和艺术。我们今天从事中国艺术人类学与民间文艺学研究，一个根本性的任务就是要始终联系中国文化和中国艺术自身的实际，提出真正具有本土化意味的问题、话语，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本土化的学科理论，而不是热衷于简单地挪用西方的或西方化的理论话语来解决中国问题。正如戴维·库珀（David Cooper）在其主编的《美学指南》一书中所申明的那样，人们总是特别欣赏每一种文化的“独一无二的美学”[8]（P68）。这应该是包括世界美学史在内的世界学术史的一个铁的规律。对中国艺术人类学与民间文艺学研究来说，惟有在最高的限度内拥有中国性的品质，才能以其独一无二的本性步入世界性对话的系统。当外语专家为“发展是硬道理”这样地道的中国话语的翻译问题感到为难的时候，我们就能真切地意识到中国话语的份量。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问题、中国话语和中国理论正是获取中国艺术人类学和民间文艺学的“中国性”并促使它们在21世纪不断生长的精神前提。有朝一日，如果我们在面对一系列中国问题时有能力提出“发展是硬道理”式的诸多中国话语，构筑起足以与西方任何强势话语和理论相抗衡的自主话语和理论体系，那么，中国艺术人类学和民间文艺学才能真正拥有身份认同清晰的、面对世纪性成长的精神盾牌，同时也能有效化解自身在20世纪的演历过程中所遗留下来的诸多世纪性矛盾。
    印度学者马兹罗·伊斯兰（Mazharul Islam）曾写过《民间文学：民族的脉搏》[9]这样一本书，他把民间文学喻为“民族的脉搏”，我很赞同这个说法。因为，我们以往似乎把包括民间艺术在内的中国艺术作了过多的学理化的解释和理解，忽视了从民族精神的至深处、从民族精神的内在需要的层次上来体察和领会其中的密码，而这恰恰是我们之所以如此强调中国艺术人类学和民间文艺学研究中的中国问题、中国话语和中国理论的深层逻辑。我的意思是说，纯粹的学理化把握固然重要，但中国艺术人类学和民间文艺学研究恐怕更需要自己的精神现象学，而这种精神现象学是当今任何高科技所无法企及的心灵地带。好在这个前沿论坛既是一个学术平台，又是一幅新的精神航海图，我们既可以在此作深度的学理剖析，也可以作心灵化的精神穿游！


参考文献：
[1]郑元者. 心灵的亲证[N]. 复旦研究生报·燕园学人，2001-11-29. 郑元者. 美学与艺术人类学论集[M] . 沈阳：沈阳出版社，2003.
[2]阿诺德·汤因比著，曹未风等译. 历史研究：上册[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3]郑元者. “本土化的现代性追求：中国艺术人类学导论”述要[J]. 文艺研究，2004，（4）.
[4]郑元者. 美学观礼[M]. 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0.
[5]刘守华、白庚胜主编. 中国民间文艺学年鉴·2001年卷：第一编 20世纪中国民间文艺学回眸[Z].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6]郑元者. 走向元文艺学[J]. 文学评论，1996，（4）.
[7]钟敬文. 加强民间文艺学的研究工作[A]. 钟敬文文集[C].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8]David Cooper. A Companion to Aesthetics [Z]，ed. Malden：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1992.
[9]Mazharul Islam. Folklore: the pulse of the people[M]. New Delhi：Concept Publishing Company, 1985.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作者简介：郑元者（1964—），男，浙江温州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会会长、中华美学学会理事、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稻作文化委员会主任委员。主要从事当代人类学美学、艺术人类学与民间文学等领域的跨学科性研究。

此文来源：“复旦中文论坛”网